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八九月间，陈云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陈云曾说：“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这个人生观上的改革，对于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短短数语，表明了陈云的初心。此后，陈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有顺境也有逆境，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整整70年。

追求真理：在反复比较中确立初心

　　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练塘镇（今上海市青浦區练塘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父母双亡后，他和年长八岁的姐姐陈星，只得跟着外祖母来到舅父家，同他们一起生活。陈云六岁时外祖母病故。外祖母临终前叮嘱儿子廖文光，将陈云立嗣为子，并抚养好陈星。陈云回忆幼年这段经历时说：“我的真名字叫廖陈云，但是廖也还不是我真姓，是舅父的姓，我自己家里姓陈。”“那时舅父没有儿子，要把我做儿子，所以就姓廖。”
　　由于从小就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陈云幼小的心灵里，已经对受压迫的贫苦农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豪绅恶霸则非常愤恨。当时，小镇地主俞圭甫总是派收租狗腿子向农民逼租，并把农民打伤，有时还把他们押到县城吃官司。每次看到这些逼租的人，陈云就和同学们一起向他们扔砖块。

　　在舅父母的抚养、关爱下，陈云断断续续读了几年书。1917年深秋，在颜安小学校长杜衡伯的帮助下，陈云免费进入颜安小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激起了陈云和颜安小学师生的极大热情，他们积极投身到这场爱国运动中去。陈云曾回忆说：“五四的时候我才十五岁，是一个高等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那个学校是在上海附近的乡间，很快就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们由一个姓张的教员领导着罢课之后，还进行了宣传和演剧。”五四运动使得陈云懂得了许多国家大事，萌发了朴素的爱国情怀。
　　从颜安小学毕业后，在班主任张行恭的帮助下，陈云于1919年12月8日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995年初，也就是他逝世前的两三个月，他对女儿回忆说：“如果没有到上海，没有当工人，没有到商务印书馆，就没有机会接触共产党。从青浦到上海，这是我人生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段，这步迈出去以后，才有机会接触到共产党，才有这一生。”
　　陈云到了商务印书馆之后，并没有直接找到共产党。他最先“赞成吴佩孚”。吴佩孚是民国时期北洋军阀的主要代表人物，政坛军界中的佼佼者。在五四运动中，他坚决反对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被称为富有胆略的爱国军人。1924年他成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首位中国人。当时，吴佩孚掌握着直系最多的兵力，拥兵数十万，虎踞洛阳，势力影响大。人们普遍看好吴佩孚的前途。后来吴佩孚镇压革命，陈云便转而“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
　　五卅运动前后，陈云从商务印书馆的国民党党员那里接触到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于是，在1925年六七月间，经商务印书馆同事薛兆圣、张文菲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并成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分部”的首创人之一。后来，1927年7月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左派国民党部也就取消了”，陈云“亦最后退出了”国民党。

　　1925年5月，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资本家撕毁二月罢工时与工人签订的协议，以停工关厂向工人反扑。顾正红带领工人进厂交涉，惨遭日籍职员枪杀。顾正红惨案激怒全市人民，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5月30日，上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大游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五卅运动中，陈云和商务印书馆大多数职工一起，参加了罢市和游行，同时参加“募捐办报”和义卖《公理日报》等活动。在这场运动中，陈云看清了帝国主义的面目，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觉醒，体会到了工人中蕴含的力量。
　　五卅运动直接导致了商务员工爆发大罢工，他们要求组织工会、改善待遇。年仅20岁的陈云积极投身到罢工的准备工作中。据陈云的商务工友陈竹平回忆：“接近罢工的前三天，陈云同志和几位先进职工，白天照常工作，晚上又连夜开会，准备罢工的各项工作，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三天三夜没有好好地睡觉，罢工组织得很有条理，很有秩序。”陈云深得工友信赖，先后被推选为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和发行所职工会、印刷所工会、总务处同人会的联合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五卅运动后，经同事介绍，陈云常到上海通讯图书馆去读书。在那里，他读到了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其他进步书籍。他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籍。当时由于实践少、知识少，有些书他还看不懂，但是他感到：这些书中讲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他开始“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的道理。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再加上五卅运动、商务罢工的影响，1925年的八九月间，陈云在董亦湘、恽雨棠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新的政治生命的开始。

信念坚定：在各种考验中锤炼初心

　　陈云对自己选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笃信终生。他说：“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陈云的坚定信念是在各种考验中磨炼出来的。 　　陈云经受住了逆境的考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云多次受到冲击，处境十分困难。1969年10月，陈云被下放到江西“蹲点”。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被下放而感到消沉，在逆境中，他始终坚持“三个不”：

　　第一是不消沉。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保留我的黨籍，我就可以读书。”当时，中共中央保留了陈云的党籍，而且保留了他中央委员的身份。陈云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就是读书。他的子女回忆父亲在江西读书的情景说：“这段时间，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重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直到逝世前写的《列宁全集》各卷。翻开父亲读过的这些书，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用钢笔和不同颜色的铅笔在上面画的大量的道道、杠杠、圈圈，以及写下的一些批注。看着这些熟悉的字迹，可以想见他老人家是怎样全神贯注地在读着书，又是怎样专心致志地在思考着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那是何等境界、何等襟怀呀！”
　　第二是不后悔。陈云被下放到江西之后，他也在想：我这一生参加共产党有没有错？我这一生为党为人民奋斗有没有错？我这一生包括“大跃进”时期所提出的主张有没有错？尤其是在他读了一些列宁的书籍以后，他想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后来提出的主张并没有什么错，那么既然没有错就不后悔。
　　第三是不悲观。在江西，陈云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他的小女儿陈伟兰回忆说：“爸爸即使在逆境的情况下，即使他的身体不好，政治上受到很大挫折的情况下，在精神上他从来没有垮过。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呢？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仰，相信他终身从事的这个事业是非常崇高的事业。”他的二女儿陈伟华回忆说：在江西“他的信仰毫不动摇，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把学习作为自己终身的事情，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把自己完全和党的事业融在一起了”。
　　陈云经受住了金钱的考验。陈云长期领导新中国的财经工作，长期与钱打交道，但是，他没有在金钱上犯过任何错误。陈云的长女陈伟力回忆说：父亲对家里人要求非常严格，“他说在经济上一定要干干净净，做人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公家的钱一分钱都不能动，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有一天会查的”。陈云身边有个工作人员叫张廷春，他从东北就跟着陈云，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复员转业，他临走时，陈云也对他说了这句话。后来他来看望首长的时候，非常感激首长。他说：“首长交代我的事儿，我一直牢牢记着，我周围很多同志都在经济上犯了错误，公家的钱我一点儿都没沾，所以我一直没有出过任何事情。”
　　20世纪60年代，为了回笼货币，国家出售了高价商品，如高价糖果、炒肉片等。有一年夏天，陈云夫人于若木去商场花高价买了一条毛巾被。然而，第二天报纸上登，高价产品取消，所有都是平价。于若木就抱怨陈云：“你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你肯定知道高价商品第二天取消的消息，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陈云对夫人于若木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是主管国家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家里头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

　　陈云经受住了亲情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把姐姐陈星接到北京生活，但是因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姐姐住了一段时间又回到江苏吴江松陵镇。根据苏南行署负责人的介绍和建议，吴江县政府以照顾革命家属的名义，曾给予陈星接济。陈云知道后，立即要求中财委代他给吴江县去信，明确告知不要再给姐姐发接济费。1952年10月，中财委办公室致信吴江县县长：“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至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一个月后，尚未得到回复的中财委工作人员再次致信吴江县县长，转达陈云“自己补助其姐”的意见。在陈云的再三要求下，吴江县县政府停发陈星的生活费。后来，陈云还是把姐姐接到北京生活。1972年8月，陈云亲自写信给吴江县松陵镇革命委员会，代姐姐陈星做主，将其在吴江的财产“一概交公”。
　　陈云给家人制定了“三不准”家规：一是不准家人搭乘他的车；二是不准家人接触他看的文件；三是不准家人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在陈云纪念馆至今保留着两辆红旗车，一辆是老式的“红旗”牌轿车，一辆是“红旗”牌自行车。即使是和陈云在同一个工作单位的妻子于若木，也是每天骑着这辆“红旗”牌自行车上下班，尽管上下班的路线相同，但夫妻二人各用各的车，公私分明。于若木戏称“自行车是我进出中南海的老坦克”。
　　对于子女的教育，陈云就是六个字，“读好书、做好人”。他说：“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1968年，陈云18岁的小女儿陈伟兰从部队院校被分配到西藏军区野战部队。当时有人给她出主意说：“你可以让你爸爸跟有关的领导同志讲一讲，你就不去西藏了，留在成都吧。”陈伟兰回忆说：“当时很天真，我回家就问爸爸，我能不能留在成都啊。爸爸说谁给你讲这个话？我不能给你讲这个话。他说，别人都能去，你也应该能去。到离开北京的时候，爸爸心里很难过，他站在家门口，让家里所有的人去送我，而且跟我讲，他说再大的困难、再大的风浪你也不要怕，别人能干，你也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