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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拙著《台港朦胧诗赏析》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后，遭到对岸资深诗人向明的痛批。这场论战从大陆打到台湾，又从台湾打到大陆，煞是热闹，因而向明于2010年4月在台北一见到我就说：“我的敌人又来了!”后来我们两人在台湾最大的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举办的两岸文学研讨会上握手言欢，他称赞我很有风度不记仇，这也算是两岸文学交流的一段佳话。
现在，我已进入人生的秋天，再无当年的豪情恋战，而是安心抓生产。这次抓生产出成果，第一个要感谢的是于晓宁先生。2009年夏天，在松花江畔召开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5届年会上，小于约我写一本台港文学教程的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原本出过《台港文学导论》，它承载着以文学史证明台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重任，与祖国统一大业的当代文化教育乃至社会生活紧密相联，所以这部教材很快成为各高等院校的参考书。在其“导”引之下，至今已出版了七八种这样的教材，若是将学科研究对象加以扩大，覆盖台港文学以至海外华文文学的教材数量将近有10部。但毕竟时过境迁，当年的教材有些观点现在读来恍如隔世，况且台港文学20年来又有了重大变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均需要有一本新的同类书取代它。于是，我顾不得“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困境，爽快答应下来。
回顾20多年前的台港文学研究，那是一个时代的显学，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和填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空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现在台港文学研究成果明显“减产”，并走向边缘化。这种边缘化才是学术的常态。这不仅是因为台港文学本身是边缘学科，还因为当时为配合政治，配合“九七”回归而写的论著，不少均有政治大于学术的弊端。现在不热闹了，冷清了，寂寞冷清中才能产生更厚重的著作。以我为例，自己从事这门学科研究时先接受过文本细读即“赏析”的锻炼，然后跳出意识形态的框框从微观研究走向宏观研究，跳出政治的制约从诗歌到小说、散文，再到文学评论进行全方位研究，还跳出台港文学，从事东南亚华文文学乃至北美华文文学的研究。有人认为我的面铺得过宽，但我最钟情的还是台港文学。20年前，海峡那边的浪潮汹涌澎湃过多少回，可从没有一朵浪花打湿过我的衣裳。我是多么想亲眼饱览台湾诗人笔下迷人的美丽岛风光啊。可当时条件不允许，我只得利用在香港岭南大学“客座”的机会，写了一本“砖”著《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回想起来，我为当年的鲁莽而羞愧，同时又为自己的勇气而自豪。现已进入暮年，可每当从阿里山归来，日月潭给我的灵感总是享之不尽，我的学术想象力与创造力还似年轻时那样活跃。在白云黄鹤的地方坐对茫茫海峡，仅今年就接连推出《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当代台湾文学事典》，还在台北《传记文学》和北京的《新文学史料》多次连载长篇论文。
对于台港文学研究的专注，我从不惧彼岸某些评论家的炮轰，我自信有“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的坚贞。我常对友人说：“一天不作文，一天不看从台港寄来的繁体版书，我心灵就会感到空虚。”某文化名人把我打成“咬余专业户”，其实，写书尤其是写研究台港文学的著作，才是我的专业。这本书写完后，我又得赶紧把只写了一半的《澳门文学编年史(五六十年代)》补上，友人希望我不要再做“拼命三郎”，另一位同行则激励我：“看了你这本书，好像一个到了古稀之年的人，仍可写出这样的好书来。”这自然是溢美之辞，但我对境外文学的关注，还有对史料的辨析，尤其是把台港文学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分两段写，确实有一个长久积累和思考的过程。
对教材的写作，通常要求知识性和稳定性，所讲的都是大家公认的，我编写这本书也力求这样做，但我不满足于这一点。我想，此书既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教材的水准自然不能是低水平的，而应是“高等”的，故写台湾文学时尽可能有包容性：不能只写“外省作家”而不写本土作家，或只写“统派”而完全忽略“独派”的存在。对“独派”作家的论著和作品，我常常采用一种“误读”策略，即反着读，用意在抗拒“台独”作家对我的一种权力操控。当然，此书还应体现我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和本领域的最新研究现状，如《金庸的武侠世界》这一节，把正在成长中的“金学”研究对象写进去；又比如在总体设计上，以作家作品论为主，辅之以《政治小说和网路文学的兴起》一类的综论，并让余光中一人独占两节，以体现余氏是两岸文学“单打冠军”的拙见。还有对张爱玲《秧歌》的评价和对“伤痕文学”先行者金兆的推介，并把“外省作家”写的三部曲视为“大河小说”，也有自己的洞见。当然，一家之言不一定为所有人认可，但至少可以启发学生思考和争鸣。
和中国当代文学教材一样，隔着海峡茫茫烟雾的台港文学及其教材也无法定型；这本书虽在教育部主管的出版社出版，但并无肩负定型任务。写书本需要新的观点、新的体系、新的材料，应该让学生接触一些前卫知识，以启发他们打开思路。人们常常抱怨大学老师上课缺乏激情，讲授的内容不新鲜。为改变这种现状，这本书在《作家身份与台港文学》中引入文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还注意读者反应和市场对文学的制约，如三毛之死的评价和席慕蓉作品流行原因的探讨；并在宏大叙事之余辅之于细节，让此书成为有可读性的教材，如写梁实秋去台后散文成就为什么会倒退的原因就有“故事”。此外，在《朱氏“小说工厂”》等章节中从标题设计到文字，均力求鲜活灵动，甚至还带一点个性。这就是私家治史的好处，不似多人组成的编写组将学术个性消解掉，另一方面，这些努力也是为了让用此书做教材的老师不至于蜕变为催眠师。
末了，应该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能够在以“高等”命名的出版社出书，是我年近古稀碰到的快乐事，也是我在海内外出过20多本书从未有过的新鲜事，为此还要感谢审阅此书的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王庆生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
现在，我已进入人生的秋天，再无当年的豪情恋战，而是安心抓生产。这次抓生产出成果，第一个要感谢的是于晓宁先生。2009年夏天，在松花江畔召开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5届年会上，小于约我写一本台港文学教程的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原本出过《台港文学导论》，它承载着以文学史证明台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重任，与祖国统一大业的当代文化教育乃至社会生活紧密相联，所以这部教材很快成为各高等院校的参考书。在其“导”引之下，至今已出版了七八种这样的教材，若是将学科研究对象加以扩大，覆盖台港文学以至海外华文文学的教材数量将近有10部。但毕竟时过境迁，当年的教材有些观点现在读来恍如隔世，况且台港文学20年来又有了重大变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均需要有一本新的同类书取代它。于是，我顾不得“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困境，爽快答应下来。
回顾20多年前的台港文学研究，那是一个时代的显学，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和填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空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现在台港文学研究成果明显“减产”，并走向边缘化。这种边缘化才是学术的常态。这不仅是因为台港文学本身是边缘学科，还因为当时为配合政治，配合“九七”回归而写的论著，不少均有政治大于学术的弊端。现在不热闹了，冷清了，寂寞冷清中才能产生更厚重的著作。以我为例，自己从事这门学科研究时先接受过文本细读即“赏析”的锻炼，然后跳出意识形态的框框从微观研究走向宏观研究，跳出政治的制约从诗歌到小说、散文，再到文学评论进行全方位研究，还跳出台港文学，从事东南亚华文文学乃至北美华文文学的研究。有人认为我的面铺得过宽，但我最钟情的还是台港文学。20年前，海峡那边的浪潮汹涌澎湃过多少回，可从没有一朵浪花打湿过我的衣裳。我是多么想亲眼饱览台湾诗人笔下迷人的美丽岛风光啊。可当时条件不允许，我只得利用在香港岭南大学“客座”的机会，写了一本“砖”著《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回想起来，我为当年的鲁莽而羞愧，同时又为自己的勇气而自豪。现已进入暮年，可每当从阿里山归来，日月潭给我的灵感总是享之不尽，我的学术想象力与创造力还似年轻时那样活跃。在白云黄鹤的地方坐对茫茫海峡，仅今年就接连推出《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当代台湾文学事典》，还在台北《传记文学》和北京的《新文学史料》多次连载长篇论文。
对于台港文学研究的专注，我从不惧彼岸某些评论家的炮轰，我自信有“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的坚贞。我常对友人说：“一天不作文，一天不看从台港寄来的繁体版书，我心灵就会感到空虚。”某文化名人把我打成“咬余专业户”，其实，写书尤其是写研究台港文学的著作，才是我的专业。这本书写完后，我又得赶紧把只写了一半的《澳门文学编年史(五六十年代)》补上，友人希望我不要再做“拼命三郎”，另一位同行则激励我：“看了你这本书，好像一个到了古稀之年的人，仍可写出这样的好书来。”这自然是溢美之辞，但我对境外文学的关注，还有对史料的辨析，尤其是把台港文学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分两段写，确实有一个长久积累和思考的过程。
对教材的写作，通常要求知识性和稳定性，所讲的都是大家公认的，我编写这本书也力求这样做，但我不满足于这一点。我想，此书既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教材的水准自然不能是低水平的，而应是“高等”的，故写台湾文学时尽可能有包容性：不能只写“外省作家”而不写本土作家，或只写“统派”而完全忽略“独派”的存在。对“独派”作家的论著和作品，我常常采用一种“误读”策略，即反着读，用意在抗拒“台独”作家对我的一种权力操控。当然，此书还应体现我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和本领域的最新研究现状，如《金庸的武侠世界》这一节，把正在成长中的“金学”研究对象写进去；又比如在总体设计上，以作家作品论为主，辅之以《政治小说和网路文学的兴起》一类的综论，并让余光中一人独占两节，以体现余氏是两岸文学“单打冠军”的拙见。还有对张爱玲《秧歌》的评价和对“伤痕文学”先行者金兆的推介，并把“外省作家”写的三部曲视为“大河小说”，也有自己的洞见。当然，一家之言不一定为所有人认可，但至少可以启发学生思考和争鸣。
和中国当代文学教材一样，隔着海峡茫茫烟雾的台港文学及其教材也无法定型；这本书虽在教育部主管的出版社出版，但并无肩负定型任务。写书本需要新的观点、新的体系、新的材料，应该让学生接触一些前卫知识，以启发他们打开思路。人们常常抱怨大学老师上课缺乏激情，讲授的内容不新鲜。为改变这种现状，这本书在《作家身份与台港文学》中引入文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还注意读者反应和市场对文学的制约，如三毛之死的评价和席慕蓉作品流行原因的探讨；并在宏大叙事之余辅之于细节，让此书成为有可读性的教材，如写梁实秋去台后散文成就为什么会倒退的原因就有“故事”。此外，在《朱氏“小说工厂”》等章节中从标题设计到文字，均力求鲜活灵动，甚至还带一点个性。这就是私家治史的好处，不似多人组成的编写组将学术个性消解掉，另一方面，这些努力也是为了让用此书做教材的老师不至于蜕变为催眠师。
末了，应该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能够在以“高等”命名的出版社出书，是我年近古稀碰到的快乐事，也是我在海内外出过20多本书从未有过的新鲜事，为此还要感谢审阅此书的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王庆生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