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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的《老王》是一篇语言平淡、本色的散文。我已经给学生上过三遍了，但每一次都有新的感悟和收获。这学期我改变了以往上课的思路，由学生在自学课文基础上质疑问题入手，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结果大部分学生结合一些教辅用书自学后，提的问题是这样的：“杨绛既然是想赞美老王的，为什么把临死前的老王写得这么丑陋和可怕？通过文章可以看出，杨绛一家对老王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老王死后她会感到愧怍？”这两个问题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地切入到了杨绛在这篇文章中精心运用的俯仰变化的对比写作视角手法。
作者笔下的“老王”，孤苦伶仃，又瞎了一只眼，住在荒僻的破落大院里。虽穷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极其纯朴的好人。杨绛在文章中对老王除了从外貌的“丑”和心灵上的“美”进行对比之外，更侧重地从自己俯仰变化的写作视角对比上，用自己的“冷”来反衬“老王”的“热”，用自己的“小”来衬托“老王”的“大”，让老王的美好人性光辉在对比中熠熠闪烁。文章的最后，作者写道：“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愧怍”是理解文章的关键词。作者的这种“愧怍”有两个特点：第一，这是幸运者对不幸者的;第二，这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并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渐渐明白”的。文章就是在写这种“渐渐明白”的过程，于不动声色之中进行了俯仰写作视角的变化对比。
起初，“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这只是一般的顾客和车夫的关系，从“他蹬，我坐”上，甚至可以感受到作者作为“劳心者”对“劳力者”居高临下的优越姿态。此时，作者对“老王”是一种俯视的写作角度。从“常坐”的闲谈中，得知老王“失群落伍”、“孤苦伶仃”“瞎了一只眼”、“住在荒僻塌败的小屋”，作者渐渐显示出了同情。但这种同情还是一种刻意的高高在上的俯视角度。从作者写老王的“眼瞎”中可以感受到：“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不论是因为“不老实”，还是因为得过“恶病”，作者对老王这种遭遇不像其他人幸灾乐祸，不仅不歧视，反而显示出同情，从作者运用的“不幸”一词可以感受到。但这种同情有居高临下宽容、怜悯的感觉，里面潜隐着对幸运的自己“不那么穷，是健康的，不孤独，不倒霉”的庆幸和欣慰，所以这时作者对老王的写作视角还是俯视的。
作者接下去的写作角度就随着自己的感情变化渐渐发生了改变。主要写了两件事：老王送冰，量多价等，压根就没有考虑到可以欺负好欺负的主顾。作者说老王是“最老实的”。这就颠覆了前面说老王“不老实”的谣言。另一件事是写老王在那个人人对作者一家避而远之的黑白颠倒的荒谬时代，不但热心帮助作者送有病的丈夫钱钟书去医院，而且满怀对作者丈夫的崇敬之心拒不收钱，甚至对能有机会送钱先生看病感到受宠若惊：“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作者深知老王的境况极其艰难，一定要给他钱，他又“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到这时，作者对老王的感觉就不仅仅是同情和宽容了，而是有一点被触动，这时的写作角度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了。
接着作者简单的交代了几句老王得病的情况：“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这好像无关紧要的几句话，我觉得也体现了作者的别有深意：用自己对老王病的漠不关心来反衬老王在临死的时候还对自己一家人的牵挂、感激。
文章对老王来我家送鸡蛋和香油时可怕的外貌描写是最令学生们费解之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老王在临死前来给作者送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作者不但不美化“老王”，还丑化他，为什么？看到学生都茫然费解的神情，我是这样逐步突破这个难点的：
师：“你从作者的描写中感受到作者对老王有着怎样的态度？”
生1：“害怕！”
生2：“恐怖！”
生3：“紧张！”
师：“有没有感动、心疼？”
生：（齐答）没有。
生4：好像有点对老王的病无动于衷，漠不关心……
师：“很好！那作者如果是看到自己的亲人病成这个样子，会有什么反应？”
生4：“会心疼得流泪。”
师：也许作者在不知道老王来我家的原因时最初是这种感觉，但作者写本文时已经很清楚了，并且很感动。那作者还这样写自己，就是刻意想表现自己当时的冷漠无情。所以，作者极力夸张描写老王的丑陋，令人毛骨悚然，是想暗示他的病情十分严重。同时也体现他对我们一家的关心是无条件的，可以说是冒着死亡的危险，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侧面反映了“我”当时只对人家病态的外貌有感觉，而对人家崇高的内心没有感觉。这样就更能反衬出老王的知恩图报、善良美好的心灵。作者此处回避了那种在她看来是俗套的写作路子，运用了对比的手法，用老王外表的丑，来反衬他内心的美;用自己的无情来反衬老王的有情有义。这样更有惊心动魄的阅读效果。
点拨到这里，学生们都纷纷点头了，明白了作者这样描写的良苦用心。在这里作者的写作视角最复杂，那种勇于自曝无情冷漠的自我批判写法就隐含着作者写老王的视角由俯视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仰视了。所以，后来当作者知道给自己送鸡蛋的老王，已经到了死亡的前夕，却自己还舍不得吃，回报给我这样“冷漠无情”的“恩人”时，每想起此事总觉得心上不安，当时也不清楚这是一种怎样的复杂情感。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愧怍”一词何其沉重！作者为什么会“愧怍”？因为作为清高孤傲的知识分子，作者在地位卑微的老王面前，原来一直都是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的，虽然她同情老王，帮助老王，但那是居高临下的施恩者姿态。但经过了老王冒着生命危险送鸡蛋这件事，作者才明白了虽地位卑贱但一心想着他人的老王，才是真正精神纯净的人！品质高贵的人！可尊敬的人！值得仰视尊重的人！这句饱含着作者无限愧疚的肺腑之言，也令每一个读者忍不住潸然泪下地反省自己是如何对待身边的弱势群体的。为什么在这样的新时代，像老王这样本来就很不幸的善良纯朴的人还要受到来自他人和社会的精神施虐？作为有人性的幸运者，应该怎样用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去温暖那些可怜的不幸者？ 虽然在这俯仰变化的写作视角中，作者以真诚态度毫不留情地自我解剖了自己人性中的弱点，从而彰显了老王璀璨的人性光芒，但实际上正是这种勇气，更让我们感受到了杨绛的“大师”风范，“大家”境界，同样熠熠生辉的人道主义人性光芒。
文中事情的发生时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荒谬、混乱的时代，可以说是群魔当道、黑白颠倒，像作者杨绛和钱钟书这样具有良知和公平正义感的真正知识分子当然逃不掉人格尊严被那些人性扭曲的人践踏的厄运。
在《老王》中，杨绛不动声色地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钱钟书先生）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实际上钱钟书先生就是被摧残迫害至此的。一向注重仪表外貌的杨绛先生，也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 其他的人都不敢和作者一家人来往。杨绛在一篇回忆文革岁月的文章中写道：“……一位中年干部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污水浸霉发黑的木板，络上绳子，叫我挂在颈上，木板是滑腻腻的，挂在脖子上很沉，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登台就有高帽子戴’。”这些“平静中有抗议，调侃中有悲哀”语言，让每一个读者义愤填膺！给作者一家人打击最大的，是作者唯一的女儿钱瑗的丈夫王德一因不堪受辱、上吊自杀的厄运。
但就是在这样的人生最低谷，作者一家人还是保留着本性中高贵的人道主义精神，用平等的观念来关爱更不幸的老王。文章中作者都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其他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但是，“我常坐老王的三轮车。”“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可是，“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老王临死前给作者送香油鸡蛋，她并不知道老王是来报恩的，不要钱，总是一心想在保护老王尊严的情况下多帮助他一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知道老王生病后，作者时时惦记着老王的病，“过了十多天，我碰见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了没有？’”后来明白老王临死送香油鸡蛋的真相后，“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在我们看来，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境遇下，作者对老王的帮助做得已经够好的了。老王对她一家也是感恩戴德，尊崇敬慕的，否则他也不会在临死前还冒着生命的危险将自己家里最珍贵的东西送过来。但作者从平等尊重的人道主义角度认为自己做得很不好。认为自己没有用平等的意识和老王平等对话，在老王送香油鸡蛋时，当时自己只对人家病态的外貌有害怕的感觉，而对人家崇高的内心却没有感觉。作者这自我批判、自我解剖的勇气，更让我们自我反省到底要有怎样的精神才能像作者那样尊重、理解、关心那些社会上不幸的弱势群体：最主要的是平等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个人由于境遇不同，就有幸运与不幸的差别，甚至差别很大。所谓幸与不幸，包括天赋条件、成长条件、生理条件，幸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再是人道主义精神。现在，社会要求我们每个人有人道主义精神，要关心个人、同情个人，尊重个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尊重人格。
沈虹，语文教师，现居江苏徐州。
作者笔下的“老王”，孤苦伶仃，又瞎了一只眼，住在荒僻的破落大院里。虽穷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极其纯朴的好人。杨绛在文章中对老王除了从外貌的“丑”和心灵上的“美”进行对比之外，更侧重地从自己俯仰变化的写作视角对比上，用自己的“冷”来反衬“老王”的“热”，用自己的“小”来衬托“老王”的“大”，让老王的美好人性光辉在对比中熠熠闪烁。文章的最后，作者写道：“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愧怍”是理解文章的关键词。作者的这种“愧怍”有两个特点：第一，这是幸运者对不幸者的;第二，这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并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渐渐明白”的。文章就是在写这种“渐渐明白”的过程，于不动声色之中进行了俯仰写作视角的变化对比。
起初，“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这只是一般的顾客和车夫的关系，从“他蹬，我坐”上，甚至可以感受到作者作为“劳心者”对“劳力者”居高临下的优越姿态。此时，作者对“老王”是一种俯视的写作角度。从“常坐”的闲谈中，得知老王“失群落伍”、“孤苦伶仃”“瞎了一只眼”、“住在荒僻塌败的小屋”，作者渐渐显示出了同情。但这种同情还是一种刻意的高高在上的俯视角度。从作者写老王的“眼瞎”中可以感受到：“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不论是因为“不老实”，还是因为得过“恶病”，作者对老王这种遭遇不像其他人幸灾乐祸，不仅不歧视，反而显示出同情，从作者运用的“不幸”一词可以感受到。但这种同情有居高临下宽容、怜悯的感觉，里面潜隐着对幸运的自己“不那么穷，是健康的，不孤独，不倒霉”的庆幸和欣慰，所以这时作者对老王的写作视角还是俯视的。
作者接下去的写作角度就随着自己的感情变化渐渐发生了改变。主要写了两件事：老王送冰，量多价等，压根就没有考虑到可以欺负好欺负的主顾。作者说老王是“最老实的”。这就颠覆了前面说老王“不老实”的谣言。另一件事是写老王在那个人人对作者一家避而远之的黑白颠倒的荒谬时代，不但热心帮助作者送有病的丈夫钱钟书去医院，而且满怀对作者丈夫的崇敬之心拒不收钱，甚至对能有机会送钱先生看病感到受宠若惊：“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作者深知老王的境况极其艰难，一定要给他钱，他又“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到这时，作者对老王的感觉就不仅仅是同情和宽容了，而是有一点被触动，这时的写作角度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了。
接着作者简单的交代了几句老王得病的情况：“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这好像无关紧要的几句话，我觉得也体现了作者的别有深意：用自己对老王病的漠不关心来反衬老王在临死的时候还对自己一家人的牵挂、感激。
文章对老王来我家送鸡蛋和香油时可怕的外貌描写是最令学生们费解之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老王在临死前来给作者送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作者不但不美化“老王”，还丑化他，为什么？看到学生都茫然费解的神情，我是这样逐步突破这个难点的：
师：“你从作者的描写中感受到作者对老王有着怎样的态度？”
生1：“害怕！”
生2：“恐怖！”
生3：“紧张！”
师：“有没有感动、心疼？”
生：（齐答）没有。
生4：好像有点对老王的病无动于衷，漠不关心……
师：“很好！那作者如果是看到自己的亲人病成这个样子，会有什么反应？”
生4：“会心疼得流泪。”
师：也许作者在不知道老王来我家的原因时最初是这种感觉，但作者写本文时已经很清楚了，并且很感动。那作者还这样写自己，就是刻意想表现自己当时的冷漠无情。所以，作者极力夸张描写老王的丑陋，令人毛骨悚然，是想暗示他的病情十分严重。同时也体现他对我们一家的关心是无条件的，可以说是冒着死亡的危险，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侧面反映了“我”当时只对人家病态的外貌有感觉，而对人家崇高的内心没有感觉。这样就更能反衬出老王的知恩图报、善良美好的心灵。作者此处回避了那种在她看来是俗套的写作路子，运用了对比的手法，用老王外表的丑，来反衬他内心的美;用自己的无情来反衬老王的有情有义。这样更有惊心动魄的阅读效果。
点拨到这里，学生们都纷纷点头了，明白了作者这样描写的良苦用心。在这里作者的写作视角最复杂，那种勇于自曝无情冷漠的自我批判写法就隐含着作者写老王的视角由俯视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仰视了。所以，后来当作者知道给自己送鸡蛋的老王，已经到了死亡的前夕，却自己还舍不得吃，回报给我这样“冷漠无情”的“恩人”时，每想起此事总觉得心上不安，当时也不清楚这是一种怎样的复杂情感。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愧怍”一词何其沉重！作者为什么会“愧怍”？因为作为清高孤傲的知识分子，作者在地位卑微的老王面前，原来一直都是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的，虽然她同情老王，帮助老王，但那是居高临下的施恩者姿态。但经过了老王冒着生命危险送鸡蛋这件事，作者才明白了虽地位卑贱但一心想着他人的老王，才是真正精神纯净的人！品质高贵的人！可尊敬的人！值得仰视尊重的人！这句饱含着作者无限愧疚的肺腑之言，也令每一个读者忍不住潸然泪下地反省自己是如何对待身边的弱势群体的。为什么在这样的新时代，像老王这样本来就很不幸的善良纯朴的人还要受到来自他人和社会的精神施虐？作为有人性的幸运者，应该怎样用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去温暖那些可怜的不幸者？ 虽然在这俯仰变化的写作视角中，作者以真诚态度毫不留情地自我解剖了自己人性中的弱点，从而彰显了老王璀璨的人性光芒，但实际上正是这种勇气，更让我们感受到了杨绛的“大师”风范，“大家”境界，同样熠熠生辉的人道主义人性光芒。
文中事情的发生时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荒谬、混乱的时代，可以说是群魔当道、黑白颠倒，像作者杨绛和钱钟书这样具有良知和公平正义感的真正知识分子当然逃不掉人格尊严被那些人性扭曲的人践踏的厄运。
在《老王》中，杨绛不动声色地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钱钟书先生）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实际上钱钟书先生就是被摧残迫害至此的。一向注重仪表外貌的杨绛先生，也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 其他的人都不敢和作者一家人来往。杨绛在一篇回忆文革岁月的文章中写道：“……一位中年干部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污水浸霉发黑的木板，络上绳子，叫我挂在颈上，木板是滑腻腻的，挂在脖子上很沉，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登台就有高帽子戴’。”这些“平静中有抗议，调侃中有悲哀”语言，让每一个读者义愤填膺！给作者一家人打击最大的，是作者唯一的女儿钱瑗的丈夫王德一因不堪受辱、上吊自杀的厄运。
但就是在这样的人生最低谷，作者一家人还是保留着本性中高贵的人道主义精神，用平等的观念来关爱更不幸的老王。文章中作者都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其他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但是，“我常坐老王的三轮车。”“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了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可是，“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老王临死前给作者送香油鸡蛋，她并不知道老王是来报恩的，不要钱，总是一心想在保护老王尊严的情况下多帮助他一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知道老王生病后，作者时时惦记着老王的病，“过了十多天，我碰见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了没有？’”后来明白老王临死送香油鸡蛋的真相后，“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在我们看来，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境遇下，作者对老王的帮助做得已经够好的了。老王对她一家也是感恩戴德，尊崇敬慕的，否则他也不会在临死前还冒着生命的危险将自己家里最珍贵的东西送过来。但作者从平等尊重的人道主义角度认为自己做得很不好。认为自己没有用平等的意识和老王平等对话，在老王送香油鸡蛋时，当时自己只对人家病态的外貌有害怕的感觉，而对人家崇高的内心却没有感觉。作者这自我批判、自我解剖的勇气，更让我们自我反省到底要有怎样的精神才能像作者那样尊重、理解、关心那些社会上不幸的弱势群体：最主要的是平等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个人由于境遇不同，就有幸运与不幸的差别，甚至差别很大。所谓幸与不幸，包括天赋条件、成长条件、生理条件，幸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再是人道主义精神。现在，社会要求我们每个人有人道主义精神，要关心个人、同情个人，尊重个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尊重人格。
沈虹，语文教师，现居江苏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