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了许倬云的大名。因为在美国只要是攻读中国史博士学位的，他的《汉代农业》都被列为必读书。我喜欢这部书，于是找到许先生的好几部著作来读，被他的渊博知识所深深折服，最受启发的是他娴熟地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治史。那时候，只知道许绰云是匹兹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跟从金耀基教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有一次提起许绰云，耀基师说和他很熟，并说他每年都会来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过了几个星期，许先生果然到了香港，我闻讯后就请耀基师的秘书帮我约了时间去拜访他。在许先生的办公室里初次见面。他平易近人，十分健谈，没有一点大师架子。许先生著作等身，除了专攻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之外，研究领域还涉及社会学、考古学、科技史、台湾史和中外历史比较等。他还对现实政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撰写了大量政论，结集出版的就不下十余种，在台湾舆论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好奇地问他何以有如此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学术兴趣。许先生就和我谈起自己的求学经历。
　　无锡许家是江南世代的书香门第，其父藏书丰富、兴趣广泛。许先生幼年患小儿麻痹症而不良于行，就在家里杂读群书。抗战后，他在故乡的辅仁中学读书，这所名校聚集了一批饱学之士。1948年底，他跟随父母到台湾，考取台湾大学外语系，第二年转入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又读研究生。当年的台大是大师云集，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去接触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派，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题。许绰云受校长傅斯年器重，跟李济学考古，跟李宗侗学古代史，跟董作宾学甲骨文，向严耕望、钱穆、沈刚伯等问学。许先生说：“那时台湾的研究生教育跟内地不一样，不是一个导师带一个学生，而是由一个三到五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共同指导。这样就给我一个相当大的刺激，因为几个指导老师的治学思路都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各讲各的，逼得我不得不思考，寻找自己的路子。”
　　后来他又到芝加哥大学去深造。这所世界顶尖的学府不在意你读什么系，学生的课程可以自己设计。在那里，许先生选课的范围包括经济学、中古史、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等。选读宗教学的只有他，老师照样认真上课。他住院开刀，教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带着书到病床前去教，一边讲，一边讨论。听到这里，我就想：很多人在讨论现在的中国大学出不了大师，但不是先应该问中国大学有没有这样的教师吗？
　　许先生说，他选修了那么多似乎和历史学不相干的学科，“但我是拿历史当材料看，拿别的学科当工具看，这样就可以用各种工具处理材料。”
　　许先生196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1970年起担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杜克大学等校的讲座教授，著有专著十余种，论文百余篇。近年来，又经常在中国大陆讲学，被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授予名誉教授。他是海峡两岸和国际史学界公认的耆宿。听了他的自述，我才算是真正明白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次见面聊天，许先生就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我研究历史的“一日师”。我去学校上课之余，经常会去他那里拜访，聆听他的教诲。有一次，《明报》编务总裁高信疆听我说起许绰云在香港，就说和他是很熟的朋友，要我帮他约一起吃饭聊天。参加那次餐聚的除了许先生夫妇外，还有耀基师夫妇和哲学家劳思光。我在他们中间算是小字辈了。很多年过去了，当晚吃了什么佳肴美味早已忘记了，但大师的风采则历历在目。
　　上一次见到许先生已经是十多年前了。我有事去台北，听说他也在，就打电话约了时间去看望。言谈之中，他知道我跟随南怀瑾先生在学佛，就说怀师早年在台湾时，自己曾跟随殷海光去拜访过两次，因他的学问路子和南不合而没有再去，但殷老师对他则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进《许倬云谈话录》里，称南怀瑾是奇人，有吸引力。前年我和老友、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博士聊天。他说，殷门弟子对这一说法大不以为然。我说，十多年前就听许先生说过，事后特地向怀师求证。老人家还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年殷海光跟他学打坐的情景。这也算为我尊敬的许先生辩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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