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
　　
　　春节变得越来越无趣。
　　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的重要节日都是宗教信仰的产物，唯独中国人的春节例外。形成中国人春节文化的基石是传统的家族文化，这可以从春节时最重要的仪式——合家团圆、吃饺子、守夜、大年初一相互拜年——看出。而有点宗教意味的活动——祭灶、到寺庙许愿烧香拜佛，却仅仅被安排在居于次要地位的节前和节后的时间段，且这样的活动也是“信仰者”为了自身的眼前实利而以类似欺骗神灵的手法自欺欺人，如上供时要用糖瓜把灶王爷的嘴抹甜一点，等等。
　　却看圣诞节、古尔邦节，它们流传了上千年，可有类似我们民族节日这样的剧烈变化么？人家的节日是所有人的精神回合到一起，而我们过年，则是各有各的过法，各有各的内容。
　　一个民族的节日，如果不与这个民族的宗教信仰相结合，就会被生活中的流俗所左右，变来变去，谁也不知道它会成为什么样子。不少年长者对80后、90后热衷于过“洋节”颇有微词，依我看，那是趋势，谁让我们的节日徒有形式、内容干瘪甚至没有内容？
　　我历来对过年这个习俗不很看重，因为它太“俗”。我认为，在以往中国有能力拒绝西方文化入侵的时候，这个习俗还有存在的价值，它是农人社会的文化产物，寄托着农人们的期望。它兴盛于旧的传统社会，因而它能服务旧的传统文化。现在，社会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它早就不适合当代了。之所以这几年它又为中国人所倚重，我以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不会持续太久。
　　在过去的60年，春节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几次兴衰起伏，尤其是文革期间，在“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名义下，几乎把它当成“四旧”给废除了。近来30年，虽然貌似找回了往昔的盛况，但我仍然只把它看作是一个“回光返照”的过程，在中国社会形态剧烈变化的今天，这个习俗正经历着最后的“辉煌”。我预言：再过二三十年，中国人的“年味”肯定淡漠于今天，而五六十年以后，又会更淡漠几成，依照这样的趋势，它必将逐步走向式微，而根本原因是它已经不是寄予中国人梦想的宿主。这样说会招来那些民粹主义者的“板砖”，但我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说？——现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将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莫过于中国人身份的转变，这是两千年来中国人向现代社会“进化”过程中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原来占总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民向着准公民身份转变。这个过程虽然已经进行了30年，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大，到现在也仅仅进行了不到一半的一半。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仅仅不到一半的农人刚刚把自己的身份转变了不到公民的一半，或者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农人大体上实现了向现代社会中准公民角色的转变，还有四分之一的农人（农民工）正在转变的过程中。
　　
　　春运
　　
　　“春运”近年来越来越让人感到无奈。“春运”是现在最具“春节”特色的“节目”，所有人都受到它的影响。
　　对农民工整体来讲，他们正承受着这场文化蜕变带给他们的巨大痛苦，这就是产生所谓“春运”背后的原因——那些已经生活在城市里的新市民，他们已经是城市人口的一部分，城市已经离不开他们了，但是一到春节，他们就不得不自我转化为农民的身份，回归乡村。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没辙，城市现在还没有那么宽阔的“胸怀”接纳他们，城市只给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沉重的担子和仅仅可以容身的“蜗居”，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拒绝接纳他们农民家庭的其他成员——父母和大部分子女。他们是很可同情、很值得关心的群体。而在美国，同样身份的人会找政府要面包、要工作岗位，要不到的话，就会上街“闹事”，而中国的农民工却是自己找工作。尽管他们干的活很累，有的还很脏，也没有充分的劳动保护，报酬还很低，但他们都会默默地承受。
　　每到春节临近，他们就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流”，就这样在中原大地、大江南北现身了。春运是民族之痛，没有经历春运的人难以感受到春运之苦，春运已经是现在中国春节最富有代表意义的活动，是我们社会剧烈变革的一个集中体现。尽管人们都不知道这样大规模的“春运”将在哪一年结束，但它肯定只是一个过程，如果有谁以为春运将永远这样持续下去，就太没有历史的眼光了。
　　现在，大城市如果没有了这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便没法运转了，本来已经对春节有些淡漠的城市人不得不把春节的档次予以提升——由原来的三天假变成了“小长假”。
　　作为对策，有不少“资深”的市民（我这里说的是在城市里居住三代以上的城市人）已经把春节改为游历欧美澳的旅游节。七八天过来，这过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春节吗？
　　
　　禁放
　　
　　说到春节，总有一个没有结论的争论，那就是“禁放”。
　　每逢春节，仅仅是北京，总有多人，其中不少是青少年，因为燃放鞭炮受伤，有的手指被截去，有的被破了相，而最为严重的是被摘除眼球。我常常想，如果是我，因为这种无聊的活动而失去了一只眼睛，我将会多么后悔和痛苦，要知道，这样的痛苦将伴随一个人的终生。但是，年年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年年有这样的后继者替补上来，所谓“前仆后继”。而今年更有北京的报章说，仅仅根据北京的医疗单位报告，就有两个人因为燃放鞭炮而失去了生命、一个人被摘除眼球。聊以宽慰的是，摘除眼球的数量是历年来最少的，希望明年再减少一个。
　　我们的政府曾有过禁放的考虑，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我分析，一个是没有顶住这个陋习所代表的势力的压力，另一個大概就是GDP发生了作用，毕竟这也是政府税收的一个进项，再有就是可能政府在“讨好”，希望能制造一种亲民的气氛。
　　这燃放烟花爆竹还有可能造成火灾。2009年中央电视台的大火和2011年东北第一高的首家白金五星级酒店——沈阳皇朝万鑫酒店——的大火，都是因为燃放烟花爆竹不慎引发的。我总想，那外在的一种危险的活动，怎么就一定能把这些人的内心郁闷发泄出来呢？难道一个理性的人就没有其他方式取代这样一种可能危害他人、一定不利环境的陋习吗？
　　四十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个农村作坊制作传统鞭炮的工艺流程。那时，由于科技手段“落后”，做出来的鞭炮，数量小、威力小、价格相对昂贵，人们的环境意识差，小孩子放几个小鞭炮，不会造成像今天这么大威力鞭炮的破坏力，但即使这样，也是没有比有好。那时制造鞭炮的主要成分是“一硝二硫磺三木炭”，即用一份芒硝、两份硫磺，再把三份的木炭碾成粉末，混在一起，制成所谓的黑色火药，这是从宋朝开始就使用的配方，爆炸力有限。而现在，那些鞭炮制造商不会像当初那样，到房前屋后的墙角旮旯去搜集因为土壤盐碱化而泛上来的芒硝了，直接就购买开矿用的黄色炸药充填体积越来越大的鞭炮，那么对燃放者、旁观者和路过的人必然就会有更大的危险了。
　　现在都在吵嚷减少“碳排放”，这每年一度的大规模燃放鞭炮，会不会用去我们国家的“碳指标”，进而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业生产呢？——我不知道该去问谁。
　　关于“禁放”还是坚持“解禁”，年年都会引发一场争论。大部分学者是理性的代表，当然认为应当恢复“禁放”。但也有例外，一位明叫“秋风”的学者站在“解禁派”一方，他说：“一种惯例，一种习俗，如果它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被人们普遍地遵守，那么它的存在权利就是无可置疑的。”
　　这怎能是一个学者说出来的话？我们汉民族的女人从小就缠足的惯例或习俗可存在了上千年了，是不是更有存在或者恢复的必要？
　　说的只管说，干的照样干，不知怎样才能恢复对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只是从公开的信息看，今年仅仅北京就有三百多起火灾是因为燃放而发生，又有数十人因为燃放烟花爆竹而受伤，应当让这些当事人成为审议这项法令听政会的参与者才对。春节已经过去，我只能放个马后炮：失去的就让他失去吧，没有办法，但愿来年没有人再因为燃放烟花爆竹而失去手指或眼球。
　　
　　春晚
　　
　　春晚这几年变得越来越低俗、越来越无聊了。
　　但是，这个中国人的节日现在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的眼球。不少中国记者很为此感到自豪，说什么“春晚中国人必看，外国人爱看”。我不看春晚已有几个年头了。偶尔看到一个赵本山耍贫嘴的节目——《卖拐》，这样低俗的东西，后来知道是上了春晚的，不知道挑选这节目的导演是什么样的美学欣赏水平？
　　春晚之红火，是因为现在的春节实在没什么意思。干什么好呢？不少家庭在团聚以后也没有多少话说，老两口、小两口之间除了问候以外，问的多了也不合适，那就守在电视前看节目吧。这就正中中央电视台那些编导们的下怀，于是，这最吸引中国人眼球的时间段就成了他们最佳的摇钱树。
　　同时发春晚财的还有那些因为上了春晚以后而一夜成名的暴发户，他们给那些也幻想成为富翁、富婆的人趟出了一条路。骗子们看到了这里的行情，于是就有自称是“春晚编导团”的人借机骗财骗色。按照“潜规则”，上春晚光有钱不行，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行。一个春晚，央视能收到多少广告费、赞助费和其他名目的红包？它们又是怎样被再分配出去的？——现行制度是保护这些“国家机密”的，怕的是节外生枝的事情多了而影响安定团结。
　　春晚已经变成我们民族的一个文化招牌。但是这么大民族的文化招牌却无法与一个小小民族——奥地利——的新年音乐会相比。人家那些留下来的音像档案，一百年以后拿出来也不过时，让人欣赏起来总是常看常新，不会让后人脸红。而我们那些像“二人转”一样的低俗节目能让我们的后人引以为豪吗？我怀疑。我不是想让那些低俗艺人下岗没饭吃，他们应当在“刘老根大舞台”那样的场合演出，还要向社会打出“少儿不宜”的提醒。春晚这么大的一个舞台，提供给那些就会耍娘娘腔的艺人们，实在是糟践了中国人的时间，让“三俗”挤掉了传播高雅文化的好时机。
　　唉！就这样的春晚，真真地让中国人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