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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笔者在鉴定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抗日战争时期货币时，意外发现20世纪50年代初期，拨自南京图书馆、南京市人民委员会的两枚1940年萧县发行，面值为伍角的“地方流通券”与“地方兑换券”和 4枚1941年1月宿县二区发行的贰角伍分、伍角和壹元(2枚)“地方兑换券”。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文物卡片排列中，仅将萧县发行的伍角地方流通券归入抗日根据地货币类。但据史料记载，当时萧县、宿县均为豫皖苏根据地所属地区。
抗日战争时期淮北抗日根据地豫皖苏边区的发展分前、后两个时期，即 1938年底，创建豫皖苏根据地至1941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撤向津浦路东，1944年8月新四军重新打回路西至1946年底，撤向豫东睢(县)杞(县)太(康)地区时期。因此，从时间上初步推断，这几枚纸币应属豫皖苏根据地早期发行的货币。
经调查考证，目前史料中仅见有豫皖苏根据地早期萧县、永城、夏邑等县发行地方流通券和发现萧县流通券实物的记载。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博物馆藏上述5枚兑换券，均为长期以来史料未曾记载，亦未见发现实物的新币种。
一、馆藏萧县、宿县货币特征及辨释
1.萧县发行的伍角地方流通券和兑换券
萧县发行的伍角地方流通券和兑换券为竖式，其图案布局、风格相近，构图分为上下两部分，横书文字均为右读。道林纸，铅印。
①萧县伍角地方流通券：纵106、横58毫米，(该券为用道林纸印刷图案及盖印图章后，在券的正、反两面又粘贴一层极薄透明的绵纸制成)。
正面：图案花纹为绿色，中间偏上部横框内有券名“萧县地方流通券”字样。其上半椭圆形框中有由山水、帆船、树木等组成的风景图案。券名下方横花纹框中有面值“伍角”字样。其下有两枚篆体字小方形印章，左右印文分别为“经济科章” 和“县政府章”。在两章下边盖有红色阿拉伯数字“889410”，为该券的编号。四角花纹框内印有斜书面值“伍角”字样。
背面：图案花纹为红色，水波纹为底纹。中上部横框内有券名“萧县地方流通券”字样。其上图案因磨损、褪色严重，已分辨不清。券名下方横花纹框中有阿拉伯数字“50”字样。其下方盖有双线横椭圆形三格式右读青莲紫色印章，印文上格为“萧县”、 中间“地方流通券”、下格“二十九年发行”。四角花纹框中印有阿拉伯数字“50”字样。
②萧县伍角地方兑换券，纵109、横56毫米(封三图1)。
正面：图案花纹为红色，中间偏上部横框内有券名“萧县地方兑换券”字样。其上半圆形框中为由山、树木、亭子等组成的风景图案。在图案上方，盖印有该券的编号黑色阿拉伯数字“01103”。券名下方横花纹框中有该券的面值“伍角”字样，其下有英文签字。在“伍角”字样左下方，有一枚红色、纵长方形篆体字印章，印文“国立南京图书馆 ×”(最后一字因与下脚图案重叠分辨不清，似为“章”字)，应为该兑换券的收藏和捐赠单位章。下边花纹框上方，有红色水油盖印横书“廿九年印”等字样。在花纹框的四角中，左上和右下角印有斜书“伍”字，右上和左下角印有斜书阿拉伯数字“50”字样。
背面：图案花纹绿色，图案通体为一纵形花纹框，上部中间横框中，有分印两行的“萧县地方兑换券”字样。其下中间纵花纹框中，上部分有竖书面值“伍角”字样。其上盖印有一枚青莲紫色横式不规则8边形三格式印章，印文为“萧县 地方兑换券 二十九年发行”。在“伍角”字下方，有一方形竖书篆体“萧县县印”印章。
2.宿县二区发行的兑换券
宿县二区发行的兑换券多为竖式，毛边纸，图案铅印，文字石印。横书文字右读，票幅除壹元外，均小于萧县币。票面图案设计，与萧县发行的地方流通券和兑换券相比，更为简单、朴拙，单面图案居多。
①宿县二区贰角伍分兑换券，纵94、横52毫米，背白(封三图2)。
正面：图案花纹为红色，中间偏上部椭圆形框中，有由宝塔等组成的图案。下部左右两侧，分别印有红色方形篆字“经理之章”、“财务印章”。该券主图上方，有分印两行的黑色横书券名“宿县二区地方兑换券”字样。主图下方，盖有青莲紫色编号“$”及阿拉伯数字“09209”。下端两章中间，有黑色竖书该券的面值“贰角伍份”字样。下边花纹框上方，有黑色横书该券的印制时间“民国卅年一月印”字样。在外围花纹框的四角中，有黑色斜书阿拉伯数字“2、5”字样。票上边中间有两枚蓝色戳印的部分痕迹。
背面：中间有一个蓝色横椭圆形三格式右读印章，上格印文为“宿县”，中间“城东第二区”，下格“图记”。其下有一青莲紫色圆形双圈印章，外圈印文为右读“中央调查统计局”，内圈印文“资料室”， 应为后来该券的保存单位所盖。
②宿县二区伍角兑换券，纵92、横52毫米(封三图3)。
正面：图案花纹为红色，中间有一大型轮船在海上行驶图案 。该图上方有一横双矛头箭形图案。其上有黑色券名“宿县二区地方兑换券”字样。票的下部两侧分别印有红色方形篆字“经理之章”、“财务印章”。两章中间盖有竖书该券面值，黑色“伍角”字样。其上盖有青莲紫色编号，阿拉伯数字“12165”(该编号前为何字或符号，分辨不清)。下边花纹框上方为黑色横书”民国卅年一月印”字样。四周花纹框的四角中，上面左右两角盖有“伍”字，下面两角盖有“角”字。
背面：墨绿色，中间纵花纹框中有竖书“第二区兑换券”字样。上端两侧分别印有“宿”、“县”字样。下端两侧分别印有“城”、“东”字样。
③宿县二区壹元兑换券，横式，纵 68、横114毫米，磨损、褪色严重，其图案分辨不清，背白。
正面：图案花纹为淡黄绿色，票面盖印文字红色。左侧为一纵椭圆形花纹图案，该图左边盖印有竖书“宿县”字样。右侧一横形花纹框内盖印有面值”壹圆”字样，其上盖印“二区兑换券”字样。在两图案中间，盖印有竖书该券的印发时间“三十”、“一”、“廿”字样，(即1941年1月20日)。四角均盖印有“壹”字。另外，在“廿”字上，盖印有蓝色小方章，印文为篆字“财贸印章”。在左侧图案上，盖印有印文为右读“中央调查统计局资料室” 的青莲紫色圆形图章，应为后来该券的保存单位所盖。在右侧两个“壹”字间盖印有蓝色编号，阿拉伯数字“332453”，再有，在该券的左下角部，有用毛笔书写的字迹。经辨认，应为“6毛9”字样，可能为流通使用时，使用者记帐随意写下。
④宿县二区壹元兑换券(封三图4)，纵69、横104毫米，编号“725434”，磨损、褪色严重。该券图案同上，其与上券不同之处，一是因为手工裁票，其尺寸略有不同。二是将盖印在上券正面的“中央调查统计局资料室”的青莲紫色圆形图章，盖印在券背面。
二、豫皖苏早期各县发行抗币情况概略
上述几枚兑换券是否为豫皖苏根据地早期萧县、宿县发行的货币呢?为了弄清此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豫皖苏根据地早期概况及各县地方货币发行的情况。
(一)豫皖苏根据地概况
豫皖苏根据地位于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淮河以北，新黄河(今颖河、贾鲁河)以东的豫、皖、苏、鲁边区。该区地处黄淮平原，“前期鼎盛时期的活动范围包括豫东、皖北和苏北的30个县，面积35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100万。其基本区在永城、夏邑、萧县、宿县、砀南、亳北、涡北、风台、怀远及雎杞太一带，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 ①该地区“对沟通华北、华中的联系，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十分重要”。②
1938年2月至5月，日军先后攻占蚌埠、徐州等地，淮北地区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为挽救民族危亡，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淮北，创建了淮北抗日根据地。淮北抗日根据地以津浦铁路为界，分为东西两大片，路东为皖东北根据地，路西即为豫皖苏根据地。
1938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周恩来、叶剑英关于把工作中心移向豫东的指示精神，决定开创豫皖苏边根据地”。③时任省委军事部长兼统战委员会主任的彭雪枫，于 9月30日率竹沟部队370余人挺进豫东。“10月11日到达西华县杜岗后，与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萧望东(抗日先遣)大队胜利会师，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④。
1939年3月，在永城建立了以张爱萍为书记的中共豫皖苏省委和“永城、萧县、夏邑等几个边区县、乡政权，并开始收税”。⑤11月6日，时任中共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到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涡阳县新兴集，传达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放手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同时“提出加强地方工作，健全省委，发展地方党组织，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集中力量创建永(城)、夏(邑)、萧(县)、宿(县)中心根据地的工作方针”。⑥
为贯彻这一指示，同年冬成立了以吴芝圃为主任的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并“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司法等5个处。在财经方面，建立了财政处，下设财政科、金库、货物管理总局等”。至此，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初具规模”。⑦
(二)各县地方流通券的发行及其种类
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豫皖苏地区初期，无固定的粮饷，缺弹药少粮草，日伪又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部队供给非常困难。为了走出困境，游击支队处处厉行节约，并经过统战、取得友军和开明士绅的支持、战场缴获、打汉奸没收财产、群众捐献、征粮等多种方法来解决长期抗战的财政需求。
为改善人民生活，支援抗战，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经济、财政政策和措施。如在发展生产上，实行减租减息，调整土地政策，并鼓励农民发展副业生产，兴办军工和民用工厂。在贸易税收方面，边区财政处和各县均设立税务局，“规定只收盐税、烟酒税、屠宰税和进出口税，其他旧时苛捐杂税，一律免除。各种税收统一使用边区政府印发的‘税收票照’”。⑧边区党委和政府还采取了保护商旅发展的政策，成立了“护商队”。
但是，由于抗战初期边区的货币市场十分混乱，既有国民政府的法币、安徽地方银行纸币、河南省银行纸币、日本军用手票、伪联合准备银行券等、还有各种地方商会、私营钱庄票券，历史上遗留的各种银元、铜元和制钱也在民间流通。而且，日、伪极力推行其军用票和联银券，并大量向根据地渗透，以掠夺根据地物资，破坏根据地经济。
为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抵制日、伪货币，“1939年7月，中共豫皖苏省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政治部共同决定，由边区各县印制发行流通券；先后发行的有：萧县地方流通券、永城县流通券、夏邑县流通券等”。⑨此种流通券，以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名义发行，各县自行印制，“各县流通券一般只在本县境内流通，邻近县也有相互流通的。各县政府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如规定各项税收和贸易一律通用，以保持其信誉和正常流通”。⑩
1939年5月，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7月开始印制发行永城县流通券。“面额有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壹圆5种”。
1939年7月，夏邑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0年2月印制发行了夏邑县流通券。“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圆等”。据《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介绍，永城和夏邑县发行的壹圆流通券均为竖式。
另据《华中革命根据地货币史》记述，“据史料反映，豫皖苏边区的亳县、涡阳等县也发行了流通券，但印刷、发行、流通情况均未见记载及实物”。
萧县是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最早发行抗币的，该县发行的地方流通券也是影响最大的币种。早在1938年10月，萧县即发行了抗日民主政府钱票。据赵丙乾《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最早的货币》一文记载：“肖县党史办1993年整理的<广土众民何患财穷之理>的史料记载：‘为了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排斥伪币，决定发行肖县地方流通券，发行货币。开始没有印刷条件，就借用六区郝庄郝松云私人钱庄瑞蚨祥的票子，将每张一千文改成一元，加盖县府大印，于1938年10月布告发行，同时明令禁止私人出票子。”“新编《肖县县志》、《肖县工商行政管理志》、《肖县金融志》均称‘萧县抗日民主政府于民国27年10月发行了肖县地方流通券’”。后从敌战区徐州搞来石印机和纸张，请来技术工人，根据中共豫皖苏省委印行各县地方流通券的决定，于1939年7月，正式印刷萧县地方流通券。“面额有一角、二角、伍角、一元四种，除了在肖县内流通外，周围各县及伪据点都通用。萧县地方流通券一直发行到1941年5月‘东撤’”。[11]“萧县地方流通券由于印制质量较好，县政府在财政经济上措施得力，筹集了较多的物资作发行准备，故信誉卓著”。[12]
发现萧县地方流通券实物的记载，始见于《安徽钱币》1995年第3期，梁恒孝撰写的《淮北发现“肖县地方流通券”》一文：“抗战早期，豫、皖、苏边区肖县抗日民主政府曾发行过‘肖县地方流通券’，史料上多有记载，但实物从未发现。最近，笔者在淮北市供电局职工姜晓军家里发现两张，均为伍角券，竖版，票面为深绿色，……二十八年发行，另一张与此张完全相同，为二十九年发行”。[13](该刊仅登录了二十八年发行券图录。此后，由安徽省钱币学会编写，2000年11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华中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二分册)及《中国钱币大词典》(革命根据地编)等书中，登录的均为该图，未见盖有“二十九年”，即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种1940 年版流通券图录)。
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书中，登录了一枚由汪昌桥提供的“萧县地方流通券”1939年壹元券。为横版，正面图案亭台，背面图案树山村。
另据刊载在《中国钱币》2005年第2期，徐州钱币学会：《新发现的徐州地方抗币》一文，“徐州市钱币学会编写《徐州纸币大观》，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新发现抗战时期萧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萧县地方流通券’贰角伍分券……是崭新的新券。券面有编码、无印章；尚非成品，是未发行券。是否发行进入流通，尚须寻找资料，实物查证”。该刊登载了这枚流通券的图录，其版式为竖式。在《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介绍已发现的1939年版萧县地方流通券贰角券，亦为竖式。
1940年秋，“豫皖苏边区根据地空前扩大，各地分散的小块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具备了统一发行货币的条件。为满足迅速发展的市场货币流通的需要，便于管理，1940年10月，豫皖苏边区党委决定停止发行各县流通券，由边区联防委员会统一印制发行豫皖苏边地方银号币，在全边区流通并以此兑换收回各县流通券”。[14]
三、关于兑换券的考释
在考证这几枚兑换券是否为豫皖苏早期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之前，这里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1938年底-1941年5月，该根据地前期时间范围内，国民党、汪伪政权是否发行过兑换券?
针对此问题，笔者查阅了相关史料，据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肖县志》记载：“抗战开始后，日伪方面，发行的货币有‘联银券’、‘中储券’。国民政府方面，除‘法币’外，又发行了‘关金券’，刘瑞岐任县长的‘北政府’发行了‘肖县地方兑换券’”。[15]
那么，刘瑞岐何时担任‘北政府’县长的呢?《肖县志》中的《人物小传》中有如下记述：“民国27年，肖县沦陷，刘瑞岐组织联庄会武装，成为本县陇海路北地方实力派，次年9月，肖县常备队成立，他任四营营长，29年初，刘瑞岐不服从总队调遣，与铜山县耿继勋联合反共，在陇海路北七区成立萧县县政府办事处，自任主任。同年5 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派朱大同任肖县县长，——同年底，耿吴刘叛变后，刘瑞岐乘新四军东撤之机南侵，强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次年夏末朱大同被日本捕去，刘瑞岐代理县长。”[16]
从上述文字，我们可以得知，刘瑞岐任代理县长是新四军东撤之后。因此，刘瑞岐”北政府”的肖县地方兑换券，其发行时间，不可能在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前期时间范围内。换言之，我馆收藏的萧县地方兑换券，与刘瑞岐”北政府”发行的肖县地方兑换券，虽同称为肖县地方兑换券，但它们是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性质的县政府发行的货币，故两者不可混淆。
其次，由王流海撰写的《豫皖苏革命根据地货币探疑》一文也记述了：萧县、永城、夏邑三县在新四军撤离该地区后，被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占据，他们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同时，征收田赋、滥发纸币，1942年和1943年也发行了流通券。“国民党顽政权发行的流通券发现有四种：1942年版，‘永城县地方纸币’五圆券，该币背面印有一人物肖像；1942年版，‘萧县地方兑换券’壹圆券，该币背面也有一人物肖像；1943年版‘夏邑县田赋抵债券’贰拾伍元券；1943年版‘萧县田赋抵债券’贰拾元券；——当时群众习惯把它们都称作‘流通券’”。其面额，“新四军民主政权之流通券发行面额一般为一角、二角、五角和一元(个别资料称有二元者)，而国民党顽政权发行的流通券最小面额为一元，其余多为五元、十元、二十元、二十五元和五十元”。[17]
综上所述，抗日民主政府与国民党、日伪发行的货币，两者有诸多区别。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多为1938—1940年间，面额小，以角币为主。而国民党、日伪发行的货币多为1942—1943年间，面额大，无角币。而且，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图案多为山水、帆船、树木、亭塔等风景图案，无国民党顽政权货币中的人物头像图案。
再有，查阅《宿县县志》，也未见在1938年底-1941年5月之间，国民党及汪伪政权发行过兑换券的记载。
除查找大量史料外，笔者还电话采访了对此问题颇有建树的河南和安徽钱币学会的王流海、汪昌桥等人，均未闻国民党及汪伪政权在该根据地早期发行过兑换券。
虽然目前尚未见有豫皖苏早期抗日根据地萧县、宿县发行兑换券并发现实物的记载，但纵观豫皖苏早期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历史，考查其货币的印制、发行及现存等多方面情况，以及随着对这些货币的不断深入分析，笔者愈发坚信，这几枚兑换券就是豫皖苏早期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其理由：
1.从上述豫皖苏早期抗日根据地的概况中，我们可以得知：萧县、宿县均地处根据地前期鼎盛时期活动范围的基本区域内，且馆藏兑换券的发行时间分别为1940年和1941年1月，均在该根据地前期时间范围内(1938年底-1941年5月)。
2.兑换券票面特征，版式(竖式居多)、图案(基本分为上下两部分)、印色(红、绿色为主)，其面值单位(小面额角币和壹元币)均与已发现的萧县地方流通券非常相似，也基本符合史料记载的该区域的货币特点。
3.在《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115页，目前已发现的萧县地方流通券实物列表2-1中，序号为7、面额伍角、年版1940年、正面图案树山村、正面主色朱红、背面图案花符、纸张道林纸、竖式版，面有英文签字和“二十九年印”。该币与国家博物馆藏萧县伍角地方兑换券相比对，无论从版式、图案、颜色、纸张、签字，以及印制年代等多方面均有着非常相同之处。因该书中未登录此图，是否为兑换券，有待进一步考证。如果真为兑换券，这就为该根据地曾经发行过兑换券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佐证。如为流通券而非兑换券，我们也可以从中推论，该兑换券应为借用原流通券的印版，将流通券名称改为兑换券后印制发行的。这是在外战内困的情况下，各县为弥补货币流通的不足。利用旧版印制发行新货币的最快捷、最行之有效的一种办法。
4.从这几枚纸币的入馆时间及来源分析，文物来源可靠，流传有序，故排除了人为造假的可能。
5.经与国家博物馆专门从事印刷、复制的专家看票鉴定，从这几枚兑换券所用的纸张、印制工艺、用墨的颜色、磨损程度等多方面分析，确认这几枚兑换券为当时豫皖苏早期抗日根据地印制发行的货币。
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何要发行兑换券，兑换券又是什么时间发行的呢?
首先，从国家博物馆藏萧县兑换券的时间和编号分析，萧县兑换券的发行时间为1940年，编号为“01103”，说明此时发行的数量很少。再有，宿县兑换券的发行时间为1941年1月，其编号分别为“09209”、“12165”、“332453”、“725434”。从其编号大小分析，宿券应在1941年之前已经发行。由此推论，兑换券的发行时间，应在豫皖苏边区党委决定停止发行各县流通券，由边区联防委员会统一印制发行豫皖苏边地方银号币，在全边区流通并以此兑换收回各县流通券之后，即1940年10月以后。
但是，为什么根据地统一发行了银号币后，又出现了新币种兑换券呢?依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一是，自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多次进行疯狂的“扫荡”，根据地战事不断。
再有，“1940年12月中旬，当国民党顽军汤恩伯部准备向豫皖苏边区进犯时，被我军收编的、驻永(城)萧(县)夏(邑)砀(山)地区的游杂武装耿蕴斋、刘子仁、吴信容等部，叛离我军投靠顽军，使豫皖苏边区部队处于不利的地位”。[18]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环境下，豫皖苏边地方银号币的印制、发行和流通都要受到很大影响。
另据《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记述，“豫皖苏边币的主要流通区域则仅在根据地中心地带，而雎杞太和一些边缘游击区则未发现流通记录”。而且，“目前已发现的豫皖苏边币的最大编码是：壹元券是069562，伍角券是036302，伍分券是185174”。[19]估计银号币印发数量不大。
综上所述，根据地统一货币后，因处于内外夹击的恶劣环境中，受其影响，货币流通的范围及印发量均不大，各县流通券又被收回的情况下，一些县级边区抗日政府，不得不发行一些地方货币，以弥补财政、军需的不足，因此，兑换券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从抗日战争时期至今，为什么史料中只记载了豫皖苏根据地早期发行了各县流通券及银号币，而没有人将兑换券汇入史册?以笔者之见，答案就是：兑换券只是当时豫皖苏根据地早期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地方货币中的一种。在发行兑换券之前，根据地已普遍流通各县流通券，且流通券无论是在流通的时间长度、范围、以及发行流通的数量等多方面，都要优于兑换券。而兑换券不仅发行晚，流通范围小，而且，它停止使用的时间，最晚也应与银号币一样，在1941年5月‘东撤’时。其流通使用的时间，可能只有半年左右。因此，印发和流通的数量也要少于流通券。这样，多种原因导致人们对于兑换券的记忆，不如流通券那样深刻。
其次，流通券和兑换券，名称上都为“××券”，其版式、图案、颜色、面值单位等，也非常相似。这就造成无论是当时的文字资料，还是后来人们的回忆，以及对它的研究者等，都没有将“兑换券”与“流通券”加以区分和深入的研究，只是一律的用“流通券”替代了“兑换券”。例如：肖县党史办1993年整理的<广土众民何患财穷之理>的史料中有“萧县地方流通券一直发行到1941年5月‘东撤’”。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将这两种券混淆的错误。因1940年10月，豫皖苏边区已经统一印制发行了豫皖苏边地方银号币，停止发行并兑换收回各县流通券。显然，发行到1941年5月‘东撤’时的是“兑换券”而非“流通券”。
再有，在王流海撰写的《豫皖苏革命根据地货币探疑》一文中有，“当时群众习惯把它们都称作‘流通券’”，即当地百姓有将当时市面上流通的各种券币通称为“流通券”的习俗。
萧县、宿县兑换券的发现，改写了豫皖苏根据地早期地方抗日民主政府，仅单一发行过流通券的历史，丰富了抗币的种类，填补了实物遗存和史料记载的空白，而且自然使得过去文字记载中被混淆及错误的地方，得到澄清与更改。
值得注意与更正的问题：
1.经仔细看票辨认，萧县地方流通券正面的“经济科章”和“县政府章”两枚篆体字小方形印章，非有些文章和《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等书中所云：“各县自行印制，印好后加盖县政府和经济科印章后发行”。而是与票面图案同时印制的。
2.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时许多县根据中共豫皖苏省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政治部的决定，印制发行了流通券。那么，宿县作为豫皖苏根据地重点创建的一个县，它不应该只发行过兑换券，应在其之前，也印制发行了流通券。但这只是笔者的一个推论，有待实物及史料的发现给以佐证。
注释：
①④⑤-⑨[12][14][19]《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85、88、89、90、91、100、118、124、127页
②③[18]《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 抗日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 第120、121、301页
⑩《华中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二分册)，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 108页
[11]赵丙乾：《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最早的货币》，《安徽钱币》1997年第3期，第10-12页。
[13]梁恒孝：《淮北发现“肖县地方流通券”》，《安徽钱币》1995年第3期，第17 页。
[15][16]《肖县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第279、577页
[17]《中国钱币》1999年第4期
(责任编辑 于放)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文物卡片排列中，仅将萧县发行的伍角地方流通券归入抗日根据地货币类。但据史料记载，当时萧县、宿县均为豫皖苏根据地所属地区。
抗日战争时期淮北抗日根据地豫皖苏边区的发展分前、后两个时期，即 1938年底，创建豫皖苏根据地至1941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撤向津浦路东，1944年8月新四军重新打回路西至1946年底，撤向豫东睢(县)杞(县)太(康)地区时期。因此，从时间上初步推断，这几枚纸币应属豫皖苏根据地早期发行的货币。
经调查考证，目前史料中仅见有豫皖苏根据地早期萧县、永城、夏邑等县发行地方流通券和发现萧县流通券实物的记载。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博物馆藏上述5枚兑换券，均为长期以来史料未曾记载，亦未见发现实物的新币种。
一、馆藏萧县、宿县货币特征及辨释
1.萧县发行的伍角地方流通券和兑换券
萧县发行的伍角地方流通券和兑换券为竖式，其图案布局、风格相近，构图分为上下两部分，横书文字均为右读。道林纸，铅印。
①萧县伍角地方流通券：纵106、横58毫米，(该券为用道林纸印刷图案及盖印图章后，在券的正、反两面又粘贴一层极薄透明的绵纸制成)。
正面：图案花纹为绿色，中间偏上部横框内有券名“萧县地方流通券”字样。其上半椭圆形框中有由山水、帆船、树木等组成的风景图案。券名下方横花纹框中有面值“伍角”字样。其下有两枚篆体字小方形印章，左右印文分别为“经济科章” 和“县政府章”。在两章下边盖有红色阿拉伯数字“889410”，为该券的编号。四角花纹框内印有斜书面值“伍角”字样。
背面：图案花纹为红色，水波纹为底纹。中上部横框内有券名“萧县地方流通券”字样。其上图案因磨损、褪色严重，已分辨不清。券名下方横花纹框中有阿拉伯数字“50”字样。其下方盖有双线横椭圆形三格式右读青莲紫色印章，印文上格为“萧县”、 中间“地方流通券”、下格“二十九年发行”。四角花纹框中印有阿拉伯数字“50”字样。
②萧县伍角地方兑换券，纵109、横56毫米(封三图1)。
正面：图案花纹为红色，中间偏上部横框内有券名“萧县地方兑换券”字样。其上半圆形框中为由山、树木、亭子等组成的风景图案。在图案上方，盖印有该券的编号黑色阿拉伯数字“01103”。券名下方横花纹框中有该券的面值“伍角”字样，其下有英文签字。在“伍角”字样左下方，有一枚红色、纵长方形篆体字印章，印文“国立南京图书馆 ×”(最后一字因与下脚图案重叠分辨不清，似为“章”字)，应为该兑换券的收藏和捐赠单位章。下边花纹框上方，有红色水油盖印横书“廿九年印”等字样。在花纹框的四角中，左上和右下角印有斜书“伍”字，右上和左下角印有斜书阿拉伯数字“50”字样。
背面：图案花纹绿色，图案通体为一纵形花纹框，上部中间横框中，有分印两行的“萧县地方兑换券”字样。其下中间纵花纹框中，上部分有竖书面值“伍角”字样。其上盖印有一枚青莲紫色横式不规则8边形三格式印章，印文为“萧县 地方兑换券 二十九年发行”。在“伍角”字下方，有一方形竖书篆体“萧县县印”印章。
2.宿县二区发行的兑换券
宿县二区发行的兑换券多为竖式，毛边纸，图案铅印，文字石印。横书文字右读，票幅除壹元外，均小于萧县币。票面图案设计，与萧县发行的地方流通券和兑换券相比，更为简单、朴拙，单面图案居多。
①宿县二区贰角伍分兑换券，纵94、横52毫米，背白(封三图2)。
正面：图案花纹为红色，中间偏上部椭圆形框中，有由宝塔等组成的图案。下部左右两侧，分别印有红色方形篆字“经理之章”、“财务印章”。该券主图上方，有分印两行的黑色横书券名“宿县二区地方兑换券”字样。主图下方，盖有青莲紫色编号“$”及阿拉伯数字“09209”。下端两章中间，有黑色竖书该券的面值“贰角伍份”字样。下边花纹框上方，有黑色横书该券的印制时间“民国卅年一月印”字样。在外围花纹框的四角中，有黑色斜书阿拉伯数字“2、5”字样。票上边中间有两枚蓝色戳印的部分痕迹。
背面：中间有一个蓝色横椭圆形三格式右读印章，上格印文为“宿县”，中间“城东第二区”，下格“图记”。其下有一青莲紫色圆形双圈印章，外圈印文为右读“中央调查统计局”，内圈印文“资料室”， 应为后来该券的保存单位所盖。
②宿县二区伍角兑换券，纵92、横52毫米(封三图3)。
正面：图案花纹为红色，中间有一大型轮船在海上行驶图案 。该图上方有一横双矛头箭形图案。其上有黑色券名“宿县二区地方兑换券”字样。票的下部两侧分别印有红色方形篆字“经理之章”、“财务印章”。两章中间盖有竖书该券面值，黑色“伍角”字样。其上盖有青莲紫色编号，阿拉伯数字“12165”(该编号前为何字或符号，分辨不清)。下边花纹框上方为黑色横书”民国卅年一月印”字样。四周花纹框的四角中，上面左右两角盖有“伍”字，下面两角盖有“角”字。
背面：墨绿色，中间纵花纹框中有竖书“第二区兑换券”字样。上端两侧分别印有“宿”、“县”字样。下端两侧分别印有“城”、“东”字样。
③宿县二区壹元兑换券，横式，纵 68、横114毫米，磨损、褪色严重，其图案分辨不清，背白。
正面：图案花纹为淡黄绿色，票面盖印文字红色。左侧为一纵椭圆形花纹图案，该图左边盖印有竖书“宿县”字样。右侧一横形花纹框内盖印有面值”壹圆”字样，其上盖印“二区兑换券”字样。在两图案中间，盖印有竖书该券的印发时间“三十”、“一”、“廿”字样，(即1941年1月20日)。四角均盖印有“壹”字。另外，在“廿”字上，盖印有蓝色小方章，印文为篆字“财贸印章”。在左侧图案上，盖印有印文为右读“中央调查统计局资料室” 的青莲紫色圆形图章，应为后来该券的保存单位所盖。在右侧两个“壹”字间盖印有蓝色编号，阿拉伯数字“332453”，再有，在该券的左下角部，有用毛笔书写的字迹。经辨认，应为“6毛9”字样，可能为流通使用时，使用者记帐随意写下。
④宿县二区壹元兑换券(封三图4)，纵69、横104毫米，编号“725434”，磨损、褪色严重。该券图案同上，其与上券不同之处，一是因为手工裁票，其尺寸略有不同。二是将盖印在上券正面的“中央调查统计局资料室”的青莲紫色圆形图章，盖印在券背面。
二、豫皖苏早期各县发行抗币情况概略
上述几枚兑换券是否为豫皖苏根据地早期萧县、宿县发行的货币呢?为了弄清此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豫皖苏根据地早期概况及各县地方货币发行的情况。
(一)豫皖苏根据地概况
豫皖苏根据地位于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淮河以北，新黄河(今颖河、贾鲁河)以东的豫、皖、苏、鲁边区。该区地处黄淮平原，“前期鼎盛时期的活动范围包括豫东、皖北和苏北的30个县，面积35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100万。其基本区在永城、夏邑、萧县、宿县、砀南、亳北、涡北、风台、怀远及雎杞太一带，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 ①该地区“对沟通华北、华中的联系，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十分重要”。②
1938年2月至5月，日军先后攻占蚌埠、徐州等地，淮北地区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为挽救民族危亡，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淮北，创建了淮北抗日根据地。淮北抗日根据地以津浦铁路为界，分为东西两大片，路东为皖东北根据地，路西即为豫皖苏根据地。
1938年9月，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周恩来、叶剑英关于把工作中心移向豫东的指示精神，决定开创豫皖苏边根据地”。③时任省委军事部长兼统战委员会主任的彭雪枫，于 9月30日率竹沟部队370余人挺进豫东。“10月11日到达西华县杜岗后，与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萧望东(抗日先遣)大队胜利会师，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④。
1939年3月，在永城建立了以张爱萍为书记的中共豫皖苏省委和“永城、萧县、夏邑等几个边区县、乡政权，并开始收税”。⑤11月6日，时任中共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到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涡阳县新兴集，传达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放手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同时“提出加强地方工作，健全省委，发展地方党组织，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集中力量创建永(城)、夏(邑)、萧(县)、宿(县)中心根据地的工作方针”。⑥
为贯彻这一指示，同年冬成立了以吴芝圃为主任的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并“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司法等5个处。在财经方面，建立了财政处，下设财政科、金库、货物管理总局等”。至此，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初具规模”。⑦
(二)各县地方流通券的发行及其种类
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豫皖苏地区初期，无固定的粮饷，缺弹药少粮草，日伪又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部队供给非常困难。为了走出困境，游击支队处处厉行节约，并经过统战、取得友军和开明士绅的支持、战场缴获、打汉奸没收财产、群众捐献、征粮等多种方法来解决长期抗战的财政需求。
为改善人民生活，支援抗战，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经济、财政政策和措施。如在发展生产上，实行减租减息，调整土地政策，并鼓励农民发展副业生产，兴办军工和民用工厂。在贸易税收方面，边区财政处和各县均设立税务局，“规定只收盐税、烟酒税、屠宰税和进出口税，其他旧时苛捐杂税，一律免除。各种税收统一使用边区政府印发的‘税收票照’”。⑧边区党委和政府还采取了保护商旅发展的政策，成立了“护商队”。
但是，由于抗战初期边区的货币市场十分混乱，既有国民政府的法币、安徽地方银行纸币、河南省银行纸币、日本军用手票、伪联合准备银行券等、还有各种地方商会、私营钱庄票券，历史上遗留的各种银元、铜元和制钱也在民间流通。而且，日、伪极力推行其军用票和联银券，并大量向根据地渗透，以掠夺根据地物资，破坏根据地经济。
为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抵制日、伪货币，“1939年7月，中共豫皖苏省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政治部共同决定，由边区各县印制发行流通券；先后发行的有：萧县地方流通券、永城县流通券、夏邑县流通券等”。⑨此种流通券，以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名义发行，各县自行印制，“各县流通券一般只在本县境内流通，邻近县也有相互流通的。各县政府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如规定各项税收和贸易一律通用，以保持其信誉和正常流通”。⑩
1939年5月，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7月开始印制发行永城县流通券。“面额有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壹圆5种”。
1939年7月，夏邑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0年2月印制发行了夏邑县流通券。“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圆等”。据《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介绍，永城和夏邑县发行的壹圆流通券均为竖式。
另据《华中革命根据地货币史》记述，“据史料反映，豫皖苏边区的亳县、涡阳等县也发行了流通券，但印刷、发行、流通情况均未见记载及实物”。
萧县是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最早发行抗币的，该县发行的地方流通券也是影响最大的币种。早在1938年10月，萧县即发行了抗日民主政府钱票。据赵丙乾《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最早的货币》一文记载：“肖县党史办1993年整理的<广土众民何患财穷之理>的史料记载：‘为了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排斥伪币，决定发行肖县地方流通券，发行货币。开始没有印刷条件，就借用六区郝庄郝松云私人钱庄瑞蚨祥的票子，将每张一千文改成一元，加盖县府大印，于1938年10月布告发行，同时明令禁止私人出票子。”“新编《肖县县志》、《肖县工商行政管理志》、《肖县金融志》均称‘萧县抗日民主政府于民国27年10月发行了肖县地方流通券’”。后从敌战区徐州搞来石印机和纸张，请来技术工人，根据中共豫皖苏省委印行各县地方流通券的决定，于1939年7月，正式印刷萧县地方流通券。“面额有一角、二角、伍角、一元四种，除了在肖县内流通外，周围各县及伪据点都通用。萧县地方流通券一直发行到1941年5月‘东撤’”。[11]“萧县地方流通券由于印制质量较好，县政府在财政经济上措施得力，筹集了较多的物资作发行准备，故信誉卓著”。[12]
发现萧县地方流通券实物的记载，始见于《安徽钱币》1995年第3期，梁恒孝撰写的《淮北发现“肖县地方流通券”》一文：“抗战早期，豫、皖、苏边区肖县抗日民主政府曾发行过‘肖县地方流通券’，史料上多有记载，但实物从未发现。最近，笔者在淮北市供电局职工姜晓军家里发现两张，均为伍角券，竖版，票面为深绿色，……二十八年发行，另一张与此张完全相同，为二十九年发行”。[13](该刊仅登录了二十八年发行券图录。此后，由安徽省钱币学会编写，2000年11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华中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二分册)及《中国钱币大词典》(革命根据地编)等书中，登录的均为该图，未见盖有“二十九年”，即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种1940 年版流通券图录)。
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书中，登录了一枚由汪昌桥提供的“萧县地方流通券”1939年壹元券。为横版，正面图案亭台，背面图案树山村。
另据刊载在《中国钱币》2005年第2期，徐州钱币学会：《新发现的徐州地方抗币》一文，“徐州市钱币学会编写《徐州纸币大观》，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新发现抗战时期萧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萧县地方流通券’贰角伍分券……是崭新的新券。券面有编码、无印章；尚非成品，是未发行券。是否发行进入流通，尚须寻找资料，实物查证”。该刊登载了这枚流通券的图录，其版式为竖式。在《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介绍已发现的1939年版萧县地方流通券贰角券，亦为竖式。
1940年秋，“豫皖苏边区根据地空前扩大，各地分散的小块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具备了统一发行货币的条件。为满足迅速发展的市场货币流通的需要，便于管理，1940年10月，豫皖苏边区党委决定停止发行各县流通券，由边区联防委员会统一印制发行豫皖苏边地方银号币，在全边区流通并以此兑换收回各县流通券”。[14]
三、关于兑换券的考释
在考证这几枚兑换券是否为豫皖苏早期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之前，这里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1938年底-1941年5月，该根据地前期时间范围内，国民党、汪伪政权是否发行过兑换券?
针对此问题，笔者查阅了相关史料，据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肖县志》记载：“抗战开始后，日伪方面，发行的货币有‘联银券’、‘中储券’。国民政府方面，除‘法币’外，又发行了‘关金券’，刘瑞岐任县长的‘北政府’发行了‘肖县地方兑换券’”。[15]
那么，刘瑞岐何时担任‘北政府’县长的呢?《肖县志》中的《人物小传》中有如下记述：“民国27年，肖县沦陷，刘瑞岐组织联庄会武装，成为本县陇海路北地方实力派，次年9月，肖县常备队成立，他任四营营长，29年初，刘瑞岐不服从总队调遣，与铜山县耿继勋联合反共，在陇海路北七区成立萧县县政府办事处，自任主任。同年5 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派朱大同任肖县县长，——同年底，耿吴刘叛变后，刘瑞岐乘新四军东撤之机南侵，强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次年夏末朱大同被日本捕去，刘瑞岐代理县长。”[16]
从上述文字，我们可以得知，刘瑞岐任代理县长是新四军东撤之后。因此，刘瑞岐”北政府”的肖县地方兑换券，其发行时间，不可能在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前期时间范围内。换言之，我馆收藏的萧县地方兑换券，与刘瑞岐”北政府”发行的肖县地方兑换券，虽同称为肖县地方兑换券，但它们是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性质的县政府发行的货币，故两者不可混淆。
其次，由王流海撰写的《豫皖苏革命根据地货币探疑》一文也记述了：萧县、永城、夏邑三县在新四军撤离该地区后，被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占据，他们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同时，征收田赋、滥发纸币，1942年和1943年也发行了流通券。“国民党顽政权发行的流通券发现有四种：1942年版，‘永城县地方纸币’五圆券，该币背面印有一人物肖像；1942年版，‘萧县地方兑换券’壹圆券，该币背面也有一人物肖像；1943年版‘夏邑县田赋抵债券’贰拾伍元券；1943年版‘萧县田赋抵债券’贰拾元券；——当时群众习惯把它们都称作‘流通券’”。其面额，“新四军民主政权之流通券发行面额一般为一角、二角、五角和一元(个别资料称有二元者)，而国民党顽政权发行的流通券最小面额为一元，其余多为五元、十元、二十元、二十五元和五十元”。[17]
综上所述，抗日民主政府与国民党、日伪发行的货币，两者有诸多区别。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多为1938—1940年间，面额小，以角币为主。而国民党、日伪发行的货币多为1942—1943年间，面额大，无角币。而且，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货币图案多为山水、帆船、树木、亭塔等风景图案，无国民党顽政权货币中的人物头像图案。
再有，查阅《宿县县志》，也未见在1938年底-1941年5月之间，国民党及汪伪政权发行过兑换券的记载。
除查找大量史料外，笔者还电话采访了对此问题颇有建树的河南和安徽钱币学会的王流海、汪昌桥等人，均未闻国民党及汪伪政权在该根据地早期发行过兑换券。
虽然目前尚未见有豫皖苏早期抗日根据地萧县、宿县发行兑换券并发现实物的记载，但纵观豫皖苏早期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历史，考查其货币的印制、发行及现存等多方面情况，以及随着对这些货币的不断深入分析，笔者愈发坚信，这几枚兑换券就是豫皖苏早期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其理由：
1.从上述豫皖苏早期抗日根据地的概况中，我们可以得知：萧县、宿县均地处根据地前期鼎盛时期活动范围的基本区域内，且馆藏兑换券的发行时间分别为1940年和1941年1月，均在该根据地前期时间范围内(1938年底-1941年5月)。
2.兑换券票面特征，版式(竖式居多)、图案(基本分为上下两部分)、印色(红、绿色为主)，其面值单位(小面额角币和壹元币)均与已发现的萧县地方流通券非常相似，也基本符合史料记载的该区域的货币特点。
3.在《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115页，目前已发现的萧县地方流通券实物列表2-1中，序号为7、面额伍角、年版1940年、正面图案树山村、正面主色朱红、背面图案花符、纸张道林纸、竖式版，面有英文签字和“二十九年印”。该币与国家博物馆藏萧县伍角地方兑换券相比对，无论从版式、图案、颜色、纸张、签字，以及印制年代等多方面均有着非常相同之处。因该书中未登录此图，是否为兑换券，有待进一步考证。如果真为兑换券，这就为该根据地曾经发行过兑换券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佐证。如为流通券而非兑换券，我们也可以从中推论，该兑换券应为借用原流通券的印版，将流通券名称改为兑换券后印制发行的。这是在外战内困的情况下，各县为弥补货币流通的不足。利用旧版印制发行新货币的最快捷、最行之有效的一种办法。
4.从这几枚纸币的入馆时间及来源分析，文物来源可靠，流传有序，故排除了人为造假的可能。
5.经与国家博物馆专门从事印刷、复制的专家看票鉴定，从这几枚兑换券所用的纸张、印制工艺、用墨的颜色、磨损程度等多方面分析，确认这几枚兑换券为当时豫皖苏早期抗日根据地印制发行的货币。
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何要发行兑换券，兑换券又是什么时间发行的呢?
首先，从国家博物馆藏萧县兑换券的时间和编号分析，萧县兑换券的发行时间为1940年，编号为“01103”，说明此时发行的数量很少。再有，宿县兑换券的发行时间为1941年1月，其编号分别为“09209”、“12165”、“332453”、“725434”。从其编号大小分析，宿券应在1941年之前已经发行。由此推论，兑换券的发行时间，应在豫皖苏边区党委决定停止发行各县流通券，由边区联防委员会统一印制发行豫皖苏边地方银号币，在全边区流通并以此兑换收回各县流通券之后，即1940年10月以后。
但是，为什么根据地统一发行了银号币后，又出现了新币种兑换券呢?依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一是，自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多次进行疯狂的“扫荡”，根据地战事不断。
再有，“1940年12月中旬，当国民党顽军汤恩伯部准备向豫皖苏边区进犯时，被我军收编的、驻永(城)萧(县)夏(邑)砀(山)地区的游杂武装耿蕴斋、刘子仁、吴信容等部，叛离我军投靠顽军，使豫皖苏边区部队处于不利的地位”。[18]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环境下，豫皖苏边地方银号币的印制、发行和流通都要受到很大影响。
另据《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记述，“豫皖苏边币的主要流通区域则仅在根据地中心地带，而雎杞太和一些边缘游击区则未发现流通记录”。而且，“目前已发现的豫皖苏边币的最大编码是：壹元券是069562，伍角券是036302，伍分券是185174”。[19]估计银号币印发数量不大。
综上所述，根据地统一货币后，因处于内外夹击的恶劣环境中，受其影响，货币流通的范围及印发量均不大，各县流通券又被收回的情况下，一些县级边区抗日政府，不得不发行一些地方货币，以弥补财政、军需的不足，因此，兑换券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从抗日战争时期至今，为什么史料中只记载了豫皖苏根据地早期发行了各县流通券及银号币，而没有人将兑换券汇入史册?以笔者之见，答案就是：兑换券只是当时豫皖苏根据地早期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地方货币中的一种。在发行兑换券之前，根据地已普遍流通各县流通券，且流通券无论是在流通的时间长度、范围、以及发行流通的数量等多方面，都要优于兑换券。而兑换券不仅发行晚，流通范围小，而且，它停止使用的时间，最晚也应与银号币一样，在1941年5月‘东撤’时。其流通使用的时间，可能只有半年左右。因此，印发和流通的数量也要少于流通券。这样，多种原因导致人们对于兑换券的记忆，不如流通券那样深刻。
其次，流通券和兑换券，名称上都为“××券”，其版式、图案、颜色、面值单位等，也非常相似。这就造成无论是当时的文字资料，还是后来人们的回忆，以及对它的研究者等，都没有将“兑换券”与“流通券”加以区分和深入的研究，只是一律的用“流通券”替代了“兑换券”。例如：肖县党史办1993年整理的<广土众民何患财穷之理>的史料中有“萧县地方流通券一直发行到1941年5月‘东撤’”。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将这两种券混淆的错误。因1940年10月，豫皖苏边区已经统一印制发行了豫皖苏边地方银号币，停止发行并兑换收回各县流通券。显然，发行到1941年5月‘东撤’时的是“兑换券”而非“流通券”。
再有，在王流海撰写的《豫皖苏革命根据地货币探疑》一文中有，“当时群众习惯把它们都称作‘流通券’”，即当地百姓有将当时市面上流通的各种券币通称为“流通券”的习俗。
萧县、宿县兑换券的发现，改写了豫皖苏根据地早期地方抗日民主政府，仅单一发行过流通券的历史，丰富了抗币的种类，填补了实物遗存和史料记载的空白，而且自然使得过去文字记载中被混淆及错误的地方，得到澄清与更改。
值得注意与更正的问题：
1.经仔细看票辨认，萧县地方流通券正面的“经济科章”和“县政府章”两枚篆体字小方形印章，非有些文章和《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等书中所云：“各县自行印制，印好后加盖县政府和经济科印章后发行”。而是与票面图案同时印制的。
2.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时许多县根据中共豫皖苏省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政治部的决定，印制发行了流通券。那么，宿县作为豫皖苏根据地重点创建的一个县，它不应该只发行过兑换券，应在其之前，也印制发行了流通券。但这只是笔者的一个推论，有待实物及史料的发现给以佐证。
注释：
①④⑤-⑨[12][14][19]《中原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85、88、89、90、91、100、118、124、127页
②③[18]《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 抗日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 第120、121、301页
⑩《华中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第二分册)，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 108页
[11]赵丙乾：《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最早的货币》，《安徽钱币》1997年第3期，第10-12页。
[13]梁恒孝：《淮北发现“肖县地方流通券”》，《安徽钱币》1995年第3期，第17 页。
[15][16]《肖县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第279、577页
[17]《中国钱币》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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