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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竞争越来越市场化的大环境下，节目低端化和通俗化成为各大新闻媒体共同追求的目标。
然而，低端办节目、办报在深受广大受众欢迎的同时，加上媒体市场化产业化的不断推进，低端的选择越来越超出应有的尺度，越来越有偏离既定轨道的趋势，这种现象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媒体作为大众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必然要走通俗化的道路。但是，决不能为了通俗，丧失原则，丧失标准，丧失尺度，那样就会变成媚俗，流于庸俗，坠入低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对“通俗”、“庸俗”和“低俗”做了概念上的区分。他认为，通俗是接近大众百姓，表现常人生活理想的艺术形式，相对应的是比较高雅的艺术；庸俗则是情趣平庸，不思上进，思想上没有高尚追求、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的体现；而低俗违背人类理想追求，已不属于艺术表现范畴，对于精神世界有危害作用。低俗化的结果，就是丧失媒体的文化本性，导致文化传播途径趋于狭隘，让老百姓思想懒惰，沉浸在低级的娱乐状态中。
专家还指出，媒体不是一般的企业，不能只要收视率而放弃正确的引导；不能赢了利润，输了责任。老百姓真正期待的是通俗之上的精神满足，只有感官上的愉悦，而没有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这样的媒体肯定不会有生命力。
在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永葆健康的品格，通俗而不低俗地更好地服务广大受众，已经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增强责任感
2005年11月18日，余秋雨应邀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3 8届年会(上海)演讲，他这样评价媒体在当今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 0世纪后半期，文化的力量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传媒上。报刊对人格的变化和精神素质的提升，已经远远超过了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媒体集中了文化的力量又散发着这种力量，是一个人的终身课堂。”
媒体像个标杆，像面镜子。每个从事媒体传播工作的人，都有责任向社会传播积极的、向上的文化和信息。作为通俗文化的一部分，积极的宣传能让人释放个性，宣泄情绪，传达主流价值观念，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但如果落入低俗化的泥潭，一味追求感官刺激，宣扬错误的价值观念，就会变成一种精神污染，对广大受众尤其是未成年人产生不良影响。
做节目写报道的时候，每个媒体人都应该设身处地地从受众的角度做个换位思考：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受到不良的影响，自己的父母能不能接受自己大胆的言语，自己的朋友可否接受自己一些标新立异的想法，只有对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负责了，才能做到对受众负责，对社会负责，才能不愧为社会文化的传播者。
正确对待受众的要求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媒体人的辩解：老百姓爱看，满足老百姓需求难道不对吗?一个被指节目低俗的电视人更是“理直气壮”地对记者说：有人说这个节目不好，那为什么这么多人爱看?很多人爱看的节目，专家、学者不爱看，我们做节目办报纸难道只办给专家学者?
受众的素质客观上有高有低，作为媒体是应该一味地迎合，还是进行必要的引导呢?如果只是简单地迎合，媒体操作起来可能比较容易一些，媒体人只要会哗众取宠、矫揉造作，就可以收到些许效果。真不行了，将一些黄色信息、荤段子、犯罪事件赤裸裸血淋淋地呈现出来，一定能吸引部分受众的关注。这样做可能会满足受众一时的需求，但是没有尽到媒体应有的责任，也丧失了媒体人的尊严。与社会无益，要媒体何用?
许多专家认为，媒体必须推动社会进步。这是职责也是义务，媒体人必须清醒认识这一点。在满足不同品位的人的不同需求的同时，更应该提升那些素质不太高的受众的欣赏水平，让所有受众在与媒体的接触中受到感染，得到启发，从而提高修养。只有每个社会人的素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群体素质才会提高，社会才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文明。
建立媒体综合评价体系
要遏制媒体低俗化的趋势，既要依靠媒体人的自律和社会大众素质的提高，也需要运用文化产业运作规律，提升监管水平，不能单纯以收听(视)率、广告量论英雄。
在媒体竞争越来越白热化的今天，提高收听(视)率、广告量，已经成为每个媒体人挂在嘴边的话。收听(视)率、广告量直接和节目参与人员的奖金挂钩，成为媒体人头上的紧箍咒。很多专家都指出，一味地、片面地追求收听(视)率，已经模糊了媒体人分辨是非曲直的视线，窄化了他们关注社会的视野，特别是对一些刚刚加入到媒体中来的年轻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很多年轻的节目主持人，越来越把张扬花哨的穿着、插科打诨的语言、口语俗语的滥用当成一种时尚，而忽视了节目的策划，忽略了对节目深度、厚度、美度的钻研。一些年轻的记者甚至认为，新闻的兴奋点仅仅局限在一些重特大交通事故、火灾、塌方甚至是暴力事件的发生上，没有这些线索，似乎就没有新闻了。
增加对节目“社会美誉度”的评定指标已经势在必行。只有打破现行的“收视率”和“收视市场份额”两个数字化指标认定节目水平的机制，才能完全打破“唯市场论”。
北京音乐台、上海东方卫视等电台、电视台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他们定期组织专家、听(观)众、广告客户进行座谈，多方面、多角度了解受众对节目的看法和评价。受众的意见实际细小，细小到主持人哪个字的发音是否准确，哪次主持状态是否良好等，非常有利于对节目的精雕细琢；广告客户则可以对整套节目的设置和广告资源的开发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如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及时推出了节目定期听评制度，组织专家、听众和本台的节目主持人、记者参与到听评队伍中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改正问题。对那些品位低俗的节目一票否决，坚决制止，有效地遏制了节目一味迎合听众的苗头。听评开展一年多来，节目并没有因为不迎合听众而造成收听率下降，反而全线飘红。
由此看来，媒体走低端化、通俗化的道路，与其适应市场经济提出的市场论和市场份额论并不是完全冲突的，媒体不能对现有的低俗化现象持暧昧的态度，而应该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低端办节目、办报的路线，扩大媒体的影响力，一方面决不手软地坚决打击低俗化的抬头倾向，让受众通过接受媒体发出的信息而受熏陶、被感染，从而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作者单位：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编校：张红玲
然而，低端办节目、办报在深受广大受众欢迎的同时，加上媒体市场化产业化的不断推进，低端的选择越来越超出应有的尺度，越来越有偏离既定轨道的趋势，这种现象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媒体作为大众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必然要走通俗化的道路。但是，决不能为了通俗，丧失原则，丧失标准，丧失尺度，那样就会变成媚俗，流于庸俗，坠入低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对“通俗”、“庸俗”和“低俗”做了概念上的区分。他认为，通俗是接近大众百姓，表现常人生活理想的艺术形式，相对应的是比较高雅的艺术；庸俗则是情趣平庸，不思上进，思想上没有高尚追求、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的体现；而低俗违背人类理想追求，已不属于艺术表现范畴，对于精神世界有危害作用。低俗化的结果，就是丧失媒体的文化本性，导致文化传播途径趋于狭隘，让老百姓思想懒惰，沉浸在低级的娱乐状态中。
专家还指出，媒体不是一般的企业，不能只要收视率而放弃正确的引导；不能赢了利润，输了责任。老百姓真正期待的是通俗之上的精神满足，只有感官上的愉悦，而没有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这样的媒体肯定不会有生命力。
在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永葆健康的品格，通俗而不低俗地更好地服务广大受众，已经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增强责任感
2005年11月18日，余秋雨应邀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3 8届年会(上海)演讲，他这样评价媒体在当今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 0世纪后半期，文化的力量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传媒上。报刊对人格的变化和精神素质的提升，已经远远超过了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媒体集中了文化的力量又散发着这种力量，是一个人的终身课堂。”
媒体像个标杆，像面镜子。每个从事媒体传播工作的人，都有责任向社会传播积极的、向上的文化和信息。作为通俗文化的一部分，积极的宣传能让人释放个性，宣泄情绪，传达主流价值观念，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但如果落入低俗化的泥潭，一味追求感官刺激，宣扬错误的价值观念，就会变成一种精神污染，对广大受众尤其是未成年人产生不良影响。
做节目写报道的时候，每个媒体人都应该设身处地地从受众的角度做个换位思考：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受到不良的影响，自己的父母能不能接受自己大胆的言语，自己的朋友可否接受自己一些标新立异的想法，只有对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负责了，才能做到对受众负责，对社会负责，才能不愧为社会文化的传播者。
正确对待受众的要求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媒体人的辩解：老百姓爱看，满足老百姓需求难道不对吗?一个被指节目低俗的电视人更是“理直气壮”地对记者说：有人说这个节目不好，那为什么这么多人爱看?很多人爱看的节目，专家、学者不爱看，我们做节目办报纸难道只办给专家学者?
受众的素质客观上有高有低，作为媒体是应该一味地迎合，还是进行必要的引导呢?如果只是简单地迎合，媒体操作起来可能比较容易一些，媒体人只要会哗众取宠、矫揉造作，就可以收到些许效果。真不行了，将一些黄色信息、荤段子、犯罪事件赤裸裸血淋淋地呈现出来，一定能吸引部分受众的关注。这样做可能会满足受众一时的需求，但是没有尽到媒体应有的责任，也丧失了媒体人的尊严。与社会无益，要媒体何用?
许多专家认为，媒体必须推动社会进步。这是职责也是义务，媒体人必须清醒认识这一点。在满足不同品位的人的不同需求的同时，更应该提升那些素质不太高的受众的欣赏水平，让所有受众在与媒体的接触中受到感染，得到启发，从而提高修养。只有每个社会人的素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群体素质才会提高，社会才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文明。
建立媒体综合评价体系
要遏制媒体低俗化的趋势，既要依靠媒体人的自律和社会大众素质的提高，也需要运用文化产业运作规律，提升监管水平，不能单纯以收听(视)率、广告量论英雄。
在媒体竞争越来越白热化的今天，提高收听(视)率、广告量，已经成为每个媒体人挂在嘴边的话。收听(视)率、广告量直接和节目参与人员的奖金挂钩，成为媒体人头上的紧箍咒。很多专家都指出，一味地、片面地追求收听(视)率，已经模糊了媒体人分辨是非曲直的视线，窄化了他们关注社会的视野，特别是对一些刚刚加入到媒体中来的年轻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很多年轻的节目主持人，越来越把张扬花哨的穿着、插科打诨的语言、口语俗语的滥用当成一种时尚，而忽视了节目的策划，忽略了对节目深度、厚度、美度的钻研。一些年轻的记者甚至认为，新闻的兴奋点仅仅局限在一些重特大交通事故、火灾、塌方甚至是暴力事件的发生上，没有这些线索，似乎就没有新闻了。
增加对节目“社会美誉度”的评定指标已经势在必行。只有打破现行的“收视率”和“收视市场份额”两个数字化指标认定节目水平的机制，才能完全打破“唯市场论”。
北京音乐台、上海东方卫视等电台、电视台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他们定期组织专家、听(观)众、广告客户进行座谈，多方面、多角度了解受众对节目的看法和评价。受众的意见实际细小，细小到主持人哪个字的发音是否准确，哪次主持状态是否良好等，非常有利于对节目的精雕细琢；广告客户则可以对整套节目的设置和广告资源的开发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如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及时推出了节目定期听评制度，组织专家、听众和本台的节目主持人、记者参与到听评队伍中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改正问题。对那些品位低俗的节目一票否决，坚决制止，有效地遏制了节目一味迎合听众的苗头。听评开展一年多来，节目并没有因为不迎合听众而造成收听率下降，反而全线飘红。
由此看来，媒体走低端化、通俗化的道路，与其适应市场经济提出的市场论和市场份额论并不是完全冲突的，媒体不能对现有的低俗化现象持暧昧的态度，而应该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低端办节目、办报的路线，扩大媒体的影响力，一方面决不手软地坚决打击低俗化的抬头倾向，让受众通过接受媒体发出的信息而受熏陶、被感染，从而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作者单位：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