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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最后一天，我到南华门东四条山西省作家协会家属院吊唁于前一天凌晨逝世的李国涛老师。一进门，师母就对我说，“你是最后一个和他聊天的。你走了之后，他还很兴奋，滔滔不绝地说着你以及你们所聊天的事。因为聊得太高兴，他说，都忘了给你签名送他你爱看的《编稿手记》（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说话间，师母让其子把这本准备送我的书，从李老师卧室取出来递给我。师母接着说，“他说等你下次来聊天时，再签名送你，现在他走了，你就收下这本没有签名的他的书吧。”双手捧着这本未及题签的《编稿手记》，涌出的眼泪顿时把眼睛模糊成一片。我一边克制住几乎哽咽出声的悲痛，一边用手抚摸着书名对师母说：“李老师很喜欢和我聊天，一聊就有聊不完的话题。即使我有时胡说八道，他也是或严肃听着，或开怀大笑。从今以后，我只能看着这本书，和李老师聊天了。”
8月14日，一家晚报刊出韩石山先生致我的两通书札（经韩先生同意，该书札作为拙著读书随笔《书边芦苇》三集的“代前言”）。中午时分，我刚回到家，还没看报，就接到李老师的电话，说看到韩先生为我新出的书写的序了，非常好；又问我这两本书是不是计划中的灵石何家系列，等等。具实一一回答后，我说，“听您说话声音还是这么响亮，在朋友微信圈也看到过您在作协院里晒太阳，和晚辈嬉笑说话的照片，身体还健朗吧？”李老师说，“近来不行了，楼也下不了了，只能在家活动活动。”听到此，我赶紧说，“过两天我去看您。”
8月18日，我去看望李老师。一进家门，就有些伤感：他老人家何止是不能下楼，即使是在家里也坐上了轮椅，走动还要靠助行器……好在精神满腹，而且充溢到身体，眼见轮椅和助行器的丝丝忧伤，也渐渐消散。落座床边，与坐在轮椅上的李老师几可促膝后，开始了仍是过去的爽朗，仍是惯有的直接开谈。我先呈上书皮比内容好的两本小书。《书边芦苇》第三集篇首收入了状写李老师的《目倦文长存》，他边翻看边说：“这书做得好，真是漂亮——哎，你这篇文章里写了很喜欢看我的‘编稿手记’，有一段时间，还是先看我的这些小感想小文章，然后才看所记的作家作品。”我连声说：“是呢是呢。您那‘编稿手记’，我不但爱看，有些被您‘手记’了的作家，后来还和我成了烂熟的朋友，像张石山和钟道新。”李老师听后，哈哈一笑说：“钟道新可是真心想请我吃饭，但他就是请不动我。”接下来李老师问了我近期的写作情况，听了之后，他突然严肃起来，说，“你该早写李方桂！昔阳已经有了一个很出名的红色的陈永贵，再让世人知道一个世界级的学术大师李方桂，岂不是两全其美？！李方桂这样的大师，山西没有，全国少见，那是真正世界意义上的学人、大师。他母亲不是你写的何家的何兆英吗？你写最合适了。”这金针度人的点拨，如果不是因为挨的太近，怕起身碰着李老师，我就差點站起来踱步了——当时我真是感慨和惊诧：他老目已倦，腿脚也不能自由走动，但关心文化走向的心却一直有着青春般的律动，一如他那杰出的长篇小说《世界正年轻》。只不过，他不想让年轻人经历《世界正年轻》描写的那些事。他知晓所熟悉的年轻人该写什么才有用，才会对当地文化建设有些什么价值，更清楚谁能写什么，且能写得好一点。倏然出神间，我想起了手机中存着李方桂母亲何兆英1924年5月为其族叔何子深所画的一幅精彩绝伦的《彩蝶图》，李方桂父亲李光宇于北京逝世后的“讣告”，上世纪三十年代李方桂在北平大甜水井书斋与几位亲友的合影照片等等，就想让李老师看。李老师虽然目倦，但对这些史料还是真想一饱眼福。我在手机“图库”找来找去，都快急出一头雾水时，才想起因手机丢失，还没有来得及把昔阳李家的这些老东西重装进来。李老师看着有些手足无措的我，说：“不急，下次你来再看。”这之后，我与李老师愉快地聊起了各自所了解的李方桂，以及其父李光宇，其祖李希莲进士的种种。对李方桂这位语言大师，我说，“对语言学我可是一窍不通，也不明白他怎么能精通一百种以上的语言？”李老师说，“他是天才级的人物，别说你不懂，就是我也不见得懂，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几个人能懂。你若写《李方桂传》，可以简述一下他学语言和研究的方法，只一章就可以了，读者对这些纯学术的东西也不感兴趣，主要还是看他为何成功的事略。”谈完李方桂，我与李老师还就目下所见的人物传记进行了臧否。有的，他不置可否；谈起一位熟人的，听我说因没有看到真实的史料，用小说家的描写法写了，大错特错，他则很着急，问我，“这些错误你和他说过没有？”我说：“没有，已经那样了，再说也没用。”听后，我见李老师双目紧闭，接着就是一声叹息！
不知不觉已快到吃午饭的时间，聊了差不多快两个小时了，听见李老师女儿做饭的响声，我怕累着老人家，赶紧告辞。李老师在起身送我时说：“我还是希望你早写李方桂！”
一周后，我从北京回来，本打算再到李老师家聊天，送上上次未备好的《清代两渡何家》，并请李老师看上次没看上的李方桂的一些史料。30日早晨醒来，一刷微信朋友圈，《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的一条消息把我惊住了：“今晨，我们敬爱的师长，《山西文学》原主编、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李国涛（高岸）先生辞世，终年87岁。”聊天时还精神矍铄，谈锋无限呢，怎么这么快就走了？我有些不相信！看到其他友人也陆续发出悼念李老师仙逝的文字，我才相信李老师真的走了。当我把李老师不幸逝世的消息，转给几天前还在一起说起他老人家对我好的一位友人后，这位友人回信说：“李老师悄然而去，尤其在这个喧嚣的时期，其实是告诉了我们很多，一点也不打扰别人，也给自己留下了安宁的时间；生不容选择，死有时候倒是可以的；李老师临走还给你留下了一个功课，真是前辈师长。”看到友人这个回复，我伤悲的心情暂时有所缓解。
我不是李老师的亲授弟子，也没在他手下受过如何做一个正直本分的人的严威训练，但李老师在他的晚年，对我似乎偏爱有加。记忆中，自从他在2014年“恰到好处”地宣布不再写文章了之前，只分别给谢泳的《清华三才子》，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刘绪源的《今文渊源》和潘向黎的《看诗不分明》写过文评。而当我和张济先生合著的长篇人物传记《何澄》出版后，从来不写应酬文章的李老师，竟然接连写下三篇文章，分别刊发在《名作欣赏》《解放日报》和《南方都市报》。这三篇文章分别是：《〈何澄〉有发掘历史之功》《网师园的最后主人》《一位被遗忘的历史人物》。后来我见到李老师，他还说，“我自己也奇怪，一般看着好的书，要写也就写一篇，而你和张济的书我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魔，一写就写了三篇。”虽然我和张济先生都不是热衷出名的人，也没有一出书就找人“好评”一番的爱好，但一想起这件事，仍然感到难以忘怀。
从李老师家出来后，我没有乘车，而是步履有些迟缓地边忆与李老师交游的往事边往回走。回到家后，我一时拿不定主意该把李老师这本未及给我题签的书存放在何处——因我有一间书房是专存文友送我的书的，这些书全都有题签。无论所写内容喜欢与否，我都非常珍视，善加保存，为的是不想让这些看得起我的朋友的书流入地摊。犹豫了一阵，我把这本未及题签却比题签更加难忘的《编稿手记》放在了床头。心里默想：就随李老师那有品格和精致的文魂，念想着他老人家对我的好，随心而读，以浸我那半生半熟的缀文，以期我那半通不通的文德有所改善。
8月14日，一家晚报刊出韩石山先生致我的两通书札（经韩先生同意，该书札作为拙著读书随笔《书边芦苇》三集的“代前言”）。中午时分，我刚回到家，还没看报，就接到李老师的电话，说看到韩先生为我新出的书写的序了，非常好；又问我这两本书是不是计划中的灵石何家系列，等等。具实一一回答后，我说，“听您说话声音还是这么响亮，在朋友微信圈也看到过您在作协院里晒太阳，和晚辈嬉笑说话的照片，身体还健朗吧？”李老师说，“近来不行了，楼也下不了了，只能在家活动活动。”听到此，我赶紧说，“过两天我去看您。”
8月18日，我去看望李老师。一进家门，就有些伤感：他老人家何止是不能下楼，即使是在家里也坐上了轮椅，走动还要靠助行器……好在精神满腹，而且充溢到身体，眼见轮椅和助行器的丝丝忧伤，也渐渐消散。落座床边，与坐在轮椅上的李老师几可促膝后，开始了仍是过去的爽朗，仍是惯有的直接开谈。我先呈上书皮比内容好的两本小书。《书边芦苇》第三集篇首收入了状写李老师的《目倦文长存》，他边翻看边说：“这书做得好，真是漂亮——哎，你这篇文章里写了很喜欢看我的‘编稿手记’，有一段时间，还是先看我的这些小感想小文章，然后才看所记的作家作品。”我连声说：“是呢是呢。您那‘编稿手记’，我不但爱看，有些被您‘手记’了的作家，后来还和我成了烂熟的朋友，像张石山和钟道新。”李老师听后，哈哈一笑说：“钟道新可是真心想请我吃饭，但他就是请不动我。”接下来李老师问了我近期的写作情况，听了之后，他突然严肃起来，说，“你该早写李方桂！昔阳已经有了一个很出名的红色的陈永贵，再让世人知道一个世界级的学术大师李方桂，岂不是两全其美？！李方桂这样的大师，山西没有，全国少见，那是真正世界意义上的学人、大师。他母亲不是你写的何家的何兆英吗？你写最合适了。”这金针度人的点拨，如果不是因为挨的太近，怕起身碰着李老师，我就差點站起来踱步了——当时我真是感慨和惊诧：他老目已倦，腿脚也不能自由走动，但关心文化走向的心却一直有着青春般的律动，一如他那杰出的长篇小说《世界正年轻》。只不过，他不想让年轻人经历《世界正年轻》描写的那些事。他知晓所熟悉的年轻人该写什么才有用，才会对当地文化建设有些什么价值，更清楚谁能写什么，且能写得好一点。倏然出神间，我想起了手机中存着李方桂母亲何兆英1924年5月为其族叔何子深所画的一幅精彩绝伦的《彩蝶图》，李方桂父亲李光宇于北京逝世后的“讣告”，上世纪三十年代李方桂在北平大甜水井书斋与几位亲友的合影照片等等，就想让李老师看。李老师虽然目倦，但对这些史料还是真想一饱眼福。我在手机“图库”找来找去，都快急出一头雾水时，才想起因手机丢失，还没有来得及把昔阳李家的这些老东西重装进来。李老师看着有些手足无措的我，说：“不急，下次你来再看。”这之后，我与李老师愉快地聊起了各自所了解的李方桂，以及其父李光宇，其祖李希莲进士的种种。对李方桂这位语言大师，我说，“对语言学我可是一窍不通，也不明白他怎么能精通一百种以上的语言？”李老师说，“他是天才级的人物，别说你不懂，就是我也不见得懂，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几个人能懂。你若写《李方桂传》，可以简述一下他学语言和研究的方法，只一章就可以了，读者对这些纯学术的东西也不感兴趣，主要还是看他为何成功的事略。”谈完李方桂，我与李老师还就目下所见的人物传记进行了臧否。有的，他不置可否；谈起一位熟人的，听我说因没有看到真实的史料，用小说家的描写法写了，大错特错，他则很着急，问我，“这些错误你和他说过没有？”我说：“没有，已经那样了，再说也没用。”听后，我见李老师双目紧闭，接着就是一声叹息！
不知不觉已快到吃午饭的时间，聊了差不多快两个小时了，听见李老师女儿做饭的响声，我怕累着老人家，赶紧告辞。李老师在起身送我时说：“我还是希望你早写李方桂！”
一周后，我从北京回来，本打算再到李老师家聊天，送上上次未备好的《清代两渡何家》，并请李老师看上次没看上的李方桂的一些史料。30日早晨醒来，一刷微信朋友圈，《山西文学》主编鲁顺民的一条消息把我惊住了：“今晨，我们敬爱的师长，《山西文学》原主编、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李国涛（高岸）先生辞世，终年87岁。”聊天时还精神矍铄，谈锋无限呢，怎么这么快就走了？我有些不相信！看到其他友人也陆续发出悼念李老师仙逝的文字，我才相信李老师真的走了。当我把李老师不幸逝世的消息，转给几天前还在一起说起他老人家对我好的一位友人后，这位友人回信说：“李老师悄然而去，尤其在这个喧嚣的时期，其实是告诉了我们很多，一点也不打扰别人，也给自己留下了安宁的时间；生不容选择，死有时候倒是可以的；李老师临走还给你留下了一个功课，真是前辈师长。”看到友人这个回复，我伤悲的心情暂时有所缓解。
我不是李老师的亲授弟子，也没在他手下受过如何做一个正直本分的人的严威训练，但李老师在他的晚年，对我似乎偏爱有加。记忆中，自从他在2014年“恰到好处”地宣布不再写文章了之前，只分别给谢泳的《清华三才子》，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刘绪源的《今文渊源》和潘向黎的《看诗不分明》写过文评。而当我和张济先生合著的长篇人物传记《何澄》出版后，从来不写应酬文章的李老师，竟然接连写下三篇文章，分别刊发在《名作欣赏》《解放日报》和《南方都市报》。这三篇文章分别是：《〈何澄〉有发掘历史之功》《网师园的最后主人》《一位被遗忘的历史人物》。后来我见到李老师，他还说，“我自己也奇怪，一般看着好的书，要写也就写一篇，而你和张济的书我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魔，一写就写了三篇。”虽然我和张济先生都不是热衷出名的人，也没有一出书就找人“好评”一番的爱好，但一想起这件事，仍然感到难以忘怀。
从李老师家出来后，我没有乘车，而是步履有些迟缓地边忆与李老师交游的往事边往回走。回到家后，我一时拿不定主意该把李老师这本未及给我题签的书存放在何处——因我有一间书房是专存文友送我的书的，这些书全都有题签。无论所写内容喜欢与否，我都非常珍视，善加保存，为的是不想让这些看得起我的朋友的书流入地摊。犹豫了一阵，我把这本未及题签却比题签更加难忘的《编稿手记》放在了床头。心里默想：就随李老师那有品格和精致的文魂，念想着他老人家对我的好，随心而读，以浸我那半生半熟的缀文，以期我那半通不通的文德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