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在挂牌。东方明珠划出的一个新圈，正演绎出“秋天的故事”。东京，在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喊出2020年奥运主办地“东京”的名字后，一片欢腾。首尔，最新带有柔性屏的大屏幕智能手机新鲜发布，再次引起全球又一轮销售热潮。
　　这是“沸腾东亚”的真实情景。而美国和欧洲则要平淡许多。美国人更关心金融危机五周年时发生的枪击案，而欧洲人则陶醉在又一次当选的默克尔的“保姆政治”中。
　　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在金融危机爆发五周年之际，世界的天平又在向东方倾斜。
　　2009年12月31日，英国《金融时报》预见性地指出：从历史上看，一个新世纪是在其正式开始的十多年后，才开始阔步前行的。1910年，大英帝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葬礼上云集皇室要员，显示了日不落帝国的影响力。然而这既是最后的辉煌，也是19世纪国际政治格局的挽歌。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孕育了美国这个新的世界强国之后，20世纪的格局才真正开始成形。如果说19世纪是英国世纪，那么20世纪是美国世纪，而21世纪的“十年之交”对于新兴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同样有预见性的还有美国《纽约时报》，2009年8月27日发表鸠山由纪夫的文章《日本的新道路》。他认为，“日本不能忘记自己‘亚洲国家’的身份”，“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中国经济的规模将超过日本。目前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军事化增强的问题和领土争端无法通过类似日本和韩国之间或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谈判得到解决。双方对这些问题讨论得越多，情绪被激发、民族主义加剧的风险也就越大”。鸠山指出：“只有迈向程度更大的一体化，阻碍地区一体化的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欧盟的经历告诉我们，地区一体化能够化解领土争端。”
　　今天看来，鸠山的话具有相当的洞察力。2010年鸠山任首相时，日本世界经济第二的“宝座”被中国占据。当年，美国GDP占世界23.60%，中日韩加起来占世界GDP总量的19.56%。而根据2013年4月世界银行的数据，2012年中日韩GDP加起来的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已达到21.37%。和美国所占21.89%的份额相差无几。
　　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崛起的光环下，一度被忽视的东亚本身实际上已经出现“群雄并起”的局面。日本尽管经济上有所衰落，但国际地位确实有所提升。韩国电子产业独步天下，朝鲜也宣称迈入“强盛大国门槛”。
　　2013年9月7日，东京击败伊斯坦布尔获得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也许在国际奥委会西方委员看来，日本是概念上的西方国家，而土耳其却是典型的东方国家。位于“历史的地理枢纽”的日本更具有文化意义上的东西方沟通者的意味。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预测，到了东京奥运会举行的2020年，中国GDP预计要比2010年翻番，中国的人均收入也将会达到8800～12000美元。届时，“中国世纪”才真正具有现实意义。
　　1885年3月16日，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日本从此开始“脱亚入欧”进程。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派尔认为：“国际舞台上谁独占鳌头，日本就会出于自我利益跟谁结盟：1902年到1922年追随英国，1936年到1945年追随德国，1952年起则紧跟美国。”这其实也点出了日本百年来唯一不变的就是其实用主义立场。
　　那么当东亚特别是中国崛起时，“脱美入亚”——十年后也许会成为日本政客的现实选项。
　　2013年，中国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达成互不挑战各自在东亚利益的共识。这一默契，将为下个十年东亚稳定奠定基础。
　　与此同时，东亚驱动力已经从过去的“功能主义”向“互动主义”转化。日本带头，中韩随后的“雁阵模式”逐步被对等的“互动模式”取代。
　　而近年来，与东亚国家之间的领土和历史问题争端并存的是，来自东亚外部的竞争加剧。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被称为“经济北约”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力争21世纪新秩序主导权。而中日韩的自贸区谈判也已展开。相比于解决周边的摩擦冲突，中国借助多边谈判，创造性地介入有关整个地区规则建立的“大外交”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基辛格把“大外交”看作是发端于1815年维也纳宫廷时代，欧洲列强用谈判艺术纵横捭阖建立的政治舞台。如果中国希望创造性地介入更多国际事务，成为世界性大国，就不应该缺席建立国际规则的机会。通过“大外交”使自己更好地成为创造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