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四大史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李济之人生路程、人生观与文化观，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生于清朝末年，都是南方人，“旧学”根底都很深厚，都对“西学”即所谓“现代科学”与“科学方法”下过功夫。以上四点对他们的学术路程、思想定向、世界观与人生观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四位史家到清华执教时，思想与国家观已成型，以后鲜有改变，而其最后之生命归宿亦因之而注定。四位先生之治学皆起始于国学，后转究西学，再回应国运与世势之变而归入国史之研究，乃成其终身大业。其间由于家世、家学、个人品性与人格、人生经验、立身之文化观与世界观等等因素之异殊，而使其个别经验路程不同，但亦各有创新国学系统与开辟国史新研究领域之划时代贡献。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与教育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四位史家密切相关。四位史家在清华执教的1925年夏至1929年春这段时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黄金时期，使清华成为中国史学第一重镇，短短四年间培养出数十位史学精英。总之，国家变化、政治失修、社会失调及于个人世界之安危，使中国学术出现新局面，而国史之重整与翻新亦多为其相连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