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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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迎来了自己的第四十个春秋。院领导、外文所老中青三代学者和各友朋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出版社媒体人士欢聚社科院礼堂,共同庆祝外文所建所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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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迎来了自己的第四十个春秋。院领导、外文所老中青三代学者和各友朋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出版社媒体人士欢聚社科院礼堂,共同庆祝外文所建所四十周年。
其他文献
大半个世纪以来,《牛津英语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一直是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所公认的最可信赖的工具书,在全世界享有盛誉。但是,人们对它面世以前所经历的艰难历程了解并不多。除了口口相传的一些基本事实,如它首版编撰出版耗时88年,耗资30余万
对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白人女性作家而言,她们需要在游记创作中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她们的旅行经历和游记创作使她们进入了公共空间,挑战了社会对女性设置的种种性属边界;另一方面,多年来内化于心灵深处的性别意识又让她们身不由己地遵守社会“性别分工”,力求在作品中保持自己的淑女身份。伊迪斯‘华顿在游记《穿越法国》中小心翼翼地隐去自己的作者踪迹,把自己从文本叙述者的中心位置移开,其鲜明的性别意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女性作家在游记书写中的尴尬境遇。
本文基于奥地利哲学家毛特纳的著作《语言批判》及其与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关系,探究贝克特在小说三部曲中所展现出的“语言困境”问题的根源。在经历1945年的“启示”后,贝克特将人类“无知”,“无力”的存在状态做为艺术家的表现对象,此种艺术主张使贝克特成为20世纪卓尔不群的艺术大师。唯有挖掘“语言困境”的根源,才可能对贝克特的中后期作品,尤其是小说及散文中所展现出来的荒诞和无序感有恰当的认识。
当瑞典学院宣布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1953-)获得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时,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众口一词地惊呼“爆冷”。国内不少媒体在刊发这一消息时还大量配发“失望”、“质疑”之声,甚至有称诺奖已“越来越像游戏”,类同“彩票摇奖”。
2004年7月1日,是法国女作家乔治·桑(1804—1876)诞生200周年纪念日。法国文化部把今年定为乔治·桑年,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由法国文学研究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和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发起,由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的“纪念乔治·桑诞生200周年暨法国女作家作品研讨会”于8月10日至16日在兰州举行。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邓华陵教授、文学院院长彭金山教授、甘肃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袁洪庚教授等出席了开幕式,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吴岳添、副会长罗国祥和谭立德、余中先、王东亮、徐和瑾、曹德明
今年初,《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January 9,2004)曾刊登约翰·W·约瑟夫教授的文章,对汉斯·阿尔斯列夫(Hans Aarsleff)教授关于索绪尔关于“语言双重性本质”论断受到法国思想家泰纳影响一说提出质疑,后者于最近撰文反驳(TLS,August 20,2004),详细探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论据充分合理,颇有说服力,特作如下转述,以飨读者。
英美文学史上曾发生过这样一桩不大不小的事件:1959年,C.P.斯诺发表了一篇题为《两种文化》的文章,声称西方社会俨然已分裂成了两种对立的文化,而分别由文学家和科学家形成的两大阵营之间,横亘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文章一出,像是捅了一个大马蜂窝,立刻引起了极大争议。1970年4月,著名的F.R.利维斯教授将他的讲演稿《文学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误解和危险》公开发表,使争论更加激化。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似乎就成了一个说不完的话题。由Judith Hawley任总主编的大型文库《文学与科学》(1660—1834)
1998年10月,我作为访问学者赴剑桥大学进修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学,到达剑桥后,一边旁听古英语,一边为即将出版的拙译《金色笔记》撰写《译者前言》,可心里总怀着一个愿望:见一见这本书的作者。译了人家的书,很想听听写书人自己是如何看待她的书的。由于学习忙,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写好《译者前言》。1999年7月初,我给莱辛写了第一封信,并附上《译者前言》的英文稿(中文原文即后来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上的《形式也是内容:<金色笔记>释读》)。信发出不久,很快收到了回信。莱辛的信是用打字机打的,读过后我惊
2004年6月19日-20日,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河北教育出版社、湘潭大学等四家单位联合主办,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承办的“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在湖南湘潭举行。40多位中外学者就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巴赫金的世界影响、巴赫金与中国人文学科建设等重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涉及到巴赫金研究的一些最新观点,摘要如下。
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大多能折射出各自民族的文化心理,在英语文学创作中,美国作家对自然(表现自然的作品)似乎有着特殊的兴趣,而英国作家则对旅行有着始终不渝的热情,对旅行本身的着迷是英国作家创作的一个动力.他们一直渴望着从小小的岛国走出去。从历史的角度看,随着英殖民帝国的建立和发展,英国作家进一步培养出与殖民征服联系在一起的探险精神,从而促成了大批旅行作品的诞生,与此同时,英国的文学创作也深深地打上了“旅行”的印记,如(印度之行》、(黑暗的心脏》等等,那时的世界对英国作家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