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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力 依然颇有大姐风度
这是张极普通的黑白照，由于是阴天，整个照片显得乌涂涂的。照片上的四个姑娘并排而立，背景是荒凉的深圳罗湖桥头，时间是1961年1月。
照片上的姑娘衣着朴素，甚至显得土里土气的，即便是在以朴素为时尚的上世纪60年代，像这样的女孩子，也不会吸引行人投来一瞥的。
然而，她们却使我怦然心动，使我百感交集。她们是谁？她们的过去是怎样的？如今她们又在哪里？好，让我一一来做个介绍吧。
最左边这个，像个土改工作队女队员似的，是当时被称之为“红色公主”的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再过来的陕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和叶群的女儿）；第三位像知识分子的是聂力（聂荣臻的女儿）；顶右边这个像女子钻井队长的便是我。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年轻，多么健壮，又是多么的纯朴啊！
先说聂力吧！她的经历是很独特的，她4岁就陪母亲坐牢，其后，由于革命战争环境的恶劣，她的父母只好将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她在风里雨里、饿里冻里长大。稍大点又去纱厂当童工，瘦小的身躯负荷着超强度的劳动。直到十二三岁才回到父母的身边。待我见到她时，她已从苏联学成归来，是大人了，懂得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一头柔发很适度地烫了边，小翻领的深色衣装更是增添了几分成熟和稳重。她待人亲切真诚，性格温厚开朗，什么时候都是笑吟吟的，很有股子大姐风度，跟她在一起使人感到松弛舒服，因此我非常喜欢她。她这年在广州留园与丁衡高结婚，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从未见过这么隆重又这么简单的婚礼。说简单，是她和丁衡高就那么平平常常地结了婚，日常的装束，没有喜宴也没有贺礼，唯一体现喜庆的是一张大红纸，不知哪位老帅在上面写了首贺诗，内容却忘了，依稀记得诗里含有丁聂的名字。说隆重嘛，也是了不得的！因为有一半以上的元帅（还有许多的将军）参加了这场婚礼。
以后我去了上海念书，直到粉碎“四人帮”，再也没有见过聂力，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她在“文革”期间的境遇。两年前，有一次我与钱老的秘书通电话，她正好在旁，听说是我，就接过电话聊了会儿，依然是直呼我的小名，依然是热情而诚挚的，依然颇有大姐风度。
前年2月份，我陪妈妈去看聂伯伯，本以为能见到她，却不想她开会未归。虽然聂力和丁衡高都已是我军高级将领了（聂力是我军五个女少将之一，以后晋升中将），但仍尊崇着中国传统孝道，一直陪伴在年迈的父母身边，尽管只住一间小屋子。
但愿下回能见到聂力姐姐！
李讷 “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苦了！”
而我和李讷则同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高我一级。我在校园里常常能碰到她，她非常朴素，总是短发齐耳，身着蓝制服，足蹬黑布鞋。她总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我们相识是在50年代，有一年放寒假我回广州探家，她也来这里看望父母。江青见我憨憨傻傻的，一天到晚无忧无虑，就会咧着嘴笑，于是说：“这孩子性格挺好的。”而李讷太早熟，太忧郁，太拘谨，太敏感，因而江青很愿意让我跟李讷一块儿玩，于是我和李讷成了朋友。
李讷只年长我一岁，那时也不过是初中学生。从她那儿，我第一次知道了《圣经》是很有趣的一本书。记得有一次，她谈起《父与子》，说她最喜欢的人就是巴扎洛夫，我赶快找来此书读，方知巴扎洛夫是个虚无主义者，当时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毛泽东教育出来的孩子，怎么会喜欢一个虚无主义者？又记得，有一次李讷带着几分忧郁又带着几分茫然对我说：“我将来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这话更是让我迷迷瞪瞪，在那样一个清明盛世，当然要做最好的人啦，难道还存在着别的可能吗？李讷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红墙的阻隔，注定了她是寂寞的，孤独的。表面上，她从不把自己当作父母的小宝贝，相反，她总是用一种与她不相称的亲昵，称江青为“小妈妈”，而我自然是“小亮亮”喽！但是我感到她内心深处还是极需疼爱的。我相信她一度患了青春期抑郁症，那是由于渴望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怀和疼爱，却又不能得到满足而委屈和伤感造成的。
那个时候我是最不会打扮自己的，可有时会一口气扎上四个蝴蝶结。每次李讷见我，总要笑嘻嘻地说上一句“好漂亮啊”（其实很难看）。可是她自己始终不肯脱下她的蓝制服，一辈子将自己裹在灰暗之中。后来，我们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学，起先还通一段时间的信，至于内容嘛，则记不清了，无非是些小大人般的问候鼓励罢了，可惜这些信“文革”中都丢失了。
1966年夏，“文革”已经开始，我从上海来到北京，第一次上李讷的小窝拜访。她的住所与毛泽东的宅院一墙相隔，是座朴素的小院，她只占用一间屋子。一进门，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书架，在一个小角落里放着一张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几样简单的家具。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唤，她不过去吃饭，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泡方便面。生活过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点同情。我想到我们家，每当开饭的时候，老老小小围一大桌子，连阿姨也在一起，有多么的热闹啊！我想到在我们家里，我可以跟父母撒娇、抬杠，甚至吵架；可以放肆大哭或大笑；吃得太撑了可以躺在沙发上哇哇叫；夏天可以光脚丫满处跑，睡午觉时也不洗脚，找张报纸往床上那么一垫……啊，我是多么自由自在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讷幸福，幸福得多！“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苦了！”我徒生感慨。
分别时，李讷送了一只长毛绒玩具小狗给我，还是外国货呢！那时这可是稀罕玩意儿，我自然是珍爱有加。
我又一次见到李讷是在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时。那时她已是《解放军报》联络员了。她依然是热情的，拉着我的手说：“走，看看爸爸去！”我们走进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坐在一张大皮沙发里吸烟，他身穿绿军装，十分的威武。我兴奋得心怦怦跳，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吗？”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吗，陶铸的女儿。”（他将“铸”念成“巨”）顿时我腾云驾雾，飘飘然不知所以了。
这是张极普通的黑白照，由于是阴天，整个照片显得乌涂涂的。照片上的四个姑娘并排而立，背景是荒凉的深圳罗湖桥头，时间是1961年1月。
照片上的姑娘衣着朴素，甚至显得土里土气的，即便是在以朴素为时尚的上世纪60年代，像这样的女孩子，也不会吸引行人投来一瞥的。
然而，她们却使我怦然心动，使我百感交集。她们是谁？她们的过去是怎样的？如今她们又在哪里？好，让我一一来做个介绍吧。
最左边这个，像个土改工作队女队员似的，是当时被称之为“红色公主”的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再过来的陕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和叶群的女儿）；第三位像知识分子的是聂力（聂荣臻的女儿）；顶右边这个像女子钻井队长的便是我。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年轻，多么健壮，又是多么的纯朴啊！
先说聂力吧！她的经历是很独特的，她4岁就陪母亲坐牢，其后，由于革命战争环境的恶劣，她的父母只好将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她在风里雨里、饿里冻里长大。稍大点又去纱厂当童工，瘦小的身躯负荷着超强度的劳动。直到十二三岁才回到父母的身边。待我见到她时，她已从苏联学成归来，是大人了，懂得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一头柔发很适度地烫了边，小翻领的深色衣装更是增添了几分成熟和稳重。她待人亲切真诚，性格温厚开朗，什么时候都是笑吟吟的，很有股子大姐风度，跟她在一起使人感到松弛舒服，因此我非常喜欢她。她这年在广州留园与丁衡高结婚，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从未见过这么隆重又这么简单的婚礼。说简单，是她和丁衡高就那么平平常常地结了婚，日常的装束，没有喜宴也没有贺礼，唯一体现喜庆的是一张大红纸，不知哪位老帅在上面写了首贺诗，内容却忘了，依稀记得诗里含有丁聂的名字。说隆重嘛，也是了不得的！因为有一半以上的元帅（还有许多的将军）参加了这场婚礼。
以后我去了上海念书，直到粉碎“四人帮”，再也没有见过聂力，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她在“文革”期间的境遇。两年前，有一次我与钱老的秘书通电话，她正好在旁，听说是我，就接过电话聊了会儿，依然是直呼我的小名，依然是热情而诚挚的，依然颇有大姐风度。
前年2月份，我陪妈妈去看聂伯伯，本以为能见到她，却不想她开会未归。虽然聂力和丁衡高都已是我军高级将领了（聂力是我军五个女少将之一，以后晋升中将），但仍尊崇着中国传统孝道，一直陪伴在年迈的父母身边，尽管只住一间小屋子。
但愿下回能见到聂力姐姐！
李讷 “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苦了！”
而我和李讷则同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高我一级。我在校园里常常能碰到她，她非常朴素，总是短发齐耳，身着蓝制服，足蹬黑布鞋。她总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我们相识是在50年代，有一年放寒假我回广州探家，她也来这里看望父母。江青见我憨憨傻傻的，一天到晚无忧无虑，就会咧着嘴笑，于是说：“这孩子性格挺好的。”而李讷太早熟，太忧郁，太拘谨，太敏感，因而江青很愿意让我跟李讷一块儿玩，于是我和李讷成了朋友。
李讷只年长我一岁，那时也不过是初中学生。从她那儿，我第一次知道了《圣经》是很有趣的一本书。记得有一次，她谈起《父与子》，说她最喜欢的人就是巴扎洛夫，我赶快找来此书读，方知巴扎洛夫是个虚无主义者，当时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毛泽东教育出来的孩子，怎么会喜欢一个虚无主义者？又记得，有一次李讷带着几分忧郁又带着几分茫然对我说：“我将来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这话更是让我迷迷瞪瞪，在那样一个清明盛世，当然要做最好的人啦，难道还存在着别的可能吗？李讷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红墙的阻隔，注定了她是寂寞的，孤独的。表面上，她从不把自己当作父母的小宝贝，相反，她总是用一种与她不相称的亲昵，称江青为“小妈妈”，而我自然是“小亮亮”喽！但是我感到她内心深处还是极需疼爱的。我相信她一度患了青春期抑郁症，那是由于渴望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怀和疼爱，却又不能得到满足而委屈和伤感造成的。
那个时候我是最不会打扮自己的，可有时会一口气扎上四个蝴蝶结。每次李讷见我，总要笑嘻嘻地说上一句“好漂亮啊”（其实很难看）。可是她自己始终不肯脱下她的蓝制服，一辈子将自己裹在灰暗之中。后来，我们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学，起先还通一段时间的信，至于内容嘛，则记不清了，无非是些小大人般的问候鼓励罢了，可惜这些信“文革”中都丢失了。
1966年夏，“文革”已经开始，我从上海来到北京，第一次上李讷的小窝拜访。她的住所与毛泽东的宅院一墙相隔，是座朴素的小院，她只占用一间屋子。一进门，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书架，在一个小角落里放着一张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几样简单的家具。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唤，她不过去吃饭，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泡方便面。生活过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点同情。我想到我们家，每当开饭的时候，老老小小围一大桌子，连阿姨也在一起，有多么的热闹啊！我想到在我们家里，我可以跟父母撒娇、抬杠，甚至吵架；可以放肆大哭或大笑；吃得太撑了可以躺在沙发上哇哇叫；夏天可以光脚丫满处跑，睡午觉时也不洗脚，找张报纸往床上那么一垫……啊，我是多么自由自在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讷幸福，幸福得多！“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苦了！”我徒生感慨。
分别时，李讷送了一只长毛绒玩具小狗给我，还是外国货呢！那时这可是稀罕玩意儿，我自然是珍爱有加。
我又一次见到李讷是在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时。那时她已是《解放军报》联络员了。她依然是热情的，拉着我的手说：“走，看看爸爸去！”我们走进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坐在一张大皮沙发里吸烟，他身穿绿军装，十分的威武。我兴奋得心怦怦跳，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吗？”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吗，陶铸的女儿。”（他将“铸”念成“巨”）顿时我腾云驾雾，飘飘然不知所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