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宋任穷，湖南浏阳人，人民军队著名将领。红军岁月，他从连政治指导员成长为团政治委员;抗战时期，从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成长为冀南军区司令员;在解放战场上，他从晋冀鲁豫野战军纵队政治委员成长为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在和平建设年代，从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成长为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宋任穷成长为人民军队高级将领的历程中，红军时期的锤炼使他受益良多。
热血启蒙，井冈受教
宋任穷，1909年7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乌垅村，原名宋韵琴。13岁那年，宋任穷考上金江高小。当时，陈章甫（即陈昌）、夏明翰等一批年轻共产党员都被邀请在校任教，他们经常结合课文传播革命思想，使学生深受教育。其间，宋任穷常常举着小旗子随大伙儿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唱着陈昌为他们编的《修路歌》：
修我们的马路，贯彻我们的精神，怕什么寒和暑、雨和风，拿起我们的锄头、铲子，快来做工。怕什么高和低、土和石，凡阻碍我们的，就要把它铲平！
这首歌，宋任穷终生能诵。而更令他震撼的，是夏明翰烈士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两位革命志士都为革命洒尽了自己一腔热血，成为宋任穷的革命启蒙者。
1926年春天，宋任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浏阳县冲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冲和区党委宣传委员兼共青团区特支书记。其间，他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组织带领农民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地，减租、减息、减押，在斗争中接受革命的洗礼和锻炼。
1927年5月，反动军官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马日事变”，使湖南很快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中。时任浏阳县工农义勇军第四团第二中队党代表的宋任穷，准备率部前往参加南昌起义。8月，因沿途敌情严峻，工农义勇队没有赶上南昌起义，暂时驻扎在江西铜鼓县。不久，宋任穷受命前往南昌，向江西省委汇报情况并请示部队的行动，之后，他带着省委的指示于9月下旬回到部队。此时，宋任穷惊喜得知：毛泽东已经从安源来到铜鼓，并胜利地指挥发动了秋收起义。于是，宋任穷辗转来到毛泽东住处，详细地向他汇报工作。从此，宋任穷开始战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秋收起义军攻击长沙受挫后，究竟把革命根据地放在哪里？毛泽东调查了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的整个罗霄山脉，最后选择了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这里奇树异花，流水潺潺，云海浩浩，林木参天。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正是从这里开始真正燎原。
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山上就活动着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袁部驻在井冈山脚下的茅坪一带，王佐部驻在井冈山腹地，各有几百人和60余支枪，在井冈山地区很有影响。秋收起义军要在井冈山站住脚，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必须团结这两支武装。毛泽东亲自对袁文才、王佐作了大量的工作，向他们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袁文才虽然为人高傲，但对毛泽东十分佩服，并为毛泽东诚恳合作的态度所感动。王佐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两人关系密切，互相协作。王佐对袁文才十分信服，见袁文才同意与起义军合作，便也答应合作。毛泽东多次向王佐讲解革命道理，循循善诱地对他进行教育。王佐很敬仰毛泽东，称他为最有学问的人，并常引用毛泽东的话教育战士。
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团党代表。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会师后，第二团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之一，下辖两个营，团长袁文才兼一营营长，副团长王佐兼二营营长。应袁、王要求，毛泽东先后派出几批干部，到其部担任连、排以上干部，帮助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宋任穷先后被派到袁文才第一营的二連、王佐第二营的四连任连党代表，为袁、王部队的改造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找宋任穷等人谈话，要求他们去后要团结袁、王所属干部战士，在团结的基础上，做好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工作，改造部队。到任后，宋任穷等人为战士们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讲解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还帮助文盲识字，提高战士的文化水平。他们还组织了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公布伙食账目，禁止打骂士兵，使袁文才、王佐部原来的一些不良习气慢慢得到了改变。这些做法，得到绝大多数士兵的拥护，袁文才、王佐也都积极支持。在宋任穷等人的努力下，袁、王所部的革命化、正规化水平大大提高。
井冈喋血，曲线找党
1928年冬天，敌人重兵“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决定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试图“围魏救赵”，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围攻。宋任穷奉命在红五军军长彭德怀指挥下留守井冈山。由于众寡悬殊，红军虽经过浴血奋战，仍无法击退敌人，宋任穷只能随红五军一起转移。他后来回忆道：“当时，五军总共不到1000人。但后方部队大，服装厂、留守处、总医院等，还有一批伤员。彭德怀、滕代远决定，将湘南籍战士临时组成一个连，指定由康健和我负责，还给了我们一个名义，叫五军特务连。行进时，特务连断后，做后卫。”“我们的部队由于连日行军，饥饿、疲劳，又是临时凑合起来的，步调不够一致，队伍也不大听指挥，没有什么战斗力。结果，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尽管我和党代表康健始终在一起，也不能控制局面。队伍被敌人打散了。”
怎么办？离开红军自找出路，还是继续革命？宋任穷选择了坚持革命，以乞讨为掩护，继续找部队。当时天气寒冷，但他却不敢穿军装棉衣，只穿着一条单裤子，外面罩一件单长袍，艰难地走着。
但是，历尽千辛万苦，宋任穷仍然没有找到部队，看来这样漫无目标地继续找下去是不行了。于是，他决定先回家去，等打听到消息后再想办法。主意定了，他便一路乞讨往家的方向走。走到万载附近，他碰到两个玩蛇的人。这时，宋任穷已经身无分文，总得糊口吃饭吧，于是便拜了这两个玩蛇人为师。他每天的任务是给蛇喂食，给蛇洗澡。时间长了，宋任穷渐渐地与蛇混熟了，蛇不但不咬他，而且十分听话。一天，他谎称家里有事，离开了玩蛇人，带着一条蛇继续向家乡方向进发。一路上，这条蛇掩护他多次成功通过敌人的盘查。有一天，他和几个讨饭的聚在一块歇息，突然来了一队保安队要盘查。不知为什么，敌人觉得宋任穷不太像要饭的，便要强行搜查他的包。他说，你们不要乱动，敌人不听，反而更怀疑他。当一个敌兵把手伸进包里去，突然抓出一条蛇，吓得哇哇乱叫。就这样，宋任穷又躲过一劫。回到家里，宋任穷的三哥说，这条蛇是你的救命恩人，应该把它放生了。于是，他们便一起把那条蛇放到了宋家屋后的山上去了。 1930年春，宋任穷试图南下广州寻找党组织，到达乐昌便因军阀混战无法成行，被迫折回湖南醴陵。途中，他碰巧遇到国民党军唐云山部独立十五旅招兵，就报个假名当了国民党军的“新兵”，心里琢磨：“如果能与红军交上火，我便有机会找到自己的部队。”天遂人愿！一个多月后，独立十五旅开到江西新淦（今新干）县，正式宣布要“打共匪”。一进根据地，宋任穷就看到红军的布告，署名是军长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还有“穷人不打穷人”等标语。看了这些标语，他心里激动得怦怦直跳，暗暗寻觅机会重回红军队伍。
1930年2月24日，在江西吉水县水南、值夏、富滩地区，孤军冒进的独立十五旅被红四军和红六军一部歼灭大部。宋任穷当机立断，策动了10余名国民党士兵向红军投降。对于这一段经历，宋任穷有这样的回忆：
快天黑了，部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眼看红军就要上来。我所在的国民党部队慌忙缴枪、逃散。乘乱时，我对十多个残兵说：“我在红军有熟人，你们跟着我，保证生命安全。”于是，我就组织这些人向山上走，准备去向红军缴枪;我一边走一面向这些人做（作）红军的宣传工作。那些人起初有些怕。我说：“不用怕，保险不杀。”走近时，有红军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立即回答说是缴枪的。我带着前去的人把枪缴了，子弹也全交了。
随后，宋任穷把自己离队后的情况详详細细地向党组织作了汇报，请求党组织审查。很快，组织结论出来了，大意是：红色乞丐，曲线找党;忠贞不渝，革命榜样。审查期间，宋任穷已经开始工作，在红四军第三纵队宣传科当干事，还代理过科长。审查结束后，他调任第三纵队第九支队二十五大队（相当于连）当政治委员。
到任后，宋任穷还遇到一个小插曲：他从独立十五旅带过来的一些俘虏也被编入了二十五大队，他们一见宋任穷当了政委，很不服气，就抱怨：这个新兵蛋子，竟然当了政委！为此，上级还专门派人向部队介绍他的情况，来介绍的人反复地说明宋任穷是当年的老红军，在井冈山就参加了红军的队伍，那些俘虏兵这才心服口服。
从高兴圩攻坚到皎平渡夺隘
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红军打下江西吉安，宋任穷调任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一〇四团政治委员，与团长粟裕搭档，他对粟裕的印象是“比我年长，政治、军事方面都强，也能团结人，我们合作得很好”。
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前两次“围剿”被粉碎后，1931年6月至9月，蒋介石气急败坏，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在江西黎川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除军团长、政治委员以外，还要一个基层干部参加会议。此时，宋任穷已调任一〇五团政委，组织上决定让他去。“在毛泽东主持下，会议确定继续采用游击战的办法同敌人周旋。我们熟悉地形，处在暗处，敌人到了陌生地段，处在明处。要利用这个优势，避实就虚地同敌兜圈子，相机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在这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了几个圈子，在江西兴国县的高兴圩、老营盘等地歼敌4.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彻底打破了敌人的“围剿”。
正是在高兴圩战斗中，宋任穷敢打硬仗的作战风格开始形成。
高兴圩战斗开始后，红一军团首长令一〇五团抢占一个山头，并占领山下小河中的一个亭子，从而把敌人切断，以便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分别在高兴圩、老营盘歼灭敌人。受命后，宋任穷立即和团长石金山率部跑步上山，而敌人也正从另一面涌上来。石金山带领4个连在山上与敌人打了个遭遇战，集中火力一下子把敌人压了下去。激战中，石金山不幸牺牲，宋任穷立即下命令：由一连长代理团长。不多久，一连长又负了伤;二连长接着上，后来也负了伤。宋任穷便自己兼任团长，指挥部队继续作战。他十分清楚，只有消灭这股敌人，守住阵地，才能取得胜利。在宋任穷的指挥下，机枪连作为正面主力出击，三连则从两面包抄。经过苦战，敌人几乎被全歼。
1931年底，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义部队改编成红五军团，红十五军是其主力。不久，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军团长，萧劲光任政治委员。为加强和改造这支部队，宋任穷被调往红十五军（军长左权），历任第四十四师一三〇团政治委员、第三十八师政委、第十三师政委，为红十五军的脱胎换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拥护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宋任穷受到“左”倾路线打击，被撤销十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五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长，1934年3月，又被调往瑞金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当时，在瑞金红军大学学习的宋任穷，被调到中央纵队干部团任政委，干部团团长是陈赓。干部团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4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而成，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战斗。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一路上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激战土城、攻克遵义、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宋任穷和陈赓率红军干部团数次掩护中革军委行动，立下赫赫战功。
1935年5月，宋任穷率部日夜兼程80公里，抢占金沙江重要渡口皎平渡，消灭守敌，掩护红一方面军安全渡过金沙江，为实施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作出了突出贡献。中革军委为此对干部团给予通令嘉奖。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干部团先后改编成红军学校特科团、随营学校、红军学校，宋任穷始终担任政委，坚定地跟随党中央北上，率领这支“红军人才方阵”安然抵达陕北。
到达陕北后，宋任穷担任红二十八军政委，同军长刘志丹一起率部英勇作战，重创敌人，打通了陕北苏区和神府苏区的联系，为红军主力东征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刘志丹牺牲后，宋任穷接任红二十八军军长。1936年冬，他又出任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主任，负责接待失散归来的西路军官兵。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宋任穷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训处（政治部）副主任，奔赴抗日战场，结束了辉煌的红军岁月。
（责任编辑：徐嘉）
在宋任穷成长为人民军队高级将领的历程中，红军时期的锤炼使他受益良多。
热血启蒙，井冈受教
宋任穷，1909年7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乌垅村，原名宋韵琴。13岁那年，宋任穷考上金江高小。当时，陈章甫（即陈昌）、夏明翰等一批年轻共产党员都被邀请在校任教，他们经常结合课文传播革命思想，使学生深受教育。其间，宋任穷常常举着小旗子随大伙儿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唱着陈昌为他们编的《修路歌》：
修我们的马路，贯彻我们的精神，怕什么寒和暑、雨和风，拿起我们的锄头、铲子，快来做工。怕什么高和低、土和石，凡阻碍我们的，就要把它铲平！
这首歌，宋任穷终生能诵。而更令他震撼的，是夏明翰烈士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两位革命志士都为革命洒尽了自己一腔热血，成为宋任穷的革命启蒙者。
1926年春天，宋任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浏阳县冲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冲和区党委宣传委员兼共青团区特支书记。其间，他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组织带领农民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地，减租、减息、减押，在斗争中接受革命的洗礼和锻炼。
1927年5月，反动军官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马日事变”，使湖南很快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中。时任浏阳县工农义勇军第四团第二中队党代表的宋任穷，准备率部前往参加南昌起义。8月，因沿途敌情严峻，工农义勇队没有赶上南昌起义，暂时驻扎在江西铜鼓县。不久，宋任穷受命前往南昌，向江西省委汇报情况并请示部队的行动，之后，他带着省委的指示于9月下旬回到部队。此时，宋任穷惊喜得知：毛泽东已经从安源来到铜鼓，并胜利地指挥发动了秋收起义。于是，宋任穷辗转来到毛泽东住处，详细地向他汇报工作。从此，宋任穷开始战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秋收起义军攻击长沙受挫后，究竟把革命根据地放在哪里？毛泽东调查了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的整个罗霄山脉，最后选择了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这里奇树异花，流水潺潺，云海浩浩，林木参天。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正是从这里开始真正燎原。
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山上就活动着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袁部驻在井冈山脚下的茅坪一带，王佐部驻在井冈山腹地，各有几百人和60余支枪，在井冈山地区很有影响。秋收起义军要在井冈山站住脚，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必须团结这两支武装。毛泽东亲自对袁文才、王佐作了大量的工作，向他们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袁文才虽然为人高傲，但对毛泽东十分佩服，并为毛泽东诚恳合作的态度所感动。王佐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两人关系密切，互相协作。王佐对袁文才十分信服，见袁文才同意与起义军合作，便也答应合作。毛泽东多次向王佐讲解革命道理，循循善诱地对他进行教育。王佐很敬仰毛泽东，称他为最有学问的人，并常引用毛泽东的话教育战士。
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团党代表。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会师后，第二团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之一，下辖两个营，团长袁文才兼一营营长，副团长王佐兼二营营长。应袁、王要求，毛泽东先后派出几批干部，到其部担任连、排以上干部，帮助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宋任穷先后被派到袁文才第一营的二連、王佐第二营的四连任连党代表，为袁、王部队的改造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找宋任穷等人谈话，要求他们去后要团结袁、王所属干部战士，在团结的基础上，做好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工作，改造部队。到任后，宋任穷等人为战士们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讲解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还帮助文盲识字，提高战士的文化水平。他们还组织了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公布伙食账目，禁止打骂士兵，使袁文才、王佐部原来的一些不良习气慢慢得到了改变。这些做法，得到绝大多数士兵的拥护，袁文才、王佐也都积极支持。在宋任穷等人的努力下，袁、王所部的革命化、正规化水平大大提高。
井冈喋血，曲线找党
1928年冬天，敌人重兵“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决定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试图“围魏救赵”，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围攻。宋任穷奉命在红五军军长彭德怀指挥下留守井冈山。由于众寡悬殊，红军虽经过浴血奋战，仍无法击退敌人，宋任穷只能随红五军一起转移。他后来回忆道：“当时，五军总共不到1000人。但后方部队大，服装厂、留守处、总医院等，还有一批伤员。彭德怀、滕代远决定，将湘南籍战士临时组成一个连，指定由康健和我负责，还给了我们一个名义，叫五军特务连。行进时，特务连断后，做后卫。”“我们的部队由于连日行军，饥饿、疲劳，又是临时凑合起来的，步调不够一致，队伍也不大听指挥，没有什么战斗力。结果，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尽管我和党代表康健始终在一起，也不能控制局面。队伍被敌人打散了。”
怎么办？离开红军自找出路，还是继续革命？宋任穷选择了坚持革命，以乞讨为掩护，继续找部队。当时天气寒冷，但他却不敢穿军装棉衣，只穿着一条单裤子，外面罩一件单长袍，艰难地走着。
但是，历尽千辛万苦，宋任穷仍然没有找到部队，看来这样漫无目标地继续找下去是不行了。于是，他决定先回家去，等打听到消息后再想办法。主意定了，他便一路乞讨往家的方向走。走到万载附近，他碰到两个玩蛇的人。这时，宋任穷已经身无分文，总得糊口吃饭吧，于是便拜了这两个玩蛇人为师。他每天的任务是给蛇喂食，给蛇洗澡。时间长了，宋任穷渐渐地与蛇混熟了，蛇不但不咬他，而且十分听话。一天，他谎称家里有事，离开了玩蛇人，带着一条蛇继续向家乡方向进发。一路上，这条蛇掩护他多次成功通过敌人的盘查。有一天，他和几个讨饭的聚在一块歇息，突然来了一队保安队要盘查。不知为什么，敌人觉得宋任穷不太像要饭的，便要强行搜查他的包。他说，你们不要乱动，敌人不听，反而更怀疑他。当一个敌兵把手伸进包里去，突然抓出一条蛇，吓得哇哇乱叫。就这样，宋任穷又躲过一劫。回到家里，宋任穷的三哥说，这条蛇是你的救命恩人，应该把它放生了。于是，他们便一起把那条蛇放到了宋家屋后的山上去了。 1930年春，宋任穷试图南下广州寻找党组织，到达乐昌便因军阀混战无法成行，被迫折回湖南醴陵。途中，他碰巧遇到国民党军唐云山部独立十五旅招兵，就报个假名当了国民党军的“新兵”，心里琢磨：“如果能与红军交上火，我便有机会找到自己的部队。”天遂人愿！一个多月后，独立十五旅开到江西新淦（今新干）县，正式宣布要“打共匪”。一进根据地，宋任穷就看到红军的布告，署名是军长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还有“穷人不打穷人”等标语。看了这些标语，他心里激动得怦怦直跳，暗暗寻觅机会重回红军队伍。
1930年2月24日，在江西吉水县水南、值夏、富滩地区，孤军冒进的独立十五旅被红四军和红六军一部歼灭大部。宋任穷当机立断，策动了10余名国民党士兵向红军投降。对于这一段经历，宋任穷有这样的回忆：
快天黑了，部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眼看红军就要上来。我所在的国民党部队慌忙缴枪、逃散。乘乱时，我对十多个残兵说：“我在红军有熟人，你们跟着我，保证生命安全。”于是，我就组织这些人向山上走，准备去向红军缴枪;我一边走一面向这些人做（作）红军的宣传工作。那些人起初有些怕。我说：“不用怕，保险不杀。”走近时，有红军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立即回答说是缴枪的。我带着前去的人把枪缴了，子弹也全交了。
随后，宋任穷把自己离队后的情况详详細细地向党组织作了汇报，请求党组织审查。很快，组织结论出来了，大意是：红色乞丐，曲线找党;忠贞不渝，革命榜样。审查期间，宋任穷已经开始工作，在红四军第三纵队宣传科当干事，还代理过科长。审查结束后，他调任第三纵队第九支队二十五大队（相当于连）当政治委员。
到任后，宋任穷还遇到一个小插曲：他从独立十五旅带过来的一些俘虏也被编入了二十五大队，他们一见宋任穷当了政委，很不服气，就抱怨：这个新兵蛋子，竟然当了政委！为此，上级还专门派人向部队介绍他的情况，来介绍的人反复地说明宋任穷是当年的老红军，在井冈山就参加了红军的队伍，那些俘虏兵这才心服口服。
从高兴圩攻坚到皎平渡夺隘
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红军打下江西吉安，宋任穷调任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一〇四团政治委员，与团长粟裕搭档，他对粟裕的印象是“比我年长，政治、军事方面都强，也能团结人，我们合作得很好”。
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前两次“围剿”被粉碎后，1931年6月至9月，蒋介石气急败坏，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在江西黎川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除军团长、政治委员以外，还要一个基层干部参加会议。此时，宋任穷已调任一〇五团政委，组织上决定让他去。“在毛泽东主持下，会议确定继续采用游击战的办法同敌人周旋。我们熟悉地形，处在暗处，敌人到了陌生地段，处在明处。要利用这个优势，避实就虚地同敌兜圈子，相机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在这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了几个圈子，在江西兴国县的高兴圩、老营盘等地歼敌4.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彻底打破了敌人的“围剿”。
正是在高兴圩战斗中，宋任穷敢打硬仗的作战风格开始形成。
高兴圩战斗开始后，红一军团首长令一〇五团抢占一个山头，并占领山下小河中的一个亭子，从而把敌人切断，以便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分别在高兴圩、老营盘歼灭敌人。受命后，宋任穷立即和团长石金山率部跑步上山，而敌人也正从另一面涌上来。石金山带领4个连在山上与敌人打了个遭遇战，集中火力一下子把敌人压了下去。激战中，石金山不幸牺牲，宋任穷立即下命令：由一连长代理团长。不多久，一连长又负了伤;二连长接着上，后来也负了伤。宋任穷便自己兼任团长，指挥部队继续作战。他十分清楚，只有消灭这股敌人，守住阵地，才能取得胜利。在宋任穷的指挥下，机枪连作为正面主力出击，三连则从两面包抄。经过苦战，敌人几乎被全歼。
1931年底，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义部队改编成红五军团，红十五军是其主力。不久，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军团长，萧劲光任政治委员。为加强和改造这支部队，宋任穷被调往红十五军（军长左权），历任第四十四师一三〇团政治委员、第三十八师政委、第十三师政委，为红十五军的脱胎换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拥护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宋任穷受到“左”倾路线打击，被撤销十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五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长，1934年3月，又被调往瑞金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当时，在瑞金红军大学学习的宋任穷，被调到中央纵队干部团任政委，干部团团长是陈赓。干部团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4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而成，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战斗。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一路上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激战土城、攻克遵义、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宋任穷和陈赓率红军干部团数次掩护中革军委行动，立下赫赫战功。
1935年5月，宋任穷率部日夜兼程80公里，抢占金沙江重要渡口皎平渡，消灭守敌，掩护红一方面军安全渡过金沙江，为实施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作出了突出贡献。中革军委为此对干部团给予通令嘉奖。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干部团先后改编成红军学校特科团、随营学校、红军学校，宋任穷始终担任政委，坚定地跟随党中央北上，率领这支“红军人才方阵”安然抵达陕北。
到达陕北后，宋任穷担任红二十八军政委，同军长刘志丹一起率部英勇作战，重创敌人，打通了陕北苏区和神府苏区的联系，为红军主力东征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刘志丹牺牲后，宋任穷接任红二十八军军长。1936年冬，他又出任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主任，负责接待失散归来的西路军官兵。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宋任穷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训处（政治部）副主任，奔赴抗日战场，结束了辉煌的红军岁月。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