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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表弟文强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过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过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川东特委书记，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和国民党军将领，参加淮海战役时被我军俘虏，在狱中呆了26年，1975年获特赦。
出狱后的文强赶上了打倒“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感觉“生活很愉快、很正常”，先后担任过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他积极利用广泛的人脉关系开展海峡两岸的交流工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
一、“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1907年，文强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今望城县金良乡）一个书香之家，据传是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孙。父亲文振之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前后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均有交往。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
文强自小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与毛家小弟毛泽覃是同学，两人关系最好。毛泽东比文强大14岁，爱跟文强开玩笑，文强生性倔强，常与毛泽东争辩。
1925年6月，文强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时，毛泽东的同学夏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建议他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靠着变卖母亲给他缝在衣服里的一个金圈子做路费，他带着毛泽覃等人，乘船从水路抵达广州。
8月，他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及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人成为同学，做了他们的班长。一次，林彪枪支走火，他还与林彪打了一架。
1926年1月，文强与林彪、周恩寿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监誓人。不久，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邵力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于是，文强与当时黄埔军校的许多师生一样，成为国共合作时期特有的“跨党”学生之一。
在黄埔军校，文强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精英，除周恩来之外，邓演达、彭湃、恽代英等人均给文强上过课，他们对于坚定文强的革命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共分裂后，文强毅然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退出了国民党。
1926年7月，第四期黄埔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做宣传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杨森应声“变脸”，在军内实行“清党”，文强和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紧急撤离。
8月，文强在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特務连长。起义失败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在广东省潮州、汕头等地与敌激战被打散，文强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他们身无分文，靠做轮船搬运工挣取路费，几经辗转回到上海。
鉴于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要求他们回家潜伏待命，于是文强回到了老家长沙。当时文强的革命信念是坚定的，曾写下“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等诗句。
在潜伏的半年里，文强多方寻找党组织，但杳无音讯，于是他决定冒险到四川找党。
1928年春，他用母亲给的另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万县、重庆等地，见当局盘查很严，赶紧又跑到成都。
正当文强旅费用尽时，巧遇黄埔军校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在廖宗泽的帮助下，文强重回党的怀抱，才干得以施展，一步步走到了党的重要领导岗位。1929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0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曾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7年后，在文强再次遭遇挫折、走投无路时，已变身“国统”特务的廖宗泽再次出手相助，这次却是将他推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二、成为战犯，拒绝悔过
1931年6月，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内特工相助侥幸逃脱。
四川省委当时正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实行“怀疑一切”、“残酷斗争”，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党内同志，活着归队的文强自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
审查一番后，文强被指“有失节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备感冤屈的文强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愤然留下一封信给省委主要负责人，携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负气出走。信中称：“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
夫妻俩到了上海，四处寻找他们最信赖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想请他主持公道，但始终找不到。他们只好返回长沙老家，以做老师和报刊编辑、记者谋生，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35年，文强写的一篇批评文章惹来杀身之祸——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下令将他抓捕法办。文强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一段日子后，找到了廖宗泽，求他帮忙消灾避祸。此时的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进入了国民党军统局。他把文强推荐到浙江中央警官学校任职，并把他引见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见曾经的中共高干前来投靠，不禁喜出望外，力邀文强加入军统局，并先后任命他为中校指导员、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后来还让文强给刚从俄罗斯回国的蒋经国授课，点评近年的中国形势。
文强重新加入了国民党，在戴笠的“提携”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因策反华北、东北部队有功，1946年被晋升为中将。
在东北期间，他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的杜聿明结下了交情，这为他后来在国民党败退前夕赴淮海前线作战被俘埋下了伏笔。
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时，周恩来曾经派人劝说文强归队，但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后台倒了，文强在军统内斗中备感失意，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
1948年夏，与文强父亲有交情的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把他拉了过去，任命他为湖南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文强后来曾说：“我脱离了军统，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 1948年9月，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点将，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1月，文强参加淮海战役，翌年1月即被我军俘获。
文强自称“帮过杜聿明一把”。那是从徐州撤退途中，手下报告抓到我军七个武工队员，杜聿明大笔一挥，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精明的文强或許已想到要留一条后路，设法瞒着杜聿明把这七个人给放跑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是杀害七个武工队员。文强赶紧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七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获得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被关在功德林监狱，他感觉自己不可能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再加上性格执拗，故拒绝悔过。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他不写，还强词夺理地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
“文革”爆发后，战犯特赦工作停止。
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监狱大门。
三、“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
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
政府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使他生活有了保障。
文史专员有20多个，要选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专员们民主意识特别强，选组长也要搞无记名投票。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结果每次都当选，乐呵呵地一口气当了15年小组长。
文强出狱的第二年，“四人帮”垮台，接着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眼见祖国日益强盛，人民生活逐年改善，文强满心欢喜，政府给予他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让他非常满意。
1983年，他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
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
他还身兼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顾问。
他参政议政意识特别强，身体硬朗，所以只要收到会议通知，他一定到会。
被特赦后，文强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始终没有成行，因为他心中有个疙瘩没解开。当初受他的牵连，很多亲友遭了殃，这令他一直心存负疚和抱怨。
1984年，文强等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湖南省政协领导闻讯到广州找文强，说:“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
开始时文强态度强硬：“我不回去！我没有办法回去！”湖南省政协的领导耐心做工作，文强终于被感动了，答应回去，还同意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有9位老将领被文强说服，表示愿意跟他回去，文强再找来一个湖南人的女婿，也是黄埔学生，凑齐10人，热热闹闹地返乡。
见到久别的故乡面貌焕然一新，文强高兴得眉飞色舞。
1985年的一天，文强到同为文史专员的原国民党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做客，见到一张从美国寄回的合影，便拿起来端详。照片中有一两百人，前排一位穿红旗袍的女士格外引人注目。文强看着红衣女士忽然叫道:“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学生蒋志云哎！”姓郑的军长告诉他，此人确是蒋志云，台湾的“国大”代表。
文强再仔细看照片，又认出了40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黄埔学生。
姓郑的军长建议他写个报告，申请到台湾或美国去会老友。
文强回家后立即给蒋志云写信，半个月不到，收到了蒋志云热烈欢迎他访美的回信。
文强趁热打铁，写了一份赴美会友的申请呈给邓颖超，邓颖超非常支持，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很快为文强办好了出国手续。
在美三个月，文强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包括特赦后到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的一子一弟以及在台湾的弟弟也特地赶来与他团聚。
每到一地，文强必谈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没有邓小平，就不可能有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他说：“若能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蒋志云告诉文强，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对蒋志云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文强生性乐观，生活有规律，直到九十高龄时仍觉得自己“像小伙子一样”。
他说：“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90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
曾有一篇报道称文强“诗杰侠义”，说他写下很多诗，对家庭、社会都很侠义。文强看到报道后笑逐颜开，他说希望在自己死后，人们提起他时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四、三段婚姻皆由他人作主
文强有过三段婚姻，前两段婚姻幸福美满，可惜两个妻子皆死于非命。
奇异的是，他的三个妻子均由他人安排，无一是自己主动追求来的。
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周敦琬，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才女，比文强大三岁。
两人结合，是周敦琬表哥“拉郎配”的结果。
文强与周敦琬是同事，文强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秘书长，周敦琬任省委委员、妇女部部长。周敦琬之前有过一个丈夫，叫刘愿庵，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后被捕牺牲。
一天，周敦琬的表哥吴芳吉来看望周敦琬，遇见自己的学生文强，两人相见，甚是欢喜。吴芳吉得知文强未婚，便说：“我看你和周敦琬很般配，我给你们做介绍人，今晚你们就结婚吧！”省委的其他同志一听，觉得他俩确实般配，便也推波助澜。文强和周敦琬经众人一劝，居然也同意了，于是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算是办了婚礼。
婚后两人感情甚笃，育有2子。
1941年，周敦琬在做一个妇科手术时，恰遇日机轰炸，医生在慌乱中把手术刀留在了她的腹中，最终导致其死亡。临死前周敦琬留下遗书，嘱文强续弦，娶一个名为葛世明的女子。
葛世明也是一名大学毕业生，长得非常漂亮，说起来还是别人把她“让”到文强身边的。
文强成为国民党军将领后，一天，他手下一个名叫刘人奎的参谋求他帮忙，说有一位叫葛世明的女教员因任职的学校停办了，没钱吃饭，也没路费回家，请文强给找个工作。文强以为刘人奎和那个女教员好上了，立即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武汉的朋友，一封给在长沙的妻子周敦琬，让他们介绍工作，还给了刘人奎一些钱买船票，让葛世明去武汉。
一年多后，文强和刘人奎到了上海，葛世明从武汉赶来与刘人奎相会。文强热心地为两人张罗订婚仪式，花钱代刘人奎买戒指送给葛世明，代葛世明买手表送给刘人奎。一切准备就绪，刘人奎却突然告诉文强：“这个事不行啊，我有未婚妻！”
葛世明伤心地离开上海，到了湖南长沙找文强的妻子周敦琬。周敦琬正在生病，葛世明便留下来照顾周敦琬和她的两个孩子。周敦琬看出葛世明是一个纯朴善良的女孩，于是留下遗书，叫文强娶葛世明。
文强辗转找到已去了贵州的葛世明，和她结了婚，婚后两人育有三子。
1949年初，在淮海战场的文强料定蒋介石政府必将垮台，便寄了一笔钱给葛世明，叫她赶紧带着三个儿子逃往台湾。
文强被俘后，葛世明十分挂念他，带着孩子们从台湾回到了上海。上海市市长陈毅早前就与文强相识，按照有关政策，陈毅安排葛世明进入中苏友好协会和妇联，还让她在学校任教。后来大陆“镇反”，葛世明因被管制想不开，自杀了，她的3个孩子以及文强前妻所生的2个孩子虽历经坎坷，却都平安地长大成人。
文强被特赦时已年近七旬，一位同事的妹妹见他形单影只，便想给他介绍一个老伴，是一个姓张的寡妇，比文强小15岁。婚后二人生活并不和睦，文强自觉狼狈不堪。二人先是分居，后文强起诉离婚，自己搬到儿子家，直到94岁高龄安祥去世。
出狱后的文强赶上了打倒“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感觉“生活很愉快、很正常”，先后担任过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他积极利用广泛的人脉关系开展海峡两岸的交流工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
一、“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1907年，文强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今望城县金良乡）一个书香之家，据传是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孙。父亲文振之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前后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均有交往。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
文强自小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与毛家小弟毛泽覃是同学，两人关系最好。毛泽东比文强大14岁，爱跟文强开玩笑，文强生性倔强，常与毛泽东争辩。
1925年6月，文强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时，毛泽东的同学夏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建议他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靠着变卖母亲给他缝在衣服里的一个金圈子做路费，他带着毛泽覃等人，乘船从水路抵达广州。
8月，他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及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人成为同学，做了他们的班长。一次，林彪枪支走火，他还与林彪打了一架。
1926年1月，文强与林彪、周恩寿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监誓人。不久，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邵力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于是，文强与当时黄埔军校的许多师生一样，成为国共合作时期特有的“跨党”学生之一。
在黄埔军校，文强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精英，除周恩来之外，邓演达、彭湃、恽代英等人均给文强上过课，他们对于坚定文强的革命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共分裂后，文强毅然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退出了国民党。
1926年7月，第四期黄埔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做宣传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杨森应声“变脸”，在军内实行“清党”，文强和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紧急撤离。
8月，文强在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特務连长。起义失败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在广东省潮州、汕头等地与敌激战被打散，文强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他们身无分文，靠做轮船搬运工挣取路费，几经辗转回到上海。
鉴于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要求他们回家潜伏待命，于是文强回到了老家长沙。当时文强的革命信念是坚定的，曾写下“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等诗句。
在潜伏的半年里，文强多方寻找党组织，但杳无音讯，于是他决定冒险到四川找党。
1928年春，他用母亲给的另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万县、重庆等地，见当局盘查很严，赶紧又跑到成都。
正当文强旅费用尽时，巧遇黄埔军校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在廖宗泽的帮助下，文强重回党的怀抱，才干得以施展，一步步走到了党的重要领导岗位。1929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0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曾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7年后，在文强再次遭遇挫折、走投无路时，已变身“国统”特务的廖宗泽再次出手相助，这次却是将他推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二、成为战犯，拒绝悔过
1931年6月，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内特工相助侥幸逃脱。
四川省委当时正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实行“怀疑一切”、“残酷斗争”，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党内同志，活着归队的文强自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
审查一番后，文强被指“有失节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备感冤屈的文强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愤然留下一封信给省委主要负责人，携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负气出走。信中称：“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
夫妻俩到了上海，四处寻找他们最信赖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想请他主持公道，但始终找不到。他们只好返回长沙老家，以做老师和报刊编辑、记者谋生，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35年，文强写的一篇批评文章惹来杀身之祸——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下令将他抓捕法办。文强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一段日子后，找到了廖宗泽，求他帮忙消灾避祸。此时的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进入了国民党军统局。他把文强推荐到浙江中央警官学校任职，并把他引见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见曾经的中共高干前来投靠，不禁喜出望外，力邀文强加入军统局，并先后任命他为中校指导员、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后来还让文强给刚从俄罗斯回国的蒋经国授课，点评近年的中国形势。
文强重新加入了国民党，在戴笠的“提携”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因策反华北、东北部队有功，1946年被晋升为中将。
在东北期间，他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的杜聿明结下了交情，这为他后来在国民党败退前夕赴淮海前线作战被俘埋下了伏笔。
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时，周恩来曾经派人劝说文强归队，但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后台倒了，文强在军统内斗中备感失意，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
1948年夏，与文强父亲有交情的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把他拉了过去，任命他为湖南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文强后来曾说：“我脱离了军统，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 1948年9月，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点将，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1月，文强参加淮海战役，翌年1月即被我军俘获。
文强自称“帮过杜聿明一把”。那是从徐州撤退途中，手下报告抓到我军七个武工队员，杜聿明大笔一挥，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精明的文强或許已想到要留一条后路，设法瞒着杜聿明把这七个人给放跑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是杀害七个武工队员。文强赶紧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七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获得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被关在功德林监狱，他感觉自己不可能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再加上性格执拗，故拒绝悔过。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他不写，还强词夺理地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
“文革”爆发后，战犯特赦工作停止。
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监狱大门。
三、“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
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
政府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使他生活有了保障。
文史专员有20多个，要选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专员们民主意识特别强，选组长也要搞无记名投票。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结果每次都当选，乐呵呵地一口气当了15年小组长。
文强出狱的第二年，“四人帮”垮台，接着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眼见祖国日益强盛，人民生活逐年改善，文强满心欢喜，政府给予他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让他非常满意。
1983年，他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
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
他还身兼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顾问。
他参政议政意识特别强，身体硬朗，所以只要收到会议通知，他一定到会。
被特赦后，文强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始终没有成行，因为他心中有个疙瘩没解开。当初受他的牵连，很多亲友遭了殃，这令他一直心存负疚和抱怨。
1984年，文强等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湖南省政协领导闻讯到广州找文强，说:“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
开始时文强态度强硬：“我不回去！我没有办法回去！”湖南省政协的领导耐心做工作，文强终于被感动了，答应回去，还同意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有9位老将领被文强说服，表示愿意跟他回去，文强再找来一个湖南人的女婿，也是黄埔学生，凑齐10人，热热闹闹地返乡。
见到久别的故乡面貌焕然一新，文强高兴得眉飞色舞。
1985年的一天，文强到同为文史专员的原国民党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做客，见到一张从美国寄回的合影，便拿起来端详。照片中有一两百人，前排一位穿红旗袍的女士格外引人注目。文强看着红衣女士忽然叫道:“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学生蒋志云哎！”姓郑的军长告诉他，此人确是蒋志云，台湾的“国大”代表。
文强再仔细看照片，又认出了40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黄埔学生。
姓郑的军长建议他写个报告，申请到台湾或美国去会老友。
文强回家后立即给蒋志云写信，半个月不到，收到了蒋志云热烈欢迎他访美的回信。
文强趁热打铁，写了一份赴美会友的申请呈给邓颖超，邓颖超非常支持，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很快为文强办好了出国手续。
在美三个月，文强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包括特赦后到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的一子一弟以及在台湾的弟弟也特地赶来与他团聚。
每到一地，文强必谈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没有邓小平，就不可能有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他说：“若能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蒋志云告诉文强，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对蒋志云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文强生性乐观，生活有规律，直到九十高龄时仍觉得自己“像小伙子一样”。
他说：“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90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
曾有一篇报道称文强“诗杰侠义”，说他写下很多诗，对家庭、社会都很侠义。文强看到报道后笑逐颜开，他说希望在自己死后，人们提起他时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四、三段婚姻皆由他人作主
文强有过三段婚姻，前两段婚姻幸福美满，可惜两个妻子皆死于非命。
奇异的是，他的三个妻子均由他人安排，无一是自己主动追求来的。
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周敦琬，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才女，比文强大三岁。
两人结合，是周敦琬表哥“拉郎配”的结果。
文强与周敦琬是同事，文强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秘书长，周敦琬任省委委员、妇女部部长。周敦琬之前有过一个丈夫，叫刘愿庵，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后被捕牺牲。
一天，周敦琬的表哥吴芳吉来看望周敦琬，遇见自己的学生文强，两人相见，甚是欢喜。吴芳吉得知文强未婚，便说：“我看你和周敦琬很般配，我给你们做介绍人，今晚你们就结婚吧！”省委的其他同志一听，觉得他俩确实般配，便也推波助澜。文强和周敦琬经众人一劝，居然也同意了，于是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算是办了婚礼。
婚后两人感情甚笃，育有2子。
1941年，周敦琬在做一个妇科手术时，恰遇日机轰炸，医生在慌乱中把手术刀留在了她的腹中，最终导致其死亡。临死前周敦琬留下遗书，嘱文强续弦，娶一个名为葛世明的女子。
葛世明也是一名大学毕业生，长得非常漂亮，说起来还是别人把她“让”到文强身边的。
文强成为国民党军将领后，一天，他手下一个名叫刘人奎的参谋求他帮忙，说有一位叫葛世明的女教员因任职的学校停办了，没钱吃饭，也没路费回家，请文强给找个工作。文强以为刘人奎和那个女教员好上了，立即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武汉的朋友，一封给在长沙的妻子周敦琬，让他们介绍工作，还给了刘人奎一些钱买船票，让葛世明去武汉。
一年多后，文强和刘人奎到了上海，葛世明从武汉赶来与刘人奎相会。文强热心地为两人张罗订婚仪式，花钱代刘人奎买戒指送给葛世明，代葛世明买手表送给刘人奎。一切准备就绪，刘人奎却突然告诉文强：“这个事不行啊，我有未婚妻！”
葛世明伤心地离开上海，到了湖南长沙找文强的妻子周敦琬。周敦琬正在生病，葛世明便留下来照顾周敦琬和她的两个孩子。周敦琬看出葛世明是一个纯朴善良的女孩，于是留下遗书，叫文强娶葛世明。
文强辗转找到已去了贵州的葛世明，和她结了婚，婚后两人育有三子。
1949年初，在淮海战场的文强料定蒋介石政府必将垮台，便寄了一笔钱给葛世明，叫她赶紧带着三个儿子逃往台湾。
文强被俘后，葛世明十分挂念他，带着孩子们从台湾回到了上海。上海市市长陈毅早前就与文强相识，按照有关政策，陈毅安排葛世明进入中苏友好协会和妇联，还让她在学校任教。后来大陆“镇反”，葛世明因被管制想不开，自杀了，她的3个孩子以及文强前妻所生的2个孩子虽历经坎坷，却都平安地长大成人。
文强被特赦时已年近七旬，一位同事的妹妹见他形单影只，便想给他介绍一个老伴，是一个姓张的寡妇，比文强小15岁。婚后二人生活并不和睦，文强自觉狼狈不堪。二人先是分居，后文强起诉离婚，自己搬到儿子家，直到94岁高龄安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