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庞大的人口面前，运力增加似乎难以赶上人流的增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专家认为，一方面，虽然到去年底铁路营运里程达到9.1万公里，但人均长度不过7厘米;另一方面运力的结构性矛盾也更加突出。
　　既然单靠提升运输能力来解决春运问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思倒推回去的问题之一就是能否减少对春运的需求？除了人口基数大，造成“春运难”的因素还有哪些呢？
　　普遍的观点认为，首先，中国地理决定东西差异。中国三分之二的领土不宜人居，也不能承载过多人口的高原高山和内陆草原荒漠，人口必然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其次，制造业阶段要求人口集中。中国的工业在一段时期内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将占有很大比重，更要求工厂布点于沿海港口附近。再次，人口红利加剧以上不平衡。经过建国后的生育高峰，加之改革开放使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生产力获得解放这一背景，大量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使民工潮“迁徙”的规模骤然变得浩浩荡荡。
　　“我国目前产业布局不尽合理，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西部发展速度相对滞后，一方面导致了人口大量长途迁徙，另一方面发达地区资源环境压力也更加突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授张孝德说，由于内地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东西部地区经济水平差异，导致太多的人远离家乡到外地工作，从而形成了返乡和返城人潮。
　　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景乃权看来，中国的春运中，交通的运输能力、现有的资源配置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加剧了回家的难度。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要在同一个时期回乡过年，客运市场因需求远大于供给而引发一系列危机。
　　“这部分劳动力虽然在理论上可以称为经济资源，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事实上由于本地不能提供太多合适的就业岗位，使得他们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只能远离家乡外出打工。”景乃权教授说。
　　除了经济布局造成了客流的集中，“春节是维系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纽带”和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户籍制度以及“节日太集中”等社会因素，成为造成“春运难”的另一说法。
　　这种说法在电影题材和很多打工者身上得到了验证。2010年《人在囧途》中王宝强唱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唱出了很多打工者的心声。在电影《天下无贼》里，人们见识过中国式傻根的“春运”之险，在恶搞片《春运帝国》里，人们见识了中国式民工的“春运””之苦。可是，即便“春运”之痛深入骨髓，中国人对春节回家过年的信念依旧不可动摇。社会学家感慨地说：““春运“始于先民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无法根除的“刚需“。”
　　“户籍制度也阻碍了人口的有序流动，导致了每年一度的蔚为壮观的全球罕见的人口流动潮。户籍制度改革虽然呼声颇高，但春运期间诸多技术细节的改变正越来越不利于那些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纲坦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