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

　　6月的上海已步入雨季，植物的新绿与建筑的灰红，通通被罩在一层薄薄的水汽之中，显得轻盈而通透。静安一家酒店的咖啡厅里，印度人Prasad Shetty刚刚结束一场短会。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多年，除了往返北京和印度出差，其余时间大都待在上海。
　　虽然打扮低调，Prasad却是那种第一眼就能让人感受到热情和诚恳的模样。一件合身的黑T恤，配一条暗色的印度斯瓦尔（sirwal）长裤，有些类似国内的萝卜裤。一张典型的印度面孔上，黑色的卷发和络腮胡子连成一片，框架眼镜背后一双大眼，笑起来会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
　　和许多人一样，Prasad的人生拥有许多戏剧化的转折，比如毅然离开印度，搬到中国。而触发他做出职业和生活重大改变的，是2010年因盗版传播而在中国大火的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下简称《三傻》）。该片最早于2009年圣诞节在印度上映，讲述了三个不同家庭背景的印度男生在“皇家理工学院”的学习经历。以喜剧的外壳对升学就业、教育体制、贫富分化等一系列印度社会问题做了严肃的反思。该片上映不久便接连刷新了印度本土的票房纪录，海外表现也同样亮眼，特别是在有着相似社会文化背景的日韩及中国港台地区。
　　那么在中国大陆呢？正是因为该片在互联网上迅速积累的人气，才促成了数月之后的院线公映。最终，这部间隔近两年才在内地上映的《三傻》刷新了印度影片在中国大陆的票房纪录，累计票房收入在1400万元左右。
　　这一数据放在十年后的今天，毫不起眼。但在当时，相较前一年在国内上映、探讨“9·11”恐袭后在美穆斯林生存困境的印度影片《我的名字是可汗》，《三傻》的票房成绩增长了约27倍。而比票房更具意义的是，一改往日印度引进片的低存在感，《三傻》开启了一场中国观众对印度电影的再审视与再发现。
　　加拿大籍印度裔脱口秀演员Rusell Peters曾“吐槽”印度电影：“一定要有歌舞，而且不管什么剧情，一定会突然到达一片鸟不生蛋的旷野，中间一棵孤树，女主角藏于树后，随着音乐的节拍从树左侧突然探出头来，唱一句，缩回去，再从右探头，反复几次，手则作莲花指翘于颏下，眼珠左顾右盼，迷得追随她前来的男主角神魂颠倒。”
　　中国观众最初多少也都是带着类似的刻板印象打开《三傻》，看完却发现，相比歌舞带来的文化异质感，更多是被故事本身的情感和反思所打动。
　　Prasad最初知晓《三傻》在中国的风靡是通过中国的朋友。那时，数学专业出身的他因为对创造行业的热衷，刚刚从金融科技转向影视领域。一次来中国出差，当被告知《三傻》是优酷用户前一年搜索次数最多的电影时，他觉得自豪又意外。
　　“因为《三傻》既不是中文电影，也不是英文电影，中国观众不认识这些演员，却依然会被故事打动;我的很多中国朋友也能跟我感受到相同的笑点。我就想，或许我可以把更多优秀的印度电影引进中国。”
　　放眼全球电影产业，若论生产数量，印度是当之无愧的王者。据福布斯记者Niall McCarthy的报道，宝莱坞在2012年一年就制作了1602部影片，而在美国和中国，这一数据分别是476和745。不过，与制作数量对应的却是票房的落后。同样是2012年，好莱坞一共售出了13.6亿张电影票，仅为宝莱坞的一半，可票房收入却是后者的6.6倍。

　　在Prasad看来，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基建落后，印度电影院和银幕数量少，加上电影票价低，即便电影消费需求旺盛，要推升产值依然存在较大障碍。根据statista网站的数据，2013年印度单场电影的平均票价为95卢比，按照当时的汇率，约合人民币9块5角。
　　在这一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什么《三傻》在中国的走红，足以让Prasad这样的年轻电影人看到机会。“很多国家，包括印度、美国、日本等，本国的观众只喜欢看本国的电影。中国则不同，无论这部电影来自哪个国家，只要能够提供一个好故事，中国观众就愿意买单。”
　　因为《三傻》，人们认识了阿米尔·汗，就会有人去找阿米尔·汗之前的电影看，去找导演之前的作品看，人们也会来到电影院。慢慢地，印度电影在中国的市场就打开了。”
　　相比上个世纪曾在中国掀起过一波印度浪潮的《大篷车》《流浪者》，Prasad将《三傻》视作印度电影在中国新浪潮的开端，“虽然《三傻》之前，我们也会有一些好作品，但中国观众还是缺乏认知。就像月亮一直在那里，是阿姆斯特朗为我们踏上了第一步。” 　　只是，宝贵的第一步并没有立即带来想象中的多米诺效应。自2011年的《三傻》之后，接下来的两年均未有新的印度电影在大陆上映。那段时间，Prasad游历了一些中国的城市，也拜访和结交了一些中国的朋友。“我不是那种雷厉风行的人，我喜欢一步一步来。所以最开始的两年，我一直在思考，在见人，学习和理解这个市场。”
　　无论对他，还是印度电影，《三傻》播下的种子要扎根，似乎还在等待一个必要的推动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政策。据2015年的公开资料，除了引进好莱坞电影之外，我国每年会引进40-50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片。通常情况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配额如何分配往往与政策强相关。
　　2014年，印度电影终于等来了它的东风。
　　那年9月，在习近平主席与纳伦德拉·莫迪总理的见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印度共和国新闻广播部关于视听合拍的协议》在印度签署。这一协议的签订被视为“开启中印电影交流的新起点”。
　　正是在这一政策风向的驱动下，经过了两年的沉寂，2014年中国电影市场两度出现了印度电影的身影。其中7月上映的由阿米尔·汗主演的商业动作片《幻影车神3》，以1978万元的票房成绩成功更新了由《三傻》保持的印度影片在华票房纪录。
　　印度电影“北上”的旅程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从试金石到红海

　　一部外语片想要进入中国院线，往往有几种主要途径：分账片、批片、合拍片。
　　分账片大多为有票房保障的好莱坞商业大片，大明星、大制作、面向全球市场，一般由制片方委托国内发行方代理发行，按分账比例享受影片在中国大陆的票房分成，拥有代理发行资格的只有中影和华夏两家“国字头”公司，且受进口片数量配额限制。
　　批片又称买断片，指以批量形式引进的影片，在国别和题材上更多元，多由国内片商以固定的价格从国外版权方买断放映权，之后国外版权方不再参与中国票房分成。由于批片数量庞大，这些影片虽为中影、华夏挂名发行，但实际由民营公司协助推广发行。
　　合拍片则指两个或多个国家（地区）的制作单位共同合作拍摄的影片，发行时通常有两个或多个语言的版本。对于“合拍”的认定，又包括投资比例、演职員国籍构成、版权持有状况等量化标准。经总局下属的中国合作制片公司审批通过后，可享受国产片的待遇。
　　实际上，近几年来，虽然采用分账和合拍模式的印度影片有增长的趋势，但包括我们熟悉的《摔跤吧！爸爸》《我的个神啊》等大多数印度引进片，早期采用的都是批片模式。
　　批片这一行，很多时候，钱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不仅份额受限，还面临审查和档期的不确定性风险。所以，要将更多优秀的印度电影引进中国，Prasad还需要一个合伙人来连接中国端的资源。这个人就是柳权。
　　从零几年起就一直从事海外电影版权引进工作的柳权，是国内最早进入批片行业的一拨人。“最初做批片，是因为和国外电影公司接触比较多，认识的制片人、导演多，能了解很多信息。那时候，国内市场需求与日俱增，但还没人系统地做海外影片的引进。我就想，是不是能通过合作去满足这部分需求。”
　　他于2005年创办的创世星影业，曾在2010年引进了一部对中国批片市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影片——由史泰龙导演并主演的《敢死队》。根据公开资料，创世星以50万美金买断了该片在中国内地的放映权，后来该片在开创了当时最大进口片拷贝量的同时，也一举斩获2.16亿元票房，成为中国第一部票房过亿的批片。
　　有媒体粗略估算称，扣去税费等，按照票房收入分账，创世星可收回约7000万元，再扣除放映权支出、拷贝成本和其他费用，该项目的收益达到数千万元。
　　然而，《敢死队》帮助创世星一役成名的背后，也让之前相对沉寂的批片行业迅速沸腾，资本争相进驻，版权费水涨船高。如何抓住新的市场机遇，筑起护城河，成为批片行业的突围之道。
　　事实上，在2014年认识Prasad之前，柳权就已经和印度电影行业有过“实质的接触”，“很早年的《阿育王》《宝莱坞生死恋》《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我们都有关注。”虽然也曾协助国内电视台购买过印度影视作品，但他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直到遇到了志同道合的Prasad。经过一年的筹备，柳权作为法人的孔雀山影业于2016年正式成立，聚焦印度电影的发行、中印合拍、合作项目的开发与制作。
　　“柳权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愿意在印度电影上押注的中国电影人。”在Prasad眼中，信奉“低调做人，低调做事”的柳权“非常真诚，不是那种只会编造故事的人”。两人合作引进的第一个项目是2015年在中国上映的《我的个神啊》。
　　选择这部电影的原因不难理解。该片延续了之前在华获得口碑认证的《三傻》阵容——导演库马尔·希拉尼搭配主演阿米尔·汗。在华上映前，不仅是印度本土第一个进入30亿卢比俱乐部的电影，也是海外票房最高的宝莱坞电影。
　　虽然那时有政策护航，中影和华夏都很支持，但据Prasad回忆，2015年还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时点，困难在于很多合作伙伴并不理解，推介遇到了明显的阻力。“这很正常，之前《三傻》虽然口碑很好，但其实票房收入并不高，更多是网络和媒体领域的热度。要让市场接受，你至少需要两到三个成功案例。”
　　为了打响第一炮，柳权和Prasad必须全力以赴。除了在档期上选择在多部好莱坞动作大片之后上映，躲开锋芒的同时调剂胃口，Prasad也邀请了好友王宝强来为主演阿米尔·汗配音，希望在圈外扩大知名度，王宝强后来也成为孔雀山的唯一自然人股东。
　　他们还制定了一套延续至今的宣发理念。以中文译名为例，影片讲述了一个意外流落地球的外星人为找回遗失的飞船钥匙，开始了一场对印度宗教文化的探寻与反思。在印上映时，片名来自外星人的名字“PK”;而到了中国，柳权团队讨论后选用了“我的个神啊”这个略带搞怪意味的译名，就是希望让印度电影区别于好莱坞电影，从名字到宣发，整套都做出独特的标识和定位。 　　最终，《我的个神啊》收获1.18亿元票房，将印度电影在华票房纪录一下子拉高了5倍。“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早就预料到这部片子能超过一个亿，他一定是在骗你。”如今回忆起《我的个神啊》的成功，Prasad还是难掩激动。
　　不过在柳权看来，虽然《我的个神啊》让印度影片在中国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难免会有人将之归结为运气。要论印度片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爆发点”，他觉得还要等到《摔跤吧！爸爸》（以下简称《摔爸》）。
　　2017年上映的《摔爸》同样由中影和华夏主抓引进和发行，柳权团队“协助引进和宣传统筹”。但不同于《我的个神啊》，该片在还没完成全部剪辑时，柳权团队就拿下了其在华放映权。Prasad和阿米尔·汗是多年的好友，2015年开始，柳权团队开始代理后者在华的个人宣传和推广;同年，为了宣传《我的个神啊》，阿米尔·汗第一次来到中国。
　　创世星影业总经理何巍曾在接受腾讯娱乐采访时提到了一系列为提升阿米尔·汗在华知名度而做的努力。比如阿米尔·汗来中国宣传《摔跤吧！爸爸》期间正值北京国际电影节，他们就和组委会商量将其安排在第一排最关键的位置。最终，阿米尔·汗坐到了当年凭《人民的名义》火遍全国的演员吴刚身边，并同刘亦菲一起登台，宣读了入围影片名单。
　　根据“三声”的报道，《摔爸》宣发期间，阿米尔·汗在内地做的访问比他在印度本土做的还要多。另有多家媒体提到，《摔爸》的宣发成本已升至1000万到1200万之间。最终，《摔爸》不负所望，再次将印度电影在华票房纪录提高到惊人的12.99亿元。
　　自那之后，Prasad能明显感知到中国市场对印度电影态度的转变，“我们几乎不用做任何事情。只要是好电影，大家都愿意进来分一杯羹。”
　　据统计，2018年前，每年能走进中国影院的印度影片大多在一两部，而《摔爸》上映后的次年，印度电影在华的热度迅速冲至顶峰——2018年共有10部印度影片走入了中国院线。越来越多玩家和资本的进驻不仅推动了电影版权费用的飙升，也让这个领域迅速红海化。

　　在柳权看来，这行要做好，必须要有国际化的思维方式：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和电影工业的了解，对电影内容和市场的结合意识，以及对具体策略的判断。“有钱是好事儿，但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Prasad是印度知名经纪公司KWAN的顾问，负责其对华业务。后者由其好友、印度著名制片人Madhu Mantena运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孔雀山相较印度批片市场的其他中国玩家更具优势。“我们现在拥有宝莱坞85%以上的艺人明星、导演编剧的经纪全约。”据柳权介绍，除阿米尔·汗外，他们也在持续推进和“印度三汗”中的其他“两汗”（沙鲁克·汗和萨尔曼·汗）的合作。“所以未来大家会看到更多优秀的作品和项目，包括国产项目和合拍合作的项目。”
　　如今，孔雀山的角色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片商。作为《神秘巨星》（2018）的联合出品方，柳权和Prasad的名字都出现在了该片的制作人名单里;在《大唐玄奘》、《大闹天竺》等多部华语影片中，孔雀山也参与协助了中方剧组在印度的拍摄工作。
　　有业内人士在2018年接受“首席娱乐官”采访时认为，印度批片市场已“基本形成垄断”，“20%的公司掌握了80%的生意。普通玩家只能在高级玩家筛选后的影片中做选择，很多时候，有卖相的优质影片早就被买走了。同样是印度批片，《苏丹》就没走孔雀山，能不能打一目了然。”（《苏丹》的最终票房为3500多万。）
　　从数据上看，目前孔雀山的引进成绩无可匹敌，但也并非全然“非孔雀山就不能打”。比如2018年的《起跑线》和2019年的《调音师》，也都取得不错的票房和口碑，二者都是由其他公司操盘。
　　即便已经成功引进了多部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影片，对于Prasad来说，这份工作依然充满挑战。“电影有关文化、情感和许多微妙的细节，仅仅靠票房数据来判断是片面的。你必须对中国观众的思维模式有非常细致的理解。一些在印度受欢迎的电影在中国可能会水土不服;相反，一些在印度票房并不起眼的影片，到了中国，却有可能大放光彩。”
　　以今年在中国收获8.3的豆瓣评分、票房超3亿元的悬疑喜剧《调音师》为例，该片在中国的印度引进片中票房排名第三。“这部影片当时我也向柳权推荐过，但柳权觉得这个故事有点阴暗。所以最后TMP得到了这个机会。”和《调音师》一样，《神秘巨星》同样是一部在印度没能大卖、却在中国大陆收获近十倍票房收入的电影。“因为《神秘巨星》里涉及到了家庭暴力，这在印度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但除开这些复杂的因素，Prasad觉得决定一部电影成败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故事和剧本。“我们的宣发再厉害、演员再有名、表演再精彩、团队再努力，故事不够好，依然是一个‘bad film’，比如阿米尔·汗主演的《印度暴徒》。”这部斥资约2.98亿元人民币的动作巨制在2018年11月本土上映后1个月便走进中国影院，最终IMDb和豆瓣评分分别低至4.0和5.9，大陆票房仅在6000万元左右。
　　“我们应该引进的是‘good movies’，而不是那些‘OK movies’。按照这个标准，每年应该只有三四部印度电影是适合引进的，多了就是在破坏市场。”4月《调音师》之后，接下来的两个月又有两部悬疑题材的印度影片接档。Prasad一改温和的语调，“这是我最反对的事情。不能因为某一种电影成功了，就一拥而上，观众不会喜欢这种简单的重复，我们应该带来独特的作品。即便是好莱坞电影，如果一遍一遍都是超级英雄，人们也会厌倦。”

前路

　　Prasad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没有太多商业头脑的人”，“相比生意，我更喜欢那些创造性的东西。”卓然影业CEO张进2018年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这样描述二人开会的场景，“我跟Prasad聊，他从来不跟我提价格。最后可能都是我出价，他就会跟你说这片子为什么好，他自己有多么喜欢这部影片。”
　　当被问到近五年里，哪几部印度影片对他意义最重大。除了《PK》《摔跤吧爸爸》《三傻大闹宝莱坞》，Prasad还特别提到了去年10月在华上映的《嗝嗝老师》。他微信的相册封面至今都是这部电影的中文海报。
　　Prasad重点提及这部电影，当然不只是因为好的商业回报，也不只是他非常执着的好故事，还因为这是一部由印度女演员主演的电影。“她在中国毫不知名，也不是那种性感美艳的外表，她获得了人们的喜欢，完全是因为她的表演。几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我都能感受到男女演员之间的不平等，所以我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角色涌现出来，给这些优秀的女演员更多的表现机会。”
　　除了《嗝嗝老师》，Prasad在2018年参与引进的其他两部电影《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师》也同样由女性主演，均在中国获得了票房的肯定。“如果我们不去推动这些事情，没人会做这些。应该从我们内部开始努力。”
　　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前的那个会议，正是某电影频道的工作人员在跟他协调某场活动印方可以出席的人选，Prasad考虑了下档期，推薦了一位印度的“女打星”。因为后者在中国尚无名气，Prasad直接在手机上调出其IMDb页面向对方做了简单的介绍。如果一切顺利，很快，这位印度女演员将第一次和中国电影业产生联系。
　　“我能感受到巨大的变化。2013年以前，印度电影业还没人留意到中国市场。但是过去的两年，越来越多的印度电影人都在为这个新市场而激动。”Prasad每次去北京都会住在固定的酒店，最近几次出差，他时常会在那里撞见一些熟悉的面孔，“这些印度的制片人、导演们来到中国，要么是来推介他们的电影，要么是来谈合作，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人在成为朋友。”
　　《银河补习班》的剪辑师、印度电影人Ballu Saluja就是通过Prasad和导演邓超、俞白眉认识的。据Prasad介绍，Ballu是《摔跤吧！爸爸》的剪辑师。因为邓超和俞白眉都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所以当他们决定拍摄一部同样讲述父子关系的影片时，Ballu成了他们最希望合作的人选。后来，Ballu和奥斯卡最佳配乐得主Hans Zimmer的组合曾一度是该片的主要宣传点之一。
　　“我应该是第一个深度参与中国电影制作的印度剪辑师，虽然中国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语言环境，但电影就是用影像讲故事，大家对情感的体会都是共通的，本不该有文化和语言上的沟壑。作为剪辑师，我要做的就是让观众和故事产生一种美妙的连接，技巧只是工具，最终起作用的还是用心去体会。”
　　在《银河补习班》上映前后，《南方人物周刊》两次采访了Ballu，他始终非常诚恳地希望得知国内观众对影片的评价，但已经回到印度、不懂中文的他似乎还没有机会去了解更多元的声音。“观众的批评就像一撮盐，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这部电影提出了关于社会和教育体系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大家的批评和建议会帮助故事逻辑更加自洽。”
　　“现在，大家更像是一个大家庭，而我要做的就是让双方的家人更好地聚到一起，然后一起开心地做事。”Prasad觉得好友Ballu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根据智研咨询今年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2017至2022 年间，中国电影行业市场规模的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20.7%，到2019年，中国就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
　　“我能预见到越来越多的印度电影人会来到中国掘金，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还不了解这个市场。我的建议很简单——尊重中国的文化，然后，保持耐心。因为这趟旅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