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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分配就好像分蛋糕，如果分配机制不合理，那么长此以往，谁还有积极性去做大这块蛋糕？所以，改革对部分群体造成的局部阵痛，相比不改革所造成的社会整体停滞，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什么力量在阻挠改革
当前，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改革遇到了“肠梗阻”。这种观点认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改革取得显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充分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中央有改革的决心和宏观改革理念，各地区、各部门到处试点、彼此竞争，就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局面。而本轮改革在提高中央决策层改革意愿的同时却出现了“中间层不作为”的局面。“在今天中国的问题就是中间层不作为，使得顶层的政策理念不能有效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制度，把理念转化为现实”。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缺位，改革过程出现了把市场化改革等同于简单放低市场准入门槛的误区。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中国改革能否成功，就取决于能否动员中间层，发挥中间层的改革动力。
改革是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决策层是改革的发起者、策划者和推动者。因此，必要的集权、较强的执行能力，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前提之一。但问题在于，作为改革重要依托的行政体系有时恰恰也是改革的对象，各级行政官员在改革中是利益受损方。这就使推进改革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局面。
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一方面，它是帕累托改进式改革（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在这场改革中，所有社会群体的利益都得到了改进。另一方面，它是增量式改革。农业是传统产业，在农业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既不会与原有计划经济产生严重冲突，也不会迫切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管理体系的政策要求。所以，其改革显得比较容易。
随着改革的深入，这样的改革“肥肉”很快就被吃光了。改革本身所蕴含的利益调整、“有破有立”的内涵日渐突出。在短期内，人们可以忽略这一点，但其“副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出来。例如：放弃政府投入责任，推动医院负债经营，为“看病难”、“看病贵”埋下了伏笔;持续压缩政府规模阻碍了政府职能转变，为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消费者对国产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缺乏信心埋下了伏笔，等等。要改变上述局面，就必须有序推进各项改革。
绕不开的改革“硬骨头”
刚刚结束的中央深改组第十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改革的“实效性”，并强调解决改革中的利益调整阻力。他强调，改革要更加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更好造福群众。为此，要着力解决好改革方案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利益调整中的阻力问题、推动改革落实的责任担当问题，把改革落准落细落实。
不久前的深改组第十五次会议，亦明确要求提升改革精确发力、精准落地能力，并且要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当“发力”、“定力”、“破除阻力”这些成为高频词，中央的意思十分明显：全面深化改革行船至此，已经由不得任何退缩摇摆，更由不得抵抗阻挠。
如果要从这些会议上提炼出一些最核心的关键词，大概首当其冲的就是“利益调整”。“利益调整”为什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位置如此重要呢？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改革的本质就是利益调整，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把利益格局调整到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人民福祉、有利于长治久安的局面上来。其二，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是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啃的都是硬骨头，触动的也是最难触动的利益，因而也最有可能引发反弹。如果对“利益调整”的结果预估不足，很可能导致改革停滞乃至开倒车。在深改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对利益关系的触及将越来越深，对此要有“足够思想准备”。这说明，从深化改革启动伊始，中央就对“利益调整”的严峻性做了充分评估，后来的历次深改组会议上也多次提及。
有学者总结，中国的改革，之前是“帕累托改进”：一定会给某个群体带来好处，同时不伤害其他任何群体。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则变成了“卡尔多改进”：即用总的改革收益，补偿一部分可能在改革中受损的群体。这是改革绕不过去的进程。利益分配就好像分蛋糕，如果分配机制不合理，有的人干得多拿得少，有的人则“无功受禄”，那么长此以往，谁还有积极性去做大这块蛋糕？所以，改革对部分群体造成的局部阵痛，相比不改革所造成的社会整体停滞，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而“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进行利益分配机制的深刻调整，恰恰是改革的难点。
如何破除改革阻力
触及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那该怎么办呢？早在2013年7月，习近平就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当时看这番话，还很难咂摸出味道来。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就不难意识到，习近平早就在思考和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的课题，而一场比触及灵魂还要深刻的利益大调整也已经箭在弦上。
关于突破利益藩篱的政治智慧，并没有太多具体描述，但从领导人讲话和一些具体做法上，仍可以看出某些端倪。
首先，必须注意到反腐败斗争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很可能就是从反腐败开始的。反腐和改革有一种内在的同质性，都是要打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都是要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反腐败能够有效清除改革阻力，深化改革又能反过来推动反腐败斗争。观察这两年来的政经走向，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迹象，凡是利益固化严重的领域和地域，都是反腐败的主战场。让反腐败成为护航改革的尖兵，就体现出很高明的政治智慧。
此外，李克强提出用增量来带动和理顺利益关系，就是“利益调整”讲究策略方法的表现。改革总会让部分人利益受损，但如果改革能够获得更大红利，就可以通过公平有效的机制对受损者加以弥补，从而减小改革阻力。尤其是，改革如果让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就更需要通过多次分配和社会保障来予以调节。
改革并不总是指向利益集团，也可能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这方面，习近平有个提法叫“获得感”。他说，要把改革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他还有另一个提法，叫“有事好商量”。就是说，只要是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要充分听取人民意见，做到广泛商量。用“商量”的方式推进改革，就可以避免因抛弃感、丧失感而导致社会焦虑。
在具体做法上，中央强调要通盘评估改革方案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的利益变化，对不同层面的利益进行统筹。通盘评估、统筹安排，实际上就是顶层设计，是有别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是要探索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新平衡，是要寻找不同社会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也只有立足于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基础之上，改革才不至于走偏，“利益调整”才能得到拥护。
（《北京青年报》2015.8.29、《北京日报》2015.10.14等）
什么力量在阻挠改革
当前，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改革遇到了“肠梗阻”。这种观点认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改革取得显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充分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中央有改革的决心和宏观改革理念，各地区、各部门到处试点、彼此竞争，就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局面。而本轮改革在提高中央决策层改革意愿的同时却出现了“中间层不作为”的局面。“在今天中国的问题就是中间层不作为，使得顶层的政策理念不能有效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制度，把理念转化为现实”。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缺位，改革过程出现了把市场化改革等同于简单放低市场准入门槛的误区。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中国改革能否成功，就取决于能否动员中间层，发挥中间层的改革动力。
改革是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决策层是改革的发起者、策划者和推动者。因此，必要的集权、较强的执行能力，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前提之一。但问题在于，作为改革重要依托的行政体系有时恰恰也是改革的对象，各级行政官员在改革中是利益受损方。这就使推进改革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局面。
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一方面，它是帕累托改进式改革（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在这场改革中，所有社会群体的利益都得到了改进。另一方面，它是增量式改革。农业是传统产业，在农业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既不会与原有计划经济产生严重冲突，也不会迫切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管理体系的政策要求。所以，其改革显得比较容易。
随着改革的深入，这样的改革“肥肉”很快就被吃光了。改革本身所蕴含的利益调整、“有破有立”的内涵日渐突出。在短期内，人们可以忽略这一点，但其“副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出来。例如：放弃政府投入责任，推动医院负债经营，为“看病难”、“看病贵”埋下了伏笔;持续压缩政府规模阻碍了政府职能转变，为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消费者对国产商品和服务的质量缺乏信心埋下了伏笔，等等。要改变上述局面，就必须有序推进各项改革。
绕不开的改革“硬骨头”
刚刚结束的中央深改组第十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改革的“实效性”，并强调解决改革中的利益调整阻力。他强调，改革要更加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更好造福群众。为此，要着力解决好改革方案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利益调整中的阻力问题、推动改革落实的责任担当问题，把改革落准落细落实。
不久前的深改组第十五次会议，亦明确要求提升改革精确发力、精准落地能力，并且要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当“发力”、“定力”、“破除阻力”这些成为高频词，中央的意思十分明显：全面深化改革行船至此，已经由不得任何退缩摇摆，更由不得抵抗阻挠。
如果要从这些会议上提炼出一些最核心的关键词，大概首当其冲的就是“利益调整”。“利益调整”为什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位置如此重要呢？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改革的本质就是利益调整，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把利益格局调整到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人民福祉、有利于长治久安的局面上来。其二，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是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啃的都是硬骨头，触动的也是最难触动的利益，因而也最有可能引发反弹。如果对“利益调整”的结果预估不足，很可能导致改革停滞乃至开倒车。在深改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就提出，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对利益关系的触及将越来越深，对此要有“足够思想准备”。这说明，从深化改革启动伊始，中央就对“利益调整”的严峻性做了充分评估，后来的历次深改组会议上也多次提及。
有学者总结，中国的改革，之前是“帕累托改进”：一定会给某个群体带来好处，同时不伤害其他任何群体。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则变成了“卡尔多改进”：即用总的改革收益，补偿一部分可能在改革中受损的群体。这是改革绕不过去的进程。利益分配就好像分蛋糕，如果分配机制不合理，有的人干得多拿得少，有的人则“无功受禄”，那么长此以往，谁还有积极性去做大这块蛋糕？所以，改革对部分群体造成的局部阵痛，相比不改革所造成的社会整体停滞，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而“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进行利益分配机制的深刻调整，恰恰是改革的难点。
如何破除改革阻力
触及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那该怎么办呢？早在2013年7月，习近平就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当时看这番话，还很难咂摸出味道来。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就不难意识到，习近平早就在思考和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的课题，而一场比触及灵魂还要深刻的利益大调整也已经箭在弦上。
关于突破利益藩篱的政治智慧，并没有太多具体描述，但从领导人讲话和一些具体做法上，仍可以看出某些端倪。
首先，必须注意到反腐败斗争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很可能就是从反腐败开始的。反腐和改革有一种内在的同质性，都是要打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都是要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反腐败能够有效清除改革阻力，深化改革又能反过来推动反腐败斗争。观察这两年来的政经走向，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迹象，凡是利益固化严重的领域和地域，都是反腐败的主战场。让反腐败成为护航改革的尖兵，就体现出很高明的政治智慧。
此外，李克强提出用增量来带动和理顺利益关系，就是“利益调整”讲究策略方法的表现。改革总会让部分人利益受损，但如果改革能够获得更大红利，就可以通过公平有效的机制对受损者加以弥补，从而减小改革阻力。尤其是，改革如果让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就更需要通过多次分配和社会保障来予以调节。
改革并不总是指向利益集团，也可能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这方面，习近平有个提法叫“获得感”。他说，要把改革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他还有另一个提法，叫“有事好商量”。就是说，只要是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要充分听取人民意见，做到广泛商量。用“商量”的方式推进改革，就可以避免因抛弃感、丧失感而导致社会焦虑。
在具体做法上，中央强调要通盘评估改革方案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的利益变化，对不同层面的利益进行统筹。通盘评估、统筹安排，实际上就是顶层设计，是有别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是要探索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新平衡，是要寻找不同社会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也只有立足于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基础之上，改革才不至于走偏，“利益调整”才能得到拥护。
（《北京青年报》2015.8.29、《北京日报》2015.10.1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