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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江浙一带的人都无法理解廊坊这座城市。廊坊之于北京,在空间距离上犹如嘉兴之于上海,但是北京的房价已经超过了上海,廊坊恐怕却只有嘉兴十五年前的水平。且撇开堵车因素,驱车不过区区40多分钟就可以直达天安门,这样一座小城市本可以成为类似于美国华盛顿特区近郊的Bethesda,或者洛杉矶近郊的Pasadena一样的艺术或学术气息浓郁的精致小城,现实中却是一个前工业化时代痕迹甚至无需遮盖的暗色节点。
廊坊,只是环绕着北京周边一大片发展水平与其中心完全脱节的、相比之下几乎属于贫困中的小城市群中之一。无论是三河、张家口、涿州,或是稍远的石家庄、沧州或霸州,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核心之一的光芒之下,周边的经济版图上出现了一片黑压压的发展洼地,其经济数据甚至远不如山西、内蒙或东北的很多非核心地带,宛如俗语所谓的“大树之下寸草不生”,有学者称之为“河北塌陷”,我则称之为“北京阴影”。
由此而来的“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各种涵义很值得玩味。京畿要冲在空间上本来就是一体,京津高铁连接两个特大城市的时间仅需30分钟,这比起绝大多数北京市民的上班时间要短得多。既然空间上已然一体而仍然需要“一体化”,可见这种空间上的分配不均衡,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都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在整个国家三个最重要的经济发动机: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中,这是唯一需要国家通过战略层面措施进行调整的区域。在广州周边,房价或某些产业发达程度超过广州的城市比比皆是,长三角更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大都市群。唯独环渤海,只有北京力撑大局,天津纵然有国家支持的滨海新区,但经济指标仍然徘徊在二线城市之列。
甚至在北京地区内部,其经济分布的空间不均衡性也一目了然。五环以内大约600平方公里的区域,基本积聚了北京市99%以上的经济活动。2004年吴良镛院士领衔编制的北京市总体规划强调,北京要建设“多中心”模式,划定了十一座新城和三个重点发展的卫星城,可是时至今日,除了通州由于高度靠近北京城而被變成北京的又一座睡城以外(睡城即仅有居民在此居住,缺乏商业办公等城市核心产业积聚的“城市宿舍区”),多中心仍然只是规划中的一句口号。
但是,在保定打造一个“副中心”,能够解决这个巨大的不均衡吗?
北京的权力中心注定是无法搬迁的。能够被一纸行政命令所挪动的,只能是国家机器中的边缘化和不具有核心决策能力的部门。否则国家机器的运行效率岂不是要受到巨大创伤?正因为如此,搬迁这样的部门,对于河北来说,其经济拉动能力又有多大帮助,能够吸引哪些产业落地,创造多少就业岗位和税收呢?保定市已经放出风来,为了配合搬迁,保定谋划确定了总面积1149平方公里的34个重点园区,似乎忘了整个北京市建成面积也不到1400平方公里。这样形有实无的搬迁除了被作为又一轮大规模圈地、造新城和开发房地产的狂潮以外,又怎么能够真正改变北京市周边多少的不均衡布局呢?
我以为,北京市的不均衡在于,它的繁荣发生在财富的再分配环节而不是生产环节。换言之,北京城里的财富大量来自国家机器对于资源进行再分配过程中的溢出和“跑冒滴漏”。靠搬迁行政机关这种治标不治本的行为不可能缓解这种不均衡,而只能造就一些依旧吸附于财富再分配过程的寄生经济体。
要改变北京相对周边省市、北京市中心相对于郊县的巨大不均衡状态,理想的方式,是落实已经被强调多次的问题:让市场来分配资源,而不是政府。只有理性地约束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于资源分配的权力,这类独特畸高地位才可能会被缓解和化解。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伴随着北京市经济总量的下降和经济行为的溢出。这对于北京行政主体可能是“坏事”,对于全国来说恰恰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一些被权力所扭曲的财富分配格局终于开始得到调整。
(作者为城市规划学者)
廊坊,只是环绕着北京周边一大片发展水平与其中心完全脱节的、相比之下几乎属于贫困中的小城市群中之一。无论是三河、张家口、涿州,或是稍远的石家庄、沧州或霸州,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核心之一的光芒之下,周边的经济版图上出现了一片黑压压的发展洼地,其经济数据甚至远不如山西、内蒙或东北的很多非核心地带,宛如俗语所谓的“大树之下寸草不生”,有学者称之为“河北塌陷”,我则称之为“北京阴影”。
由此而来的“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各种涵义很值得玩味。京畿要冲在空间上本来就是一体,京津高铁连接两个特大城市的时间仅需30分钟,这比起绝大多数北京市民的上班时间要短得多。既然空间上已然一体而仍然需要“一体化”,可见这种空间上的分配不均衡,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都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在整个国家三个最重要的经济发动机: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中,这是唯一需要国家通过战略层面措施进行调整的区域。在广州周边,房价或某些产业发达程度超过广州的城市比比皆是,长三角更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大都市群。唯独环渤海,只有北京力撑大局,天津纵然有国家支持的滨海新区,但经济指标仍然徘徊在二线城市之列。
甚至在北京地区内部,其经济分布的空间不均衡性也一目了然。五环以内大约600平方公里的区域,基本积聚了北京市99%以上的经济活动。2004年吴良镛院士领衔编制的北京市总体规划强调,北京要建设“多中心”模式,划定了十一座新城和三个重点发展的卫星城,可是时至今日,除了通州由于高度靠近北京城而被變成北京的又一座睡城以外(睡城即仅有居民在此居住,缺乏商业办公等城市核心产业积聚的“城市宿舍区”),多中心仍然只是规划中的一句口号。
但是,在保定打造一个“副中心”,能够解决这个巨大的不均衡吗?
北京的权力中心注定是无法搬迁的。能够被一纸行政命令所挪动的,只能是国家机器中的边缘化和不具有核心决策能力的部门。否则国家机器的运行效率岂不是要受到巨大创伤?正因为如此,搬迁这样的部门,对于河北来说,其经济拉动能力又有多大帮助,能够吸引哪些产业落地,创造多少就业岗位和税收呢?保定市已经放出风来,为了配合搬迁,保定谋划确定了总面积1149平方公里的34个重点园区,似乎忘了整个北京市建成面积也不到1400平方公里。这样形有实无的搬迁除了被作为又一轮大规模圈地、造新城和开发房地产的狂潮以外,又怎么能够真正改变北京市周边多少的不均衡布局呢?
我以为,北京市的不均衡在于,它的繁荣发生在财富的再分配环节而不是生产环节。换言之,北京城里的财富大量来自国家机器对于资源进行再分配过程中的溢出和“跑冒滴漏”。靠搬迁行政机关这种治标不治本的行为不可能缓解这种不均衡,而只能造就一些依旧吸附于财富再分配过程的寄生经济体。
要改变北京相对周边省市、北京市中心相对于郊县的巨大不均衡状态,理想的方式,是落实已经被强调多次的问题:让市场来分配资源,而不是政府。只有理性地约束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于资源分配的权力,这类独特畸高地位才可能会被缓解和化解。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伴随着北京市经济总量的下降和经济行为的溢出。这对于北京行政主体可能是“坏事”,对于全国来说恰恰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一些被权力所扭曲的财富分配格局终于开始得到调整。
(作者为城市规划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