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是建国以后花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集中优秀力量最多，中央领导最重视，力度也最大的一次语文教学改革。中央指定胡乔木领导，教育部由副部长也是人教社社长叶圣陶直接领导，伯箫是第一线总指挥。如此领导阵容是空前的。自那以后至今，也不曾有过。
　　 1951年到1958年，这套教材从启动到停止使用，历时八年之久。从1951年3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工作会议，胡乔木在讲话中宣称，“语文教学的目的存在着特别混乱的现象，其原因是没有把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分开”，提出分科的问题，同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下半年，语文教育界开始讨论。1953年4月，教育部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提出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示，语言、文学可以分科。并指定成立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由胡乔木任主任。1953年12月，胡乔木向中央写了《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1954年2月1日，毛泽东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吴伯箫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口来到出版社。
　　 他未来之前，教育部教学指导司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为分科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制定和编写已做了许多具体准备工作。分科虽然是学习苏联（也是原俄国）的模式，内容却无法照搬外国，必须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选材，必须研究当时尚乏共识的汉语语法，从中提炼出各方都能接受的临时教学语法体系。吴伯箫的到来，对这项艰巨的工作是极大的促进。在他的领导下，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教材初稿顺利地编写出来了。
　　 伯箫对工作全心投入，一丝不苟，与叶老配合得很好。比如编辑初选的课文以及注解、练习等文字，他都一一亲自审阅，经他同意再送叶老审定。伯箫他不光审阅，还自己推荐课文。他推荐的课文，不是在书本或报刊上标出所选的文章给大家看，而是亲自抄写一遍，用毛笔写成优美的行楷，抄件本身就是艺术品。白天繁忙无暇，抄写在深夜。他的办公室夜夜灯火，有时亮到天明。他工作或写作，通宵是常有的事。他笑着说，早晨用冷水洗个脸就精神了。
　　 为了广泛征求作家的意见，在伯箫的主持下，召开过几次作家座谈会，最盛大的一次是在和平饭店召开的。茅盾、臧克家、老舍、萧三等文学大师都曾到会。在此之前，中学语文教材中虽然选入一些文学作品，和文学界却很少联系。这种交流不但听到许多宝贵的意见，而且获得文学界的理解和支持。与会者对中学语文课一律表示赞同，情绪热烈。课本的初稿编出以后，伯箫还带领我们出去调查研究，并且组织试教。计试教中学74所，参与试教学生27000多人，试教取得了极好的成绩，广大师生热烈欢迎这项改革。至此，教学大纲草案及教材试教本均已定稿，各界舆论都表示支持，试教又给分科的施行提供了实践的确证。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全国推行）了。
　　 （节选自刘国正《忆吴伯箫同志》。题目为编者所加）
　　人物速评
　　 吴伯箫先生以其优秀作品和高尚人格，受到后人景仰和崇敬。他全心全意投入教材编选工作，他为我国语文教育所做的贡献，必将为后人所铭记，催人奋进。
　　作家作文观
　　 吴伯箫先生认为，把作文写得明白通顺（把花木侍弄得枝叶扶疏），不容易，要付出心血。要多读（“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多看（观察事物，体验生活，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多练（能把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写出来）。养成说老实话的习惯。事想得明白，话说得清楚，才知道作文应该怎么写，怎样写得好。
　　 学作文，开头走就要把路走正。知道什么写什么，懂得什么写什么，实践什么写什么。吴老在《文风不是私事》中说：“好的文风，一要表达正确的思想，二要抒发健康的情感，三要文字准确、鲜明、生动，合乎語法，合乎逻辑。句子要短一些，去掉每一个多余的字;篇幅不要太长，删节任何多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