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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国古代历史，言论不自由，信息不畅通，民间以民歌、民谣、童谣作为一种特殊的公众舆论，其中涉及政治、人事的谣言则具有褒贬的寓意。例如宋代著名清官包拯，为人正直，不徇私情，深受百姓爱戴，有民谣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是说想打官司走不起后门，就去找和阎王爷一样不收礼的包拯。相反，明代严嵩因善于谄媚皇帝而当政，操纵国事，吞没军饷，排除异己，诬陷并杀害了许多人。朝廷大臣或趋炎附势，或敢怒而不敢言，可是责备他的民谣则传布京城：“可笑严介溪（严嵩号介溪），金银如山积，刀锯信手施。尝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这里的赞扬或讽刺，都反映了民意。正因如此，古代开明的政治家特别重视民谣的社会作用，在汉代出现过以谣言考核官员，令三公谣言奏事的史实。以民谣所反映的民意来调整政策和升降官吏，民谣由此发挥了它的社会舆论功能和政治监督作用。
也正因如此，某些人别有用心，恶意地凭空捏造消息，迷惑群众，目的是操纵民意，制造舆论以实现他的某种企图。即所谓造谣诽谤、造谣中伤、造谣生事，其中带有政治倾向的谣言，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因此大多数统治者非常重视此类谣言，关注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作出积极的政治回应或政策调整，在一定社会背景下，也会对此类谣言加以疏导、利用或限制、打击，以维护他们的统治权威和政治秩序。但是采取的方式不同，效果也就不同。
立法以扼制谣言，是历代统治者首选的方针
首先是对制造和散布谣言的人用严酷的刑罚予以打击。古代的统治者害怕谣言，千方百计要制止谣言，严刑峻法，滥施刑罚，是大有人在的。西周传到周厉王，施行暴政，遭到国人的毁谤，厉王采取严厉的控制言论的措施，利用巫师监听，假托神灵有谤必知，“以告，则杀之”。这导致社会人心惶惶，人们路上相遇，不敢说话，只能以目光表示问候。最终不堪忍受的国人赶跑了周厉王，后来他死在叫做彘的地方。其后周宣王、周幽王已失去周文王、周武王的遗风，造成平王东迁，结束了西周。
古代大多数谣言和现代的谣言一样，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追根溯源。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相当警惕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离心离德倾向，对谣言、诽谤实施严刑峻法。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下令设立诽谤妖言罪。之后二年，有颗陨星坠落在东郡，落地后变为石块，老百姓有人在那块石头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始皇听说了，就派御史前去挨家查问，没有人认罪，于是把居住在那块石头周围的人全部抓来杀了，焚毁了那块陨石。下一年秦始皇在出巡时死于沙丘宫，四年后秦朝灭亡了。
其次是公正适度运用法治。汉王朝建立后，社会逐渐稳定，汉文帝即位后，对朝政大加整顿，下诏让群臣直言规劝过失，又恐怕群臣不敢直言，下诏废除诽谤妖言罪。文帝在诏书中，还特意针对老百姓指出：有的百姓祝告鬼神诅咒在上位的人，官吏就认为是危害君父的“大逆”罪；他们如果说了什么，官吏又以为是诽谤。其实这是小民的愚昧，由于无知而触犯死罪，我很不赞成，从今以后，“有犯此者勿听治”。
明代政治家张居正是主张立法贵宽、行法贵断的，他评论说：诽谤和妖言的禁令，秦始皇实行了，从而立即出现灭亡；汉文帝下令解除了它，成为一代贤君。逐一地看从前历代，没有不是这样的。可见国家兴亡治乱的先兆，在于言路的通畅与阻塞之间罢了。
再次是合理量刑。南北朝时北魏有一个所谓月光童子刘景晖，妖言惑众，应当是死罪。但是他只有九岁，而且是别人指使他说的。是杀是赦？在司法官员中展开了辩论。依照“与杀无辜，宁失有罪”的精神，该赦。根据《法例律》的规定，赦免八岁以下儿童的死罪需要向上请示，按照《礼记》的说法，七岁以下的孩子有罪才可以不加刑，可是刘景晖已经九岁了。结果太后下令，终于赦免了。
为政者面对谣言，其所作所为至关重要
汉成帝时期，由于大水、地震、日蚀等自然现象，民间谣言纷起，成帝对此进行反思，表示天降怪异是不祥之事，罪过在他自己。于是端正自己的言行，并罢斥了一批不合格的官员，改良政治，派官员巡行天下晓谕民众，说明真相，对于消除流言，改善社会治理起了积极作用。清代末季某些地方官员接受了近代科学的影响，在防控谣言方面也有一定成绩。1910年到1911年东北鼠疫，谣言盛行。当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仅没有使谣言对防治鼠疫工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反而使民众逐渐相信防疫措施的科学化，促使了防疫效果的公开化。
作为不力，应对谣言失当，不仅不能防控谣言，而且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晚清，政府腐败，官员跟不上近代形势，防控谣言不力，最终酿成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宣统二年（1910年），广东广韶有谣言，“国库支绌，罗掘已穷，今日调查户口，实为将来抽人税之张本”，引发民众与调查员绅为难。由于调查员绅企图请兵弹压，结果酿成乡人包围官绅事件。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清末地方官员在危机处理上失当。官员们只知道循章办事，而没有应对危机的能力。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谣言对于社会的影响程度与统治者的处理方式密切相关，如果处理不当，则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而采取一些相对合理的措施，就能够使谣言对于社会的影响趋于正面。
有所作为，合理疏导，改善社会治理，是政府防控谣言的根本途径。周代邵公规劝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只能治标不治本，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合理疏导。广泛听取民意，积极解决群众现实问题，从而进行前瞻性的决策或施政等，及时科学引导社会舆情，构建起应对谣言的长效机制。古代谣言防控及其舆情疏导的成败教训，值得借鉴。
端正自身对待政治性谣言的态度
我国古代有头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都非常注重端正视听，正确对待流言。为政者，上至天子，下至百官，都是舆情客体，端正自身对待政治性谣言的态度，对防控谣言起着关键性作用。 明神宗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父亲去世，按例必须解职，回家守制。他辅佐十岁登基的小皇帝五年来，整个国家安定了，政治上了轨道，库粮可支十年，边境安宁了，但小皇帝没有批准他回原籍守制，他只好“辞俸守制”，仍旧留在内阁。当时意见很多，认为违反常情。万历七年，南方流传海瑞有弹劾张居正的奏疏。海瑞在应天巡抚任内声名很大，所以一时谣言得以流传。张居正很理性，不相信有海瑞上疏的事。南京官员胡槚怀疑是宁国府生员吴仕期所为，并转告张居正。张居正知道如果胡槚把这事奏明上去，会株连许多人，是要兴大狱的。于是写信给胡槚，把他的奏疏搁置起来，从而化解了一场特大谣言事件。
南北朝时北齐名将斛律光，镇守北齐西境，屡立军功，官至左丞相，虽贵极人臣，节俭自守，不好声色，杜绝馈饷，不贪权势。北齐是从北魏分解出来的，魏被分解成北齐和周。齐在东，周在西。周勋州刺史韦孝宽忌惮斛律光英勇，秘密编造谣言，让间谍泄漏到齐国都城：“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说：“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举。”齐都的儿童就在路上传唱。北齐宰相祖珽又添油加醋，向齐后主解释说：“百升者，斛也”，“斛律累世大将，明月声震关西，丰乐威行突厥”，“谣言甚可畏也”。谣言中，百升指容量单位“斛”，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斛律光字明月，其弟斛律羡，字丰乐。高山，喻北齐后主高纬。槲木，喻斛律氏。意为斛律氏要夺取高姓政权。不理智的齐后主杀了斛律光，并灭族，铸成了大错。周主听说斛律光死了，为之大赦。五年后周灭了北齐。
智者、先辨、不极、不信、不愆、勿听、慎之：远离谣言的七项素养
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总结以理性认识谣言的理论，千百年来，为历代政治家所体验、所认同，看成自身修养、行为准则，重视、学习并在实践中应用。
流言止于智者。谣言能够迅速传播，一是传播者的盲从，一是一时难辨真假。理性认识，遏止流言，荀子有其见解，留下千古名言：“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意思是，滚动的圆球在像瓦盆一样的低洼处停止，谣言传到有见识的人那里就停止传播了。形容流言禁不起分析。荀子接下来说：对是非有疑问，用过去的事衡量，用眼前的事检验，用公正的心考察，那么流言蜚语就会止息，恶言恶语就会消失了。
圣虑先辩而民自信。如果帝王头脑首先清楚起来，那么谣言如何兴盛得起来？这是唐宪宗李纯的理论。他让人在已故大臣唐次所撰《辩谤略》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把从周到隋有关诽谤的谣言收集成书，号《元和辩谤略》，随时阅览。《序言》中说：“圣虑先辩，谤何由兴！上天不言，而民自信矣。”
流言不极。孔子讲述儒家的行为准则：“过言不再，流言不极。”错误的话不说第二遍，流言不去追究。为什么如此理性地看待而不去追究？这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贪图别人送的财物，不沉迷于玩乐爱好，众多的人来威逼不惊惧，用武器来恐吓也不会害怕，见利不会损害道义，遇到生命危险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操守。
闻流言不信。“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这是孔子阐述的道德规范。对于久不相见的朋友，听到关于他的流言并不相信。这也是有前提的：“合志同方”，“其行本方”。既然志同道合，确信对方行为所本必定方正，当然就相信了。也就是说一方面要遵守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打下使人信任的基础；一方面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友情真挚，节操坚贞，即便久不相见，仍是听到流言不信。
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这是荀子引用古诗的句子。意思是说自己言行端正，又何必顾虑别人的议论。具体是指：具备辞让的品德，不说人们忌讳的话，不奇谈怪论，凭着仁爱之心去说，凭着学习之心去听，凭着公正之心辨别是非，不被众人的诽谤或赞誉所动，也不去迷惑别人视听，不去买通权贵们的权势，不去喜爱左右亲信的言辞，所以能够身处正道而无二心。自身端正，别人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吧。澄清吏治，强化官员自身的素质，是防控谣言的根本之计。
无稽之言勿听。既要勤于听纳，又要不妄听闻，务实求是，是我国古代为政者的一条准则。《尚书·大禹谟》记叙舜帝在肯定禹的功德之后，要把帝位禅让给禹，嘱咐禹：“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意思是没有经过验证的话不轻信，没有征询过众人意见的谋略不轻用。
流言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荀子讲：“凡流言”“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又说：“无稽之言”“君子慎之。”只要是“谣言”，不论来自什么途径，都要慎之又慎。对于不足凭信的言论，是要十分慎重的。我们要认真学习前人的教诲，一贯保持戒惧，防于未然，谨慎对待，慎重处理，不给谣言制造者留下可钻的缝隙。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为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网络谣言应对与舆情掌控》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TJSR12-022））
责编/杜凤娇 美编/石玉
栏目负责人：杜凤娇
联系方式：dufengjiao123@163.com
也正因如此，某些人别有用心，恶意地凭空捏造消息，迷惑群众，目的是操纵民意，制造舆论以实现他的某种企图。即所谓造谣诽谤、造谣中伤、造谣生事，其中带有政治倾向的谣言，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因此大多数统治者非常重视此类谣言，关注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作出积极的政治回应或政策调整，在一定社会背景下，也会对此类谣言加以疏导、利用或限制、打击，以维护他们的统治权威和政治秩序。但是采取的方式不同，效果也就不同。
立法以扼制谣言，是历代统治者首选的方针
首先是对制造和散布谣言的人用严酷的刑罚予以打击。古代的统治者害怕谣言，千方百计要制止谣言，严刑峻法，滥施刑罚，是大有人在的。西周传到周厉王，施行暴政，遭到国人的毁谤，厉王采取严厉的控制言论的措施，利用巫师监听，假托神灵有谤必知，“以告，则杀之”。这导致社会人心惶惶，人们路上相遇，不敢说话，只能以目光表示问候。最终不堪忍受的国人赶跑了周厉王，后来他死在叫做彘的地方。其后周宣王、周幽王已失去周文王、周武王的遗风，造成平王东迁，结束了西周。
古代大多数谣言和现代的谣言一样，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追根溯源。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相当警惕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离心离德倾向，对谣言、诽谤实施严刑峻法。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下令设立诽谤妖言罪。之后二年，有颗陨星坠落在东郡，落地后变为石块，老百姓有人在那块石头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始皇听说了，就派御史前去挨家查问，没有人认罪，于是把居住在那块石头周围的人全部抓来杀了，焚毁了那块陨石。下一年秦始皇在出巡时死于沙丘宫，四年后秦朝灭亡了。
其次是公正适度运用法治。汉王朝建立后，社会逐渐稳定，汉文帝即位后，对朝政大加整顿，下诏让群臣直言规劝过失，又恐怕群臣不敢直言，下诏废除诽谤妖言罪。文帝在诏书中，还特意针对老百姓指出：有的百姓祝告鬼神诅咒在上位的人，官吏就认为是危害君父的“大逆”罪；他们如果说了什么，官吏又以为是诽谤。其实这是小民的愚昧，由于无知而触犯死罪，我很不赞成，从今以后，“有犯此者勿听治”。
明代政治家张居正是主张立法贵宽、行法贵断的，他评论说：诽谤和妖言的禁令，秦始皇实行了，从而立即出现灭亡；汉文帝下令解除了它，成为一代贤君。逐一地看从前历代，没有不是这样的。可见国家兴亡治乱的先兆，在于言路的通畅与阻塞之间罢了。
再次是合理量刑。南北朝时北魏有一个所谓月光童子刘景晖，妖言惑众，应当是死罪。但是他只有九岁，而且是别人指使他说的。是杀是赦？在司法官员中展开了辩论。依照“与杀无辜，宁失有罪”的精神，该赦。根据《法例律》的规定，赦免八岁以下儿童的死罪需要向上请示，按照《礼记》的说法，七岁以下的孩子有罪才可以不加刑，可是刘景晖已经九岁了。结果太后下令，终于赦免了。
为政者面对谣言，其所作所为至关重要
汉成帝时期，由于大水、地震、日蚀等自然现象，民间谣言纷起，成帝对此进行反思，表示天降怪异是不祥之事，罪过在他自己。于是端正自己的言行，并罢斥了一批不合格的官员，改良政治，派官员巡行天下晓谕民众，说明真相，对于消除流言，改善社会治理起了积极作用。清代末季某些地方官员接受了近代科学的影响，在防控谣言方面也有一定成绩。1910年到1911年东北鼠疫，谣言盛行。当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仅没有使谣言对防治鼠疫工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反而使民众逐渐相信防疫措施的科学化，促使了防疫效果的公开化。
作为不力，应对谣言失当，不仅不能防控谣言，而且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晚清，政府腐败，官员跟不上近代形势，防控谣言不力，最终酿成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宣统二年（1910年），广东广韶有谣言，“国库支绌，罗掘已穷，今日调查户口，实为将来抽人税之张本”，引发民众与调查员绅为难。由于调查员绅企图请兵弹压，结果酿成乡人包围官绅事件。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清末地方官员在危机处理上失当。官员们只知道循章办事，而没有应对危机的能力。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谣言对于社会的影响程度与统治者的处理方式密切相关，如果处理不当，则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而采取一些相对合理的措施，就能够使谣言对于社会的影响趋于正面。
有所作为，合理疏导，改善社会治理，是政府防控谣言的根本途径。周代邵公规劝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只能治标不治本，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合理疏导。广泛听取民意，积极解决群众现实问题，从而进行前瞻性的决策或施政等，及时科学引导社会舆情，构建起应对谣言的长效机制。古代谣言防控及其舆情疏导的成败教训，值得借鉴。
端正自身对待政治性谣言的态度
我国古代有头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都非常注重端正视听，正确对待流言。为政者，上至天子，下至百官，都是舆情客体，端正自身对待政治性谣言的态度，对防控谣言起着关键性作用。 明神宗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父亲去世，按例必须解职，回家守制。他辅佐十岁登基的小皇帝五年来，整个国家安定了，政治上了轨道，库粮可支十年，边境安宁了，但小皇帝没有批准他回原籍守制，他只好“辞俸守制”，仍旧留在内阁。当时意见很多，认为违反常情。万历七年，南方流传海瑞有弹劾张居正的奏疏。海瑞在应天巡抚任内声名很大，所以一时谣言得以流传。张居正很理性，不相信有海瑞上疏的事。南京官员胡槚怀疑是宁国府生员吴仕期所为，并转告张居正。张居正知道如果胡槚把这事奏明上去，会株连许多人，是要兴大狱的。于是写信给胡槚，把他的奏疏搁置起来，从而化解了一场特大谣言事件。
南北朝时北齐名将斛律光，镇守北齐西境，屡立军功，官至左丞相，虽贵极人臣，节俭自守，不好声色，杜绝馈饷，不贪权势。北齐是从北魏分解出来的，魏被分解成北齐和周。齐在东，周在西。周勋州刺史韦孝宽忌惮斛律光英勇，秘密编造谣言，让间谍泄漏到齐国都城：“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说：“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举。”齐都的儿童就在路上传唱。北齐宰相祖珽又添油加醋，向齐后主解释说：“百升者，斛也”，“斛律累世大将，明月声震关西，丰乐威行突厥”，“谣言甚可畏也”。谣言中，百升指容量单位“斛”，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斛律光字明月，其弟斛律羡，字丰乐。高山，喻北齐后主高纬。槲木，喻斛律氏。意为斛律氏要夺取高姓政权。不理智的齐后主杀了斛律光，并灭族，铸成了大错。周主听说斛律光死了，为之大赦。五年后周灭了北齐。
智者、先辨、不极、不信、不愆、勿听、慎之：远离谣言的七项素养
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总结以理性认识谣言的理论，千百年来，为历代政治家所体验、所认同，看成自身修养、行为准则，重视、学习并在实践中应用。
流言止于智者。谣言能够迅速传播，一是传播者的盲从，一是一时难辨真假。理性认识，遏止流言，荀子有其见解，留下千古名言：“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意思是，滚动的圆球在像瓦盆一样的低洼处停止，谣言传到有见识的人那里就停止传播了。形容流言禁不起分析。荀子接下来说：对是非有疑问，用过去的事衡量，用眼前的事检验，用公正的心考察，那么流言蜚语就会止息，恶言恶语就会消失了。
圣虑先辩而民自信。如果帝王头脑首先清楚起来，那么谣言如何兴盛得起来？这是唐宪宗李纯的理论。他让人在已故大臣唐次所撰《辩谤略》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把从周到隋有关诽谤的谣言收集成书，号《元和辩谤略》，随时阅览。《序言》中说：“圣虑先辩，谤何由兴！上天不言，而民自信矣。”
流言不极。孔子讲述儒家的行为准则：“过言不再，流言不极。”错误的话不说第二遍，流言不去追究。为什么如此理性地看待而不去追究？这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贪图别人送的财物，不沉迷于玩乐爱好，众多的人来威逼不惊惧，用武器来恐吓也不会害怕，见利不会损害道义，遇到生命危险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操守。
闻流言不信。“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这是孔子阐述的道德规范。对于久不相见的朋友，听到关于他的流言并不相信。这也是有前提的：“合志同方”，“其行本方”。既然志同道合，确信对方行为所本必定方正，当然就相信了。也就是说一方面要遵守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打下使人信任的基础；一方面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友情真挚，节操坚贞，即便久不相见，仍是听到流言不信。
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这是荀子引用古诗的句子。意思是说自己言行端正，又何必顾虑别人的议论。具体是指：具备辞让的品德，不说人们忌讳的话，不奇谈怪论，凭着仁爱之心去说，凭着学习之心去听，凭着公正之心辨别是非，不被众人的诽谤或赞誉所动，也不去迷惑别人视听，不去买通权贵们的权势，不去喜爱左右亲信的言辞，所以能够身处正道而无二心。自身端正，别人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吧。澄清吏治，强化官员自身的素质，是防控谣言的根本之计。
无稽之言勿听。既要勤于听纳，又要不妄听闻，务实求是，是我国古代为政者的一条准则。《尚书·大禹谟》记叙舜帝在肯定禹的功德之后，要把帝位禅让给禹，嘱咐禹：“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意思是没有经过验证的话不轻信，没有征询过众人意见的谋略不轻用。
流言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荀子讲：“凡流言”“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又说：“无稽之言”“君子慎之。”只要是“谣言”，不论来自什么途径，都要慎之又慎。对于不足凭信的言论，是要十分慎重的。我们要认真学习前人的教诲，一贯保持戒惧，防于未然，谨慎对待，慎重处理，不给谣言制造者留下可钻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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