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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乔伊·哈娇诗歌语言具有独特的内在力量，体现了语言表层之下所蕴含的深邃的话语能量。首先，她将语言与音乐融合，从而使诗歌具有乐律的魅力、表现力和感染力；其次，其诗歌语言中所融合的文化特质表达了一位印第安诗人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对身份重新定位的期待；另外，对于哈娇来说，诗歌语言是人的存在的守护，是接近存在之本源的载体。
关键词：乔伊·哈娇；诗歌语言；内在力量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1-0047-05
作为一名克里克本土裔女诗人，乔伊·哈娇（Joy Harjo， 1951—）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律动。自上世纪70年代起，哈娇的艺术创作为她赢得了诸多奖项，其中包括为美国本土裔作家设立的终身成就奖（The Native Writers’Circle of the Americas， 1995）和美国诗歌协会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奖”（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ward）等。肯尼斯·林肯（Kenneth Lincoln）将其誉为美国20世纪末期“印第安文艺复兴”时期一位非常杰出的印第安裔作家。哈娇的诗歌多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具有明显的自传特征，同时又因为受其多元族裔背景的影响，她的作品将克里克族的神话、象征和价值观念，美国西南地区的壮丽景色，诗人对自然世界的真挚情感以及女性的心路历程的探索融合在一起。虽然诗人的语言载体是英语，但是通过对诗歌语言的重新创造，哈娇赋予了英语语言一种新的代码、新的言语交流与知觉渠道，用“敌人的语言”（the enemy’s language）表达出了新的视野和新的深度，“使人们对那些已经变得非常物质和科学的事物，重新拥有了精神上的感受”（Andrew， 1965）。
1. 语言与音乐融合的力量
哈娇认为，诗歌是最精粹的语言，所以她身体力行地用语言的形式、结构、诗意、音律围隔出她特有的诗歌世界，其间充满了丰富而独特的诗歌意象、符号和风景，吟唱出族裔部落、女性甚而更广泛的读者的心灵歌声。在她的诗歌世界里，音乐和语言文字是融合的。她认为诗歌不应局限于书页，而应该被吟诵歌唱甚至被表演出来。在《鸟》（Bird）一诗中，她对语言局限的探讨与沉思得到了很好的解释。“所有的诗人/都明白语词的无能。我们只是/连接无数其他和弦的和弦，若幸运，也能连接/成曲。/当我走出剧院，月亮比我所见的一切都更加/明亮/——音乐，音乐的记忆，抑或任何一首诗歌”（Harjo， 2002）。诗人说得非常明确，语言在用于诗歌创作时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即便是诗人——都只能代表生活中的一个个片段，只有把这些片段进行合理的连接与编排才能谱出动人的乐章。
在诗歌创作中，哈娇常常以谱写歌词的手法来写诗，也曾经将一些诗歌改编成歌词，并且将这种融合贯穿在她的艺术创作中。例如：爵士音乐作为一种现代艺术给哈娇的诗歌带来了将古老与现代结合的新鲜生命。从她的诗歌中，我们往往能体会到爵士乐的节奏、韵律、变调和即兴弹奏等特点。在《每个人都有心痛：一曲布鲁斯》（Everybody Has a Heartache： A Blues）中，诗与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周五下午5点的美国芝加哥机场，/天空被风雨打破，所有的航班/永远延误。我们永远不会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 也无法回到起点。/太阳和月亮消失在一个远离任何地方的岛屿上。/每个人都有心痛。”诗歌一开端便如一个即兴演奏的歌手独自娓娓道来，使读者有着苦乐参半、多愁善感的感觉冲击。另外，布鲁斯中装饰音和轻鼻音声调的使用在诗歌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如：“The immense gatekeeper of Gate Z–100 keeps his cool./ This guardian of the sky teases me and makes me smile through the mess，”兩行中“Gate Z–100”和 /m/音的使用就是很好的例子，“Shush， shush. Go to sleep， my little baby sheepie.”中“sheepie”很好的表现了布鲁斯音乐中的装饰音演唱技巧。而在诗歌的第三节，“那男人随着音乐摇头晃脑，那别人听不到的音乐带给他满足/ 满肚子的甜蜜和唱着心痛睡觉的妻子/ 他的包裹里（那包裹早已丢失不见）装着一个发霉的独自飞往非洲的梦想/……他会脱下鞋子走在温暖的热带海洋/ 他会向祖先歌唱：/带我回家找妈妈，没人做出她做的饭。/但是所有的妈妈累死累活，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梦境被一个男人打破。”明显带有自由爵士乐那种不照本宣科、不重覆叠句和变化不定的行进速度，使读者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男人的梦想中，夹杂在爵士乐主音吉他中的小喇叭或萨克斯风的乐器悲鸣声似乎依稀可辨。
从这首诗的整体结构来看，诗歌和布鲁斯音乐一样，由“Everybody has a heartache—”一行不断重复出现，很自然的将其分割为八个乐段，然后以决定性的一行“We have a heartache”结束。这首诗以吟唱的节奏为主，多处有跨行的语意连接，视觉上的空行则有喘息、咏叹的感觉。这首爵士乐般的诗歌融合了诗人的语言、音乐、艺术表演的艺术手法，无论是“音色、音调、音强、声音的质感和节奏，都交织和渗透在斟字酌句中，滑行在起伏的音符里”（Lincoln， 2007）。在诗人恰似演奏的表达中，读者不仅在聆听，而且还想象并目睹诗人在观察其他候机者时所经历的明暗交替、跌宕起伏的心灵内外景象，甚至加入了整个过程，直到曲终时的意犹未尽、余音绕梁。
正是借助了音乐的力量，哈娇的诗歌语言充满激情和乐律，而她也常常用音乐来吟唱这些诗歌。对于诗人来说，“几乎所有创造性的作品都是某种或其他形式的协作”（Mundo， 2009）。因此，阅读或聆听她的诗歌，无论其主题如何，读者往往会联想到音乐和舞蹈。诗歌的语言加上音乐这种非语义性的交流方式，使其作品有了一种独特的感染力，既是情感的承载，又是灵魂的体验。这就是哈娇诗歌的独特性，也是其作品感染人甚至召唤人进入诗意世界的魔力。 2. 语言与族裔身份融合的力量
正如波拉·格恩·艾伦（Paula Gunn Allen）①指出，近几十年来的印第安文学“并非单纯展示印第安人的战鼓和羽饰，它所关注的是身份问题”（Allen，1983）。与大多数印第安族裔作家一样，哈娇在诗歌创作中“强调词语的力量，视语言为生存的途径，通过语言进行印第安民族的反抗”（Normac， 2005）。哈娇将其创作根植于印第安部落文化，从印第安各部落的历史和口头传说中汲取大量素材，同时她又把古老的印第安传统与当代美国文化联系起来，深入探索如何在当代社会中坚持印第安价值取向和信仰，以此摆脱印第安人无归属状态，把握住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回归印第安意识。在具有原始动力的诗歌《昼夜平分点》（Equinox）中，诗人在诗歌开头就忧伤愤懑地提到“你的民族就灭亡在你的身旁”，第二节中的诗句“我不断走开尽管这已是永恒”真实表达了诗人在族裔部落之外的文化流浪，第三节的“我对你诉说，自北方小城的黄昏/就在轿车和工业的诞生地远处”反映了不同于本土族部落的地域和文明，可是紧接着“鹅群归来交配，番红花早已/破冻土而出”，又将读者拉回到家乡的视角。在接下来的诗句“他们很快会回来找我，我会坚定立场/面对命运的裁决。是的，我会作答/在新世界的喧嚣中，我破除了战争癖好/和欲望。是的，我会作答，我埋葬了死者/并谱写了热血和骨气之歌”中，读者看到了一个逐渐从分离矛盾转向坚定融合的包容态度，诗人表达了破除冲突、寻求新生的勇气。在此，失落在诗歌的语言力量中转化为新的自我的确立，而其中的语言词汇也带有强烈的述行特征，在读者的思想上产生了诗人所渴望的动力。
另外，哈娇的多元族裔背景使她在诠释当代印第安人困境的同时，更多的将印第安部族思维融入进当代多元文化社会里，以此修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重新定位部族文化身份。所以，在哈娇的诗歌世界中，本族传统的传承与“西方”话语叙述形式相结合，打破了族裔与非族裔的两级状态，以一种普遍的、融合的文化视角和感受方式来揭示生活，寻找身份，书写自我。诗歌《记得》（Remember）正是对不同文化交融的呼唤。诗人用一系列排比语句“记得”，回忆诞生、倾听故事、日月星辰、血脉传承、土地、生灵、族群、父母、历史等，说到“和它们对话，倾听它们”。揭示出这些记忆就是“鲜活的诗歌”，让人们理解自己的起源，了解“你就是人民而人民就是你”，从而递进到领悟“你是宇宙而宇宙就是你”，最后诗歌以“记住，语言来自于此。/ 记住语言就是舞蹈，是生活。/记住。”结束。全诗的叙述者看似在吟唱中平静自如，好像在展示印第安人的歌唱和舞蹈特色，但是语言中充满了包容的推动力，哈娇借助于这种既富于诗情画意又充蕴深邃哲理的语言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进入到那个记忆的波流中，激发自己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回想中与诗人愈发统一协调，从而拓展了自己的文化视域，回归印第安自我，从而得到现代世界的理解，并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生存。
正是诗歌语言与印第安族裔身份的融合使哈娇的诗歌具有了一份特殊的文化背景。在阅读哈娇的诗歌时，读者体会到的并非隔绝的、防护意识的文化和族裔生活，而是遍布在字里行间的多元文化共存的开放和融合的态度。而正是这种文化特质的内在力量让读者感受到自身与家园、遥远回忆之间的维系，并且在其语言中体会到记忆深处的召唤。其作品使读者感受最为强烈的就是现代艺术的包容共存以及对当下文化的沉思，表达了一位印第安诗人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对身份重新定位的期待。
3. 语言与存在本真融合的力量
印第安人视语言为具有活力、能够赋予人们力量的有机体。斯科特·莫马迪（N. Scott Momaday）在《土著人的声音》（The Native Voice）一文中就特别强调了族人对于言说的重视，他们都“深深地、绝对地相信语言的功效，認为语言具有内在的力量，富有魔力，通过言语能够导致宇宙中实在的改变”（Elliott，1988）。例如在纳瓦霍的祈祷仪式中，人们肃穆地吟唱：“背靠群山！/群山的神灵！/……/我的声音让你复原/为我在美好中复原/让我眼前的一切都美好/让我身后的一切都美好/在美好中完成/……”（Elliott， 1988）。在这样整体的、带有美好期望与心灵企盼的祈祷声中，他们用语言表达了愿望，并且也坚信神圣的语言能够实现愿望。
与其他印第安裔作家一样，哈娇也具有本能的部落意识。在谈及诗歌时，她也认为自己相信语言与词汇能产生改变事物的神奇力量，她也坚信 “语言文字激发我们的想象，使我们自己、他人以及这片土地真正存在”（秦苏珏，2013）。这种信念也体现在《鹰之歌》（Eagle Poem）之中。诗歌伊始“在祈祷中你彻底敞开自我，向着天空、大地、太阳、月亮，/向着一个整体的是你的声音。”表达了诗人在发出声音的时刻，全心诚服，彻底敞开，虔诚祈祷，以此寻觅生命的体验。身为个体的人，诗人明白有许多事物，我们“无法洞察、无法倾听、无法了解”。但是“稳稳地成长”的生命却赋予人们特殊的力量，因为人们可以运用语言，那些语言“并非总是有声的，而是不同的循环运动”。诗人接着将语言的循环运动比作“星期天的早晨老鹰/飞过盐河。在蓝天中盘旋/在风中，用神圣的翅膀/ 轻盈地掠过我们纯洁的心灵。”语言的魔力体现在老鹰飞翔的意象之中，其自然灵动的节奏，毫无拘束的姿态，让人领悟到“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对待万物/对一切善良仁慈”。这种衔接和联系具有明显的印第安裔的体悟特色，他们与自然亲密无间，从盘旋高飞的老鹰的意象上明白了自己是由“这一切所创造”。他们不惧怕逝去，因为心怀感恩，觉得被赐福，因为自己也融入到这种盘旋的循环之中：“曾经出生，很快逝去，就在/一次真正的运动循环中”。这种循环，如同老鹰盘旋于内心，这种沟通与天人合一的状态，正如诗人所祈愿的，都完成与“美好之中”。
阅读此诗，读者的视觉和精神被激发，不觉加入了这种祈祷的节奏中，进入了不同于现实的世界。哈娇的语言使我们相信身体与外界的交融，相信身体可以与天空、大地、太阳、月亮、自然万物发生联系。老鹰的盘旋应和着人的呼吸起伏，使人在万物有灵的感受中超越死亡、心怀感恩。这种祈祷，其中的魔力和信念对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有评论认为哈娇的诗歌“其中有让书面文本回溯到本土的口述传统的意图”（Porter & Roemer， 2005）。 作为印第安裔诗人，哈娇所进行的创作正是要在空洞的、危机四伏的流浪中“通过生命体验寻觅最合适的意象、词语，让对常人来说隐蔽陌生的本源通过熟悉的生活形象发出声音，或者说让在世俗生活中已经疏离本源而黯淡的事物、语言通过接近存在之本源而重新散发出光彩”（王茜，2007）。她将诗歌语言当做人的存在的守护，教会人们认识到语言的伟大涵义和神圣庄严。
4. 结语
在诗歌《这是我的心》（This is My Heart）第一节中，哈娇提到了她的语言：“……当我们在花的世界中做爱/我的心紧靠着你歌唱着/歌词的语言异于/笨拙的人类词汇。”哈娇的诗歌用文字来激发想象，用声音来激活生命，向我们展示了语言和词汇的神奇力量。其诗歌语言中所融合的文化特质及内在张力向读者揭示着超乎人们认知的语言魅力和影响力，以一种普遍的感受方式从文化融合的视角来揭示生活，寻找身份，书写自我，体现了语言表层之下所蕴含的深邃的话语能量。在她的诗歌中，语言不再是单纯的表情达意的媒介，它向读者展示了一种特殊的世界存在的方式，让更广大的读者站在新的视角去理解生命与社会文化的本质，重新获得精神和灵魂上的体验与感动。
参 考 文 献
Paula Gunn， A. （ed.）. 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M].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83.
Wiget， A.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M]. Boston： G. K. Hall& Company， 1965.
Emory， E.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Joy， H. How We Became Human： New and Selected Poems [M]. New York： Norton， 2002.
Kenneth， L. Speaking Like Singing： Classics of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M]. Arbuquerque： University of Mexico Press， 2007.
Mundo， F.“For a girl becoming： An interview with poet Joy Harjo”[OL]. http：//www. examiner.com/arts-and-entertainment （accessed 09/10/2009）.
Wilson， N. America’s indigenous poetry [A]. In Joy， P. & Kenneth M. Roemer.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C].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5.
Joy， P. & K. M. Roemer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秦苏珏.当地美国土著小说中的生态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王 茜.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The Internal Strength in Joy Harjo’s Poetic Language
ZHANG Wen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aozhuang University， Zaozhuang 277160）
Abstract：Joy Harjo’s poetry possesses a unique internal strength， reflecting the profound energy of concepts lying under the surface of language. First， she combines language with music， which endows her poetry with charms， expressive power and impact of music. Second， the cultural traits fused in her poetry express an native American poet’s expectation of the redefinition of self-identity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Moreover， for Joy Harjo， poetic language is a guardian of human existence and a carrier getting closer to the source of existence.
Key words： Joy Harjo； poetic language； internal strength
作者簡介：张文会，女，硕士，枣庄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通讯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北安路枣庄学院外国语学院，邮编277160
E-mail：zwhzb@163.com
（责任编辑：刘芳）
关键词：乔伊·哈娇；诗歌语言；内在力量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7）01-0047-05
作为一名克里克本土裔女诗人，乔伊·哈娇（Joy Harjo， 1951—）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律动。自上世纪70年代起，哈娇的艺术创作为她赢得了诸多奖项，其中包括为美国本土裔作家设立的终身成就奖（The Native Writers’Circle of the Americas， 1995）和美国诗歌协会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奖”（William Carlos Williams Award）等。肯尼斯·林肯（Kenneth Lincoln）将其誉为美国20世纪末期“印第安文艺复兴”时期一位非常杰出的印第安裔作家。哈娇的诗歌多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具有明显的自传特征，同时又因为受其多元族裔背景的影响，她的作品将克里克族的神话、象征和价值观念，美国西南地区的壮丽景色，诗人对自然世界的真挚情感以及女性的心路历程的探索融合在一起。虽然诗人的语言载体是英语，但是通过对诗歌语言的重新创造，哈娇赋予了英语语言一种新的代码、新的言语交流与知觉渠道，用“敌人的语言”（the enemy’s language）表达出了新的视野和新的深度，“使人们对那些已经变得非常物质和科学的事物，重新拥有了精神上的感受”（Andrew， 1965）。
1. 语言与音乐融合的力量
哈娇认为，诗歌是最精粹的语言，所以她身体力行地用语言的形式、结构、诗意、音律围隔出她特有的诗歌世界，其间充满了丰富而独特的诗歌意象、符号和风景，吟唱出族裔部落、女性甚而更广泛的读者的心灵歌声。在她的诗歌世界里，音乐和语言文字是融合的。她认为诗歌不应局限于书页，而应该被吟诵歌唱甚至被表演出来。在《鸟》（Bird）一诗中，她对语言局限的探讨与沉思得到了很好的解释。“所有的诗人/都明白语词的无能。我们只是/连接无数其他和弦的和弦，若幸运，也能连接/成曲。/当我走出剧院，月亮比我所见的一切都更加/明亮/——音乐，音乐的记忆，抑或任何一首诗歌”（Harjo， 2002）。诗人说得非常明确，语言在用于诗歌创作时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即便是诗人——都只能代表生活中的一个个片段，只有把这些片段进行合理的连接与编排才能谱出动人的乐章。
在诗歌创作中，哈娇常常以谱写歌词的手法来写诗，也曾经将一些诗歌改编成歌词，并且将这种融合贯穿在她的艺术创作中。例如：爵士音乐作为一种现代艺术给哈娇的诗歌带来了将古老与现代结合的新鲜生命。从她的诗歌中，我们往往能体会到爵士乐的节奏、韵律、变调和即兴弹奏等特点。在《每个人都有心痛：一曲布鲁斯》（Everybody Has a Heartache： A Blues）中，诗与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周五下午5点的美国芝加哥机场，/天空被风雨打破，所有的航班/永远延误。我们永远不会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 也无法回到起点。/太阳和月亮消失在一个远离任何地方的岛屿上。/每个人都有心痛。”诗歌一开端便如一个即兴演奏的歌手独自娓娓道来，使读者有着苦乐参半、多愁善感的感觉冲击。另外，布鲁斯中装饰音和轻鼻音声调的使用在诗歌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如：“The immense gatekeeper of Gate Z–100 keeps his cool./ This guardian of the sky teases me and makes me smile through the mess，”兩行中“Gate Z–100”和 /m/音的使用就是很好的例子，“Shush， shush. Go to sleep， my little baby sheepie.”中“sheepie”很好的表现了布鲁斯音乐中的装饰音演唱技巧。而在诗歌的第三节，“那男人随着音乐摇头晃脑，那别人听不到的音乐带给他满足/ 满肚子的甜蜜和唱着心痛睡觉的妻子/ 他的包裹里（那包裹早已丢失不见）装着一个发霉的独自飞往非洲的梦想/……他会脱下鞋子走在温暖的热带海洋/ 他会向祖先歌唱：/带我回家找妈妈，没人做出她做的饭。/但是所有的妈妈累死累活，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梦境被一个男人打破。”明显带有自由爵士乐那种不照本宣科、不重覆叠句和变化不定的行进速度，使读者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在男人的梦想中，夹杂在爵士乐主音吉他中的小喇叭或萨克斯风的乐器悲鸣声似乎依稀可辨。
从这首诗的整体结构来看，诗歌和布鲁斯音乐一样，由“Everybody has a heartache—”一行不断重复出现，很自然的将其分割为八个乐段，然后以决定性的一行“We have a heartache”结束。这首诗以吟唱的节奏为主，多处有跨行的语意连接，视觉上的空行则有喘息、咏叹的感觉。这首爵士乐般的诗歌融合了诗人的语言、音乐、艺术表演的艺术手法，无论是“音色、音调、音强、声音的质感和节奏，都交织和渗透在斟字酌句中，滑行在起伏的音符里”（Lincoln， 2007）。在诗人恰似演奏的表达中，读者不仅在聆听，而且还想象并目睹诗人在观察其他候机者时所经历的明暗交替、跌宕起伏的心灵内外景象，甚至加入了整个过程，直到曲终时的意犹未尽、余音绕梁。
正是借助了音乐的力量，哈娇的诗歌语言充满激情和乐律，而她也常常用音乐来吟唱这些诗歌。对于诗人来说，“几乎所有创造性的作品都是某种或其他形式的协作”（Mundo， 2009）。因此，阅读或聆听她的诗歌，无论其主题如何，读者往往会联想到音乐和舞蹈。诗歌的语言加上音乐这种非语义性的交流方式，使其作品有了一种独特的感染力，既是情感的承载，又是灵魂的体验。这就是哈娇诗歌的独特性，也是其作品感染人甚至召唤人进入诗意世界的魔力。 2. 语言与族裔身份融合的力量
正如波拉·格恩·艾伦（Paula Gunn Allen）①指出，近几十年来的印第安文学“并非单纯展示印第安人的战鼓和羽饰，它所关注的是身份问题”（Allen，1983）。与大多数印第安族裔作家一样，哈娇在诗歌创作中“强调词语的力量，视语言为生存的途径，通过语言进行印第安民族的反抗”（Normac， 2005）。哈娇将其创作根植于印第安部落文化，从印第安各部落的历史和口头传说中汲取大量素材，同时她又把古老的印第安传统与当代美国文化联系起来，深入探索如何在当代社会中坚持印第安价值取向和信仰，以此摆脱印第安人无归属状态，把握住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回归印第安意识。在具有原始动力的诗歌《昼夜平分点》（Equinox）中，诗人在诗歌开头就忧伤愤懑地提到“你的民族就灭亡在你的身旁”，第二节中的诗句“我不断走开尽管这已是永恒”真实表达了诗人在族裔部落之外的文化流浪，第三节的“我对你诉说，自北方小城的黄昏/就在轿车和工业的诞生地远处”反映了不同于本土族部落的地域和文明，可是紧接着“鹅群归来交配，番红花早已/破冻土而出”，又将读者拉回到家乡的视角。在接下来的诗句“他们很快会回来找我，我会坚定立场/面对命运的裁决。是的，我会作答/在新世界的喧嚣中，我破除了战争癖好/和欲望。是的，我会作答，我埋葬了死者/并谱写了热血和骨气之歌”中，读者看到了一个逐渐从分离矛盾转向坚定融合的包容态度，诗人表达了破除冲突、寻求新生的勇气。在此，失落在诗歌的语言力量中转化为新的自我的确立，而其中的语言词汇也带有强烈的述行特征，在读者的思想上产生了诗人所渴望的动力。
另外，哈娇的多元族裔背景使她在诠释当代印第安人困境的同时，更多的将印第安部族思维融入进当代多元文化社会里，以此修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重新定位部族文化身份。所以，在哈娇的诗歌世界中，本族传统的传承与“西方”话语叙述形式相结合，打破了族裔与非族裔的两级状态，以一种普遍的、融合的文化视角和感受方式来揭示生活，寻找身份，书写自我。诗歌《记得》（Remember）正是对不同文化交融的呼唤。诗人用一系列排比语句“记得”，回忆诞生、倾听故事、日月星辰、血脉传承、土地、生灵、族群、父母、历史等，说到“和它们对话，倾听它们”。揭示出这些记忆就是“鲜活的诗歌”，让人们理解自己的起源，了解“你就是人民而人民就是你”，从而递进到领悟“你是宇宙而宇宙就是你”，最后诗歌以“记住，语言来自于此。/ 记住语言就是舞蹈，是生活。/记住。”结束。全诗的叙述者看似在吟唱中平静自如，好像在展示印第安人的歌唱和舞蹈特色，但是语言中充满了包容的推动力，哈娇借助于这种既富于诗情画意又充蕴深邃哲理的语言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进入到那个记忆的波流中，激发自己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回想中与诗人愈发统一协调，从而拓展了自己的文化视域，回归印第安自我，从而得到现代世界的理解，并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生存。
正是诗歌语言与印第安族裔身份的融合使哈娇的诗歌具有了一份特殊的文化背景。在阅读哈娇的诗歌时，读者体会到的并非隔绝的、防护意识的文化和族裔生活，而是遍布在字里行间的多元文化共存的开放和融合的态度。而正是这种文化特质的内在力量让读者感受到自身与家园、遥远回忆之间的维系，并且在其语言中体会到记忆深处的召唤。其作品使读者感受最为强烈的就是现代艺术的包容共存以及对当下文化的沉思，表达了一位印第安诗人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对身份重新定位的期待。
3. 语言与存在本真融合的力量
印第安人视语言为具有活力、能够赋予人们力量的有机体。斯科特·莫马迪（N. Scott Momaday）在《土著人的声音》（The Native Voice）一文中就特别强调了族人对于言说的重视，他们都“深深地、绝对地相信语言的功效，認为语言具有内在的力量，富有魔力，通过言语能够导致宇宙中实在的改变”（Elliott，1988）。例如在纳瓦霍的祈祷仪式中，人们肃穆地吟唱：“背靠群山！/群山的神灵！/……/我的声音让你复原/为我在美好中复原/让我眼前的一切都美好/让我身后的一切都美好/在美好中完成/……”（Elliott， 1988）。在这样整体的、带有美好期望与心灵企盼的祈祷声中，他们用语言表达了愿望，并且也坚信神圣的语言能够实现愿望。
与其他印第安裔作家一样，哈娇也具有本能的部落意识。在谈及诗歌时，她也认为自己相信语言与词汇能产生改变事物的神奇力量，她也坚信 “语言文字激发我们的想象，使我们自己、他人以及这片土地真正存在”（秦苏珏，2013）。这种信念也体现在《鹰之歌》（Eagle Poem）之中。诗歌伊始“在祈祷中你彻底敞开自我，向着天空、大地、太阳、月亮，/向着一个整体的是你的声音。”表达了诗人在发出声音的时刻，全心诚服，彻底敞开，虔诚祈祷，以此寻觅生命的体验。身为个体的人，诗人明白有许多事物，我们“无法洞察、无法倾听、无法了解”。但是“稳稳地成长”的生命却赋予人们特殊的力量，因为人们可以运用语言，那些语言“并非总是有声的，而是不同的循环运动”。诗人接着将语言的循环运动比作“星期天的早晨老鹰/飞过盐河。在蓝天中盘旋/在风中，用神圣的翅膀/ 轻盈地掠过我们纯洁的心灵。”语言的魔力体现在老鹰飞翔的意象之中，其自然灵动的节奏，毫无拘束的姿态，让人领悟到“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对待万物/对一切善良仁慈”。这种衔接和联系具有明显的印第安裔的体悟特色，他们与自然亲密无间，从盘旋高飞的老鹰的意象上明白了自己是由“这一切所创造”。他们不惧怕逝去，因为心怀感恩，觉得被赐福，因为自己也融入到这种盘旋的循环之中：“曾经出生，很快逝去，就在/一次真正的运动循环中”。这种循环，如同老鹰盘旋于内心，这种沟通与天人合一的状态，正如诗人所祈愿的，都完成与“美好之中”。
阅读此诗，读者的视觉和精神被激发，不觉加入了这种祈祷的节奏中，进入了不同于现实的世界。哈娇的语言使我们相信身体与外界的交融，相信身体可以与天空、大地、太阳、月亮、自然万物发生联系。老鹰的盘旋应和着人的呼吸起伏，使人在万物有灵的感受中超越死亡、心怀感恩。这种祈祷，其中的魔力和信念对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有评论认为哈娇的诗歌“其中有让书面文本回溯到本土的口述传统的意图”（Porter & Roemer， 2005）。 作为印第安裔诗人，哈娇所进行的创作正是要在空洞的、危机四伏的流浪中“通过生命体验寻觅最合适的意象、词语，让对常人来说隐蔽陌生的本源通过熟悉的生活形象发出声音，或者说让在世俗生活中已经疏离本源而黯淡的事物、语言通过接近存在之本源而重新散发出光彩”（王茜，2007）。她将诗歌语言当做人的存在的守护，教会人们认识到语言的伟大涵义和神圣庄严。
4. 结语
在诗歌《这是我的心》（This is My Heart）第一节中，哈娇提到了她的语言：“……当我们在花的世界中做爱/我的心紧靠着你歌唱着/歌词的语言异于/笨拙的人类词汇。”哈娇的诗歌用文字来激发想象，用声音来激活生命，向我们展示了语言和词汇的神奇力量。其诗歌语言中所融合的文化特质及内在张力向读者揭示着超乎人们认知的语言魅力和影响力，以一种普遍的感受方式从文化融合的视角来揭示生活，寻找身份，书写自我，体现了语言表层之下所蕴含的深邃的话语能量。在她的诗歌中，语言不再是单纯的表情达意的媒介，它向读者展示了一种特殊的世界存在的方式，让更广大的读者站在新的视角去理解生命与社会文化的本质，重新获得精神和灵魂上的体验与感动。
参 考 文 献
Paula Gunn， A. （ed.）. 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M].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83.
Wiget， A.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M]. Boston： G. K. Hall& Company，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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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Strength in Joy Harjo’s Poetic Language
ZHANG Wen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aozhuang University， Zaozhuang 277160）
Abstract：Joy Harjo’s poetry possesses a unique internal strength， reflecting the profound energy of concepts lying under the surface of language. First， she combines language with music， which endows her poetry with charms， expressive power and impact of music. Second， the cultural traits fused in her poetry express an native American poet’s expectation of the redefinition of self-identity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Moreover， for Joy Harjo， poetic language is a guardian of human existence and a carrier getting closer to the source of existence.
Key words： Joy Harjo； poetic language； internal strength
作者簡介：张文会，女，硕士，枣庄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通讯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北安路枣庄学院外国语学院，邮编277160
E-mail：zwhzb@163.com
（责任编辑：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