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木匠，和木头、电器打了半辈子交道。
　　过去，按照当地旧俗，结婚时女方家长需要准备两个红木匣当嫁妆，印象里早年父亲做了很多那种红色的小木匣，一块木板可以做四五个木匣，每个木匣长约三十厘米。
　　做这些小家具是件挺费神的事情，父亲会先用卷尺在板子上测量一番，取出夹在耳朵上的铅笔在恰当的位置做标记，偶尔叫出窝在房子里学习或看电视的我给他打个下手。父亲一手端持墨斗，一手用筷子压着墨斗斗身里的棉线，在我拉起墨线时，那根棉线会在墨斗盒中被墨汁浸湿的棉团里滤过，黑色的棉线拉开，父女俩一人一侧位于木板两端，然后将线压紧在铅笔印记上，父亲再略微左右端详，确定位置准确无误之后便弩起那根已经被绷直的黑线，只轻轻一弹，板子上就出现了清晰的一道墨痕，连带墨痕边缘略微散开的细墨点。随即父女俩一起抬起板子，放置在电锯上，父亲把持较重的那一端，配合着木头渐渐移动，我这边只简单拉着倒退，电锯声嘈杂，细屑漫飞，木板沿着墨线逐渐被切割成一块块的小木板。然后父亲将每块木板卡在半人高的长板凳上，手持刨子前后均匀推平，伴随着“嚓、嚓、嚓”的声响，地上堆起卷圈的木花，父亲不时会举起推凿一新的木头放在眼前，一眼紧闭，一眼观测，直至他认为合格再换另外一块。
　　等到所需的木料都备齐之后，就开始了下一道工序。为方便起见，父亲时常会在嘴唇上抿四五颗小钉子，快捷地将小钉放置在恰当位置，然后一手稳住小钉，一手用小锤一下下地敲打，直至钉帽■入木板，木匣的大小尺寸也已呈现。最后再涂上油漆，时常一层油漆之后再涂上一层清漆。
　　及至年底，光亮一新的木匣子会被需要的邻里买走，偶尔有人开玩笑说：“给你自己家也留两个，以后女子出嫁用。”父亲只是笑笑。
　　后来，人们也慢慢不太讲究闺女出阁送匣子这个风俗，甚至很多农家置办家具也选择直接可以组装好的家具厂的成品，父亲的工作渐渐成了被淘汰的工种。留在自家的木匣很巧地只剩下两个，或许这是父亲特意为我留下的吧。
　　很多年里，其中一只木匣成了我的私人储物箱，伴随着一年年岁月的积淀，木匣中也被自己珍藏的物品慢慢填满，荣誉证书、使用过的文具、几本珍藏的书籍、毕业留言册、成绩单、数十个笔记本以及厚厚一沓信件。
　　而我沉默的倔犟与叛逆，总像我们父女一起弹着的那条墨线，框定起性格的走向很难偏离。
　　从小到大，我与父亲之间，始终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彼此站立在这条鸿沟的两岸，爱莫能助。当别的女孩可以肆意地在父亲的膝下撒娇时，父亲却始终以一种不可接近的严父形象，对立在我成长的道路上，也因了这层原因，父亲总和我有些许距离，母亲则成了我与父亲间的传话筒。
　　求学工作在外，隔三差五往家里打电话，很多次电话那端首先传来的是父亲的声音，然后惯性地将电话转交给妈妈，可电话那边依然有他的声音传来。偶尔他单独在家，电话拿起简单几句过后，他总习惯说句：“没事那就挂了。”
　　有人说，我们总会把自己最差的一面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并和那个自己最相似的人总是交流不畅。我渴望和父亲促膝长谈，只是总觉得那是一种奢望。于是，大学求学在外，偶尔我会给父亲写信，写自己在学校里的一些小事，写希望父亲少抽烟、注意身体的话语，那些多么容易出口表达的情感，自己却选择了这么古老的方式去传递，在这个信息化的年代，一切似乎都变得那么曲折，而来自父亲的回信我始终未能收到。回家之后，父亲也不提及写信这件事情。
　　春节前夕回家，用心地将屋里打扫一新，顺势翻出了自己的那个匣子，匣子里依旧摆放着学生时代的很多旧物，连带曾经写给父亲的信件，一页页翻看，曾经的自己该有多么渴望和父亲促膝长谈。
　　深夜，和父母一起看电视，朝父亲坐着的地方看去，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和衣睡着了，闭目、颔首、均匀地呼吸，额头三道横向的皱纹，像墨线弹出来的一般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