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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上午九9点半，像往常每一个周六，74岁的广州市民、退休警察老鲁都要来到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参加他的“周会”，这天，已是他连续第30次参加。而10分钟前，正常容纳180人的报告厅早已拥塞不堪，足足装了近400人，走道上与门外已无立锥之地。“这几场实在是太火爆了”，老鲁说，因为是“老资历”，也提前预约了，南都读者俱乐部给老鲁留了座，好不容易穿越人群落座。
讲坛背景挂着大大的幕标：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主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南方都市报。
此刻，论坛组织者、南方都市报评论员何雪峰，正指挥观众给当天的主讲人任剑涛让出一条道，呆会，这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将开讲《消费社会的精神颓废与改革困境》。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十年。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的组织者，围绕这样一个中心设计了全年的若干个小题目，上周，经济学家茅于轼刚刚做了《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他对中国的未来审慎乐观。
46岁的任剑涛很精神，一身黑色的西装，掏出名片，上面印的全是英文，这是他在美国留学时候用的，还没来得及换。在一般人看来，政治学者的改革情绪或许会比经济学家要消沉一些，然而，现场的任剑涛却斗志昂扬。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履新不久，即约见他和其他几位学者。任剑涛把心里想说的话和盘托出。在中山大学，任剑涛就是一位人气高企的明星老师，不仅有出色的政治学研究，还有敢言无忌的个性。
“这么多年，实际上我们的改革总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展开，对改革困境的认识，人们通常解读为GDP增长的困境，或者解释为一个政府体制改革的困境，解释为党内民主的困境，但在我看来首先是因为三十年我们不太健全的改革。”
“精神生活严重匮乏，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的大脑始终交付给极少数的精英。民主的前途始终由极少数的精英把持……我们总希望有一个英明的清官为我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使我们峰回路转、潺潺流水。当问一个农民、一个工人，或者随便问一个职员，愿望仍然是希望我不要成为房奴、车奴。”
“一位老先生很严肃地问我，你们妒忌社会学、经济学能够影响高层决策者的思维，请问如果某一天领导人要你们政治学家拿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能不能拿出来，我想了一想，拿不出来。”
“改革共识的严重丧失，变成了中国改革的内在障碍，变成了我们的内部障碍，就是大家没有了改革的愿望。所以今年广东号召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我说首先要对厅处级干部棒喝一声，你在享受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的时候，扪心自问你为我们这个社会做了什么?”
近两个小时，台下40多次的掌声。
挤爆报告厅的听众，多数是广州市民，还不乏从长沙、深圳、肇庆等外省外市远道而来的。人头攒动的黑发中，点缀着白发苍苍的老者，最小的听众是个小学生，妈妈带她来，只是为了让女儿感受一下氛围，小孩子规规矩矩地做着笔记，问她听懂没有，只是摇头。
这么火爆的场面不是第一次，最近半年来，每个周末，位于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的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报告厅，都会上演这样一出免费的“精神大餐”。
岭南大讲坛
岭南，一向为中国启蒙新思想之孕育发源地。
2005年，广东省委宣传部希望创办一个有影响的讲坛，成为建设文化大省的品牌工程，这项任务交给了广东省社科联。“现在是一个讲坛文化的时代。”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颜泽贤说。
2005年12月，“岭南大讲坛”启动，提出的口号是“弘扬人文精神，传播先进文化，普及社科知识，提升社会理性”，“该板块主要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跟踪解读公众关心的社会时事政治热点、难点问题，努力打造社会科学家与公众沟通的时政平台”。
2006年2月，针对广州普通市民的“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正式启动，定于每周六上午举办一场，迄今已举办了93期。
在广东省委宣传部一位部门负责人看来，社科普及工作要有生命力，关键在于传媒的参与。课讲得再好，如果没有传媒的参与，受益者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上千人。
于是，宣传部开始寻找媒体合作，最终找到主管《南方都市报》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
对于宣传部为什么找到自己，江艺平分析：党报政治风险大，《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几家报纸胃口也不对，《南方都市报》的气质与公众论坛的理念几乎一致。
此时，南都时评版经过数年的运作，声誉鹊起，网罗了一批国内最前沿的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正想创办一个自己的论坛，双方一拍即合。
两个月后，《南方都市报》正式接手“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这时，人文协会才刚刚承办了10期。
都市报自己拿出了3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半年后，这笔钱也没有花完，广东温氏集团主动找上门来，斥资冠名论坛，经费问题解决了。“每期花销平均下来，一万元多一点，”公众论坛“智囊”之一、《南方都市报》战略发展部副主任张超说。
2007年6月9日，东山口署前路8号越秀区图书馆4楼报告厅，《南方周末》资深编辑陈敏第一个走上了“南都版”公众论坛。他演讲的题目是，《博弈时代的新媒体》。
用时评的理念办论坛
“我觉得中国最好的报纸就是南都，南都最好的版面就是小字那两版(即评论版——记者注)，中国没有第二个报刊像你们这样办的，每天必看。”一位公务员说。很多人，其中包括官员，都很喜欢南都的时评。很多市民看了社论，恍然大悟，哦，原来可以这样去观察一个问题，并且还可以这样提出一个问题，从中得到启发，事物不是书上说的那样就是那样，还可以更多元，提供一种认识事物的新视角，而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的思维。
从2004年3月1日改版至今，南都时评因为其大胆和深刻，在海内外都广受好评。“利用《南方都市报》的平台跟影响力，请一流的学者、专家来向广东的公众做一种传播。”江艺平对公众论坛这样定位。
在江艺平看来，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广场论坛”，或者说在公众场所的表达、辩论，是一个很常态的东西。这一块，广东逐渐在开放，比较领先。一旦有了，大家可能变得很珍惜它，广东的这种“市民气质”或者“公民社会”，在全国走在前面。
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梁文道、杨锦麟，“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研究者吴思，有“民间思想家”之称的王康，环保问题专家马军，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团总代表王选，还有徐友渔、葛剑雄、资中筠等人纷至沓来，一时众多知识精英云集羊城。
“我每个周末都是和中国最有思想的人在一起。”主持人之一的张超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演讲者都是国内一流名家，学识渊博、见解新颖，语言幽默，几乎每次演讲都爆满，一座难求。
开启民智
一个官方主办，媒体具体承办，公众自由参与的公益论坛，为何突然这么火爆?
“一般认为老百姓只关心柴米油盐，不需要思想，其实他们不是不需要思想，关键是你的理论是不是贴近他们的生活、贴近实际?”
李文凯的理解是，首先，选题一定要有热度。公众论坛，要讲公众关心的话题，能够为他们答疑解惑，提供正确的思想导引，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不需要太高的理论深度。
大家定下一个规矩：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关注热点。
选题虽然多，怎么办?通过每期的问卷调查，不难发现市民最关心的话题：要么紧扣时事热点，突出环保、公民权利、股市、底层的生存状态等热点；要么诉求于本地的新闻事件、新闻议题，与自身紧密相连，例如交通、城市规划；要么是以强烈的现实情怀关注和探讨如何看待历史问题，比如一些周年阐发的大纪念；还有一个就是既看世界又眼观中国当下，有参照、作比对、得借鉴，“当今我们向外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理性去看，去分析，去汲取。”李文凯这样理解听众们的需求。
事实也证明，这些话题吸引了众多听众，现场提问积极热烈，网上讨论风生水起，一些话题引发众多媒体争相报道。
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大家是冲着“名人”来的。
当下广州、深圳，流行追学术明星、知识分子明星、思想者明星这样一种“市民形态”。广深的学术大师跟北京比，要少很多，南都从北京、上海请专家是一种很好的弥补。“名人效应”是李文凯用的另一个法宝，“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有了一定的曝光率，是有强烈诉求的，已经在公共平台上充分关注过时事、表达过言论的人。”
“岭南大讲坛到底想干什么?”大家也感到了一些隐约从外界而来的压力，因为请的嘉宾自由派人士居多。
“一个封闭的场所，几百号听众，嘉宾怎么说问题不是很大。”
“我们也可以请左派阵营里头的专家，也可以给他表达的机会，让各种不同意见都能进行交锋，而不是一言堂。”
但是纯书斋里面的人他们不请，太冒进的嘉宾他们也不请。
之所以火爆，第三个原因是热心公众的参与。这种地面的活动跟网上发个帖不一样，除非你真正认同这个东西，喜欢这个东西，才愿意付出各种成本。论坛的观众，基本上都是南都的忠实读者，特别是言论版的“粉丝”。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唐吴认为，在广东，特别是在广州，公众有这样的一个参与公共生活的传统，这个所谓的传统被培育起来，也不过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所谓的公民，就是要主动参与公共生活，在实践中才能体现出应有的价值。当下的中国，这是最迫切需要发扬的精神。
他们太缺乏话语权
广州是一座繁忙而充满压力的大都市，对大部分年轻白领来说，周六是一个难得轻松的睡懒觉的机会，但是，近一两年来，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却被一个活动改变，那就是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青年是听众中最大的群体。南方都市报最近的统计，20至35岁的听众占了61％。35岁至60岁的人士则占了24％。这显示处于社会中坚的中青年群体是论坛最忠实的粉丝。
大家都很感谢都市报办这样一个讲坛，认为它大幅提高了广州的人文气息。嘉宾的很多观点都很劲爆。如果把2008这一年都听完，基本上就是文化的一个洗礼。
南都接手之后，公务员、公司职员、学生、媒体人士、公司总裁、出租车司机、下岗工人都跑来听，观众成分更加多元化。
胡朝辉，也是著名的写手“三季稻”，“我们终于找到了组织”这句在小圈子里流传甚广的话就是出自他口，论坛让他交上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只要在广州，胡朝辉周末一定去听论坛。
胡朝辉是88年上的大学，学的专业是历史，不过毕业后却跟朋友开了家IT公司，当上了老总，毕业很多年，他一直不愿意看报纸，拒绝“主流”的一些信息，“这是不是事实的全部?”
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南都推出连续报道、时评，作为孙志刚的湖北黄冈老乡，胡朝辉被打动了。他重新审视报纸，开始关注起南都评论版。
许建华，广州番禺一家小企业的老板，第一次参加公众论坛，听说了茅老吃的“冤枉”官司，就托何雪峰给茅于轼先生的保姆学校捐了1万块钱，“他跟吴敬琏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两颗良心。”
“像我们这样平时忙于工作的人，周末能给我们思维上来个梳理，在认识上有个上升，非常有必要。”许建华说。
“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程度比社会主义国家还要高；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程度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高。”在听完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讲座《黑窑奴工与底层的生存生态》之后，一位公务员在他的博客中写道。
如果你去论坛超过3次，一定会记住满头银丝、年过七旬的老鲁。他每期都要提问，年纪大，口齿不是很清晰，并且常常是抓住话筒不放，后来主持人们私下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点老鲁提问，同时，开场的时候一定要先声明：“提问请不要长篇大论，请给其他观众留点时间!”
老鲁十多年前从广西省公安厅退休，用他的话说“党、政、军、警、特”都干过。2006年一次读者见面会，认识了南方都市报评论版编辑、论坛主持人之一的何雪峰，之后二人成了好朋友。
老鲁很喜欢看书，每天最少4小时，他家的书很多，书房放不下了，床下、暗柜里面堆的全都是。没聊几句，就扯到了文革那段历史，老鲁一昂头，眼圈通红，突然“哇”的一声，放声痛哭，记者大惊，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老伴闻声急忙进来安抚。
公众论坛，老鲁从未落下过一期。有一次周六早上，老鲁刚下火车，行李一扔，立马就赶来论坛现场，其间，有人打来电话，说老伴高血压发作了。老鲁不顾，一直到论坛讲完才赶回家。这件事，何雪峰记忆犹新。
“我就是想求证‘历史’，”老鲁说，但他始终不能展开说，迄今，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老鲁参加论坛的动机。
像老鲁一样，很多听众得到话筒，不是提问，而是发表长达两三分钟的自我演说，“他们太缺乏表达自己的机会”，何雪峰这样看“老鲁们”的行为。
出租车司机谢麟龙也来了，他照惯例周六放弃半天载客挣钱的时间跑来听讲座，不过今天他的身份已不再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因为上个月汽油涨价，为出租车补偿油价的问题，谢麟龙作为羊城3万多名出租车司机中的一员，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上电视出镜。年近五十的老谢被出租车公司开除，丢掉了“饭碗”，但老谢还是坚持来听。
只是高中毕业，面对记者，老谢忍不住对着记者激动控诉，“公权不能私用， 你一定要帮我申冤。”
为了听讲座，一位东莞的出租车司机放弃半天的收入，开车过来；有个听众是残疾人，却为一个晚到的老人主动让座；一位增城的打工仔，坐不起公交车，经常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广州……“只有这样的人去听，论坛最核心的价值才能显现出来。”省委宣传部一位人士很高兴地说。
“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正是各方利益分化博弈加剧的时代，民众迫切地希望能参与到改革的纵深的讨论中，迫切地希望在下一步的改革中能为自己发言，而公众论坛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和空间。”何雪峰这样概括公众论坛越来越火爆的原因。
论坛嘉宾，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丁学良说，“论坛”的英文是“Forum”，从英文词源来看，本来就有公众参与的意思。
随着公众论坛的声名远扬，一些楼盘为了促销，主动邀请论坛去他们那里举办，10万元一场。张超拒绝了。在他眼里，公益论坛不是挣钱工具。“公众论坛为《南方都市报》实现报纸的社会价值提供了很好的舞台，我们要尽快提升到报业服务理念上来。”
意见领袖们
“很高兴，很愿意”，这是许多参与过论坛的嘉宾一致的意见。
“有一点诚惶诚恐，我的尊容大家一目了然，我现在是一个‘无齿之徒’，前一个月把牙都拔掉了，还来不及装上。来广州还是鼓起一点勇气才能来，我希望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不仅仅是无齿之徒，刚才主持人介绍说王康是一个思想家，确实是，我认为自己是有思想的家伙，而且有独立性，没有拿公家的饭吃，就是一个民间思想家。”
王康上来就是一顿戏谑，调侃。
“刘长乐先生经常说头上有两把刀，一把是杨锦麟，一把是窦文涛。我今天的题目是‘《有报天天读》五周年’。不知不觉这个节目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还能够走多久、多远，我不知道。也许，今天顺便给这个节目开一个追悼会，什么时候它不见了，消失了，大家不要感觉到意外。”
“名嘴”杨锦麟上来就拿自己开涮，这也是他一贯“直言”的风格。
不过，最受累的是朱学勤老师，名声在外，又盛情难却，广州、深圳、省委党校、华南理工，两天连讲了四场。
朱老师很“猛”，一上来就是三鞠躬。“没有任仲夷老先生思想的遗泽，今日之广东不是如此，我不可能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如此坦率地跟大家见面。感谢任老。”
“我有一次去欧洲，碰见一个农场主，他用一个米缸的故事来讲两党制，非常精辟。老百姓是这样选举的：右派天生是挣钱的，左派是分钱的。右派钱挣多了，老百姓马上就选左派，分钱分地分房子；分了四年八年之后，一看，米缸见底了，再分下去就要砸锅卖铁，老百姓就立刻回过头来选右派，钱挣多了，四年八年之后又选左派……”
很多听众都认为朱学勤老师这场讲得最精彩，朱学勤说，“谢谢你们!今日中国之大，尽可能的就是要说真话，说真话幅度最大的就是你们南都!”
茅老师在这三尺讲台上发表“大学生学费应该提高10％到20％”的观点，引起国内很大争议，当时除了现场挤进了600多人之外，在天涯网社区上看直播的更达8000多人，天涯网两天内留言2万多条，98％的都是谩骂。不过，当天现场的观众
“茅于轼是最有良心的人之一了，中国还有比茅于轼更有良心的人吗?有些人还要用‘良心’的炮弹来批驳他的观点，他都是快80岁的人了，还不辞辛劳。”人文协会副秘书长唐明灯为其大鸣不平。
不问青红皂白，被人骂，茅老并不在意，他给何雪峰发来短信，“按照我的经验，大多数人很难改变观点，文章再有说服力也未必能够改变别人的看法，所以，我对此不抱希望，该说的话说了就可以了。”
“如果中国政府想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三十年做好，就应该向老百姓说实话，允许老百姓说实话，这样才能团结人心，这样才能经得起风浪。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可是我会用我的生命来捍卫你讲话的权利。”对论坛，朱学勤由衷地寄予厚望。
“公民社会的重要精神，就是宽容。公民社会谈宽容，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宽容。”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说。
中国最需要的是普及常识
“我现在要讲的不是学术报告，而是就一些常识性的，经常被误解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的开场白，成了何雪峰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我们自己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和平等，限制了我们的人权，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平等，这就是常识。”李文凯想通过这个论坛，从各个方面告诉听众什么是常识。“我们广东的媒体这十几年来一直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我希望这个东西反复被强调”，每个嘉宾上台演讲之前，何雪峰都会对他说：最基本的公民理念，一般的老百姓都还是模糊的，我们就是要普及公民社会的一些理念，不需要唱什么高调。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法治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公民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政府应该怎么样，普通老百姓应该怎么样，这样许许多多公民社会的常识，通过一个一个议题的设置，普及大众。
“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不是用来约束别人的。”茅老去深圳图书馆分论坛演讲，出版社带去了茅老的书，可惜图书馆不让卖，只好白“送”给大家。深圳的观众自发地排着队，一个一个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打算等出版社把账号发过来，事后再把书款补上。
在何雪峰看来，“做一个现代公民，你不仅仅是要去知，还要去行。”
半年过去了，何雪峰还清楚地记得一件事。去年9月，学者徐友渔过来，何雪峰去接机，本来可以享受贵宾待遇，走特殊通道，徐友渔拒绝了，“我要排队走。”
市民们听的，是这样一些表面上与他们的生活不搭界的大问题，大叙事——《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茅于轼)，《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朱学勤)，《广州城市发展的挑战与方向》(袁奇峰)，《消费社会的精神颓废与改革困境》(任剑涛)，《回望1917——俄国十月革命90年》(金雁)，《回归常识——关于现代化道路中的几个误区》(资中筠)，《寻找华南虎》(胡慧建)，《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社会》(陈健民)，《美国的“主旋律电影”》(周黎明)，《俄罗斯知识分子给人类的启示》(王康)……但是，就是在这样一道道的精神大餐中，在一次次聆听、提问与辩驳中，市民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在潜移默化地滋长。
论坛会场所在的广东科技图书馆，位于广州历史悠久的先烈路，图书馆斜对面，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每次听完讲座，市民们或带着沉思，或带着心灵的激荡，都要从这个肃穆的处所经过。
讲坛背景挂着大大的幕标：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主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南方都市报。
此刻，论坛组织者、南方都市报评论员何雪峰，正指挥观众给当天的主讲人任剑涛让出一条道，呆会，这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将开讲《消费社会的精神颓废与改革困境》。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十年。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的组织者，围绕这样一个中心设计了全年的若干个小题目，上周，经济学家茅于轼刚刚做了《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他对中国的未来审慎乐观。
46岁的任剑涛很精神，一身黑色的西装，掏出名片，上面印的全是英文，这是他在美国留学时候用的，还没来得及换。在一般人看来，政治学者的改革情绪或许会比经济学家要消沉一些，然而，现场的任剑涛却斗志昂扬。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履新不久，即约见他和其他几位学者。任剑涛把心里想说的话和盘托出。在中山大学，任剑涛就是一位人气高企的明星老师，不仅有出色的政治学研究，还有敢言无忌的个性。
“这么多年，实际上我们的改革总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展开，对改革困境的认识，人们通常解读为GDP增长的困境，或者解释为一个政府体制改革的困境，解释为党内民主的困境，但在我看来首先是因为三十年我们不太健全的改革。”
“精神生活严重匮乏，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的大脑始终交付给极少数的精英。民主的前途始终由极少数的精英把持……我们总希望有一个英明的清官为我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使我们峰回路转、潺潺流水。当问一个农民、一个工人，或者随便问一个职员，愿望仍然是希望我不要成为房奴、车奴。”
“一位老先生很严肃地问我，你们妒忌社会学、经济学能够影响高层决策者的思维，请问如果某一天领导人要你们政治学家拿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能不能拿出来，我想了一想，拿不出来。”
“改革共识的严重丧失，变成了中国改革的内在障碍，变成了我们的内部障碍，就是大家没有了改革的愿望。所以今年广东号召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我说首先要对厅处级干部棒喝一声，你在享受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的时候，扪心自问你为我们这个社会做了什么?”
近两个小时，台下40多次的掌声。
挤爆报告厅的听众，多数是广州市民，还不乏从长沙、深圳、肇庆等外省外市远道而来的。人头攒动的黑发中，点缀着白发苍苍的老者，最小的听众是个小学生，妈妈带她来，只是为了让女儿感受一下氛围，小孩子规规矩矩地做着笔记，问她听懂没有，只是摇头。
这么火爆的场面不是第一次，最近半年来，每个周末，位于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的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报告厅，都会上演这样一出免费的“精神大餐”。
岭南大讲坛
岭南，一向为中国启蒙新思想之孕育发源地。
2005年，广东省委宣传部希望创办一个有影响的讲坛，成为建设文化大省的品牌工程，这项任务交给了广东省社科联。“现在是一个讲坛文化的时代。”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颜泽贤说。
2005年12月，“岭南大讲坛”启动，提出的口号是“弘扬人文精神，传播先进文化，普及社科知识，提升社会理性”，“该板块主要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跟踪解读公众关心的社会时事政治热点、难点问题，努力打造社会科学家与公众沟通的时政平台”。
2006年2月，针对广州普通市民的“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正式启动，定于每周六上午举办一场，迄今已举办了93期。
在广东省委宣传部一位部门负责人看来，社科普及工作要有生命力，关键在于传媒的参与。课讲得再好，如果没有传媒的参与，受益者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上千人。
于是，宣传部开始寻找媒体合作，最终找到主管《南方都市报》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
对于宣传部为什么找到自己，江艺平分析：党报政治风险大，《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几家报纸胃口也不对，《南方都市报》的气质与公众论坛的理念几乎一致。
此时，南都时评版经过数年的运作，声誉鹊起，网罗了一批国内最前沿的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正想创办一个自己的论坛，双方一拍即合。
两个月后，《南方都市报》正式接手“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这时，人文协会才刚刚承办了10期。
都市报自己拿出了3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半年后，这笔钱也没有花完，广东温氏集团主动找上门来，斥资冠名论坛，经费问题解决了。“每期花销平均下来，一万元多一点，”公众论坛“智囊”之一、《南方都市报》战略发展部副主任张超说。
2007年6月9日，东山口署前路8号越秀区图书馆4楼报告厅，《南方周末》资深编辑陈敏第一个走上了“南都版”公众论坛。他演讲的题目是，《博弈时代的新媒体》。
用时评的理念办论坛
“我觉得中国最好的报纸就是南都，南都最好的版面就是小字那两版(即评论版——记者注)，中国没有第二个报刊像你们这样办的，每天必看。”一位公务员说。很多人，其中包括官员，都很喜欢南都的时评。很多市民看了社论，恍然大悟，哦，原来可以这样去观察一个问题，并且还可以这样提出一个问题，从中得到启发，事物不是书上说的那样就是那样，还可以更多元，提供一种认识事物的新视角，而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的思维。
从2004年3月1日改版至今，南都时评因为其大胆和深刻，在海内外都广受好评。“利用《南方都市报》的平台跟影响力，请一流的学者、专家来向广东的公众做一种传播。”江艺平对公众论坛这样定位。
在江艺平看来，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广场论坛”，或者说在公众场所的表达、辩论，是一个很常态的东西。这一块，广东逐渐在开放，比较领先。一旦有了，大家可能变得很珍惜它，广东的这种“市民气质”或者“公民社会”，在全国走在前面。
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梁文道、杨锦麟，“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研究者吴思，有“民间思想家”之称的王康，环保问题专家马军，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团总代表王选，还有徐友渔、葛剑雄、资中筠等人纷至沓来，一时众多知识精英云集羊城。
“我每个周末都是和中国最有思想的人在一起。”主持人之一的张超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演讲者都是国内一流名家，学识渊博、见解新颖，语言幽默，几乎每次演讲都爆满，一座难求。
开启民智
一个官方主办，媒体具体承办，公众自由参与的公益论坛，为何突然这么火爆?
“一般认为老百姓只关心柴米油盐，不需要思想，其实他们不是不需要思想，关键是你的理论是不是贴近他们的生活、贴近实际?”
李文凯的理解是，首先，选题一定要有热度。公众论坛，要讲公众关心的话题，能够为他们答疑解惑，提供正确的思想导引，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不需要太高的理论深度。
大家定下一个规矩：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关注热点。
选题虽然多，怎么办?通过每期的问卷调查，不难发现市民最关心的话题：要么紧扣时事热点，突出环保、公民权利、股市、底层的生存状态等热点；要么诉求于本地的新闻事件、新闻议题，与自身紧密相连，例如交通、城市规划；要么是以强烈的现实情怀关注和探讨如何看待历史问题，比如一些周年阐发的大纪念；还有一个就是既看世界又眼观中国当下，有参照、作比对、得借鉴，“当今我们向外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理性去看，去分析，去汲取。”李文凯这样理解听众们的需求。
事实也证明，这些话题吸引了众多听众，现场提问积极热烈，网上讨论风生水起，一些话题引发众多媒体争相报道。
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大家是冲着“名人”来的。
当下广州、深圳，流行追学术明星、知识分子明星、思想者明星这样一种“市民形态”。广深的学术大师跟北京比，要少很多，南都从北京、上海请专家是一种很好的弥补。“名人效应”是李文凯用的另一个法宝，“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有了一定的曝光率，是有强烈诉求的，已经在公共平台上充分关注过时事、表达过言论的人。”
“岭南大讲坛到底想干什么?”大家也感到了一些隐约从外界而来的压力，因为请的嘉宾自由派人士居多。
“一个封闭的场所，几百号听众，嘉宾怎么说问题不是很大。”
“我们也可以请左派阵营里头的专家，也可以给他表达的机会，让各种不同意见都能进行交锋，而不是一言堂。”
但是纯书斋里面的人他们不请，太冒进的嘉宾他们也不请。
之所以火爆，第三个原因是热心公众的参与。这种地面的活动跟网上发个帖不一样，除非你真正认同这个东西，喜欢这个东西，才愿意付出各种成本。论坛的观众，基本上都是南都的忠实读者，特别是言论版的“粉丝”。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唐吴认为，在广东，特别是在广州，公众有这样的一个参与公共生活的传统，这个所谓的传统被培育起来，也不过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所谓的公民，就是要主动参与公共生活，在实践中才能体现出应有的价值。当下的中国，这是最迫切需要发扬的精神。
他们太缺乏话语权
广州是一座繁忙而充满压力的大都市，对大部分年轻白领来说，周六是一个难得轻松的睡懒觉的机会，但是，近一两年来，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却被一个活动改变，那就是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青年是听众中最大的群体。南方都市报最近的统计，20至35岁的听众占了61％。35岁至60岁的人士则占了24％。这显示处于社会中坚的中青年群体是论坛最忠实的粉丝。
大家都很感谢都市报办这样一个讲坛，认为它大幅提高了广州的人文气息。嘉宾的很多观点都很劲爆。如果把2008这一年都听完，基本上就是文化的一个洗礼。
南都接手之后，公务员、公司职员、学生、媒体人士、公司总裁、出租车司机、下岗工人都跑来听，观众成分更加多元化。
胡朝辉，也是著名的写手“三季稻”，“我们终于找到了组织”这句在小圈子里流传甚广的话就是出自他口，论坛让他交上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只要在广州，胡朝辉周末一定去听论坛。
胡朝辉是88年上的大学，学的专业是历史，不过毕业后却跟朋友开了家IT公司，当上了老总，毕业很多年，他一直不愿意看报纸，拒绝“主流”的一些信息，“这是不是事实的全部?”
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南都推出连续报道、时评，作为孙志刚的湖北黄冈老乡，胡朝辉被打动了。他重新审视报纸，开始关注起南都评论版。
许建华，广州番禺一家小企业的老板，第一次参加公众论坛，听说了茅老吃的“冤枉”官司，就托何雪峰给茅于轼先生的保姆学校捐了1万块钱，“他跟吴敬琏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两颗良心。”
“像我们这样平时忙于工作的人，周末能给我们思维上来个梳理，在认识上有个上升，非常有必要。”许建华说。
“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程度比社会主义国家还要高；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程度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要高。”在听完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讲座《黑窑奴工与底层的生存生态》之后，一位公务员在他的博客中写道。
如果你去论坛超过3次，一定会记住满头银丝、年过七旬的老鲁。他每期都要提问，年纪大，口齿不是很清晰，并且常常是抓住话筒不放，后来主持人们私下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点老鲁提问，同时，开场的时候一定要先声明：“提问请不要长篇大论，请给其他观众留点时间!”
老鲁十多年前从广西省公安厅退休，用他的话说“党、政、军、警、特”都干过。2006年一次读者见面会，认识了南方都市报评论版编辑、论坛主持人之一的何雪峰，之后二人成了好朋友。
老鲁很喜欢看书，每天最少4小时，他家的书很多，书房放不下了，床下、暗柜里面堆的全都是。没聊几句，就扯到了文革那段历史，老鲁一昂头，眼圈通红，突然“哇”的一声，放声痛哭，记者大惊，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老伴闻声急忙进来安抚。
公众论坛，老鲁从未落下过一期。有一次周六早上，老鲁刚下火车，行李一扔，立马就赶来论坛现场，其间，有人打来电话，说老伴高血压发作了。老鲁不顾，一直到论坛讲完才赶回家。这件事，何雪峰记忆犹新。
“我就是想求证‘历史’，”老鲁说，但他始终不能展开说，迄今，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老鲁参加论坛的动机。
像老鲁一样，很多听众得到话筒，不是提问，而是发表长达两三分钟的自我演说，“他们太缺乏表达自己的机会”，何雪峰这样看“老鲁们”的行为。
出租车司机谢麟龙也来了，他照惯例周六放弃半天载客挣钱的时间跑来听讲座，不过今天他的身份已不再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因为上个月汽油涨价，为出租车补偿油价的问题，谢麟龙作为羊城3万多名出租车司机中的一员，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上电视出镜。年近五十的老谢被出租车公司开除，丢掉了“饭碗”，但老谢还是坚持来听。
只是高中毕业，面对记者，老谢忍不住对着记者激动控诉，“公权不能私用， 你一定要帮我申冤。”
为了听讲座，一位东莞的出租车司机放弃半天的收入，开车过来；有个听众是残疾人，却为一个晚到的老人主动让座；一位增城的打工仔，坐不起公交车，经常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广州……“只有这样的人去听，论坛最核心的价值才能显现出来。”省委宣传部一位人士很高兴地说。
“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正是各方利益分化博弈加剧的时代，民众迫切地希望能参与到改革的纵深的讨论中，迫切地希望在下一步的改革中能为自己发言，而公众论坛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和空间。”何雪峰这样概括公众论坛越来越火爆的原因。
论坛嘉宾，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丁学良说，“论坛”的英文是“Forum”，从英文词源来看，本来就有公众参与的意思。
随着公众论坛的声名远扬，一些楼盘为了促销，主动邀请论坛去他们那里举办，10万元一场。张超拒绝了。在他眼里，公益论坛不是挣钱工具。“公众论坛为《南方都市报》实现报纸的社会价值提供了很好的舞台，我们要尽快提升到报业服务理念上来。”
意见领袖们
“很高兴，很愿意”，这是许多参与过论坛的嘉宾一致的意见。
“有一点诚惶诚恐，我的尊容大家一目了然，我现在是一个‘无齿之徒’，前一个月把牙都拔掉了，还来不及装上。来广州还是鼓起一点勇气才能来，我希望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不仅仅是无齿之徒，刚才主持人介绍说王康是一个思想家，确实是，我认为自己是有思想的家伙，而且有独立性，没有拿公家的饭吃，就是一个民间思想家。”
王康上来就是一顿戏谑，调侃。
“刘长乐先生经常说头上有两把刀，一把是杨锦麟，一把是窦文涛。我今天的题目是‘《有报天天读》五周年’。不知不觉这个节目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还能够走多久、多远，我不知道。也许，今天顺便给这个节目开一个追悼会，什么时候它不见了，消失了，大家不要感觉到意外。”
“名嘴”杨锦麟上来就拿自己开涮，这也是他一贯“直言”的风格。
不过，最受累的是朱学勤老师，名声在外，又盛情难却，广州、深圳、省委党校、华南理工，两天连讲了四场。
朱老师很“猛”，一上来就是三鞠躬。“没有任仲夷老先生思想的遗泽，今日之广东不是如此，我不可能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如此坦率地跟大家见面。感谢任老。”
“我有一次去欧洲，碰见一个农场主，他用一个米缸的故事来讲两党制，非常精辟。老百姓是这样选举的：右派天生是挣钱的，左派是分钱的。右派钱挣多了，老百姓马上就选左派，分钱分地分房子；分了四年八年之后，一看，米缸见底了，再分下去就要砸锅卖铁，老百姓就立刻回过头来选右派，钱挣多了，四年八年之后又选左派……”
很多听众都认为朱学勤老师这场讲得最精彩，朱学勤说，“谢谢你们!今日中国之大，尽可能的就是要说真话，说真话幅度最大的就是你们南都!”
茅老师在这三尺讲台上发表“大学生学费应该提高10％到20％”的观点，引起国内很大争议，当时除了现场挤进了600多人之外，在天涯网社区上看直播的更达8000多人，天涯网两天内留言2万多条，98％的都是谩骂。不过，当天现场的观众
“茅于轼是最有良心的人之一了，中国还有比茅于轼更有良心的人吗?有些人还要用‘良心’的炮弹来批驳他的观点，他都是快80岁的人了，还不辞辛劳。”人文协会副秘书长唐明灯为其大鸣不平。
不问青红皂白，被人骂，茅老并不在意，他给何雪峰发来短信，“按照我的经验，大多数人很难改变观点，文章再有说服力也未必能够改变别人的看法，所以，我对此不抱希望，该说的话说了就可以了。”
“如果中国政府想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三十年做好，就应该向老百姓说实话，允许老百姓说实话，这样才能团结人心，这样才能经得起风浪。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可是我会用我的生命来捍卫你讲话的权利。”对论坛，朱学勤由衷地寄予厚望。
“公民社会的重要精神，就是宽容。公民社会谈宽容，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宽容。”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说。
中国最需要的是普及常识
“我现在要讲的不是学术报告，而是就一些常识性的，经常被误解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的开场白，成了何雪峰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我们自己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和平等，限制了我们的人权，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平等，这就是常识。”李文凯想通过这个论坛，从各个方面告诉听众什么是常识。“我们广东的媒体这十几年来一直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我希望这个东西反复被强调”，每个嘉宾上台演讲之前，何雪峰都会对他说：最基本的公民理念，一般的老百姓都还是模糊的，我们就是要普及公民社会的一些理念，不需要唱什么高调。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法治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公民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政府应该怎么样，普通老百姓应该怎么样，这样许许多多公民社会的常识，通过一个一个议题的设置，普及大众。
“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不是用来约束别人的。”茅老去深圳图书馆分论坛演讲，出版社带去了茅老的书，可惜图书馆不让卖，只好白“送”给大家。深圳的观众自发地排着队，一个一个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打算等出版社把账号发过来，事后再把书款补上。
在何雪峰看来，“做一个现代公民，你不仅仅是要去知，还要去行。”
半年过去了，何雪峰还清楚地记得一件事。去年9月，学者徐友渔过来，何雪峰去接机，本来可以享受贵宾待遇，走特殊通道，徐友渔拒绝了，“我要排队走。”
市民们听的，是这样一些表面上与他们的生活不搭界的大问题，大叙事——《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茅于轼)，《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朱学勤)，《广州城市发展的挑战与方向》(袁奇峰)，《消费社会的精神颓废与改革困境》(任剑涛)，《回望1917——俄国十月革命90年》(金雁)，《回归常识——关于现代化道路中的几个误区》(资中筠)，《寻找华南虎》(胡慧建)，《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社会》(陈健民)，《美国的“主旋律电影”》(周黎明)，《俄罗斯知识分子给人类的启示》(王康)……但是，就是在这样一道道的精神大餐中，在一次次聆听、提问与辩驳中，市民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在潜移默化地滋长。
论坛会场所在的广东科技图书馆，位于广州历史悠久的先烈路，图书馆斜对面，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每次听完讲座，市民们或带着沉思，或带着心灵的激荡，都要从这个肃穆的处所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