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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反智主义政治传统的国家,这种传统到了现代依然有着不同形式的延续。而秦汉时期作为中国政治思想的发生阶段,从此处对中国古代反智主义的历史根源极其流变进行梳理,并对其反智传统的发生进行溯探具有正本清源作用的同时,进而为当代语境下的反智表征研究提供背景分析和多元视角。
【关键词】:反智主义;道家;法家;汉代;反智传统
反智主义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者霍夫斯塔德开始提出的学术概念,指的是社会大众对于知识、理智的怀疑乃至反对的态度。这种态度或多或少地见诸于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环境的政治修辞乃至社会语境当中,同时因为其土壤不同而带有着不同的反智意涵或表征。对于中國而言,古代的反智传统杂糅近现代以来占据话语主流的民粹主义,再经由新世纪以来日益发达的网络媒介的催化,进而呈现出的新的反智主义形态则让我们看到了当代语境下大众对于知识和权威的轻视和质疑[1]。从秦汉以来形成发展的反智传统仍然植根于国人的思想之中,在无形中对当代的反智话语的形成和表现产生着重要影响。
一、道家哲学中的反智论
道家在看待智性问题时态度是与儒家完全相反的,但从老庄的观点具体而言各有不同,庄子对于政治不感兴趣,其反智性的主张体现在他的哲学思辨当中。“他以‘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为‘坐忘’(‘大宗师’),这显然是反智性的。”而在《齐物论》中更是提出了对“知”是否真正为“知”的不可知论的思考,应该说庄子对于“知”是怀疑的,但又是超越的,因为所谓“坐忘”即便“离形去智”,仍然是能够同于大通,掌握终极智慧的[2],庄子反对世俗中的“小知”而崇尚超越性的智慧,尽管最终目标是对真知的追求,但对于人作为本体的智性他是怀疑和反对的。
区别于庄子的仅在哲学思辨上的反智,老子的反智主义倾向则是直接反映在其政治观念当中,“绝圣弃知,民利百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在老子看来,如果要开启民智,则统治者根本无法控制,只有不尚贤,不作教化,统治者的地位才能稳固,为君者要做的,就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让民众吃饱穿暖,身体强健,头脑空虚,让他们不会对制度有所不满,“不争”,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只是统治者的附庸,“无知无欲”就能够无为而治。应该说老子的出发点与当时春秋战国之交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息息相关,但是这种愚民思想为统治者所用,构成了传统政治话语当中的反智表现。
二、法家的反智论
“无论就摧残智性或压制知识分子言,法家的主张都是最彻底的。” 如果说老子的反智只是一种抽象的政治理想,那么法家代表们为实现这种理想提供了行而有效的具体措施。韩非子《五蠹》篇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于军[3]。”一赏,一刑,一教。一赏则兵无敌。一刑则令行。一教则下听上。”通过“一赏”鼓动民众卖命,通过“一刑”树立政府权威,通过“一教”统一思想[4],让民众只知守法服从。这种高度集权的法治体系建立在奴役愚昧民众的反智前提之上,自秦统一六国开始,便对封建统治者加强集权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而正因如此,传统政治话语中的反智特征也得以逐渐显现。
三、汉代“王道”政治的反智后果
汉初经历秦末暴政,黄老之说盛行一时,但松散的中央控制使得分封制下各诸侯各自为政,甚至出现了诸侯集结叛乱的状况。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者们开始寻找新的主体思想。而董仲舒则及时而出色地满足了统治者的需求。他继承了先秦以来儒家思想中关于“道”的探索以及“礼”与“德政”的理论与实践,更援儒入法,最终完成了“天道”、“王道”、“王权”三维一体的“王道”政治的理论建构[5]。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将“天道”与“王道”进行结合,提出“君权神授”的观点强化汉王朝作为统治阶级的正当性,继而“春秋大一统”的概念彰显了该政权的唯一合法性,确立“王道”的正统地位。紧接着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观念,在儒家伦理观念之上,吸收法家“尊君”的内核,确立君臣父子的政治伦理上的从属观念。将“王道”统治融入“王权”实践当中。最后,为了确保其主体思想地位,董仲舒运用法家的思想控制手段,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以及伦理体系。这套“内王外圣”的体系呈现出儒家外衣包裹法家内核的形态,经过了历代统治者的不断完善,最终成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有力武器[6]。
董仲舒援法入儒之后,随着汉代佛学思想的传入,儒家、道家、佛家在统治阶级的喜好和需要之中逐渐合流,但这种合流的方向跟随着政治的引导而逐渐向儒家思想靠拢。于是及至宋明理学的形成,儒家哲学完成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再塑造,这种思想体系的再次完善,最终将“外圣内王”的政治和思想实践发展到了极致。思想的高度统一在最大程度上维系着政治秩序和威权体系,也使得民众在儒家思想教化之中认受了统治者的正当性、权威性与合法性。因此可以看到,中国反智主义的政治传统,究其谱系,可谓生发于先秦,成形于秦汉,并在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实践中臻于完善,并且随着儒学思想的延续与丰富而得以延续。“王道”政治的施行,某种意义上让知识沦为政治的附庸,从而形成了带有绝对权威和持续影响的文化体系,而这种文化体系当中,蕴藏着一条隐性的反智思想脉络,至今仍然对国人产生着深远影响。
结语
反智主义作为一种群体性的思想观念,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着直接影响,古代政治思想史当中的反智主义隐脉,在现代性塑造远未完成的现当代中国仍然潜藏在大众文化之中,并结合新的思想潮流形成了新的反智表征,秦汉以来统治阶级与政治思想所造成的被动的反智趋向,到现当代复杂语境之下主动的反智情绪,都离不开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及权威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两大话题。所谓过犹不及,矫枉过正式的对反智情绪抑或是对反智主义的批判都不是正确客观的态度,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反智传统当中,重新审视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意涵,以及尝试用这种再批判的反智怀疑模式,去发掘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中潜藏的现代性的思想危机。
注释:
[1]张倩倩.网络反智主义的意见表达[D].[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16-23.
[2]宋智.庄子基于怀疑论的反智主义[D].[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哲学系,2008:10-14.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5-143.
[4]龚留柱.思想汇流与子学时代的终结——读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J].中原文化研究,2013(5):32-39.
[5]任剑涛.天道、王道与王权——王道政治的基本结构及其文明矫正功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2):83-94.
[6]张瑞龙.中国政治传统中反智识主义探源[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35-41.
作者简介:梅娜(1993—),女,贵州安顺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与美学。
【关键词】:反智主义;道家;法家;汉代;反智传统
反智主义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者霍夫斯塔德开始提出的学术概念,指的是社会大众对于知识、理智的怀疑乃至反对的态度。这种态度或多或少地见诸于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环境的政治修辞乃至社会语境当中,同时因为其土壤不同而带有着不同的反智意涵或表征。对于中國而言,古代的反智传统杂糅近现代以来占据话语主流的民粹主义,再经由新世纪以来日益发达的网络媒介的催化,进而呈现出的新的反智主义形态则让我们看到了当代语境下大众对于知识和权威的轻视和质疑[1]。从秦汉以来形成发展的反智传统仍然植根于国人的思想之中,在无形中对当代的反智话语的形成和表现产生着重要影响。
一、道家哲学中的反智论
道家在看待智性问题时态度是与儒家完全相反的,但从老庄的观点具体而言各有不同,庄子对于政治不感兴趣,其反智性的主张体现在他的哲学思辨当中。“他以‘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为‘坐忘’(‘大宗师’),这显然是反智性的。”而在《齐物论》中更是提出了对“知”是否真正为“知”的不可知论的思考,应该说庄子对于“知”是怀疑的,但又是超越的,因为所谓“坐忘”即便“离形去智”,仍然是能够同于大通,掌握终极智慧的[2],庄子反对世俗中的“小知”而崇尚超越性的智慧,尽管最终目标是对真知的追求,但对于人作为本体的智性他是怀疑和反对的。
区别于庄子的仅在哲学思辨上的反智,老子的反智主义倾向则是直接反映在其政治观念当中,“绝圣弃知,民利百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在老子看来,如果要开启民智,则统治者根本无法控制,只有不尚贤,不作教化,统治者的地位才能稳固,为君者要做的,就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让民众吃饱穿暖,身体强健,头脑空虚,让他们不会对制度有所不满,“不争”,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只是统治者的附庸,“无知无欲”就能够无为而治。应该说老子的出发点与当时春秋战国之交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息息相关,但是这种愚民思想为统治者所用,构成了传统政治话语当中的反智表现。
二、法家的反智论
“无论就摧残智性或压制知识分子言,法家的主张都是最彻底的。” 如果说老子的反智只是一种抽象的政治理想,那么法家代表们为实现这种理想提供了行而有效的具体措施。韩非子《五蠹》篇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于军[3]。”一赏,一刑,一教。一赏则兵无敌。一刑则令行。一教则下听上。”通过“一赏”鼓动民众卖命,通过“一刑”树立政府权威,通过“一教”统一思想[4],让民众只知守法服从。这种高度集权的法治体系建立在奴役愚昧民众的反智前提之上,自秦统一六国开始,便对封建统治者加强集权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而正因如此,传统政治话语中的反智特征也得以逐渐显现。
三、汉代“王道”政治的反智后果
汉初经历秦末暴政,黄老之说盛行一时,但松散的中央控制使得分封制下各诸侯各自为政,甚至出现了诸侯集结叛乱的状况。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者们开始寻找新的主体思想。而董仲舒则及时而出色地满足了统治者的需求。他继承了先秦以来儒家思想中关于“道”的探索以及“礼”与“德政”的理论与实践,更援儒入法,最终完成了“天道”、“王道”、“王权”三维一体的“王道”政治的理论建构[5]。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将“天道”与“王道”进行结合,提出“君权神授”的观点强化汉王朝作为统治阶级的正当性,继而“春秋大一统”的概念彰显了该政权的唯一合法性,确立“王道”的正统地位。紧接着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观念,在儒家伦理观念之上,吸收法家“尊君”的内核,确立君臣父子的政治伦理上的从属观念。将“王道”统治融入“王权”实践当中。最后,为了确保其主体思想地位,董仲舒运用法家的思想控制手段,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思想以及伦理体系。这套“内王外圣”的体系呈现出儒家外衣包裹法家内核的形态,经过了历代统治者的不断完善,最终成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有力武器[6]。
董仲舒援法入儒之后,随着汉代佛学思想的传入,儒家、道家、佛家在统治阶级的喜好和需要之中逐渐合流,但这种合流的方向跟随着政治的引导而逐渐向儒家思想靠拢。于是及至宋明理学的形成,儒家哲学完成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再塑造,这种思想体系的再次完善,最终将“外圣内王”的政治和思想实践发展到了极致。思想的高度统一在最大程度上维系着政治秩序和威权体系,也使得民众在儒家思想教化之中认受了统治者的正当性、权威性与合法性。因此可以看到,中国反智主义的政治传统,究其谱系,可谓生发于先秦,成形于秦汉,并在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实践中臻于完善,并且随着儒学思想的延续与丰富而得以延续。“王道”政治的施行,某种意义上让知识沦为政治的附庸,从而形成了带有绝对权威和持续影响的文化体系,而这种文化体系当中,蕴藏着一条隐性的反智思想脉络,至今仍然对国人产生着深远影响。
结语
反智主义作为一种群体性的思想观念,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着直接影响,古代政治思想史当中的反智主义隐脉,在现代性塑造远未完成的现当代中国仍然潜藏在大众文化之中,并结合新的思想潮流形成了新的反智表征,秦汉以来统治阶级与政治思想所造成的被动的反智趋向,到现当代复杂语境之下主动的反智情绪,都离不开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及权威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两大话题。所谓过犹不及,矫枉过正式的对反智情绪抑或是对反智主义的批判都不是正确客观的态度,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反智传统当中,重新审视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意涵,以及尝试用这种再批判的反智怀疑模式,去发掘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中潜藏的现代性的思想危机。
注释:
[1]张倩倩.网络反智主义的意见表达[D].[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5:16-23.
[2]宋智.庄子基于怀疑论的反智主义[D].[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哲学系,2008:10-14.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35-143.
[4]龚留柱.思想汇流与子学时代的终结——读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J].中原文化研究,2013(5):32-39.
[5]任剑涛.天道、王道与王权——王道政治的基本结构及其文明矫正功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2):83-94.
[6]张瑞龙.中国政治传统中反智识主义探源[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35-41.
作者简介:梅娜(1993—),女,贵州安顺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与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