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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刊理由：
21世纪是文化管理时代，是文化致富时代。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它能够为促进企业持续成长提供良好的价值观，优秀的企业文化所产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于管理效率的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少磊：学界对公众还另有任务，比如做道德评价什么的，决不只是给业界弄策划文案，但也罢了吧。看来我应该剥去企业文化头上的灵光，也许功利目的本身并无不好，也许它就是它的题中之义。老板若肯上心文化，也算是向善积德，总比贿赂和赌博强吧。不过我想很多企业，恐怕并没有自觉的设计和规划，就是说，就算企业把文化当成工具，也没有把这个工具当回事儿。可能没有多少老板真正把企业文化，当成生产那样重要的命题去关注、分析、论证和探究。说真的，软的大家喊着“重要”，怕是一碰到硬的就全没了，还是一条硬腿独撑。很多企业的企业文化，甚至不体现为老板文化，也就是他们建网站出书时，让宣传部门编几句好听的说辞罢了，算到“宣传文化”里还差不多。所以你看那些理念都很棒，但跟现实利益一冲突就什么也不剩下了，我猜老板干脆忘记了那些词句，也有可能他从来就没记住过——他惦记着进账出账，哪有时间点击词颂啊！
徐浩然：中国企业的成长，不才三十来年吗？咱还没成熟到那一步呢。这个阶段市场竞争尤其残酷激烈，因此生存和发展是第一要务，活下去才能活得好呀。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企业文化在企业中的地位跟文化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排序，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吃饱穿暖，才能讲究餐桌上的萝卜刻花以及领口的花纹样式。文化艺术的繁荣灿烂，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当然对于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不同企业是不一样的。我所在的公司，是“全国企业文化示范基地”，这在中国民营企业中是第一家，但可以打赌，真心做企业文化的，在中国绝对不是惟一的一家。
王少磊：我不否认企业的个体追求。其实就不搞也没事儿，但拿文化当幌子就太阴了。这是否与商业伦理相悖？我过去讲《公共关系》课，看许多资料直言不讳——如何利用企业文化牌打出宣传效应，怎么向企业文化要管理效率，请什么团体给多少出场费，做什么现场贴什么海报……把文化做得很技术很具象。说真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对这类说法非常反感。看看都唱戏了，透着对文化的轻慢和高傲。企业文化，总不应等同于文化企业吧。
徐浩然：我们俩的分歧，可能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你偏向后者，而我偏向前者。但一个企业，说到底就是社会的工具，正如企业文化，说到底就是企业的工具。你对工具有点成见……
王少磊：什么是文化？你刚才也提到，不就是吃饱穿暖之后，一点超越吃穿的追求吗？陈丹青说，文化就是价值观。我觉得你强调工具性，等于把精神追求变成物质追求的手段了，这不能令我心服。比方说，听昆曲不产生效益，可我情愿把愉悦身心当作终极目的，而不愿意说，因为昆曲愉悦了身心，从而有利于第二天更好地工作——虽然那很可能也是事实。
我觉得“工具理性”把文化庸俗化了，正好比过去青年导师的性教育手册，看后觉得，首先生育是劳动生产的需要，其次，就算跟生育无关的性也似因生理规律不得已而为之。因此我们虽然不免要结婚，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四化”建设上。“四化”肯定要建设，性和生育也当然是社会延续、家庭和睦的条件，但若在做爱的时候想着劳动力再生产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农业、国防……”，请问那是什么情形儿？
同样道理，我希望企业文化的指向就是文化，而不是作为管理或效率的辅助手段（虽然客观上可能确有这个功用）。企业文化，是企业这个特殊主体的价值观，是你打心眼里认同的“虚”的东西，而不是为了某种实用目的的迂回手段。
徐浩然：呵呵，过去集邮为陶冶情操，跳交谊舞集体舞也是，但我觉得不是庸俗化的问题。既给别人创造价值，也给自己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的最终目的。你为别人创造价值，别人才能为你买单，然后你再为自己创造价值——无论精神还是物质。所以老板的首要目标是创造利润，这没有什么可耻的。假如你不创造利润、不解决就业、不上缴税收，你就是失败的、要解散的，企业都没了，就是对社会最大的不负责任，你还谈什么文化呢？
王少磊：你看，我只是强调企业文化的独立性，但并未打算让企业文化取代企业经营。追求利润是企业的本色，这何消多说，我只是不愿让利润作为企业的惟一指向。假如两种东西同样重要，但我只强调其中的一个，原因乃在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在这种语境下有一个被忽视了。现在的语境是什么？是利润被忽视还是文化被忽视？——或说是理想的东西受重视，还是现实的东西受重视？我们在社交场所能超过5分钟不谈论股票吗？据说在疯狂的2007年，高校的办公室里，几乎每个老师的显示器都是股市走势。我宁愿高校的教师是群迂腐的“疯子”，离经叛道、骄傲尖酸，而不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们不理想还有谁理想呢？他们要工具了还剩谁不工具？老师，或者还有艺术家什么的，应该是我们多面人性当中，理想主义那一面的放大和集中。
我当然不赞成拿交响乐取代股市，但我很担心，我们贫乏到只关心股市了。当然股市本身也是进步，过去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并且如果我没有记错，是作为他们糜烂的象征。耐人寻味的是，在物欲横流的西方世界，交响乐仍然活得很好，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南京，自然比不了上海北京，但在全国也数得着了吧。有多少人在奔波营生，有多少人去看歌剧？我们有地方听歌剧吗？甚至，我们是否有听歌剧的那套行头？反正我在听交响乐的时候，不知道该在何时鼓掌。所以不管个人还是企业，都该在利益追求之外，多点虚的东西，这个世界需要有人创造物质财富，也需要有人懂得“回”字的四种写法。我们这个时代，财富是否被过分强调了？我只听到消费社会的一片喧嚣。
徐浩然：说白了，还是咱太穷，或者是咱穷怕了。不管是大学老师还是公司老板，基本的心态是钱还没赚够嘛！搁西方，人家的心气儿，是几代人衣食无忧沉淀下来的，人家工作半年、休假半年，你有这条件吗？当然我们现在日子好过一点了，但是世界上有两种贫困，一种是真正的贫困，一种是心态的贫困。在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没有渡过这个“心理贫困期”，还在贫困的心理惯性中。“60年代”这拨还都在呢，还都是社会中坚。令尊的身板不还硬朗吗，听你说老人家不买新衣服也不用手机。
王少磊：我不能完全同意。别说咱已经“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原始人草籽儿混饱了肚子，还知道在岩壁上创作组画呢——我打赌，他们并非为了什么劳逸结合，以便次日精力充沛地搏击野牛，他们也就是为了喜欢。所以当钱钟书到息县挑大粪的时候，是他的民族最灰暗的日子。你可以在学术上不认可“钱学”，但十多亿人中，应该有俩掉书袋子、但却不会系鞋带的奇才。说回来，企业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创造生产力，这是它的社会分工，但它的价值观不能是反智的，它也应该热爱文化。而且不能只在挂挂油画搞搞收藏，它得真的对这些东西心存敬畏满怀欢喜。
徐浩然：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是在哲学层面来看待企业文化的。在这个概念里，你偏重“文化”而我偏重“企业”。你站在文化人的角度，我站在企业家的角度，所以看法不一样很正常。
责任编辑：杨琳
21世纪是文化管理时代，是文化致富时代。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它能够为促进企业持续成长提供良好的价值观，优秀的企业文化所产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于管理效率的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少磊：学界对公众还另有任务，比如做道德评价什么的，决不只是给业界弄策划文案，但也罢了吧。看来我应该剥去企业文化头上的灵光，也许功利目的本身并无不好，也许它就是它的题中之义。老板若肯上心文化，也算是向善积德，总比贿赂和赌博强吧。不过我想很多企业，恐怕并没有自觉的设计和规划，就是说，就算企业把文化当成工具，也没有把这个工具当回事儿。可能没有多少老板真正把企业文化，当成生产那样重要的命题去关注、分析、论证和探究。说真的，软的大家喊着“重要”，怕是一碰到硬的就全没了，还是一条硬腿独撑。很多企业的企业文化，甚至不体现为老板文化，也就是他们建网站出书时，让宣传部门编几句好听的说辞罢了，算到“宣传文化”里还差不多。所以你看那些理念都很棒，但跟现实利益一冲突就什么也不剩下了，我猜老板干脆忘记了那些词句，也有可能他从来就没记住过——他惦记着进账出账，哪有时间点击词颂啊！
徐浩然：中国企业的成长，不才三十来年吗？咱还没成熟到那一步呢。这个阶段市场竞争尤其残酷激烈，因此生存和发展是第一要务，活下去才能活得好呀。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企业文化在企业中的地位跟文化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排序，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吃饱穿暖，才能讲究餐桌上的萝卜刻花以及领口的花纹样式。文化艺术的繁荣灿烂，要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当然对于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不同企业是不一样的。我所在的公司，是“全国企业文化示范基地”，这在中国民营企业中是第一家，但可以打赌，真心做企业文化的，在中国绝对不是惟一的一家。
王少磊：我不否认企业的个体追求。其实就不搞也没事儿，但拿文化当幌子就太阴了。这是否与商业伦理相悖？我过去讲《公共关系》课，看许多资料直言不讳——如何利用企业文化牌打出宣传效应，怎么向企业文化要管理效率，请什么团体给多少出场费，做什么现场贴什么海报……把文化做得很技术很具象。说真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我对这类说法非常反感。看看都唱戏了，透着对文化的轻慢和高傲。企业文化，总不应等同于文化企业吧。
徐浩然：我们俩的分歧，可能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你偏向后者，而我偏向前者。但一个企业，说到底就是社会的工具，正如企业文化，说到底就是企业的工具。你对工具有点成见……
王少磊：什么是文化？你刚才也提到，不就是吃饱穿暖之后，一点超越吃穿的追求吗？陈丹青说，文化就是价值观。我觉得你强调工具性，等于把精神追求变成物质追求的手段了，这不能令我心服。比方说，听昆曲不产生效益，可我情愿把愉悦身心当作终极目的，而不愿意说，因为昆曲愉悦了身心，从而有利于第二天更好地工作——虽然那很可能也是事实。
我觉得“工具理性”把文化庸俗化了，正好比过去青年导师的性教育手册，看后觉得，首先生育是劳动生产的需要，其次，就算跟生育无关的性也似因生理规律不得已而为之。因此我们虽然不免要结婚，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四化”建设上。“四化”肯定要建设，性和生育也当然是社会延续、家庭和睦的条件，但若在做爱的时候想着劳动力再生产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农业、国防……”，请问那是什么情形儿？
同样道理，我希望企业文化的指向就是文化，而不是作为管理或效率的辅助手段（虽然客观上可能确有这个功用）。企业文化，是企业这个特殊主体的价值观，是你打心眼里认同的“虚”的东西，而不是为了某种实用目的的迂回手段。
徐浩然：呵呵，过去集邮为陶冶情操，跳交谊舞集体舞也是，但我觉得不是庸俗化的问题。既给别人创造价值，也给自己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的最终目的。你为别人创造价值，别人才能为你买单，然后你再为自己创造价值——无论精神还是物质。所以老板的首要目标是创造利润，这没有什么可耻的。假如你不创造利润、不解决就业、不上缴税收，你就是失败的、要解散的，企业都没了，就是对社会最大的不负责任，你还谈什么文化呢？
王少磊：你看，我只是强调企业文化的独立性，但并未打算让企业文化取代企业经营。追求利润是企业的本色，这何消多说，我只是不愿让利润作为企业的惟一指向。假如两种东西同样重要，但我只强调其中的一个，原因乃在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在这种语境下有一个被忽视了。现在的语境是什么？是利润被忽视还是文化被忽视？——或说是理想的东西受重视，还是现实的东西受重视？我们在社交场所能超过5分钟不谈论股票吗？据说在疯狂的2007年，高校的办公室里，几乎每个老师的显示器都是股市走势。我宁愿高校的教师是群迂腐的“疯子”，离经叛道、骄傲尖酸，而不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们不理想还有谁理想呢？他们要工具了还剩谁不工具？老师，或者还有艺术家什么的，应该是我们多面人性当中，理想主义那一面的放大和集中。
我当然不赞成拿交响乐取代股市，但我很担心，我们贫乏到只关心股市了。当然股市本身也是进步，过去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并且如果我没有记错，是作为他们糜烂的象征。耐人寻味的是，在物欲横流的西方世界，交响乐仍然活得很好，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南京，自然比不了上海北京，但在全国也数得着了吧。有多少人在奔波营生，有多少人去看歌剧？我们有地方听歌剧吗？甚至，我们是否有听歌剧的那套行头？反正我在听交响乐的时候，不知道该在何时鼓掌。所以不管个人还是企业，都该在利益追求之外，多点虚的东西，这个世界需要有人创造物质财富，也需要有人懂得“回”字的四种写法。我们这个时代，财富是否被过分强调了？我只听到消费社会的一片喧嚣。
徐浩然：说白了，还是咱太穷，或者是咱穷怕了。不管是大学老师还是公司老板，基本的心态是钱还没赚够嘛！搁西方，人家的心气儿，是几代人衣食无忧沉淀下来的，人家工作半年、休假半年，你有这条件吗？当然我们现在日子好过一点了，但是世界上有两种贫困，一种是真正的贫困，一种是心态的贫困。在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没有渡过这个“心理贫困期”，还在贫困的心理惯性中。“60年代”这拨还都在呢，还都是社会中坚。令尊的身板不还硬朗吗，听你说老人家不买新衣服也不用手机。
王少磊：我不能完全同意。别说咱已经“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原始人草籽儿混饱了肚子，还知道在岩壁上创作组画呢——我打赌，他们并非为了什么劳逸结合，以便次日精力充沛地搏击野牛，他们也就是为了喜欢。所以当钱钟书到息县挑大粪的时候，是他的民族最灰暗的日子。你可以在学术上不认可“钱学”，但十多亿人中，应该有俩掉书袋子、但却不会系鞋带的奇才。说回来，企业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创造生产力，这是它的社会分工，但它的价值观不能是反智的，它也应该热爱文化。而且不能只在挂挂油画搞搞收藏，它得真的对这些东西心存敬畏满怀欢喜。
徐浩然：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是在哲学层面来看待企业文化的。在这个概念里，你偏重“文化”而我偏重“企业”。你站在文化人的角度，我站在企业家的角度，所以看法不一样很正常。
责任编辑：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