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羡慕现今青少年学习条件的优越，也由此而生发感慨：“文革”十年，无情地剥夺了我们这一代人享受学习的权利，真是生不逢时呀。
　　我是1963年开始上学的。依稀记得，小学二年级时我写的第一篇日记，记述的是参加种植蓖麻活动的情景，班主任过杰老师在班上朗读了这篇习作，我的心里真是美极了。
　　然而，好景不长。正当天生的爱好让我对打开中外文学宝库心驰神往之时，“文革”波及全国，动乱的社会使校园内放不进一张平静的书桌。社会混乱，学校停课，造反派成天“文攻武卫”，愚昧荒唐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几年折腾，原来镇上的校园杂草丛生，校舍倾圮。后来教师下放农村，我们跟着被将就在一间阴暗潮湿的民宅内“复课闹革命”。
　　那时候，理科就学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三机一泵”（指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和水泵），文科能读到的只有《毛泽东选集》和介绍英模事迹的《毛泽东思想哺英雄》。雄文四卷，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将革命进行到底》，我竟一篇篇啃下去，并坚持每学习一篇文章就写一篇读书笔记，即使是《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也不例外。我被毛泽东同志的学识与雄辩深深折服。
　　但是，四本“毛选”又怎么能满足一颗渴求文学甘露滋润的心灵呢？到哪里去寻找精神食粮呢？我曾经撰文追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并戏称为“‘偷’着学语文”。
　　当时，镇中心小学仅有的一个小图书室已被糟蹋得一片狼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图书室地上的废纸堆里捡到了一本名叫《情满青山》的散文集，就悄悄地带回了家。灯下，一篇篇美文把我给迷住了，天下竟有这样美妙绝伦的文字！记得当时用红色的圆珠笔整段整段地抄录其中景物描写的句子，抄写了满满的一本练习簿。一直到上了师范，我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赫赫有名的碧野，难怪里面的描写都是《天山景物记》式的。可以说，这本薄薄的游记散文集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读本。
　　我所在的集镇的商店里大多订阅的是《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这些报纸每周一版的文学副刊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经常去借阅。也许是我的坚持感动了他们，几家商店的店主人居然同意借阅的副刊可以不归还，真是喜出望外。虽然那时文学创作的原则出现偏差，舆论一律“三突出”（文革时期极“左”的文学创作理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但是不能说当时没有比较优秀的作品。现在仍然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彭瑞高、孙友田等就是从当时成长起来的。我在阅读文学副刊的过程中，还是得到了美感享受。记得当时读到一篇散文的开头一句为“大地在晨曦中微微挺起了胸膛”，就感到妙不可言，陶醉于语言的艺术魅力之中。也是在这样的阅读中，我慢慢懂得了小说、散文、诗歌以及报告文学等的体裁特征，了解了细节描写的作用，体会到典型提炼的重要性。我把自己觉得有价值的文章剪下来，按体裁归类，几年下来的成果是五大本厚厚的剪报，里面的好多文章我都加注了学习心得。不知何时开始，剪报悄悄地在小镇的年青人中传递，俨然成了流动的“阅览室”。我在里面留下的很多批注也得到大家的激赏，虽然现在看来那些文字是多么的稚嫩与肤浅。
　　有一次，我发现商店用来包裹食品的旧书是几册上世纪50年代编写的《文学》教材，便用家里几本过时的学习资料去换取，真是如获至宝，兴奋不已！在这些被批判为散布“封资修”毒害的旧教材中，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木兰辞》《蜀道难》《赤壁赋》《智取生辰纲》……真没想到，古典文学的宝库竟会如此璀璨。
　　家里的藏书中有一本扫叶山房出版的石印线装本《唐诗三百首注疏》，那是从上海娘舅那里软磨硬泡“借”来的，且一借就是40多年。现在熟记的几首唐诗都出自这本书，当时背诵唐诗时手不释卷的入迷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现在娘舅已不幸病故，这本古籍也成了他留给我的唯一的珍贵纪念。但愿他不再责怪外甥的不敬，能在天国安息。
　　“文革”后期，在原镇中心小学原址兴办中学，我成为这所中学的第二届学生。虽然学校教学还受到政治气候的严重干扰，但我有幸遇到了3位优秀的语文老师。他们教学风格迥异，对学生习作的评介标准也不相同。纪俊泽老师讲课条理清晰，逻辑性强，作文喜欢议论说理；陶淙淙老师讲课激情奔放，语言精彩，作文喜欢描写抒情；潘承猷老师讲课率性随意，点评切中肯綮，作文喜欢叙述铺陈。
　　我偏爱语文，也因此得到3位语文老师的偏爱。那时的教学还是比较开放的，一次语文期中开卷考试，试题是分析一篇报道石油工人事迹的通讯，要分清段落，编写阅读提纲，总结主题思想与写作特色。试卷讲评时，我的答卷竟成了老师的范卷。高二时陶老师对外上公开课，我恰好因去外校参加一个学生社团活动而缺席。回来后同学们告诉我，课上陶老师曾3次点名让我回答问题，引起同学窃笑，陶老师看看空荡荡的课桌椅，也尴尬地笑了。哎，谁叫我是语文课的台柱子呢。为了“迎合”老师不同的偏好，我注意写作方法的调整，因此每每能得到作文的高分。老师在习作中留下的大段评语，也会引来同学们的艳羡，潘老师曾经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来激励我。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我渐渐地有了将来上讲台、教语文的念想。
　　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躲过了上山下乡，却被分配到饮食商店工作。我心怀不甘，总还在等待着什么。1977年的初冬被称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因为“文革”中断了11年的高考终于恢复。全国近570万知识青年走进高考考场；其中的27.3万人于第二年的早春二月走进了各级各类高校，当年所有大中专的总录取率为4.78%。我当时的所有志愿都是师范院校中文专业，由于数学底子薄，我被录取在常熟理工学院的前身——苏州地区师范学校。在这里，我遇到了治学严谨、功底深厚、关爱后学的张浩逊、许霆、黄惠年等先生，两年时间虽短，但受用终身。那时，过着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的刻板生活；只有到周日一早才有机会去新华书店等开门，用从师范生微薄的生活费中抠出来的钱买书，然后去县图书馆看书，坐下就是一整天。很惭愧，现在躺在书柜里的好多书还是那个时候买的呢。
　　1980年春季，我如愿走上讲台，但我的求学之路还在延伸：大专——本科——研究生课程班，省语文骨干教师培训——语文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省语文特级教师首期研习班……从1963年一直到2003年，全日制教育加上继续教育整整持续了40个年头，不知不觉中自己已渐入老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