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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我们所熟知的语词。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简单朴实而深情动人,后世父母教孩童学语,往往用之。“故乡”早已成为生活的日常语言,在孩童幼小的心灵中牢牢地种下了故乡的情愫。追溯这一语词在屈原作品中的出现:“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之爱楚国至于铭心刻骨,最终以身殉国,他在《哀郢》中两度使用“故乡”来抒写“去终古之所居”的悲伤,无疑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故乡”一词为人们所接受,迅速地传播开来。
释“乡”与“故”
考察存世的先秦文献,虽然在屈原之前,“故乡”之词不多见,但是,分别的“故”与“乡”都早已出现,使用也比较多。
在西周以后,“乡”就是地方行政组织中的一级。西周实行宗法政治,各种制度的建立都贯穿着氏族血缘的联系。据《周礼》记载,其地方行政分为国与野两部,由受封贵族统领。居于国者多与受封贵族有着已经疏远的血亲关系,具有自由民的身份,有随贵族征战的义务,称为“国人”;居于野者受田劳作,承担物质生产,称为“野人”。国人聚族而居,其行政组织的最高一级就是“乡”(参见杨宽:《试论西周春秋间的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乡者,向也”,其命名有聚集而拱卫国主贵族之意。因此,“乡”是包含了血缘因素的地方行政组织,其下则有州、党、族、闾的不同等级。同居一乡者称“乡人”。《左传·昭公十二年》记鲁国季氏家臣南蒯欲叛,其乡人中有察知动静者,当南蒯与乡人以酒辞别时,乡人遂以歌为谏:“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杜预注:“邻犹亲也。”(《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党”是乡之下的组织,与乡人相比,党人彼此间的血缘关系更加亲近。唱歌的乡人以“倍其邻者耻乎”为劝,是因为南蒯之叛不但有违礼法,一旦失败,又将殃及亲族;但到底不与自己直接相关,故又有“已乎已乎”之叹。可见春秋时期的乡人之间尚有着或近或远的血亲关系。
春秋以后,兼并战争日渐激烈,宗法政治制度日渐解体,地缘组织日渐取代血缘组织而成为国家管理人群聚落的主要形式。形式相承,久已存在的“乡”保留了下来,成为郡或县下的一级。这时的“乡”容纳了各种杂居的人口,不以血缘为组织,不过人们的居住习俗却不会断然改变,乡中居民成分在逐渐复杂的同时,血缘依然是乡人相互认同的重要联系,并且开始渗透到人们的地缘联系中而培养着感情,比如通过婚姻。
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人的认识与语言表达。西周以至春秋时期,人们不仅是宗族共居一地,即使是迁徙,也往往是举族而行。如宫之奇预见虞国将亡,于是“以其族行”(《左传·僖公五年》),去往他国避难。楚令尹子文预见侄儿将乱国政,临死“聚其族”而嘱“乃速行矣,无及于难”(《左传·宣公四年》)。齐人庆封逃到吴地,“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因为是聚族而居,血亲感情是人们相互信任与依靠的根本,血缘越近,关系越紧密。同在一国者,乡人之间的关系就要胜过国人之间。同居一乡者,既然彼此间的血缘关系有远近之别,那么同族的感情就要胜于同乡。迁居异地者,既然是举族而行,那么虽在异地,同族相依而无陌生之感,合族人之力量,虽在异乡而无生活的困难。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人托于族,族托于国,人们对于宗族的依赖远胜于居住的土地,当“举族去国”之时,人们对于“去乡”就不会很在意。因此,“乡”作为居地之称久已存在,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其语义功能主要指向人们的居住形式,而不是居住的土地。
“古,故也。”(《说文解字》卷三上)“故”与“古”通,其意义不仅指过去的时间,还包括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常常用作推论之语,如“是故”、“之故”等。“故”包括了时间与空间两种维度,当其用作语词的修饰成分而指向过去之时,偏重于经历而与人相关。如《诗经·小雅·正月》:“召彼故老,讯之占梦。”毛传:“故老,元老。”又如《论语·泰伯》:“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注以“故旧朋友”为训。这一类词语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比较多见。如《庄子·山木》有“故人之家”的说法,《战国策·燕策》有“黜于故国”之语。《孟子·梁惠王下》记孟子向齐宣王解释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孟子所谓故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所谓世臣,是指“累世修德之臣”(赵岐注),即长期任职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者。那么,“故国”不以乔木为标志而重“世臣”,“故”所强调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人的经历。孟子生活在兼并战争剧烈而各国疆界急剧变动的时代,人口流动因此而频繁,国君任用官员不再受世袭制度的约束而往往取决于个人的好恶,以至于容易亲近阿谀者而排斥忠鲠的老臣。孟子之所以用“昔日所进,今日不知其亡”的“亲臣”为对比,告诫齐宣王要重用“世臣”,要以大多数国人的意见为依据来考察人才,是由于当时人臣逐利,游行于各国,因而那些“与国同休戚”的世臣才更加可贵(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因此,当“故”作为构词成分,其意义偏重于人而同时涵盖着人所经历的时空与事件时,遂与记忆相联系而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由此可以看出,“乡”作为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久已有之,其中包含了血缘亲情的因素,但是在一个“去国”不是重大问题的时代,人们对于“乡”作为居地的“故”还没有清晰明确的感情,也就难以将具有感情色彩而强调经历的“故”与“乡”联系到一起。
释“父母之邦”
从文献来看,屈原之前有“父母之邦”的说法,其与“故乡”的意义在今天可以相通,当时则不然。
“邦,国也。”(《说文解字》卷六下)西周之“邦”与“国”, 大小不同,都是人居之地。国有国主,邦有邦君,统领百姓。《论语·微子》记柳下惠任官而“三黜”,人劝他离开鲁国,柳回答:“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鲁国是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完备的国家,柳下惠是孔子所敬重的鲁国贤人,他称鲁国为“父母之邦”,孔子是同样认可的(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那么,何为父母之邦?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即谓子女孝敬父母,就要侍奉于父母的身边,不当远行;如果远行,一定要有充足的理由,比如为了丰厚的收入而可以更好地奉养父母。而柳下惠的被黜是因为他的执著,所以他说,如果放弃自己坚守的直道,那在鲁国也是可以为官的,何必要离开父母所居的鲁国呢?不过,柳下惠的父母此时在世与否,不得而知。因此,父母之邦除了指父母所居的国家之外,也可以指父母所葬的国家。
孟子说:“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孟子·万章下》)孔子的先祖本是宋人,殷商的后裔,迁居于鲁国。当孔子离开鲁国时,父母都已经亡故,而之所以称鲁为“父母国”,是因为父母葬在此地。《礼记·檀弓上》记孔子在将父母合葬于防山时说:“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为父母筑四尺高之坟,以便以后祭扫时辨认。孔子自称“东西南北之人”,而以鲁为自己的“父母国”,以“迟迟”描写临别时的依依不舍,显然还是立足于孝亲之道而言情。孔子死前梦见葬用商人之礼,而告子贡“予始殷人也”(《史记·孔子世家》),有归宗之意。这可证明他以鲁为“父母国”,只是父母葬在鲁国而已。
儒家最重孝道。《礼记·檀弓下》记子路离开鲁国时,问颜渊有何临别的赠言,回答是:“吾闻之也,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展墓,在墓前致敬,报告归来。可见无论去与还,国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母的坟墓。也就是说,父母的坟墓之地在人心中的地位应该远高于坟墓所在之国。尽管所在之国是自己曾经生活的地方,尽管怀念父母的同时常常包含了幼年的回忆,但是强调“哭于墓而后行”,“展墓而入”,是为了表现后人的孝敬之心,眷怀的感情只系于父母宗族,而不包括行者对自己的回忆。颜渊是最得孔子赞赏的学生,此言可谓深得老师的衣钵。
以父母或宗族的坟墓所在为重,仍是强调血缘亲情的观念。无论父母在世或不在世,人都应该对父母所居之地怀有深情。因此,这时的“父母之邦”虽然是指居地而言,带有感情的色彩,但其意义偏重于孝亲的伦理道德,并不包含称说者自身的经历。“父母之邦”这种单纯的伦理性是与“故乡”一语的最大区别。
屈原所赋予“故乡”的内涵
西周是贵族世袭的国家,而随着社会的进展,政治的动荡,贵族时有去国而他适者,春秋以后更是多见。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鸟择枝而栖,士择君而事”,各国君主重金招士,高第养贤;而士则行天下以游说君主,或求知己,或求名利,如果得用,则白衣为卿相,一旦“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然”(《史记》卷四四)。当时士人之所以傲于王侯,就是由于没有土地的利害牵绊而具有自由的身份。因而他们既无乡土故国的眷恋,也不讲旧居旧土的感情,朝秦而暮楚是寻常之事。儒、墨、名、法诸子如此,纵横之士更是这样。只有屈原不同。
屈原之爱楚国,爱得心肺俱焚,至死都不肯离开。虽然楚王冷落他,疏远他,放逐他,忠心耿耿而遭遇打击,使他满怀怨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离骚》)但是,他不离开楚国。虽然朝中佞臣妒嫉他,排挤他,毁害他,诚实正直而遭遇打击,使他无比愤慨:“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涉江》)但是,他不离开楚国。虽然楚国少有人能理解他,即使是关爱他的女,即使是善意的渔父,都劝他要么改变自己,要么离开楚国,但是,屈原的理想是实现楚国的“美政”,如果离开楚国,就无所谓理想,所以他不离开。然而留在楚国,屈原实在太痛苦。在《离骚》中,他写到了自己在去与留之间的徘徊。他清醒地知道,楚王太昏庸,楚臣多奸佞,楚国的政治环境太恶劣,他应该早早地离开,远远地离开。但是,“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当他决心远行之时,眼角的余光忽然瞥见了楚国的土地,于是,所有对于现实的批判,所有关于利害的抉择,都在这一瞥中崩溃,对楚国土地的无限深情让他舍弃了个人的一切,包括生命。
屈原不肯离开楚国,但是,他却被迫离开了郢城。公元前278年,当秦军即将攻破楚国的郢都时,屈原随同民众一起踏上了背井离乡的流亡之路,在到达长江下游地段时,悲愤的心情不能自已,于是而作《哀郢》(注:关于《哀郢》的写作时间,注家说法不一,这里取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两度以“故乡”来称述楚之郢城。他说:“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东迁的人们沿着长江下行,过洞庭,过夏浦,抵陵阳,并没有出楚国之境,但是屈原悲痛至极:“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闾”是乡之下的居民组织,用作地方之名,表示这是同族共居者世代相承的居地。因此,屈原去郢之时悲切痛苦,眷怀国门,瞻望长楸,步步流连,不仅仅因为郢是楚国的都城,更因为这里是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是祖坟之所在,一砖一瓦都有着宗族的记忆;这里是自己的生活之所在,一草一木都有着亲切的回忆。在《哀郢》中,他一面痛哭“去故乡而就远兮”,“去终古之所居兮”,一面悲叹“眇不知其所跖”,“焉洋洋而为客”,惶然于从此的无“家”可归。东迁之后,虽然还在楚国境内,虽然还可以重建居地,但是,生活可以重建,生命却不会重返,失去了祖辈的居地,失去了生养之地,人就失去了自己的过去—精神与情感的栖息之地。屈原在篇末用“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来抒写自己“冀壹反之何时”的绝望:此一去啊,虽然未离楚国之地,但是,无论是夏浦、陵阳,还是辰阳、溆浦,都不是自己的“乡”“闾”!鸟思乡有翅可飞,狐思乡以首枕丘,可是人,思乡之切甚于鸟兽却无法重返,情何以堪!
理解了屈原在《哀郢》中所抒写的感情,就可以理解屈原之不能离开的楚国,不是怀王或顷襄王的国家,而是他生于斯、长于斯,他的祖辈长埋于斯的土地,他的故乡。读屈原,无人不为他的感情所动容。
屈原在楚辞中反复地抒写对楚国土地的眷恋,所用之词有“故乡”、“故都”、“故宇”、“故居”、“旧乡”,而以“故乡”最为深入人心。在《哀郢》中,“乡”的血亲元素与“故”的回忆情感,通过屈原的抒写而融合到了一起。
据上分析,清理屈原所赋予“故乡”的内涵,包含以下内容:
一、“故乡”不同于“家乡”,它是人离开之后的回首,永远与回忆相关。
二、“故乡”是实实在在的土地。它包含着共居的因素,既不像“故国”、“故邦”之大而难着落,也不像“故居”、“故宇”之小而太细致。
三、“故乡”有祖辈的生活遗迹,或是亲族,或是房屋,或是坟茔。它代表了血缘亲族的所在,是人的生命的认归地。
四、“故乡”不同于出生地,它是人曾经生活的地方。这里有属于自己的回忆,是人的感情的栖息地。
屈原以自己对故乡的深情而言称“故乡”,综合了前人的语言认识,而融入了爱的感情。人们为屈原的感情所感动,“故乡”也就深深地烙入了脑海;认同了屈原的表达,“故乡”也就常常出现在语言中。如项羽在咸阳,叹息:“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史记》卷七)如刘邦做了皇帝,过沛县,“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记》卷八)项羽与刘邦都是楚人,都是在感情激动时脱口而言“故乡”,可见这时的楚人很熟悉“故乡”一词。屈原死后,“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王逸:《楚辞章句·九章序》)。屈原的作品根源于楚歌,本以唱诵方式在楚地民间流传,楚人之习称“故乡”,应该有着屈原的影响。汉代以后,“故乡”在口语中,在文献中,都渐渐常见,于是融入日常语言,成为习用,一直到今天。虽然在后世的使用中,屈原所赋予“故乡”的四条内涵不必同时具备,但是血亲元素与回忆情感的基本意蕴却始终未变。这是屈原对汉语的贡献。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释“乡”与“故”
考察存世的先秦文献,虽然在屈原之前,“故乡”之词不多见,但是,分别的“故”与“乡”都早已出现,使用也比较多。
在西周以后,“乡”就是地方行政组织中的一级。西周实行宗法政治,各种制度的建立都贯穿着氏族血缘的联系。据《周礼》记载,其地方行政分为国与野两部,由受封贵族统领。居于国者多与受封贵族有着已经疏远的血亲关系,具有自由民的身份,有随贵族征战的义务,称为“国人”;居于野者受田劳作,承担物质生产,称为“野人”。国人聚族而居,其行政组织的最高一级就是“乡”(参见杨宽:《试论西周春秋间的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乡者,向也”,其命名有聚集而拱卫国主贵族之意。因此,“乡”是包含了血缘因素的地方行政组织,其下则有州、党、族、闾的不同等级。同居一乡者称“乡人”。《左传·昭公十二年》记鲁国季氏家臣南蒯欲叛,其乡人中有察知动静者,当南蒯与乡人以酒辞别时,乡人遂以歌为谏:“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杜预注:“邻犹亲也。”(《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党”是乡之下的组织,与乡人相比,党人彼此间的血缘关系更加亲近。唱歌的乡人以“倍其邻者耻乎”为劝,是因为南蒯之叛不但有违礼法,一旦失败,又将殃及亲族;但到底不与自己直接相关,故又有“已乎已乎”之叹。可见春秋时期的乡人之间尚有着或近或远的血亲关系。
春秋以后,兼并战争日渐激烈,宗法政治制度日渐解体,地缘组织日渐取代血缘组织而成为国家管理人群聚落的主要形式。形式相承,久已存在的“乡”保留了下来,成为郡或县下的一级。这时的“乡”容纳了各种杂居的人口,不以血缘为组织,不过人们的居住习俗却不会断然改变,乡中居民成分在逐渐复杂的同时,血缘依然是乡人相互认同的重要联系,并且开始渗透到人们的地缘联系中而培养着感情,比如通过婚姻。
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人的认识与语言表达。西周以至春秋时期,人们不仅是宗族共居一地,即使是迁徙,也往往是举族而行。如宫之奇预见虞国将亡,于是“以其族行”(《左传·僖公五年》),去往他国避难。楚令尹子文预见侄儿将乱国政,临死“聚其族”而嘱“乃速行矣,无及于难”(《左传·宣公四年》)。齐人庆封逃到吴地,“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旧”(《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因为是聚族而居,血亲感情是人们相互信任与依靠的根本,血缘越近,关系越紧密。同在一国者,乡人之间的关系就要胜过国人之间。同居一乡者,既然彼此间的血缘关系有远近之别,那么同族的感情就要胜于同乡。迁居异地者,既然是举族而行,那么虽在异地,同族相依而无陌生之感,合族人之力量,虽在异乡而无生活的困难。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人托于族,族托于国,人们对于宗族的依赖远胜于居住的土地,当“举族去国”之时,人们对于“去乡”就不会很在意。因此,“乡”作为居地之称久已存在,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其语义功能主要指向人们的居住形式,而不是居住的土地。
“古,故也。”(《说文解字》卷三上)“故”与“古”通,其意义不仅指过去的时间,还包括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常常用作推论之语,如“是故”、“之故”等。“故”包括了时间与空间两种维度,当其用作语词的修饰成分而指向过去之时,偏重于经历而与人相关。如《诗经·小雅·正月》:“召彼故老,讯之占梦。”毛传:“故老,元老。”又如《论语·泰伯》:“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注以“故旧朋友”为训。这一类词语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比较多见。如《庄子·山木》有“故人之家”的说法,《战国策·燕策》有“黜于故国”之语。《孟子·梁惠王下》记孟子向齐宣王解释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孟子所谓故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所谓世臣,是指“累世修德之臣”(赵岐注),即长期任职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者。那么,“故国”不以乔木为标志而重“世臣”,“故”所强调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人的经历。孟子生活在兼并战争剧烈而各国疆界急剧变动的时代,人口流动因此而频繁,国君任用官员不再受世袭制度的约束而往往取决于个人的好恶,以至于容易亲近阿谀者而排斥忠鲠的老臣。孟子之所以用“昔日所进,今日不知其亡”的“亲臣”为对比,告诫齐宣王要重用“世臣”,要以大多数国人的意见为依据来考察人才,是由于当时人臣逐利,游行于各国,因而那些“与国同休戚”的世臣才更加可贵(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因此,当“故”作为构词成分,其意义偏重于人而同时涵盖着人所经历的时空与事件时,遂与记忆相联系而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由此可以看出,“乡”作为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久已有之,其中包含了血缘亲情的因素,但是在一个“去国”不是重大问题的时代,人们对于“乡”作为居地的“故”还没有清晰明确的感情,也就难以将具有感情色彩而强调经历的“故”与“乡”联系到一起。
释“父母之邦”
从文献来看,屈原之前有“父母之邦”的说法,其与“故乡”的意义在今天可以相通,当时则不然。
“邦,国也。”(《说文解字》卷六下)西周之“邦”与“国”, 大小不同,都是人居之地。国有国主,邦有邦君,统领百姓。《论语·微子》记柳下惠任官而“三黜”,人劝他离开鲁国,柳回答:“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鲁国是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完备的国家,柳下惠是孔子所敬重的鲁国贤人,他称鲁国为“父母之邦”,孔子是同样认可的(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那么,何为父母之邦?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即谓子女孝敬父母,就要侍奉于父母的身边,不当远行;如果远行,一定要有充足的理由,比如为了丰厚的收入而可以更好地奉养父母。而柳下惠的被黜是因为他的执著,所以他说,如果放弃自己坚守的直道,那在鲁国也是可以为官的,何必要离开父母所居的鲁国呢?不过,柳下惠的父母此时在世与否,不得而知。因此,父母之邦除了指父母所居的国家之外,也可以指父母所葬的国家。
孟子说:“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孟子·万章下》)孔子的先祖本是宋人,殷商的后裔,迁居于鲁国。当孔子离开鲁国时,父母都已经亡故,而之所以称鲁为“父母国”,是因为父母葬在此地。《礼记·檀弓上》记孔子在将父母合葬于防山时说:“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为父母筑四尺高之坟,以便以后祭扫时辨认。孔子自称“东西南北之人”,而以鲁为自己的“父母国”,以“迟迟”描写临别时的依依不舍,显然还是立足于孝亲之道而言情。孔子死前梦见葬用商人之礼,而告子贡“予始殷人也”(《史记·孔子世家》),有归宗之意。这可证明他以鲁为“父母国”,只是父母葬在鲁国而已。
儒家最重孝道。《礼记·檀弓下》记子路离开鲁国时,问颜渊有何临别的赠言,回答是:“吾闻之也,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展墓,在墓前致敬,报告归来。可见无论去与还,国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母的坟墓。也就是说,父母的坟墓之地在人心中的地位应该远高于坟墓所在之国。尽管所在之国是自己曾经生活的地方,尽管怀念父母的同时常常包含了幼年的回忆,但是强调“哭于墓而后行”,“展墓而入”,是为了表现后人的孝敬之心,眷怀的感情只系于父母宗族,而不包括行者对自己的回忆。颜渊是最得孔子赞赏的学生,此言可谓深得老师的衣钵。
以父母或宗族的坟墓所在为重,仍是强调血缘亲情的观念。无论父母在世或不在世,人都应该对父母所居之地怀有深情。因此,这时的“父母之邦”虽然是指居地而言,带有感情的色彩,但其意义偏重于孝亲的伦理道德,并不包含称说者自身的经历。“父母之邦”这种单纯的伦理性是与“故乡”一语的最大区别。
屈原所赋予“故乡”的内涵
西周是贵族世袭的国家,而随着社会的进展,政治的动荡,贵族时有去国而他适者,春秋以后更是多见。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战国时代,“鸟择枝而栖,士择君而事”,各国君主重金招士,高第养贤;而士则行天下以游说君主,或求知己,或求名利,如果得用,则白衣为卿相,一旦“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然”(《史记》卷四四)。当时士人之所以傲于王侯,就是由于没有土地的利害牵绊而具有自由的身份。因而他们既无乡土故国的眷恋,也不讲旧居旧土的感情,朝秦而暮楚是寻常之事。儒、墨、名、法诸子如此,纵横之士更是这样。只有屈原不同。
屈原之爱楚国,爱得心肺俱焚,至死都不肯离开。虽然楚王冷落他,疏远他,放逐他,忠心耿耿而遭遇打击,使他满怀怨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离骚》)但是,他不离开楚国。虽然朝中佞臣妒嫉他,排挤他,毁害他,诚实正直而遭遇打击,使他无比愤慨:“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涉江》)但是,他不离开楚国。虽然楚国少有人能理解他,即使是关爱他的女,即使是善意的渔父,都劝他要么改变自己,要么离开楚国,但是,屈原的理想是实现楚国的“美政”,如果离开楚国,就无所谓理想,所以他不离开。然而留在楚国,屈原实在太痛苦。在《离骚》中,他写到了自己在去与留之间的徘徊。他清醒地知道,楚王太昏庸,楚臣多奸佞,楚国的政治环境太恶劣,他应该早早地离开,远远地离开。但是,“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当他决心远行之时,眼角的余光忽然瞥见了楚国的土地,于是,所有对于现实的批判,所有关于利害的抉择,都在这一瞥中崩溃,对楚国土地的无限深情让他舍弃了个人的一切,包括生命。
屈原不肯离开楚国,但是,他却被迫离开了郢城。公元前278年,当秦军即将攻破楚国的郢都时,屈原随同民众一起踏上了背井离乡的流亡之路,在到达长江下游地段时,悲愤的心情不能自已,于是而作《哀郢》(注:关于《哀郢》的写作时间,注家说法不一,这里取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两度以“故乡”来称述楚之郢城。他说:“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东迁的人们沿着长江下行,过洞庭,过夏浦,抵陵阳,并没有出楚国之境,但是屈原悲痛至极:“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闾”是乡之下的居民组织,用作地方之名,表示这是同族共居者世代相承的居地。因此,屈原去郢之时悲切痛苦,眷怀国门,瞻望长楸,步步流连,不仅仅因为郢是楚国的都城,更因为这里是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是祖坟之所在,一砖一瓦都有着宗族的记忆;这里是自己的生活之所在,一草一木都有着亲切的回忆。在《哀郢》中,他一面痛哭“去故乡而就远兮”,“去终古之所居兮”,一面悲叹“眇不知其所跖”,“焉洋洋而为客”,惶然于从此的无“家”可归。东迁之后,虽然还在楚国境内,虽然还可以重建居地,但是,生活可以重建,生命却不会重返,失去了祖辈的居地,失去了生养之地,人就失去了自己的过去—精神与情感的栖息之地。屈原在篇末用“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来抒写自己“冀壹反之何时”的绝望:此一去啊,虽然未离楚国之地,但是,无论是夏浦、陵阳,还是辰阳、溆浦,都不是自己的“乡”“闾”!鸟思乡有翅可飞,狐思乡以首枕丘,可是人,思乡之切甚于鸟兽却无法重返,情何以堪!
理解了屈原在《哀郢》中所抒写的感情,就可以理解屈原之不能离开的楚国,不是怀王或顷襄王的国家,而是他生于斯、长于斯,他的祖辈长埋于斯的土地,他的故乡。读屈原,无人不为他的感情所动容。
屈原在楚辞中反复地抒写对楚国土地的眷恋,所用之词有“故乡”、“故都”、“故宇”、“故居”、“旧乡”,而以“故乡”最为深入人心。在《哀郢》中,“乡”的血亲元素与“故”的回忆情感,通过屈原的抒写而融合到了一起。
据上分析,清理屈原所赋予“故乡”的内涵,包含以下内容:
一、“故乡”不同于“家乡”,它是人离开之后的回首,永远与回忆相关。
二、“故乡”是实实在在的土地。它包含着共居的因素,既不像“故国”、“故邦”之大而难着落,也不像“故居”、“故宇”之小而太细致。
三、“故乡”有祖辈的生活遗迹,或是亲族,或是房屋,或是坟茔。它代表了血缘亲族的所在,是人的生命的认归地。
四、“故乡”不同于出生地,它是人曾经生活的地方。这里有属于自己的回忆,是人的感情的栖息地。
屈原以自己对故乡的深情而言称“故乡”,综合了前人的语言认识,而融入了爱的感情。人们为屈原的感情所感动,“故乡”也就深深地烙入了脑海;认同了屈原的表达,“故乡”也就常常出现在语言中。如项羽在咸阳,叹息:“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史记》卷七)如刘邦做了皇帝,过沛县,“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记》卷八)项羽与刘邦都是楚人,都是在感情激动时脱口而言“故乡”,可见这时的楚人很熟悉“故乡”一词。屈原死后,“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王逸:《楚辞章句·九章序》)。屈原的作品根源于楚歌,本以唱诵方式在楚地民间流传,楚人之习称“故乡”,应该有着屈原的影响。汉代以后,“故乡”在口语中,在文献中,都渐渐常见,于是融入日常语言,成为习用,一直到今天。虽然在后世的使用中,屈原所赋予“故乡”的四条内涵不必同时具备,但是血亲元素与回忆情感的基本意蕴却始终未变。这是屈原对汉语的贡献。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