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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由具体时空下的一系列事件和人物所构成，这些史事相互关联形成历史脉络，成为某一特定史事发生发展的历程。只有将历史事件置于历史进程中，才能显示其存在的意义。德意志帝国经过数百年融合、战争终于走上统一的道路，建立了君主立宪体制。如教材所言，德意志民主政治是不彻底、不完善的民主，带有一定的封建保守因素，但是细看其中的条款，其帝国议会由成年男子选举产生，从选举范围看其民主化程度在当时的世界上是较为突出的。此外，德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国家福利政策、保护工人利益的国家，这与德国保守、专制的印象有一定的差异。从特殊史事出发，探寻历史的矛盾与冲突，有助于澄清历史发展的脉络，从历史的角度尽可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和理解过去的事物。
一、“个性”的历史：德意志用自由终结自由
我们先来基本回望一下德意志统一的过程，在铁血之外，其实曾经有过议会协商、民主统一的尝试，但时代的发展、德意志民族的状况和民族主义的情绪使这样的努力注定以失败告终。德意志在罗马帝国覆亡以后，曾经有过长时期的集权统一阶段，从法兰克王国到东法兰克王国、再到神圣罗马帝国，直至1356年，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在诸侯的压力下，颁布“黄金诏书”，正式确认诸侯选举皇帝的权利，承认诸侯在自己领地内的绝对君主权力，最终使帝国成了“众多独立邦国的松散结合体”。[1]组成联邦议会来完成统一曾是德意志发展道路的一种选择。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像霹雳一样击中这个叫德国的混乱世界。”[2]它用战争的方式唤醒了德国人的民族情感，也大大动摇了德意志地区的封建制度。法军所到之处，旧的封建主义因素被废除，宗教信仰自由、贸易自由等原则得到确立。以普鲁士为代表的一些邦国也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走上政治改革之路，向资本主义转变。1848年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正式开幕。德意志议会的出现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代表着德意志民众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议会协商，实现统一、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但是，这也注定了该议会最终失败的命运。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者倡导国家至上、威权政治，尤其在德意志四分五裂的情形下，民族问题一开始就成为议会的焦点，代表们无所休止的争论让人失望，人们普遍感受到议会的争执不可能带来国家的统一。1849年，当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议会授予的德意志皇帝称号以后，法兰克福议会被迫解散，意味着要求“自上而下”地实现全民族统一、实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德意志失败。议会自上而下统一方式的失败，标志民族主义的胜利。之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得出结论：“谁要统一德国，就必须征服德国。”在这一背景下，1862年出任普鲁士宰相的俾斯麦不顾议会的阻力，强行推进改革，更在普鲁士议会中喊出：“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能解决的，而是通过铁和血。”在俾斯麦看来，只要政府满足资产阶级革命最迫切需要的国家统一，他们最终会改变态度，自由、民主这些空虚的观念只要与现实需要相冲突，统统可以抛弃。
统一后的德国宪法却包含了平等、直接选举和秘密投票这些民主原则，这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直到1884—1885年选举改革议会，才基本实现了男性普选权，又是为什么呢？这就要从制度的主要设计者俾斯麦说起，他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也不是民族主义者，他首先是一位普鲁士人，他的政策致力于打造强大的普鲁士，然后按普鲁士的意志实现联合，他以现实主义者而自傲，后来他被称为现实政治的一流实践家。在议会问题上，他虽然粗暴地跳脱了普鲁士议会的限制，打击了自由派。但在统一过程中，为了赢得对邦联的控制，俾斯麦却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位民主人士。他知道如果要达到结成以普鲁士为首的强有力联盟的目标，需要把任何德意志政治家均为顾及的选民即民众拉到自己一边来。[3]工业革命后，无产阶级兴起，工人运动展示其强大的改造社会的能力，普通民众已不再是中世纪庄园里任人摆布的农奴。俾斯麦为联盟设计的宪法规定了两个议院，上院代表各邦国、下院由男子普选产生。他想利用民众的支持来加强中央政府以对抗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这使得自由派中产阶级感到震惊和沮丧。俾斯麦的政策融合了专制家长制、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德意志帝国表面上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实际上却是一个高压极权的大国。在宪法中“没有包含立宪制度的民意机构务必坚持的权力。它没有基本权利，没有税收批准权，没有部长负责制，没有规定议员津贴，代替这些的却是铁的军事预算和联邦首相强有力的权力地位”[4]。这样的议会制度不是建立在人民主权上，而是建立在普鲁士君主专制权力的基础上，是为俾斯麦个人设计的。所以马克思在總结德意志政治制度特点时指出，它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的国家”。君主是实，立宪是虚，它的议会虽然具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形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自由派所期待的自由主义精神在国家政权结构中并未体现出来，还不是真正意义的代议制。[5]
二、“通性”的历史解释，历史教学的灵动和魅力
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不可复制的，但其中有一些史事更具有独特性。面对这些独特性史事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国情或历史偶然性等空泛的概念化表述，要揭示特点，帮助学生理解其发展的脉络。因为这些特殊之处，既能反映历史事件的具体性，又能显现出其所具有的特殊性。钱穆先生曾说过：“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6]
首先，理解独特事件要在具体的时空下进行探讨。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7]例如本文所述德意志民主政治的主要发展是于20世纪后半期，这一时期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为代表的“双元革命”席卷欧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主导德国统一的普鲁士虽经历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容克地主占据政治统治地位;德意志的广大民众在法国革命的刺激下，渴望消除分裂、走向统一，民族情绪与日俱增;此外，其中制度设计的关键人物俾斯麦抱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不断调和不同阶级、不同思想之间的冲突，既给予民众较为充分的选举权，又满足无产阶级的经济要求，最终目的是实现德国统一和稳定。这样的政治制度带有时代、国情和俾斯麦个人等多重烙印，是历史合力的产物。 其次，揭示史事的独特性要着眼于历史细节。历史是复杂的、多变的，由众多因素构成，要了解人物、事件除了在整体的时代发展潮流中理解，更要关注历史的细节，人物的性格、成长的环境、独特的社会心态等等都会对史事产生影响。俾斯麦曾利用埃姆斯密电以激起德、法人民的民族仇恨的外交事件，藉以令法国宣战，发动普法战争。1870年普法两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产生了矛盾，法国驻普鲁士大使贝内德狄带着法国政府的新指令，来到普鲁士国王的疗养地——科布伦茨东郊的埃姆斯温泉，希望求见威廉一世，转达拿破仑三世的密函“希望陛下能保证，将来不要求这种已放弃了的候选人资格”。但这种无礼的态度，令威廉一世感到惊愕。之后威廉一世就把和法国大使交谈的内容，从埃姆斯向柏林发出一份急电给俾斯麦。这时，俾斯麦正在举行家宴，突然接到威廉一世的急电，在读过电文后，俾斯麦非常开心，并问参谋总长毛奇是否对法国战争有全胜的把握，毛奇作了肯定的答复。于是，俾斯麦拿起笔来修改电文，他删去电文中“还可在柏林从长计议”一句，在结尾部分加上了这样的刺激法国的话：“国王陛下以后拒绝接见法国大使，并命令值日副官转告法国大使，陛下再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俾斯麦把这个电文在报纸上公布，并通告驻国外所有普鲁士使团，埃姆斯急电的内容很快传到巴黎，舆论一片哗然，拿破仑三世被激怒了。1870年7月19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俾斯麦成功的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法国人，使自己处于了政治主动的地位。可见，俾斯麦在统一过程中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是单一事件。他懂得如何煽动民族情绪，在对立、冲突中实现普鲁士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对于独特史事的理解要把握事件的本质。恩格斯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8]这是指人们是在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生活条件不是由人们自己选择的，因而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史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统一的产物。德意志民主政治也是如此，虽然它具有广泛的选举权、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但从其本质来看它维护的还是以普鲁士容克贵族权力为主体的政治体制，它最终建立了一个威权政治体系，俾斯麦利用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削弱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力量，用形式上的民主扼住了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咽喉，可以说俾斯麦是用民主的方式埋葬了自由。历史学家西奥多·莫姆森说，通过这些政策，折断了国家的脊梁。他解放了一个民族，却未给他们自由。[9]
在历史教学中，注重历史框架结构的搭建，强调宏观叙事，难免会忽视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独特性，实际上，大至文化、族群，小至个人、细事，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他们有自己的生命力。历史不见了细节、不见了人、不见了偶然性，就只能变成干巴巴的教条，变成了波澜不惊、毫无悬念的必然结果。[10]只有珍视历史的偶然、关注历史的细节、探寻历史的独特面，将史事的“个性”与历史的“通性”相关联，才能正确地理解史事，做出合理的解释。这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一方面要关注历史的规律、时代特征的构建，又要走进历史人物的心灵、还原历史的现场，体现历史的生动和魅力，通过展现独特的历史史事造就更加鲜活、更为灵动的历史教学。
【注释】
[1]齐世荣等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35页。
[3]（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64、368页。
[4][5]杨菁：《从等级制到代议制——德国议会制度的演变》，《德国研究》2003年第1期。
[6]錢穆：《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新民书局有限公司，1970年，第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7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6页。
[9] （美）迈克尔·贝兰著，叶硕等译：《帝国的铸就》，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447页。
[10]鲍丽倩：《穿越”现实“与”现场“的历史理解》，《历史教学》2016年第8期。
一、“个性”的历史：德意志用自由终结自由
我们先来基本回望一下德意志统一的过程，在铁血之外，其实曾经有过议会协商、民主统一的尝试，但时代的发展、德意志民族的状况和民族主义的情绪使这样的努力注定以失败告终。德意志在罗马帝国覆亡以后，曾经有过长时期的集权统一阶段，从法兰克王国到东法兰克王国、再到神圣罗马帝国，直至1356年，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在诸侯的压力下，颁布“黄金诏书”，正式确认诸侯选举皇帝的权利，承认诸侯在自己领地内的绝对君主权力，最终使帝国成了“众多独立邦国的松散结合体”。[1]组成联邦议会来完成统一曾是德意志发展道路的一种选择。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像霹雳一样击中这个叫德国的混乱世界。”[2]它用战争的方式唤醒了德国人的民族情感，也大大动摇了德意志地区的封建制度。法军所到之处，旧的封建主义因素被废除，宗教信仰自由、贸易自由等原则得到确立。以普鲁士为代表的一些邦国也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走上政治改革之路，向资本主义转变。1848年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正式开幕。德意志议会的出现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代表着德意志民众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议会协商，实现统一、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但是，这也注定了该议会最终失败的命运。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者倡导国家至上、威权政治，尤其在德意志四分五裂的情形下，民族问题一开始就成为议会的焦点，代表们无所休止的争论让人失望，人们普遍感受到议会的争执不可能带来国家的统一。1849年，当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议会授予的德意志皇帝称号以后，法兰克福议会被迫解散，意味着要求“自上而下”地实现全民族统一、实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德意志失败。议会自上而下统一方式的失败，标志民族主义的胜利。之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得出结论：“谁要统一德国，就必须征服德国。”在这一背景下，1862年出任普鲁士宰相的俾斯麦不顾议会的阻力，强行推进改革，更在普鲁士议会中喊出：“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能解决的，而是通过铁和血。”在俾斯麦看来，只要政府满足资产阶级革命最迫切需要的国家统一，他们最终会改变态度，自由、民主这些空虚的观念只要与现实需要相冲突，统统可以抛弃。
统一后的德国宪法却包含了平等、直接选举和秘密投票这些民主原则，这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直到1884—1885年选举改革议会，才基本实现了男性普选权，又是为什么呢？这就要从制度的主要设计者俾斯麦说起，他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也不是民族主义者，他首先是一位普鲁士人，他的政策致力于打造强大的普鲁士，然后按普鲁士的意志实现联合，他以现实主义者而自傲，后来他被称为现实政治的一流实践家。在议会问题上，他虽然粗暴地跳脱了普鲁士议会的限制，打击了自由派。但在统一过程中，为了赢得对邦联的控制，俾斯麦却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位民主人士。他知道如果要达到结成以普鲁士为首的强有力联盟的目标，需要把任何德意志政治家均为顾及的选民即民众拉到自己一边来。[3]工业革命后，无产阶级兴起，工人运动展示其强大的改造社会的能力，普通民众已不再是中世纪庄园里任人摆布的农奴。俾斯麦为联盟设计的宪法规定了两个议院，上院代表各邦国、下院由男子普选产生。他想利用民众的支持来加强中央政府以对抗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这使得自由派中产阶级感到震惊和沮丧。俾斯麦的政策融合了专制家长制、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德意志帝国表面上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实际上却是一个高压极权的大国。在宪法中“没有包含立宪制度的民意机构务必坚持的权力。它没有基本权利，没有税收批准权，没有部长负责制，没有规定议员津贴，代替这些的却是铁的军事预算和联邦首相强有力的权力地位”[4]。这样的议会制度不是建立在人民主权上，而是建立在普鲁士君主专制权力的基础上，是为俾斯麦个人设计的。所以马克思在總结德意志政治制度特点时指出，它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的国家”。君主是实，立宪是虚，它的议会虽然具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形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自由派所期待的自由主义精神在国家政权结构中并未体现出来，还不是真正意义的代议制。[5]
二、“通性”的历史解释，历史教学的灵动和魅力
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不可复制的，但其中有一些史事更具有独特性。面对这些独特性史事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国情或历史偶然性等空泛的概念化表述，要揭示特点，帮助学生理解其发展的脉络。因为这些特殊之处，既能反映历史事件的具体性，又能显现出其所具有的特殊性。钱穆先生曾说过：“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6]
首先，理解独特事件要在具体的时空下进行探讨。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7]例如本文所述德意志民主政治的主要发展是于20世纪后半期，这一时期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为代表的“双元革命”席卷欧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主导德国统一的普鲁士虽经历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容克地主占据政治统治地位;德意志的广大民众在法国革命的刺激下，渴望消除分裂、走向统一，民族情绪与日俱增;此外，其中制度设计的关键人物俾斯麦抱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不断调和不同阶级、不同思想之间的冲突，既给予民众较为充分的选举权，又满足无产阶级的经济要求，最终目的是实现德国统一和稳定。这样的政治制度带有时代、国情和俾斯麦个人等多重烙印，是历史合力的产物。 其次，揭示史事的独特性要着眼于历史细节。历史是复杂的、多变的，由众多因素构成，要了解人物、事件除了在整体的时代发展潮流中理解，更要关注历史的细节，人物的性格、成长的环境、独特的社会心态等等都会对史事产生影响。俾斯麦曾利用埃姆斯密电以激起德、法人民的民族仇恨的外交事件，藉以令法国宣战，发动普法战争。1870年普法两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产生了矛盾，法国驻普鲁士大使贝内德狄带着法国政府的新指令，来到普鲁士国王的疗养地——科布伦茨东郊的埃姆斯温泉，希望求见威廉一世，转达拿破仑三世的密函“希望陛下能保证，将来不要求这种已放弃了的候选人资格”。但这种无礼的态度，令威廉一世感到惊愕。之后威廉一世就把和法国大使交谈的内容，从埃姆斯向柏林发出一份急电给俾斯麦。这时，俾斯麦正在举行家宴，突然接到威廉一世的急电，在读过电文后，俾斯麦非常开心，并问参谋总长毛奇是否对法国战争有全胜的把握，毛奇作了肯定的答复。于是，俾斯麦拿起笔来修改电文，他删去电文中“还可在柏林从长计议”一句，在结尾部分加上了这样的刺激法国的话：“国王陛下以后拒绝接见法国大使，并命令值日副官转告法国大使，陛下再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俾斯麦把这个电文在报纸上公布，并通告驻国外所有普鲁士使团，埃姆斯急电的内容很快传到巴黎，舆论一片哗然，拿破仑三世被激怒了。1870年7月19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俾斯麦成功的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法国人，使自己处于了政治主动的地位。可见，俾斯麦在统一过程中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是单一事件。他懂得如何煽动民族情绪，在对立、冲突中实现普鲁士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对于独特史事的理解要把握事件的本质。恩格斯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8]这是指人们是在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历史的，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生活条件不是由人们自己选择的，因而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史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统一的产物。德意志民主政治也是如此，虽然它具有广泛的选举权、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但从其本质来看它维护的还是以普鲁士容克贵族权力为主体的政治体制，它最终建立了一个威权政治体系，俾斯麦利用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削弱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力量，用形式上的民主扼住了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咽喉，可以说俾斯麦是用民主的方式埋葬了自由。历史学家西奥多·莫姆森说，通过这些政策，折断了国家的脊梁。他解放了一个民族，却未给他们自由。[9]
在历史教学中，注重历史框架结构的搭建，强调宏观叙事，难免会忽视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独特性，实际上，大至文化、族群，小至个人、细事，都有其独立的“主体性”，他们有自己的生命力。历史不见了细节、不见了人、不见了偶然性，就只能变成干巴巴的教条，变成了波澜不惊、毫无悬念的必然结果。[10]只有珍视历史的偶然、关注历史的细节、探寻历史的独特面，将史事的“个性”与历史的“通性”相关联，才能正确地理解史事，做出合理的解释。这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一方面要关注历史的规律、时代特征的构建，又要走进历史人物的心灵、还原历史的现场，体现历史的生动和魅力，通过展现独特的历史史事造就更加鲜活、更为灵动的历史教学。
【注释】
[1]齐世荣等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35页。
[3]（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64、368页。
[4][5]杨菁：《从等级制到代议制——德国议会制度的演变》，《德国研究》2003年第1期。
[6]錢穆：《中国历史研究法》，香港：新民书局有限公司，1970年，第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7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6页。
[9] （美）迈克尔·贝兰著，叶硕等译：《帝国的铸就》，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447页。
[10]鲍丽倩：《穿越”现实“与”现场“的历史理解》，《历史教学》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