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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仅有4.12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709万的瑞士，却享有“欧洲心脏”的美誉，这可能与连接欧洲南北的主要干线阿尔卑斯山穿越瑞士不无关系。而真的让我们关注瑞士的不止这些：瑞士的乡间美景享誉世界，湖光山色更是美不胜收，拜伦曾把莱蒙湖（瑞士最大的湖）比喻成一面晶莹的镜子，瑞士有很多世界知名的企业：迅达、罗氏、雀巢、瑞士军刀和手表......
瑞士的风景、瑞士的工艺都令很多国人向往，我们通过采访瑞士驻华新闻机构以及一些学者，希望读者能走近瑞士，更加了解瑞士。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新苏黎世报》(Neue燴urcher燴eltung)作为瑞士最古老、最具声望的日报，从1780年创刊以来，已走过了200多年的历程，读者群遍布欧洲各地，并在世界拥有广泛影响。拥有这悠久历史的《新苏黎世报》一定有很多精彩的篇章，你能给中国的读者介绍一下《新苏黎世报》建立、发展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有意思的故事吗？
施特里：18世纪末，越来越多的瑞士人需要了解欧洲，需要与各国之间互通资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新苏黎世报》。历史上的《新苏黎世报》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故事：1815年我们对拿破仑滑铁卢战役的报道，在当时的民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43年至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新苏黎世报》记者英勇无畏的报道精神为该报在欧洲赢得了声望。
作为一份日报，我们每周一到周六用德语出版，受众主要面对瑞士人和德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和人民。因为我们的报纸是非官方的，属于私人企业，在资金方面，并没有政府的资助。报纸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广告收入，因此我们的财力有限。而翻译的费用是比较昂贵的，我们报纸只有很少的几篇文章翻译成英文。所以目前对我们来讲，因为资金方面的原因，我们只有德文版。也许将来翻译软件的技术发达了，多语言报道就会实现。同时，我发现很多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会说德语，我的女儿在德国海德堡读书，她的好朋友就来自中国。另外我有一个中国读者，他现在瑞士，他的德语说得也很棒。也许这是因为德国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所以，掌握德语可以学到很多世界上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也有利于国家之间资讯的交流。
《对外大传播》：提到瑞士，很多中国人想到的是标有瑞士制造，并饮誉全球的手表，但很少有中国人知道，关于瑞士手表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瑞士虽然已经取得了数字专利技术，但是并没有引起瑞士的钟表制造商们足够的重视，依然专注于传统工艺，而日本引进这一技术后，迅速应用于钟表业，一夜之间，很多瑞士的钟表商因此而破产，但是很快瑞士人汲取教训，力挽狂澜，以SWATCH手表为标志的瑞士手表又重新夺回了世界市场。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瑞士的国民性格，不知这个看法对么？
施特里 ：是的，正如你所提到的，瑞士手表业的确经历了一场危机，我想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瑞士人在手表制造上没有创新意识；二是瑞士的手表只专注于高端市场，价格昂贵。而日本的手表，价格比较便宜，获得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使瑞士手表失去了很多的客户。而现在瑞士手表汲取了教训，一方面生产定位比较高端的手表，一次我在王府井逛街时看到一个价值200万人民币的瑞士手表，另一方面像众所周知的SWATCH手表，对于年轻人来讲，它不仅仅是能告诉你时间的手表，更是一种装饰品，我的女儿就有很多款SWATCH手表。所以，目前瑞士手表的选择范围很大，既有低价位的大众产品，也有上百万的高档品。
从这一点上，也的确反映出瑞士的国民特性。瑞士国土面积狭小，并且资源匮乏，净是些陡峭的山脉，导致了瑞士人民相对比较保守，缺乏创新意识，满足于现状，这一点很鲜明的体现在手表业的危机中。但另一方面，如果想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以及勤劳的精神，而这种精神造就了瑞士，所以，瑞士人比较勤奋，努力，讲信用，这也是为何瑞士银行业饮誉世界的原因吧！
《对外大传播》：瑞士虽然国土面积小，但是却拥有很多世界知名的企业，如雀巢、讯达、罗氏等等，这些跨国公司成功的经验各有特点，从媒体角度，你认为他们之所以成功，有没有让中国企业可以分享的经验？
施特里：品牌就是价值，首先是生产制造过程，然后就是市场推广阶段，都要非常注重质量与品牌。而瑞士的产品是以品牌和质量闻名于世的。比如说世界闻名的瑞士银行，对于顾客来讲，他对瑞士银行的信心显然大于对中国或印度银行的信心。这就是品牌。
首先，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品牌”，比如300年前如果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产品，像丝绸、纺织品，都意味着高质量。而后，随着技术的落后，生产质量的下降，现在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意味着廉价品。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30年前，日本制造或者香港制造的产品在欧洲市场上都意味着质量粗糙，价格便宜。而现在日本的产品已步入了奢侈品的行列，日本的丰田车在欧洲市场上也属于高档车之列。仅用了25年的时间，日本的产品就从廉价品变为最好的产品。
其次，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的进步还是很快的。20世纪80年代，我来中国的时候，可以讲，那时候中国没有“服务”这一概念，餐厅里的服务员态度很糟糕。而现在，特别是在五星级饭店，服务员非常有礼貌，服务的水平甚至比瑞士都要好很多。这就说明，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品牌与服务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不仅会给顾客带来舒服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可以带来利益。
《对外大传播》：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路面积和13亿人口，但在国际上叫得响的品牌却不多，你觉得原因何在呢？
施特里：首先，正如你所说的，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疆域之大，使得中国的企业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市场上，而无需走出国门。像青岛啤酒，在国内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市场。
其次，目前中国各个城市、地区发展不平衡，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比如：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人们会更注重质量与品牌，尽量与西方发达国家产品的标准接轨，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提高产品的质量、提升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只是时间的问题。相信如果再过10年或者20年，情况会大有好转，中国制造的产品也一定会和日本一样的速度成为世界一线产品的。我对中国的企业充满信心，像联想、海尔做得就非常好。
另外，中国应该注重传统文化在产品运作中的作用。比如说，尽管中药材并不是一个公司的品牌，但是它在瑞士药业市场占有很大的比重。很多瑞士人都在需求西药的替代品——中药。我的父母住在一个瑞士小镇，有一次，我到当地的药店，问店员这里是否有中药，得到的答复是，整整一层楼全部是中药。
《对外大传播》：你觉得中药在欧洲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吗？
施特里：中药对于欧洲还是新生事物。使用中药的人士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对西药的效果不满意的人；二是在人工制造药物之外寻找其他医药的人，他们一直就习惯使用中草药。因为瑞士的传统医药也是基于草本植物；三是到世界各处旅游的人，他们或许去过中国或者印度，回到瑞士以后也会使用中药。所以我觉得中草药在欧洲市场上是大有可为的。
《对外大传播》：瑞士是世界上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1950年9月中瑞建交），自建交以来，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往，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拥有13亿人口和世界上最大市场的中国受到了瑞士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2001年9月瑞士国际广播电台甚至还推出了中文网页，你能从一位媒体人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吗？
施特里：35年前，中国对瑞士人来说还是一个很遥远、神秘的国家。那时，来到中国的瑞士人只是基于政治目的。那时瑞士人对中国并没有具体的概念，中国也并没有引起瑞士媒体的注意。但一切的改变发生在改革开放之时。但那时对中国的注意还是很有限的。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度日益增强最多是在10年之内的事情，或者说5年内。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比如说瑞士人看到上海浦东在10年之内由一片荒地发展到现在的高楼，对他们的震撼还是很大的；其次是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庞大，现在瑞士的媒体越来越关注中国，是因为意识到与中国合作非常重要，目前，瑞士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贸易的合作日益密切；再次是两国人民的交往，有许多的瑞士人来到中国，不仅仅是来旅游，还有来中国工作和学习的，同样，也有很多中国人在瑞士工作、学习。而30年前，几乎没有中国人去瑞士，如果有，也只是政治代表团，可以说现在情况大大改变了。我的女儿在德国海德堡读书，那是一个旅游城市，以前常看到日本、韩国旅游团，而现在经常看到中国旅游团在那里参观、游玩。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绝大部分瑞士人没有来过中国，因此他们几乎完全是通过当地媒体来认识中国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的。作为瑞士最大的报纸，你们是如何引导社会舆论关注中国的呢？能否举一些你最近报道过的文章？
施特里：首先是消除瑞士对中国的偏见，因为许多瑞士人并不了解中国。所以我经常在报纸上写一些小文章、小故事来介绍中国的生活。瑞士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既有一部分观念很现代的人，也有一些保守的人。所以告诉他们中国并不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而是一个和瑞士一样的国家，在中国，人们渴望更好的生活，渴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其次，本报纸拥有一批以专家为主的读者群。这批读者群不仅仅在瑞士，在德国也有一定数量。尽管在德国的数量不多，但很有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以及商界人士，在奥地利也有部分读者。正是通过这些专家读者带动了更多的瑞士和欧洲人关注中国。
我每月大约写25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我的文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如中国需要民主，ABB公司在中国的新动向，中美关系中的博弈问题， 张艺谋的电影......（这时，施特里亲自登陆到《新苏黎世报》官方网站，检索到《新苏黎世报》3月份报道中国的文章有245篇之多。）
《对外大传播》：欧洲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呢？
施特里：中国日益强大，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不存在的。一些欧洲人思维比较狭隘，他们担心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中国人会“侵略”到欧洲市场与他们抢工作。事实上，这些担忧是多余的，正如中国改革之初，许多人担忧少数人富起来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但实际情况是，少数人的富裕带来了更多人的富裕。去年夏天，中海油欲购买美国的UNOCD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说明，中国的公司财力之大，已经可以到美国购买公司。由于其他原因，美国政府最终拒绝中海油，这是令大家遗憾的事情。在中国，工资低，也就是劳动力成本低，这样，产品就会有相对有竞争力的价格。而在欧洲，劳动力成本很高，所以，对于欧洲，中国是一个很好的生产市场。另外，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也为欧洲提供了良好的消费市场。所以，中国发展、强大对于发达国家以及对于整个世界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另一方面，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中国即使经济很发达了也不会谋求霸权。这是因为一是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并且仍有大多数人还处于贫困之中，中国下一个工作重点是，实现经济发展平衡，让所有的省、市，所有地区的人民都摆脱贫困。二是美国的邻国是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并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威胁。而中国的边界线很长，邻国众多，这些都会给中国带来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总之，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世界的和平构成威胁，相反，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利益。
《对外大传播》：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新苏黎世报》曾采访过奥组委副主席蒋效愚，并对北京的城区改造也发表过自己的见解，面对奥运会的日益临近，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对北京迎接奥运有何建议？
施特里：我觉得2008奥运，北京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交通问题。另外应该多设立一些英语服务设施，比如说，出租车司机能够用英语进行简单的交流等等。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瑞士面积小，但人口相对也比较多，在瑞士是如何解决交通问题的？
施特里：瑞士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举措，第一是为国民提供非常便利的公共交通设施，使人们能方便地搭乘公交车；第二是提高私家车停车费用，让人们自动放弃购买私人轿车的想法；第三是严格限制汽车尾气的排放量，以及设立不同的车道。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目前瑞士和中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20年前，瑞士也经历了一段私人轿车增多的过程，人们希望通过购买私家车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虽然现在瑞士几乎每家都有车，但只有出去旅游的时候，才乘私家车，平时都是乘公交车，他们对财富象征追求转移到另一些奢侈品上，如历史悠久的XO、名贵的手表等等。
《对外大传播》：瑞士是欧洲非常有名的高福利国家，人民安居乐业，可以说为中国建立和谐社会树立了榜样。从媒体的角度，你能谈谈两国之间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吗？
施特里：瑞中两国之间最直观的不同就是两国的面积和人口上有很大的差别。瑞士的人口为700万，仅占北京人口的一半。中国自然资源丰富，而瑞士缺乏资源，因此，瑞士将很多的重点投向了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培养。而从另一个方面讲，中国想要谋求长远发展，必须在教育和人力资源培养上投入精力。
瑞士人口少，面积小，因此瑞士的公司若想发展，必须谋求国际化的道路。而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就导致中、瑞两国的公司在谋求发展思路上的不同。瑞士的公司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而中国的公司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本国市场。像知名的国际企业雀巢公司是以生产奶粉起家的。其次，很多瑞士公司都是跨国企业，这样就会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员工为公司带来不同的文化，为公司的发展集思广益。
中瑞两国之间有很多的不同，瑞士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就是瑞士的地方管理制度完善，这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因为地方管理好了，有利于中国的稳定，而目前稳定对中国来说最为重要。当然，中国人与瑞士人都非常聪明、勤劳。在自然科学研究、技术等领域中都有合作。合作的层面也体现在很多方面，有地方政府之间的，也有社会团体间的合作等等。
《对外大传播》：作为《新苏黎世报》驻华记者，你平时比较关注中国哪些新闻资讯？和中国同行的接触中，给你留有什么样的印象？
施特里：我觉得对我的日常工作帮助比较大的是，中国商务部主办的用德语发行的期刊《德国信息之窗》，另外还有香港的《南华早报》（英文版）、《北京周报》（英文版）以及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中国的记者非常优秀，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欧洲记者比起来，中国记者对新闻的抓拍更积极，中国记者队伍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女性记者比较多。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你同时兼任了《新苏黎世报》驻中国和驻日本的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你对两个国家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施特里：我觉得中国和日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及佛教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虽然两国在面积上无法同日而语，但在发展阶段上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起步非常艰难，改革开放之时的中国经济也很落后。另外，在日本成为经济强国的时候，也引起了欧洲的恐慌。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就日本的崛起产生过一场辩论。那时，一些欧洲人也像现在担心中国会带给他们威胁一样。但中国相对于日本的优势在于 ：中国人更加开放，非常国际化，而日本的岛国特性使他们比较封闭。最典型的就是语言方面，在日本，能够流利讲英文的人要比中国少得多。但是，日本的优势在于：日本非常重视技术的开发与研究，就这一点来讲，中国在技术开发与研究方面应该加大力度。如果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竞争中占有优势。拿日本汽车业为例，在过去，日本的汽车就是廉价货的代名词，而现在，购买日本车就是质量与可靠性的保证。丰田汽车在欧洲是一流的。这不仅仅是汽车业本身的发展，而是日本重视人力培养、技术开发的结果。我知道，北京有一些管理学院，他们的目标就是培养出高素质、一流的管理人才。两国的共性体现在：中日两国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力。
《对外大传播》：我们发现你在举例回答我们的问题时，经常就中印两国相互比较，你觉得中印两国的发展前景如何？
施特里：中印两国除了在面积与人口方面有相似的地方，两国也都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些地区已经进入了21世纪，而另一些地区还停留在20世纪。两国的不同是：由于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英语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英语运用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因此，在语言上印度非常有优势。中国是以制造业为传统的国家，印度是以做贸易为传统的国家。中国在1978年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在国际化方面，比印度的发展要快许多，而印度仅是在近三五年前才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印度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保护主义严重。在印度有很多过时的汽车，因为印度没有进口，这些汽车都是由本国生产的。而中国对进口没有限制，这对于促进本国产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中印两个邻国彼此间的了解却很少，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举个例子来说，据我所知，中国每天有几十次航班飞往东京，而目前每天只有一个航班飞往新德里。对于中印两国人民来说应该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看看印度的地图就会发现，印度的主要城市，新德里和孟买，都是面向欧洲的，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与西方看齐的，包括教育、贸易、旅游业、节假日等等。而在早期，印度的首都是加尔各答，因为这座城市与上海、香港相连接，而现在上海等城市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如以前重要了，他们也将目光投向了欧洲。中印两国现在都将焦点放在了美国、欧洲，因为那里有市场。
《对外大传播》：很多中国人非常向往瑞士的美丽风光和湖光山色。如果你是导游，你会如何向我们介绍瑞士呢？
施特里：瑞士的自然风光很美，像卢塞恩湖区等，面积比较小，你用两天的时间就可以逛遍瑞士。瑞士的自然风光和中国的人文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瑞士的风光是自然天赋的，而中国的风光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这时，施特里先生指着办公室墙上挂的一幅“紫禁城城墙”的图片说，我觉得中国的风光更美，可能正是这种差异，所以才彼此吸引吧。）
采访后记：对于每一个问题，施特里先生回答的思路都非常清晰，逻辑缜密。所以说，与其说是一次采访，不如说是和一位资深的国际记者畅谈国际形势，在采访中，更多的是记者的思路被不断扩展的过程。施特里精辟的回答，每次都让笔者眼前一亮，相信读者和我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吧。
瑞士：十字旗映照下的美丽国度
——访《新苏黎世报》驻华记者施特里
文/ 本刊特约记者赵丽实习记者高畅
面积仅有4.12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709万的瑞士，却享有“欧洲心脏”的美誉，这可能与连接欧洲南北的主要干线阿尔卑斯山穿越瑞士不无关系。而真的让我们关注瑞士的不止这些：瑞士的乡间美景享誉世界，湖光山色更是美不胜收，拜伦曾把莱蒙湖（瑞士最大的湖）比喻成一面晶莹的镜子，瑞士有很多世界知名的企业：迅达、罗氏、雀巢、瑞士军刀和手表......
瑞士的风景、瑞士的工艺都令很多国人向往，我们通过采访瑞士驻华新闻机构以及一些学者，希望读者能走近瑞士，更加了解瑞士。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新苏黎世报》(Neue燴urcher燴eltung)作为瑞士最古老、最具声望的日报，从1780年创刊以来，已走过了200多年的历程，读者群遍布欧洲各地，并在世界拥有广泛影响。拥有这悠久历史的《新苏黎世报》一定有很多精彩的篇章，你能给中国的读者介绍一下《新苏黎世报》建立、发展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有意思的故事吗？
施特里：18世纪末，越来越多的瑞士人需要了解欧洲，需要与各国之间互通资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新苏黎世报》。历史上的《新苏黎世报》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故事：1815年我们对拿破仑滑铁卢战役的报道，在当时的民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43年至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新苏黎世报》记者英勇无畏的报道精神为该报在欧洲赢得了声望。
作为一份日报，我们每周一到周六用德语出版，受众主要面对瑞士人和德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和人民。因为我们的报纸是非官方的，属于私人企业，在资金方面，并没有政府的资助。报纸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广告收入，因此我们的财力有限。而翻译的费用是比较昂贵的，我们报纸只有很少的几篇文章翻译成英文。所以目前对我们来讲，因为资金方面的原因，我们只有德文版。也许将来翻译软件的技术发达了，多语言报道就会实现。同时，我发现很多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会说德语，我的女儿在德国海德堡读书，她的好朋友就来自中国。另外我有一个中国读者，他现在瑞士，他的德语说得也很棒。也许这是因为德国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所以，掌握德语可以学到很多世界上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也有利于国家之间资讯的交流。
《对外大传播》：提到瑞士，很多中国人想到的是标有瑞士制造，并饮誉全球的手表，但很少有中国人知道，关于瑞士手表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瑞士虽然已经取得了数字专利技术，但是并没有引起瑞士的钟表制造商们足够的重视，依然专注于传统工艺，而日本引进这一技术后，迅速应用于钟表业，一夜之间，很多瑞士的钟表商因此而破产，但是很快瑞士人汲取教训，力挽狂澜，以SWATCH手表为标志的瑞士手表又重新夺回了世界市场。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瑞士的国民性格，不知这个看法对么？
施特里 ：是的，正如你所提到的，瑞士手表业的确经历了一场危机，我想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瑞士人在手表制造上没有创新意识；二是瑞士的手表只专注于高端市场，价格昂贵。而日本的手表，价格比较便宜，获得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使瑞士手表失去了很多的客户。而现在瑞士手表汲取了教训，一方面生产定位比较高端的手表，一次我在王府井逛街时看到一个价值200万人民币的瑞士手表，另一方面像众所周知的SWATCH手表，对于年轻人来讲，它不仅仅是能告诉你时间的手表，更是一种装饰品，我的女儿就有很多款SWATCH手表。所以，目前瑞士手表的选择范围很大，既有低价位的大众产品，也有上百万的高档品。
从这一点上，也的确反映出瑞士的国民特性。瑞士国土面积狭小，并且资源匮乏，净是些陡峭的山脉，导致了瑞士人民相对比较保守，缺乏创新意识，满足于现状，这一点很鲜明的体现在手表业的危机中。但另一方面，如果想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以及勤劳的精神，而这种精神造就了瑞士，所以，瑞士人比较勤奋，努力，讲信用，这也是为何瑞士银行业饮誉世界的原因吧！
《对外大传播》：瑞士虽然国土面积小，但是却拥有很多世界知名的企业，如雀巢、讯达、罗氏等等，这些跨国公司成功的经验各有特点，从媒体角度，你认为他们之所以成功，有没有让中国企业可以分享的经验？
施特里：品牌就是价值，首先是生产制造过程，然后就是市场推广阶段，都要非常注重质量与品牌。而瑞士的产品是以品牌和质量闻名于世的。比如说世界闻名的瑞士银行，对于顾客来讲，他对瑞士银行的信心显然大于对中国或印度银行的信心。这就是品牌。
首先，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品牌”，比如300年前如果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产品，像丝绸、纺织品，都意味着高质量。而后，随着技术的落后，生产质量的下降，现在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意味着廉价品。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30年前，日本制造或者香港制造的产品在欧洲市场上都意味着质量粗糙，价格便宜。而现在日本的产品已步入了奢侈品的行列，日本的丰田车在欧洲市场上也属于高档车之列。仅用了25年的时间，日本的产品就从廉价品变为最好的产品。
其次，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的进步还是很快的。20世纪80年代，我来中国的时候，可以讲，那时候中国没有“服务”这一概念，餐厅里的服务员态度很糟糕。而现在，特别是在五星级饭店，服务员非常有礼貌，服务的水平甚至比瑞士都要好很多。这就说明，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品牌与服务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不仅会给顾客带来舒服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可以带来利益。
《对外大传播》：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路面积和13亿人口，但在国际上叫得响的品牌却不多，你觉得原因何在呢？
施特里：首先，正如你所说的，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疆域之大，使得中国的企业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市场上，而无需走出国门。像青岛啤酒，在国内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市场。
其次，目前中国各个城市、地区发展不平衡，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比如：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人们会更注重质量与品牌，尽量与西方发达国家产品的标准接轨，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提高产品的质量、提升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只是时间的问题。相信如果再过10年或者20年，情况会大有好转，中国制造的产品也一定会和日本一样的速度成为世界一线产品的。我对中国的企业充满信心，像联想、海尔做得就非常好。
另外，中国应该注重传统文化在产品运作中的作用。比如说，尽管中药材并不是一个公司的品牌，但是它在瑞士药业市场占有很大的比重。很多瑞士人都在需求西药的替代品——中药。我的父母住在一个瑞士小镇，有一次，我到当地的药店，问店员这里是否有中药，得到的答复是，整整一层楼全部是中药。
《对外大传播》：你觉得中药在欧洲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吗？
施特里：中药对于欧洲还是新生事物。使用中药的人士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对西药的效果不满意的人；二是在人工制造药物之外寻找其他医药的人，他们一直就习惯使用中草药。因为瑞士的传统医药也是基于草本植物；三是到世界各处旅游的人，他们或许去过中国或者印度，回到瑞士以后也会使用中药。所以我觉得中草药在欧洲市场上是大有可为的。
《对外大传播》：瑞士是世界上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1950年9月中瑞建交），自建交以来，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往，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拥有13亿人口和世界上最大市场的中国受到了瑞士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2001年9月瑞士国际广播电台甚至还推出了中文网页，你能从一位媒体人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吗？
施特里：35年前，中国对瑞士人来说还是一个很遥远、神秘的国家。那时，来到中国的瑞士人只是基于政治目的。那时瑞士人对中国并没有具体的概念，中国也并没有引起瑞士媒体的注意。但一切的改变发生在改革开放之时。但那时对中国的注意还是很有限的。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度日益增强最多是在10年之内的事情，或者说5年内。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比如说瑞士人看到上海浦东在10年之内由一片荒地发展到现在的高楼，对他们的震撼还是很大的；其次是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庞大，现在瑞士的媒体越来越关注中国，是因为意识到与中国合作非常重要，目前，瑞士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贸易的合作日益密切；再次是两国人民的交往，有许多的瑞士人来到中国，不仅仅是来旅游，还有来中国工作和学习的，同样，也有很多中国人在瑞士工作、学习。而30年前，几乎没有中国人去瑞士，如果有，也只是政治代表团，可以说现在情况大大改变了。我的女儿在德国海德堡读书，那是一个旅游城市，以前常看到日本、韩国旅游团，而现在经常看到中国旅游团在那里参观、游玩。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绝大部分瑞士人没有来过中国，因此他们几乎完全是通过当地媒体来认识中国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的。作为瑞士最大的报纸，你们是如何引导社会舆论关注中国的呢？能否举一些你最近报道过的文章？
施特里：首先是消除瑞士对中国的偏见，因为许多瑞士人并不了解中国。所以我经常在报纸上写一些小文章、小故事来介绍中国的生活。瑞士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既有一部分观念很现代的人，也有一些保守的人。所以告诉他们中国并不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而是一个和瑞士一样的国家，在中国，人们渴望更好的生活，渴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其次，本报纸拥有一批以专家为主的读者群。这批读者群不仅仅在瑞士，在德国也有一定数量。尽管在德国的数量不多，但很有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以及商界人士，在奥地利也有部分读者。正是通过这些专家读者带动了更多的瑞士和欧洲人关注中国。
我每月大约写25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我的文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如中国需要民主，ABB公司在中国的新动向，中美关系中的博弈问题， 张艺谋的电影......（这时，施特里亲自登陆到《新苏黎世报》官方网站，检索到《新苏黎世报》3月份报道中国的文章有245篇之多。）
《对外大传播》：欧洲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呢？
施特里：中国日益强大，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不存在的。一些欧洲人思维比较狭隘，他们担心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中国人会“侵略”到欧洲市场与他们抢工作。事实上，这些担忧是多余的，正如中国改革之初，许多人担忧少数人富起来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但实际情况是，少数人的富裕带来了更多人的富裕。去年夏天，中海油欲购买美国的UNOCD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说明，中国的公司财力之大，已经可以到美国购买公司。由于其他原因，美国政府最终拒绝中海油，这是令大家遗憾的事情。在中国，工资低，也就是劳动力成本低，这样，产品就会有相对有竞争力的价格。而在欧洲，劳动力成本很高，所以，对于欧洲，中国是一个很好的生产市场。另外，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也为欧洲提供了良好的消费市场。所以，中国发展、强大对于发达国家以及对于整个世界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另一方面，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中国即使经济很发达了也不会谋求霸权。这是因为一是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并且仍有大多数人还处于贫困之中，中国下一个工作重点是，实现经济发展平衡，让所有的省、市，所有地区的人民都摆脱贫困。二是美国的邻国是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并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威胁。而中国的边界线很长，邻国众多，这些都会给中国带来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总之，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世界的和平构成威胁，相反，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利益。
《对外大传播》：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新苏黎世报》曾采访过奥组委副主席蒋效愚，并对北京的城区改造也发表过自己的见解，面对奥运会的日益临近，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对北京迎接奥运有何建议？
施特里：我觉得2008奥运，北京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交通问题。另外应该多设立一些英语服务设施，比如说，出租车司机能够用英语进行简单的交流等等。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瑞士面积小，但人口相对也比较多，在瑞士是如何解决交通问题的？
施特里：瑞士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举措，第一是为国民提供非常便利的公共交通设施，使人们能方便地搭乘公交车；第二是提高私家车停车费用，让人们自动放弃购买私人轿车的想法；第三是严格限制汽车尾气的排放量，以及设立不同的车道。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目前瑞士和中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20年前，瑞士也经历了一段私人轿车增多的过程，人们希望通过购买私家车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虽然现在瑞士几乎每家都有车，但只有出去旅游的时候，才乘私家车，平时都是乘公交车，他们对财富象征追求转移到另一些奢侈品上，如历史悠久的XO、名贵的手表等等。
《对外大传播》：瑞士是欧洲非常有名的高福利国家，人民安居乐业，可以说为中国建立和谐社会树立了榜样。从媒体的角度，你能谈谈两国之间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吗？
施特里：瑞中两国之间最直观的不同就是两国的面积和人口上有很大的差别。瑞士的人口为700万，仅占北京人口的一半。中国自然资源丰富，而瑞士缺乏资源，因此，瑞士将很多的重点投向了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培养。而从另一个方面讲，中国想要谋求长远发展，必须在教育和人力资源培养上投入精力。
瑞士人口少，面积小，因此瑞士的公司若想发展，必须谋求国际化的道路。而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就导致中、瑞两国的公司在谋求发展思路上的不同。瑞士的公司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而中国的公司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本国市场。像知名的国际企业雀巢公司是以生产奶粉起家的。其次，很多瑞士公司都是跨国企业，这样就会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员工为公司带来不同的文化，为公司的发展集思广益。
中瑞两国之间有很多的不同，瑞士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就是瑞士的地方管理制度完善，这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因为地方管理好了，有利于中国的稳定，而目前稳定对中国来说最为重要。当然，中国人与瑞士人都非常聪明、勤劳。在自然科学研究、技术等领域中都有合作。合作的层面也体现在很多方面，有地方政府之间的，也有社会团体间的合作等等。
《对外大传播》：作为《新苏黎世报》驻华记者，你平时比较关注中国哪些新闻资讯？和中国同行的接触中，给你留有什么样的印象？
施特里：我觉得对我的日常工作帮助比较大的是，中国商务部主办的用德语发行的期刊《德国信息之窗》，另外还有香港的《南华早报》（英文版）、《北京周报》（英文版）以及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中国的记者非常优秀，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欧洲记者比起来，中国记者对新闻的抓拍更积极，中国记者队伍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女性记者比较多。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你同时兼任了《新苏黎世报》驻中国和驻日本的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你对两个国家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施特里：我觉得中国和日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及佛教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虽然两国在面积上无法同日而语，但在发展阶段上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起步非常艰难，改革开放之时的中国经济也很落后。另外，在日本成为经济强国的时候，也引起了欧洲的恐慌。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就日本的崛起产生过一场辩论。那时，一些欧洲人也像现在担心中国会带给他们威胁一样。但中国相对于日本的优势在于 ：中国人更加开放，非常国际化，而日本的岛国特性使他们比较封闭。最典型的就是语言方面，在日本，能够流利讲英文的人要比中国少得多。但是，日本的优势在于：日本非常重视技术的开发与研究，就这一点来讲，中国在技术开发与研究方面应该加大力度。如果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竞争中占有优势。拿日本汽车业为例，在过去，日本的汽车就是廉价货的代名词，而现在，购买日本车就是质量与可靠性的保证。丰田汽车在欧洲是一流的。这不仅仅是汽车业本身的发展，而是日本重视人力培养、技术开发的结果。我知道，北京有一些管理学院，他们的目标就是培养出高素质、一流的管理人才。两国的共性体现在：中日两国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力。
《对外大传播》：我们发现你在举例回答我们的问题时，经常就中印两国相互比较，你觉得中印两国的发展前景如何？
施特里：中印两国除了在面积与人口方面有相似的地方，两国也都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些地区已经进入了21世纪，而另一些地区还停留在20世纪。两国的不同是：由于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英语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英语运用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因此，在语言上印度非常有优势。中国是以制造业为传统的国家，印度是以做贸易为传统的国家。中国在1978年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在国际化方面，比印度的发展要快许多，而印度仅是在近三五年前才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印度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保护主义严重。在印度有很多过时的汽车，因为印度没有进口，这些汽车都是由本国生产的。而中国对进口没有限制，这对于促进本国产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中印两个邻国彼此间的了解却很少，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举个例子来说，据我所知，中国每天有几十次航班飞往东京，而目前每天只有一个航班飞往新德里。对于中印两国人民来说应该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看看印度的地图就会发现，印度的主要城市，新德里和孟买，都是面向欧洲的，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与西方看齐的，包括教育、贸易、旅游业、节假日等等。而在早期，印度的首都是加尔各答，因为这座城市与上海、香港相连接，而现在上海等城市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如以前重要了，他们也将目光投向了欧洲。中印两国现在都将焦点放在了美国、欧洲，因为那里有市场。
《对外大传播》：很多中国人非常向往瑞士的美丽风光和湖光山色。如果你是导游，你会如何向我们介绍瑞士呢？
施特里：瑞士的自然风光很美，像卢塞恩湖区等，面积比较小，你用两天的时间就可以逛遍瑞士。瑞士的自然风光和中国的人文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瑞士的风光是自然天赋的，而中国的风光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这时，施特里先生指着办公室墙上挂的一幅“紫禁城城墙”的图片说，我觉得中国的风光更美，可能正是这种差异，所以才彼此吸引吧。）
采访后记：对于每一个问题，施特里先生回答的思路都非常清晰，逻辑缜密。所以说，与其说是一次采访，不如说是和一位资深的国际记者畅谈国际形势，在采访中，更多的是记者的思路被不断扩展的过程。施特里精辟的回答，每次都让笔者眼前一亮，相信读者和我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吧。
责编:赵丽于淼
瑞士的风景、瑞士的工艺都令很多国人向往，我们通过采访瑞士驻华新闻机构以及一些学者，希望读者能走近瑞士，更加了解瑞士。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新苏黎世报》(Neue燴urcher燴eltung)作为瑞士最古老、最具声望的日报，从1780年创刊以来，已走过了200多年的历程，读者群遍布欧洲各地，并在世界拥有广泛影响。拥有这悠久历史的《新苏黎世报》一定有很多精彩的篇章，你能给中国的读者介绍一下《新苏黎世报》建立、发展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有意思的故事吗？
施特里：18世纪末，越来越多的瑞士人需要了解欧洲，需要与各国之间互通资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新苏黎世报》。历史上的《新苏黎世报》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故事：1815年我们对拿破仑滑铁卢战役的报道，在当时的民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43年至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新苏黎世报》记者英勇无畏的报道精神为该报在欧洲赢得了声望。
作为一份日报，我们每周一到周六用德语出版，受众主要面对瑞士人和德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和人民。因为我们的报纸是非官方的，属于私人企业，在资金方面，并没有政府的资助。报纸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广告收入，因此我们的财力有限。而翻译的费用是比较昂贵的，我们报纸只有很少的几篇文章翻译成英文。所以目前对我们来讲，因为资金方面的原因，我们只有德文版。也许将来翻译软件的技术发达了，多语言报道就会实现。同时，我发现很多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会说德语，我的女儿在德国海德堡读书，她的好朋友就来自中国。另外我有一个中国读者，他现在瑞士，他的德语说得也很棒。也许这是因为德国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所以，掌握德语可以学到很多世界上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也有利于国家之间资讯的交流。
《对外大传播》：提到瑞士，很多中国人想到的是标有瑞士制造，并饮誉全球的手表，但很少有中国人知道，关于瑞士手表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瑞士虽然已经取得了数字专利技术，但是并没有引起瑞士的钟表制造商们足够的重视，依然专注于传统工艺，而日本引进这一技术后，迅速应用于钟表业，一夜之间，很多瑞士的钟表商因此而破产，但是很快瑞士人汲取教训，力挽狂澜，以SWATCH手表为标志的瑞士手表又重新夺回了世界市场。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瑞士的国民性格，不知这个看法对么？
施特里 ：是的，正如你所提到的，瑞士手表业的确经历了一场危机，我想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瑞士人在手表制造上没有创新意识；二是瑞士的手表只专注于高端市场，价格昂贵。而日本的手表，价格比较便宜，获得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使瑞士手表失去了很多的客户。而现在瑞士手表汲取了教训，一方面生产定位比较高端的手表，一次我在王府井逛街时看到一个价值200万人民币的瑞士手表，另一方面像众所周知的SWATCH手表，对于年轻人来讲，它不仅仅是能告诉你时间的手表，更是一种装饰品，我的女儿就有很多款SWATCH手表。所以，目前瑞士手表的选择范围很大，既有低价位的大众产品，也有上百万的高档品。
从这一点上，也的确反映出瑞士的国民特性。瑞士国土面积狭小，并且资源匮乏，净是些陡峭的山脉，导致了瑞士人民相对比较保守，缺乏创新意识，满足于现状，这一点很鲜明的体现在手表业的危机中。但另一方面，如果想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以及勤劳的精神，而这种精神造就了瑞士，所以，瑞士人比较勤奋，努力，讲信用，这也是为何瑞士银行业饮誉世界的原因吧！
《对外大传播》：瑞士虽然国土面积小，但是却拥有很多世界知名的企业，如雀巢、讯达、罗氏等等，这些跨国公司成功的经验各有特点，从媒体角度，你认为他们之所以成功，有没有让中国企业可以分享的经验？
施特里：品牌就是价值，首先是生产制造过程，然后就是市场推广阶段，都要非常注重质量与品牌。而瑞士的产品是以品牌和质量闻名于世的。比如说世界闻名的瑞士银行，对于顾客来讲，他对瑞士银行的信心显然大于对中国或印度银行的信心。这就是品牌。
首先，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品牌”，比如300年前如果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产品，像丝绸、纺织品，都意味着高质量。而后，随着技术的落后，生产质量的下降，现在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意味着廉价品。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30年前，日本制造或者香港制造的产品在欧洲市场上都意味着质量粗糙，价格便宜。而现在日本的产品已步入了奢侈品的行列，日本的丰田车在欧洲市场上也属于高档车之列。仅用了25年的时间，日本的产品就从廉价品变为最好的产品。
其次，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的进步还是很快的。20世纪80年代，我来中国的时候，可以讲，那时候中国没有“服务”这一概念，餐厅里的服务员态度很糟糕。而现在，特别是在五星级饭店，服务员非常有礼貌，服务的水平甚至比瑞士都要好很多。这就说明，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品牌与服务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不仅会给顾客带来舒服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可以带来利益。
《对外大传播》：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路面积和13亿人口，但在国际上叫得响的品牌却不多，你觉得原因何在呢？
施特里：首先，正如你所说的，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疆域之大，使得中国的企业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市场上，而无需走出国门。像青岛啤酒，在国内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市场。
其次，目前中国各个城市、地区发展不平衡，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比如：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人们会更注重质量与品牌，尽量与西方发达国家产品的标准接轨，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提高产品的质量、提升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只是时间的问题。相信如果再过10年或者20年，情况会大有好转，中国制造的产品也一定会和日本一样的速度成为世界一线产品的。我对中国的企业充满信心，像联想、海尔做得就非常好。
另外，中国应该注重传统文化在产品运作中的作用。比如说，尽管中药材并不是一个公司的品牌，但是它在瑞士药业市场占有很大的比重。很多瑞士人都在需求西药的替代品——中药。我的父母住在一个瑞士小镇，有一次，我到当地的药店，问店员这里是否有中药，得到的答复是，整整一层楼全部是中药。
《对外大传播》：你觉得中药在欧洲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吗？
施特里：中药对于欧洲还是新生事物。使用中药的人士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对西药的效果不满意的人；二是在人工制造药物之外寻找其他医药的人，他们一直就习惯使用中草药。因为瑞士的传统医药也是基于草本植物；三是到世界各处旅游的人，他们或许去过中国或者印度，回到瑞士以后也会使用中药。所以我觉得中草药在欧洲市场上是大有可为的。
《对外大传播》：瑞士是世界上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1950年9月中瑞建交），自建交以来，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往，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拥有13亿人口和世界上最大市场的中国受到了瑞士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2001年9月瑞士国际广播电台甚至还推出了中文网页，你能从一位媒体人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吗？
施特里：35年前，中国对瑞士人来说还是一个很遥远、神秘的国家。那时，来到中国的瑞士人只是基于政治目的。那时瑞士人对中国并没有具体的概念，中国也并没有引起瑞士媒体的注意。但一切的改变发生在改革开放之时。但那时对中国的注意还是很有限的。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度日益增强最多是在10年之内的事情，或者说5年内。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比如说瑞士人看到上海浦东在10年之内由一片荒地发展到现在的高楼，对他们的震撼还是很大的；其次是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庞大，现在瑞士的媒体越来越关注中国，是因为意识到与中国合作非常重要，目前，瑞士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贸易的合作日益密切；再次是两国人民的交往，有许多的瑞士人来到中国，不仅仅是来旅游，还有来中国工作和学习的，同样，也有很多中国人在瑞士工作、学习。而30年前，几乎没有中国人去瑞士，如果有，也只是政治代表团，可以说现在情况大大改变了。我的女儿在德国海德堡读书，那是一个旅游城市，以前常看到日本、韩国旅游团，而现在经常看到中国旅游团在那里参观、游玩。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绝大部分瑞士人没有来过中国，因此他们几乎完全是通过当地媒体来认识中国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的。作为瑞士最大的报纸，你们是如何引导社会舆论关注中国的呢？能否举一些你最近报道过的文章？
施特里：首先是消除瑞士对中国的偏见，因为许多瑞士人并不了解中国。所以我经常在报纸上写一些小文章、小故事来介绍中国的生活。瑞士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既有一部分观念很现代的人，也有一些保守的人。所以告诉他们中国并不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而是一个和瑞士一样的国家，在中国，人们渴望更好的生活，渴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其次，本报纸拥有一批以专家为主的读者群。这批读者群不仅仅在瑞士，在德国也有一定数量。尽管在德国的数量不多，但很有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以及商界人士，在奥地利也有部分读者。正是通过这些专家读者带动了更多的瑞士和欧洲人关注中国。
我每月大约写25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我的文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如中国需要民主，ABB公司在中国的新动向，中美关系中的博弈问题， 张艺谋的电影......（这时，施特里亲自登陆到《新苏黎世报》官方网站，检索到《新苏黎世报》3月份报道中国的文章有245篇之多。）
《对外大传播》：欧洲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呢？
施特里：中国日益强大，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不存在的。一些欧洲人思维比较狭隘，他们担心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中国人会“侵略”到欧洲市场与他们抢工作。事实上，这些担忧是多余的，正如中国改革之初，许多人担忧少数人富起来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但实际情况是，少数人的富裕带来了更多人的富裕。去年夏天，中海油欲购买美国的UNOCD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说明，中国的公司财力之大，已经可以到美国购买公司。由于其他原因，美国政府最终拒绝中海油，这是令大家遗憾的事情。在中国，工资低，也就是劳动力成本低，这样，产品就会有相对有竞争力的价格。而在欧洲，劳动力成本很高，所以，对于欧洲，中国是一个很好的生产市场。另外，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也为欧洲提供了良好的消费市场。所以，中国发展、强大对于发达国家以及对于整个世界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另一方面，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中国即使经济很发达了也不会谋求霸权。这是因为一是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并且仍有大多数人还处于贫困之中，中国下一个工作重点是，实现经济发展平衡，让所有的省、市，所有地区的人民都摆脱贫困。二是美国的邻国是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并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威胁。而中国的边界线很长，邻国众多，这些都会给中国带来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总之，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世界的和平构成威胁，相反，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利益。
《对外大传播》：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新苏黎世报》曾采访过奥组委副主席蒋效愚，并对北京的城区改造也发表过自己的见解，面对奥运会的日益临近，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对北京迎接奥运有何建议？
施特里：我觉得2008奥运，北京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交通问题。另外应该多设立一些英语服务设施，比如说，出租车司机能够用英语进行简单的交流等等。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瑞士面积小，但人口相对也比较多，在瑞士是如何解决交通问题的？
施特里：瑞士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举措，第一是为国民提供非常便利的公共交通设施，使人们能方便地搭乘公交车；第二是提高私家车停车费用，让人们自动放弃购买私人轿车的想法；第三是严格限制汽车尾气的排放量，以及设立不同的车道。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目前瑞士和中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20年前，瑞士也经历了一段私人轿车增多的过程，人们希望通过购买私家车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虽然现在瑞士几乎每家都有车，但只有出去旅游的时候，才乘私家车，平时都是乘公交车，他们对财富象征追求转移到另一些奢侈品上，如历史悠久的XO、名贵的手表等等。
《对外大传播》：瑞士是欧洲非常有名的高福利国家，人民安居乐业，可以说为中国建立和谐社会树立了榜样。从媒体的角度，你能谈谈两国之间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吗？
施特里：瑞中两国之间最直观的不同就是两国的面积和人口上有很大的差别。瑞士的人口为700万，仅占北京人口的一半。中国自然资源丰富，而瑞士缺乏资源，因此，瑞士将很多的重点投向了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培养。而从另一个方面讲，中国想要谋求长远发展，必须在教育和人力资源培养上投入精力。
瑞士人口少，面积小，因此瑞士的公司若想发展，必须谋求国际化的道路。而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就导致中、瑞两国的公司在谋求发展思路上的不同。瑞士的公司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而中国的公司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本国市场。像知名的国际企业雀巢公司是以生产奶粉起家的。其次，很多瑞士公司都是跨国企业，这样就会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员工为公司带来不同的文化，为公司的发展集思广益。
中瑞两国之间有很多的不同，瑞士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就是瑞士的地方管理制度完善，这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因为地方管理好了，有利于中国的稳定，而目前稳定对中国来说最为重要。当然，中国人与瑞士人都非常聪明、勤劳。在自然科学研究、技术等领域中都有合作。合作的层面也体现在很多方面，有地方政府之间的，也有社会团体间的合作等等。
《对外大传播》：作为《新苏黎世报》驻华记者，你平时比较关注中国哪些新闻资讯？和中国同行的接触中，给你留有什么样的印象？
施特里：我觉得对我的日常工作帮助比较大的是，中国商务部主办的用德语发行的期刊《德国信息之窗》，另外还有香港的《南华早报》（英文版）、《北京周报》（英文版）以及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中国的记者非常优秀，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欧洲记者比起来，中国记者对新闻的抓拍更积极，中国记者队伍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女性记者比较多。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你同时兼任了《新苏黎世报》驻中国和驻日本的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你对两个国家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施特里：我觉得中国和日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及佛教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虽然两国在面积上无法同日而语，但在发展阶段上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起步非常艰难，改革开放之时的中国经济也很落后。另外，在日本成为经济强国的时候，也引起了欧洲的恐慌。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就日本的崛起产生过一场辩论。那时，一些欧洲人也像现在担心中国会带给他们威胁一样。但中国相对于日本的优势在于 ：中国人更加开放，非常国际化，而日本的岛国特性使他们比较封闭。最典型的就是语言方面，在日本，能够流利讲英文的人要比中国少得多。但是，日本的优势在于：日本非常重视技术的开发与研究，就这一点来讲，中国在技术开发与研究方面应该加大力度。如果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竞争中占有优势。拿日本汽车业为例，在过去，日本的汽车就是廉价货的代名词，而现在，购买日本车就是质量与可靠性的保证。丰田汽车在欧洲是一流的。这不仅仅是汽车业本身的发展，而是日本重视人力培养、技术开发的结果。我知道，北京有一些管理学院，他们的目标就是培养出高素质、一流的管理人才。两国的共性体现在：中日两国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力。
《对外大传播》：我们发现你在举例回答我们的问题时，经常就中印两国相互比较，你觉得中印两国的发展前景如何？
施特里：中印两国除了在面积与人口方面有相似的地方，两国也都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些地区已经进入了21世纪，而另一些地区还停留在20世纪。两国的不同是：由于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英语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英语运用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因此，在语言上印度非常有优势。中国是以制造业为传统的国家，印度是以做贸易为传统的国家。中国在1978年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在国际化方面，比印度的发展要快许多，而印度仅是在近三五年前才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印度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保护主义严重。在印度有很多过时的汽车，因为印度没有进口，这些汽车都是由本国生产的。而中国对进口没有限制，这对于促进本国产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中印两个邻国彼此间的了解却很少，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举个例子来说，据我所知，中国每天有几十次航班飞往东京，而目前每天只有一个航班飞往新德里。对于中印两国人民来说应该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看看印度的地图就会发现，印度的主要城市，新德里和孟买，都是面向欧洲的，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与西方看齐的，包括教育、贸易、旅游业、节假日等等。而在早期，印度的首都是加尔各答，因为这座城市与上海、香港相连接，而现在上海等城市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如以前重要了，他们也将目光投向了欧洲。中印两国现在都将焦点放在了美国、欧洲，因为那里有市场。
《对外大传播》：很多中国人非常向往瑞士的美丽风光和湖光山色。如果你是导游，你会如何向我们介绍瑞士呢？
施特里：瑞士的自然风光很美，像卢塞恩湖区等，面积比较小，你用两天的时间就可以逛遍瑞士。瑞士的自然风光和中国的人文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瑞士的风光是自然天赋的，而中国的风光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这时，施特里先生指着办公室墙上挂的一幅“紫禁城城墙”的图片说，我觉得中国的风光更美，可能正是这种差异，所以才彼此吸引吧。）
采访后记：对于每一个问题，施特里先生回答的思路都非常清晰，逻辑缜密。所以说，与其说是一次采访，不如说是和一位资深的国际记者畅谈国际形势，在采访中，更多的是记者的思路被不断扩展的过程。施特里精辟的回答，每次都让笔者眼前一亮，相信读者和我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吧。
瑞士：十字旗映照下的美丽国度
——访《新苏黎世报》驻华记者施特里
文/ 本刊特约记者赵丽实习记者高畅
面积仅有4.12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709万的瑞士，却享有“欧洲心脏”的美誉，这可能与连接欧洲南北的主要干线阿尔卑斯山穿越瑞士不无关系。而真的让我们关注瑞士的不止这些：瑞士的乡间美景享誉世界，湖光山色更是美不胜收，拜伦曾把莱蒙湖（瑞士最大的湖）比喻成一面晶莹的镜子，瑞士有很多世界知名的企业：迅达、罗氏、雀巢、瑞士军刀和手表......
瑞士的风景、瑞士的工艺都令很多国人向往，我们通过采访瑞士驻华新闻机构以及一些学者，希望读者能走近瑞士，更加了解瑞士。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新苏黎世报》(Neue燴urcher燴eltung)作为瑞士最古老、最具声望的日报，从1780年创刊以来，已走过了200多年的历程，读者群遍布欧洲各地，并在世界拥有广泛影响。拥有这悠久历史的《新苏黎世报》一定有很多精彩的篇章，你能给中国的读者介绍一下《新苏黎世报》建立、发展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有意思的故事吗？
施特里：18世纪末，越来越多的瑞士人需要了解欧洲，需要与各国之间互通资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新苏黎世报》。历史上的《新苏黎世报》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故事：1815年我们对拿破仑滑铁卢战役的报道，在当时的民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43年至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新苏黎世报》记者英勇无畏的报道精神为该报在欧洲赢得了声望。
作为一份日报，我们每周一到周六用德语出版，受众主要面对瑞士人和德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和人民。因为我们的报纸是非官方的，属于私人企业，在资金方面，并没有政府的资助。报纸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广告收入，因此我们的财力有限。而翻译的费用是比较昂贵的，我们报纸只有很少的几篇文章翻译成英文。所以目前对我们来讲，因为资金方面的原因，我们只有德文版。也许将来翻译软件的技术发达了，多语言报道就会实现。同时，我发现很多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会说德语，我的女儿在德国海德堡读书，她的好朋友就来自中国。另外我有一个中国读者，他现在瑞士，他的德语说得也很棒。也许这是因为德国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所以，掌握德语可以学到很多世界上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也有利于国家之间资讯的交流。
《对外大传播》：提到瑞士，很多中国人想到的是标有瑞士制造，并饮誉全球的手表，但很少有中国人知道，关于瑞士手表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瑞士虽然已经取得了数字专利技术，但是并没有引起瑞士的钟表制造商们足够的重视，依然专注于传统工艺，而日本引进这一技术后，迅速应用于钟表业，一夜之间，很多瑞士的钟表商因此而破产，但是很快瑞士人汲取教训，力挽狂澜，以SWATCH手表为标志的瑞士手表又重新夺回了世界市场。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瑞士的国民性格，不知这个看法对么？
施特里 ：是的，正如你所提到的，瑞士手表业的确经历了一场危机，我想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瑞士人在手表制造上没有创新意识；二是瑞士的手表只专注于高端市场，价格昂贵。而日本的手表，价格比较便宜，获得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使瑞士手表失去了很多的客户。而现在瑞士手表汲取了教训，一方面生产定位比较高端的手表，一次我在王府井逛街时看到一个价值200万人民币的瑞士手表，另一方面像众所周知的SWATCH手表，对于年轻人来讲，它不仅仅是能告诉你时间的手表，更是一种装饰品，我的女儿就有很多款SWATCH手表。所以，目前瑞士手表的选择范围很大，既有低价位的大众产品，也有上百万的高档品。
从这一点上，也的确反映出瑞士的国民特性。瑞士国土面积狭小，并且资源匮乏，净是些陡峭的山脉，导致了瑞士人民相对比较保守，缺乏创新意识，满足于现状，这一点很鲜明的体现在手表业的危机中。但另一方面，如果想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以及勤劳的精神，而这种精神造就了瑞士，所以，瑞士人比较勤奋，努力，讲信用，这也是为何瑞士银行业饮誉世界的原因吧！
《对外大传播》：瑞士虽然国土面积小，但是却拥有很多世界知名的企业，如雀巢、讯达、罗氏等等，这些跨国公司成功的经验各有特点，从媒体角度，你认为他们之所以成功，有没有让中国企业可以分享的经验？
施特里：品牌就是价值，首先是生产制造过程，然后就是市场推广阶段，都要非常注重质量与品牌。而瑞士的产品是以品牌和质量闻名于世的。比如说世界闻名的瑞士银行，对于顾客来讲，他对瑞士银行的信心显然大于对中国或印度银行的信心。这就是品牌。
首先，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品牌”，比如300年前如果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产品，像丝绸、纺织品，都意味着高质量。而后，随着技术的落后，生产质量的下降，现在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意味着廉价品。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30年前，日本制造或者香港制造的产品在欧洲市场上都意味着质量粗糙，价格便宜。而现在日本的产品已步入了奢侈品的行列，日本的丰田车在欧洲市场上也属于高档车之列。仅用了25年的时间，日本的产品就从廉价品变为最好的产品。
其次，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的进步还是很快的。20世纪80年代，我来中国的时候，可以讲，那时候中国没有“服务”这一概念，餐厅里的服务员态度很糟糕。而现在，特别是在五星级饭店，服务员非常有礼貌，服务的水平甚至比瑞士都要好很多。这就说明，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品牌与服务的重要性，因为它们不仅会给顾客带来舒服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可以带来利益。
《对外大传播》：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路面积和13亿人口，但在国际上叫得响的品牌却不多，你觉得原因何在呢？
施特里：首先，正如你所说的，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疆域之大，使得中国的企业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市场上，而无需走出国门。像青岛啤酒，在国内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市场。
其次，目前中国各个城市、地区发展不平衡，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比如：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人们会更注重质量与品牌，尽量与西方发达国家产品的标准接轨，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提高产品的质量、提升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只是时间的问题。相信如果再过10年或者20年，情况会大有好转，中国制造的产品也一定会和日本一样的速度成为世界一线产品的。我对中国的企业充满信心，像联想、海尔做得就非常好。
另外，中国应该注重传统文化在产品运作中的作用。比如说，尽管中药材并不是一个公司的品牌，但是它在瑞士药业市场占有很大的比重。很多瑞士人都在需求西药的替代品——中药。我的父母住在一个瑞士小镇，有一次，我到当地的药店，问店员这里是否有中药，得到的答复是，整整一层楼全部是中药。
《对外大传播》：你觉得中药在欧洲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吗？
施特里：中药对于欧洲还是新生事物。使用中药的人士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对西药的效果不满意的人；二是在人工制造药物之外寻找其他医药的人，他们一直就习惯使用中草药。因为瑞士的传统医药也是基于草本植物；三是到世界各处旅游的人，他们或许去过中国或者印度，回到瑞士以后也会使用中药。所以我觉得中草药在欧洲市场上是大有可为的。
《对外大传播》：瑞士是世界上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1950年9月中瑞建交），自建交以来，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往，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拥有13亿人口和世界上最大市场的中国受到了瑞士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2001年9月瑞士国际广播电台甚至还推出了中文网页，你能从一位媒体人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吗？
施特里：35年前，中国对瑞士人来说还是一个很遥远、神秘的国家。那时，来到中国的瑞士人只是基于政治目的。那时瑞士人对中国并没有具体的概念，中国也并没有引起瑞士媒体的注意。但一切的改变发生在改革开放之时。但那时对中国的注意还是很有限的。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度日益增强最多是在10年之内的事情，或者说5年内。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比如说瑞士人看到上海浦东在10年之内由一片荒地发展到现在的高楼，对他们的震撼还是很大的；其次是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庞大，现在瑞士的媒体越来越关注中国，是因为意识到与中国合作非常重要，目前，瑞士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贸易的合作日益密切；再次是两国人民的交往，有许多的瑞士人来到中国，不仅仅是来旅游，还有来中国工作和学习的，同样，也有很多中国人在瑞士工作、学习。而30年前，几乎没有中国人去瑞士，如果有，也只是政治代表团，可以说现在情况大大改变了。我的女儿在德国海德堡读书，那是一个旅游城市，以前常看到日本、韩国旅游团，而现在经常看到中国旅游团在那里参观、游玩。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绝大部分瑞士人没有来过中国，因此他们几乎完全是通过当地媒体来认识中国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的。作为瑞士最大的报纸，你们是如何引导社会舆论关注中国的呢？能否举一些你最近报道过的文章？
施特里：首先是消除瑞士对中国的偏见，因为许多瑞士人并不了解中国。所以我经常在报纸上写一些小文章、小故事来介绍中国的生活。瑞士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既有一部分观念很现代的人，也有一些保守的人。所以告诉他们中国并不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而是一个和瑞士一样的国家，在中国，人们渴望更好的生活，渴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其次，本报纸拥有一批以专家为主的读者群。这批读者群不仅仅在瑞士，在德国也有一定数量。尽管在德国的数量不多，但很有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以及商界人士，在奥地利也有部分读者。正是通过这些专家读者带动了更多的瑞士和欧洲人关注中国。
我每月大约写25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我的文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如中国需要民主，ABB公司在中国的新动向，中美关系中的博弈问题， 张艺谋的电影......（这时，施特里亲自登陆到《新苏黎世报》官方网站，检索到《新苏黎世报》3月份报道中国的文章有245篇之多。）
《对外大传播》：欧洲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呢？
施特里：中国日益强大，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不存在的。一些欧洲人思维比较狭隘，他们担心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中国人会“侵略”到欧洲市场与他们抢工作。事实上，这些担忧是多余的，正如中国改革之初，许多人担忧少数人富起来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但实际情况是，少数人的富裕带来了更多人的富裕。去年夏天，中海油欲购买美国的UNOCD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说明，中国的公司财力之大，已经可以到美国购买公司。由于其他原因，美国政府最终拒绝中海油，这是令大家遗憾的事情。在中国，工资低，也就是劳动力成本低，这样，产品就会有相对有竞争力的价格。而在欧洲，劳动力成本很高，所以，对于欧洲，中国是一个很好的生产市场。另外，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也为欧洲提供了良好的消费市场。所以，中国发展、强大对于发达国家以及对于整个世界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另一方面，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中国即使经济很发达了也不会谋求霸权。这是因为一是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并且仍有大多数人还处于贫困之中，中国下一个工作重点是，实现经济发展平衡，让所有的省、市，所有地区的人民都摆脱贫困。二是美国的邻国是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并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威胁。而中国的边界线很长，邻国众多，这些都会给中国带来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总之，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世界的和平构成威胁，相反，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利益。
《对外大传播》：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举行，《新苏黎世报》曾采访过奥组委副主席蒋效愚，并对北京的城区改造也发表过自己的见解，面对奥运会的日益临近，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对北京迎接奥运有何建议？
施特里：我觉得2008奥运，北京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交通问题。另外应该多设立一些英语服务设施，比如说，出租车司机能够用英语进行简单的交流等等。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瑞士面积小，但人口相对也比较多，在瑞士是如何解决交通问题的？
施特里：瑞士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举措，第一是为国民提供非常便利的公共交通设施，使人们能方便地搭乘公交车；第二是提高私家车停车费用，让人们自动放弃购买私人轿车的想法；第三是严格限制汽车尾气的排放量，以及设立不同的车道。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目前瑞士和中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20年前，瑞士也经历了一段私人轿车增多的过程，人们希望通过购买私家车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虽然现在瑞士几乎每家都有车，但只有出去旅游的时候，才乘私家车，平时都是乘公交车，他们对财富象征追求转移到另一些奢侈品上，如历史悠久的XO、名贵的手表等等。
《对外大传播》：瑞士是欧洲非常有名的高福利国家，人民安居乐业，可以说为中国建立和谐社会树立了榜样。从媒体的角度，你能谈谈两国之间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吗？
施特里：瑞中两国之间最直观的不同就是两国的面积和人口上有很大的差别。瑞士的人口为700万，仅占北京人口的一半。中国自然资源丰富，而瑞士缺乏资源，因此，瑞士将很多的重点投向了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培养。而从另一个方面讲，中国想要谋求长远发展，必须在教育和人力资源培养上投入精力。
瑞士人口少，面积小，因此瑞士的公司若想发展，必须谋求国际化的道路。而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就导致中、瑞两国的公司在谋求发展思路上的不同。瑞士的公司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而中国的公司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了本国市场。像知名的国际企业雀巢公司是以生产奶粉起家的。其次，很多瑞士公司都是跨国企业，这样就会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员工为公司带来不同的文化，为公司的发展集思广益。
中瑞两国之间有很多的不同，瑞士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就是瑞士的地方管理制度完善，这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因为地方管理好了，有利于中国的稳定，而目前稳定对中国来说最为重要。当然，中国人与瑞士人都非常聪明、勤劳。在自然科学研究、技术等领域中都有合作。合作的层面也体现在很多方面，有地方政府之间的，也有社会团体间的合作等等。
《对外大传播》：作为《新苏黎世报》驻华记者，你平时比较关注中国哪些新闻资讯？和中国同行的接触中，给你留有什么样的印象？
施特里：我觉得对我的日常工作帮助比较大的是，中国商务部主办的用德语发行的期刊《德国信息之窗》，另外还有香港的《南华早报》（英文版）、《北京周报》（英文版）以及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中国的记者非常优秀，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欧洲记者比起来，中国记者对新闻的抓拍更积极，中国记者队伍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女性记者比较多。
《对外大传播》：我们知道你同时兼任了《新苏黎世报》驻中国和驻日本的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你对两个国家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施特里：我觉得中国和日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及佛教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虽然两国在面积上无法同日而语，但在发展阶段上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起步非常艰难，改革开放之时的中国经济也很落后。另外，在日本成为经济强国的时候，也引起了欧洲的恐慌。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就日本的崛起产生过一场辩论。那时，一些欧洲人也像现在担心中国会带给他们威胁一样。但中国相对于日本的优势在于 ：中国人更加开放，非常国际化，而日本的岛国特性使他们比较封闭。最典型的就是语言方面，在日本，能够流利讲英文的人要比中国少得多。但是，日本的优势在于：日本非常重视技术的开发与研究，就这一点来讲，中国在技术开发与研究方面应该加大力度。如果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竞争中占有优势。拿日本汽车业为例，在过去，日本的汽车就是廉价货的代名词，而现在，购买日本车就是质量与可靠性的保证。丰田汽车在欧洲是一流的。这不仅仅是汽车业本身的发展，而是日本重视人力培养、技术开发的结果。我知道，北京有一些管理学院，他们的目标就是培养出高素质、一流的管理人才。两国的共性体现在：中日两国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力。
《对外大传播》：我们发现你在举例回答我们的问题时，经常就中印两国相互比较，你觉得中印两国的发展前景如何？
施特里：中印两国除了在面积与人口方面有相似的地方，两国也都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些地区已经进入了21世纪，而另一些地区还停留在20世纪。两国的不同是：由于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英语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英语运用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因此，在语言上印度非常有优势。中国是以制造业为传统的国家，印度是以做贸易为传统的国家。中国在1978年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在国际化方面，比印度的发展要快许多，而印度仅是在近三五年前才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印度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保护主义严重。在印度有很多过时的汽车，因为印度没有进口，这些汽车都是由本国生产的。而中国对进口没有限制，这对于促进本国产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中印两个邻国彼此间的了解却很少，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举个例子来说，据我所知，中国每天有几十次航班飞往东京，而目前每天只有一个航班飞往新德里。对于中印两国人民来说应该加强交流、增进了解。看看印度的地图就会发现，印度的主要城市，新德里和孟买，都是面向欧洲的，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与西方看齐的，包括教育、贸易、旅游业、节假日等等。而在早期，印度的首都是加尔各答，因为这座城市与上海、香港相连接，而现在上海等城市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如以前重要了，他们也将目光投向了欧洲。中印两国现在都将焦点放在了美国、欧洲，因为那里有市场。
《对外大传播》：很多中国人非常向往瑞士的美丽风光和湖光山色。如果你是导游，你会如何向我们介绍瑞士呢？
施特里：瑞士的自然风光很美，像卢塞恩湖区等，面积比较小，你用两天的时间就可以逛遍瑞士。瑞士的自然风光和中国的人文风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瑞士的风光是自然天赋的，而中国的风光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这时，施特里先生指着办公室墙上挂的一幅“紫禁城城墙”的图片说，我觉得中国的风光更美，可能正是这种差异，所以才彼此吸引吧。）
采访后记：对于每一个问题，施特里先生回答的思路都非常清晰，逻辑缜密。所以说，与其说是一次采访，不如说是和一位资深的国际记者畅谈国际形势，在采访中，更多的是记者的思路被不断扩展的过程。施特里精辟的回答，每次都让笔者眼前一亮，相信读者和我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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