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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正是8亿中国人看8部“样板戏”和少量社会主义国家电影的年代。一天，“黑皮”十分神秘地宣布了一个消息：“军分区篮球场每周六放内部电影。”话刚出口，“二莽子”、“苕货”等几个同学便“乌拉”“乌拉”（前苏联语：万岁之意）的欢呼起来。
宜昌军分区和原地区行署及其各部办委局一起，座落于市中心的桃花岭大院内。这天周末，早早的吃了晚饭，天刚擦黑，我们便相约悄悄出发了。一路上，大家七嘴八舌，兴奋的猜测着会放什么电影：
“肯定是打仗的。”
“肯定是反特的。”
“肯定是朝鲜的。”
“肯定是越南的。”
……
争论未了，已来到了桃花岭上。桃花岭自然是桃树成林，花草成荫，但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里面有一棵两人合抱的大桑树。每年春天，我们都要爬到高高的树上采桑叶——那时，几乎每个男生都在课余时间养蚕。此时，长长的林荫道上已行进着三三两两也去看电影的人，有的手拿小凳，有的哼着小曲。月光从树缝里漏下点点银光，树上的“夜知了”似乎也受到了感染，开始了此起彼伏的合唱。
不一会儿，我们便随着人流来到了军分区大门口。只见大铁门前人头攒动，警卫森严，原来进去要凭出入证。每当一排排战士列队跑步进入大门或有军车开来时，等在门口的人们便一涌而上，几个哨兵虽左拦右堵，但毕竟寡不敌众，总有一些幸运儿乘虚而入。眼看静等无望，“黑皮”便一声吆喝：“弟兄们，跟我来！”带领我们一字长蛇阵似的从人缝中钻将出去。原来，“黑皮”经常到他爸爸单位去玩，发现紧靠池塘的院墙较矮，可以从树上翻过去。
“黑皮”到底是局长的儿子，见多识广，关键时刻拿出了“第二套方案”。
转过一个弯，穿过小树林，就来到了池塘边的院墙下。“黑皮”先是紧贴墙壁凝神屏气的听了一会儿，接着便一声令下“上”！眨眼工夫，我们就踩着树枝攀上了墙头。望里一瞅，脚下是一排营房，隔着营房传来嘈杂的人声和“样板戏”的歌声——“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想必那便是放电影的地方了。这时，一轮满月从树梢升起来了，微风过处，一池荷花摇曳生姿，送来缕缕清香。和着蛙鸣，墙根下，几声蛐蛐儿叫，跺一脚，噤声了，隔一会儿，声又起。心想，以后捉蛐蛐儿，再不用打着手电满街找了。
“跳！”“咚、咚、咚”，“哎哟，我的脚崴了！”可就在这时，传来一声断喝：“哪一个？”随即从营房里冲出一个大块头解放军来，“黑皮”他们一见，便“呼啦”一下象兔子似的飞奔而去，撇下我被“大块头”拎进了营房。
“你们是哪里的？翻墙干什么？”他厉声问道。
“大公桥小学的，想看电影。”我低头回答。
“想看电影就翻院墙？写检查！”
在那个特定年代里，“写检查”这个词汇的使用频率恐怕仅次于背诵“毛主席语录”，尤其对于我们这些经常闯祸、让老师头疼的“混世魔王”，就更是家常便饭了。于是，我立即埋头奋笔疾书，从翻墙动机，到思想根源、组织领导，再到今后保证，简直是一气呵成，直看得“大块头”脸上由阴转晴，并最终有了笑意。于是大手一挥：“走吧！”我一鞠躬，转身一瘸一瘸的往外跑。“站住！”我又一惊，谁知“大块头”从皮箱里翻出一张伤湿止痛膏来，握住我的脚脖子贴了上去，顿时，一股暖流从脚下热到了心里。直到这时，我才看清“大块头”的尊容：端正的军帽下，眉毛短粗，眼睛细长，脸上比“黑皮”还黑。更显眼的是，洗得有些发白的军装上有4个兜儿——原来还是个干部哩！“好了，以后不许翻院墙了。”“谢谢叔叔！”我大声喊道，快步向篮球场上跑去。此时，电影刚好开演了，果然是打仗的——阿尔巴尼亚故事片《战斗的早晨》。虽然时过境迁，故事情节早已淡忘了，可游击队员见面接头时的两句台词我至今都记忆犹新：“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后来，每到周六我们都准时前往，想尽办法混迹其中，一般都不会空手而归。再后来，我由爱看电影变成了爱评电影，先后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电影报》、《文汇电影时报》、《中国银幕》、《电影艺术》、《中国电视》、《电影文学》、《电影画刊》等全国80多家报刊发表影评文章上百篇，十几次在全国性征文竞赛中获奖，并参与了多部电视片的拍摄，由此被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和湖北省电影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如今，露天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家庭影院正逐渐普及，电视台还开辟了电影频道，什么VCD、DVD更是层出不穷。可每当我路过桃花岭，我都会想起那个月白风清、飘着荷香与青草气息、蝉噪蛙鸣蛐蛐儿叫的夜晚。不同的是，军分区已迁出了桃花岭，池塘上盖起了商品房，篮球场变成了疗养院，大桑树贡献给了写字楼，林荫道也所剩无几，“黑皮”、“苕货”、“二莽子”这些童年伙伴早已各奔东西，而“大块头”叔叔就更是不知踪迹，想必早已转业了吧？
中秋节 时皓月当空，星光疏朗，宛如30年前之旧识，于是想起李白的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和王建的名句“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注：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湖北省电影评论学会理事、湖北省电影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宜昌市电影评论协会理事长等。
宜昌军分区和原地区行署及其各部办委局一起，座落于市中心的桃花岭大院内。这天周末，早早的吃了晚饭，天刚擦黑，我们便相约悄悄出发了。一路上，大家七嘴八舌，兴奋的猜测着会放什么电影：
“肯定是打仗的。”
“肯定是反特的。”
“肯定是朝鲜的。”
“肯定是越南的。”
……
争论未了，已来到了桃花岭上。桃花岭自然是桃树成林，花草成荫，但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里面有一棵两人合抱的大桑树。每年春天，我们都要爬到高高的树上采桑叶——那时，几乎每个男生都在课余时间养蚕。此时，长长的林荫道上已行进着三三两两也去看电影的人，有的手拿小凳，有的哼着小曲。月光从树缝里漏下点点银光，树上的“夜知了”似乎也受到了感染，开始了此起彼伏的合唱。
不一会儿，我们便随着人流来到了军分区大门口。只见大铁门前人头攒动，警卫森严，原来进去要凭出入证。每当一排排战士列队跑步进入大门或有军车开来时，等在门口的人们便一涌而上，几个哨兵虽左拦右堵，但毕竟寡不敌众，总有一些幸运儿乘虚而入。眼看静等无望，“黑皮”便一声吆喝：“弟兄们，跟我来！”带领我们一字长蛇阵似的从人缝中钻将出去。原来，“黑皮”经常到他爸爸单位去玩，发现紧靠池塘的院墙较矮，可以从树上翻过去。
“黑皮”到底是局长的儿子，见多识广，关键时刻拿出了“第二套方案”。
转过一个弯，穿过小树林，就来到了池塘边的院墙下。“黑皮”先是紧贴墙壁凝神屏气的听了一会儿，接着便一声令下“上”！眨眼工夫，我们就踩着树枝攀上了墙头。望里一瞅，脚下是一排营房，隔着营房传来嘈杂的人声和“样板戏”的歌声——“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想必那便是放电影的地方了。这时，一轮满月从树梢升起来了，微风过处，一池荷花摇曳生姿，送来缕缕清香。和着蛙鸣，墙根下，几声蛐蛐儿叫，跺一脚，噤声了，隔一会儿，声又起。心想，以后捉蛐蛐儿，再不用打着手电满街找了。
“跳！”“咚、咚、咚”，“哎哟，我的脚崴了！”可就在这时，传来一声断喝：“哪一个？”随即从营房里冲出一个大块头解放军来，“黑皮”他们一见，便“呼啦”一下象兔子似的飞奔而去，撇下我被“大块头”拎进了营房。
“你们是哪里的？翻墙干什么？”他厉声问道。
“大公桥小学的，想看电影。”我低头回答。
“想看电影就翻院墙？写检查！”
在那个特定年代里，“写检查”这个词汇的使用频率恐怕仅次于背诵“毛主席语录”，尤其对于我们这些经常闯祸、让老师头疼的“混世魔王”，就更是家常便饭了。于是，我立即埋头奋笔疾书，从翻墙动机，到思想根源、组织领导，再到今后保证，简直是一气呵成，直看得“大块头”脸上由阴转晴，并最终有了笑意。于是大手一挥：“走吧！”我一鞠躬，转身一瘸一瘸的往外跑。“站住！”我又一惊，谁知“大块头”从皮箱里翻出一张伤湿止痛膏来，握住我的脚脖子贴了上去，顿时，一股暖流从脚下热到了心里。直到这时，我才看清“大块头”的尊容：端正的军帽下，眉毛短粗，眼睛细长，脸上比“黑皮”还黑。更显眼的是，洗得有些发白的军装上有4个兜儿——原来还是个干部哩！“好了，以后不许翻院墙了。”“谢谢叔叔！”我大声喊道，快步向篮球场上跑去。此时，电影刚好开演了，果然是打仗的——阿尔巴尼亚故事片《战斗的早晨》。虽然时过境迁，故事情节早已淡忘了，可游击队员见面接头时的两句台词我至今都记忆犹新：“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后来，每到周六我们都准时前往，想尽办法混迹其中，一般都不会空手而归。再后来，我由爱看电影变成了爱评电影，先后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电影报》、《文汇电影时报》、《中国银幕》、《电影艺术》、《中国电视》、《电影文学》、《电影画刊》等全国80多家报刊发表影评文章上百篇，十几次在全国性征文竞赛中获奖，并参与了多部电视片的拍摄，由此被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和湖北省电影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如今，露天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家庭影院正逐渐普及，电视台还开辟了电影频道，什么VCD、DVD更是层出不穷。可每当我路过桃花岭，我都会想起那个月白风清、飘着荷香与青草气息、蝉噪蛙鸣蛐蛐儿叫的夜晚。不同的是，军分区已迁出了桃花岭，池塘上盖起了商品房，篮球场变成了疗养院，大桑树贡献给了写字楼，林荫道也所剩无几，“黑皮”、“苕货”、“二莽子”这些童年伙伴早已各奔东西，而“大块头”叔叔就更是不知踪迹，想必早已转业了吧？
中秋节 时皓月当空，星光疏朗，宛如30年前之旧识，于是想起李白的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和王建的名句“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注：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湖北省电影评论学会理事、湖北省电影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宜昌市电影评论协会理事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