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正义的另一种构想——“差异性团结”及其反思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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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住地的分化与隔离及其非公正性后果“空间”问题曾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尤其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空间批判而对人的空间实践方式所进行的探究,为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对空间及空间正义理论的深入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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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日至3日,来自两岸三地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70余人聚于惠州罗浮山下,出席“罗浮论道:道教与人生学术研讨会”。与以往大多数研讨会有所不同的是,“罗浮论道”没有过多地阐发玄而又玄的抽象理论,而是落实到人的生活世界,注目于道教养生及其相关生命智慧这些既凸显道教特色同时也最贴近民众需求、最具时代活力的话题,围绕着道教与生命伦理、道教养生思想与实践、道教与现代社会等主题展开讨论。
自然语言是一个由较小语言成分逐步递增地形成较大语言成分的符号体系,这就是自然语言的毗连性(concatenation)。通过毗连,自然语言符号串可以逐步增长扩张,这就是自然语言的生成性(generation)。自然语言的毗连生成体现出由小到大的递增性,弗雷格(Frege)用语句函项的思想来分析其构造过程,即把某一语言成分当作函项,把旁边的成分当作函项的主目,把两个成分的毗连当作函项运算获得的结果。这就是范畴类型逻辑从运算的角度揭示自然语言构造规律的基本思想。
“中国逻辑史”(The History of LogicinChina)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1月24-26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荷兰莱登大学亚洲研究所主办,阿姆斯特丹大学承办。会议发起人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范本特姆(Johnvan Benthem),中国清华大学的刘奋荣和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谢立民(Jeremy Seligman)。参加会议的学者,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新西兰、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共130多人,其中17名发言人和10名评论人。本次会议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逻
传统问题研究目前引起了学界很多的关注,大概可区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对传统持较激进的批判态度,一种是秉持批判继承的立场[1],第三种是复兴传统的观点。随着对现代性越来越深入和自觉的反省,人们不再盲目迷信进步主义、理性主义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而对“传统”这一被现代性意识形态所抛弃和贬斥的对象投以越来越同情和欣赏的眼光。
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威廉·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关于生态危机的解决,他主张不是消除“控制自然”的观念,而应给予其重新解释:“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在于科学和技术的革新。”[1]据此,需重建科学技术的价值基础,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
尽管自然语言没有形式语言那样严格,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歧义,但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放弃自然语言而采取形式语言作为人际交流的媒介。事实上,形式语义学的研究表明,自然语言本身也存在着多种值得研究的形式结构。自然语言有很多吸引人的特点,例如其中不含形式语言中那样的变元,并且为有效交际的工具,用于日常推理的自然语言可以被看做是可判定的。
类型逻辑语法(Type Logical Grammar)是经典范畴语法(Basic Categorial Grammar)的一个现代版本,是范畴语法与类型逻辑语义学联姻的产物。利用加贝(D.Gabbay)[1]给出的加标演绎表述,类型逻辑语法实现了句法生成和语义组合的并行推演,句法生成基于Lambek演算提供的范畴运算,而语义组合则依据代表语义的入一演算进行。
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系和江苏省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研究生创新与学术交流中心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和英国经验”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9月25日在南京召开。来自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和利兹城市大学、美国内华达大学、日本立命馆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苏州大学等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我的《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一书在日本出版于1973年,2009年该书在中国出版。在这里,我想就写作该书的一些背景和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一望月清司市民社会理论前史 日本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其标志是1941年高岛善哉的《经济社会学的根本问题》(日本评论社)、1943年大河内一男的《斯密和李斯特》(日本评论社)和1943年大冢久雄的《近代欧洲经济史序说》(时潮社)。前两者都是以17世纪中叶英国市民革命到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这一时期为模型的。在理论上他们也都是根据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以摆脱了封建制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形成以前的小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来规定“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