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现今在中国不同地域的城市出现了两种互为观照的城市规划文化模式，即反映中国传统规划思想的“井田制方格网”模式与受西方古典主义思想影响的“巴洛克放射状”模式，西安与大连为两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城市。笔者通过对西安千年城市发展与大连百年城市发展的城市规划文化的梳理，来论述在中国传统与中西合璧两种不同文化语境下风格迥异的城市规划的结构形态与文化内涵。西安是由中国古典城市规划文化一脉相承的城市，大连是深受西方古典主义规划思想影响的中国海港城；井田制方格网与巴洛克放射状是两座城市规划文化的显性现状表征与历史文化印记。
引言
中国城市文化源远流长，对人类城市文明的发展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座城市的活力、魅力，在于其所处区域的特色文化与其所处时代的历史内涵。城市历史文化彰显着城市气质灵魂。城市文化与城市规划素来交互共生，城市发展具有历史性与时代性，区域性与地方性，物质形态与精神内涵等多重属性。[1]在中国本土不同地域的城市展现出了两种互为观照的城市规划文化模式：中国传统规划思想影响下的城市文化与西方古典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城市文化，经过多个城市对标遴选，笔者对西安千年城市规划文化与大连百年城市规划文化展开论述，尝试探究中国传统与中西合璧两种文化语境下规划的城市结构形态与文化内涵。
一、两种城市规划文化范式
中国古典都城规划形制与西方古典主义城市模式是城市规划文化的两种典型范式。
《周礼·考工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管子》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周礼的营城制度与管子的营城思想是中国传统城建文化的精粹样板，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营城形制，前者注重人文秩序而多用于方正的王城、都城的规划建设（图1），后者强调因地制宜而适用于地形变化丰富的一般城市。
巴洛克（Baroque）城市设计是西方古典主义规划思想演变的产物，发端于意大利罗马教堂轴线大道，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设计堪称经典之作。巴洛克城市文化主张运用主从关系、对称轴线的设计手法，极力强调运动与变化，表征为放射状道路系统的城市形态（图2）。典型代表城市：法国巴黎市中心城市设计、美国华盛顿的郎方规划方案、中国大连老城区中心等。巴洛克城市强调开放与清晰，彰显权力与秩序，支持道路与交通；巴黎是巴洛克城市设计的典范，城市中重要的主体象征是大道，马车与大车的轮式车辆交通对城市规划遵循线性发展的特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巴洛克城市规划的特点是把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的审美单元，把用地划分成为几何图形，道路按直线型发展，一方面是因为要满足轮式车辆交通和运输，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城市生活美学。[3]
二、西安千年城市规划文化
西安，古称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中国四大古都之首，曾连续几度作为中国的“首善之城”，拥有着3 100年城市建设历史与1 100多年的都城文化史。周秦汉唐是西安城市規划文化的主要历史发展轴线。
（一）西周时期
西安作为首都始于西周时期的沣河两岸的沣镐二京。周礼营城制度为城市规划实践的理论总结。井田营城形制，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西周王城中选择的交通轴线，是为了分割与联系不同功能区，道路网采用交通集散的方式有秩序地组织城市交通。周王城道路是历史上最早形成车走中央、人走两旁的具有人车分流思想与功能的城市道路系统。规划的道路系统中，专供帝王使用的一条经涂和一条纬涂构成了城市的十字形中轴线，以强调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和绝对权威。[4]
（二）秦汉时期
秦咸阳城建于现西安北郊的泾渭双河两岸。中国传统都城营建的文化标识表征为“象天法地”的整体观念与普遍联系，秦咸阳与汉长安对其进行了具体的诠释。具有居中求正、天地对应的空间秩序结构，五宫四象、天极地中的都城规划布局。[5]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定都咸阳，秦都咸阳的规划建设文化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对后世都城营建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历史地理的考古研究成果揭示出秦咸阳的发展由渭北向渭南延拓，主要遗址包括渭北的咸阳宫、甘泉宫、望夷阡陌，渭南的宗庙社稷、上林苑、阿房宫、骊山帝陵等，形成“渭水灌都”的总体布局。[7]
（三）隋唐时期
唐长安城（原隋大兴城）是唐朝京城，城内一共108个街坊，王公大臣、文人雅士对不同坊里按文化特征进行命名（图3）。城市功能分区明确，城市形态方正不阿。皇城居中坐北朝南，朱雀门至明德门之间的朱雀大街是帝王的驰道御道、官方的通衢大道。大唐东、西两市分别居于宫城内、皇城外的两侧。大明宫是大唐皇帝的宫殿，位于城北的龙首原上。唐长安是世界第一大都市，城市面积约84km?，城市人口超过100万人。
（四）近现代发展
现在西安的古城墙是明城墙，是在唐长安皇城的基础上修筑的，之后基本城市范围都是以明城墙为主体的封建城市；近代西安的首轮总体规划为之后的城市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城市从本土化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西安城传承着周、秦、汉城市精神，延续隋唐的城市肌理，延用明清的城市结构，布置现代的城市功能，规划思路一脉相承、古今结合、和谐有序。城市发展强调尊重历史文化、结合现状地形和自然资源，合理规划城市总体布局和路网系统，使得西安的古城格局得以延续，城墙、护城河及古建等众多遗址得以保护。古都西安、特色城市、九宫格局、虚实相当、经纬龙骨、汉唐精神、八水绕城、天人合一，对这座城市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格调进行了高度概括。 （五）长安城文化释义
长安乃都城，即王之城。“王”字，三横一竖。三横为天地人，一竖乃参通天地人者，是谓君谓王。上古造字，玉王同体。王佩玉，玉不光是王身上一点缀装饰品，更是王者、王城应持有的内在品质和高贵气质。玉有五德：润泽以温是谓仁，廉而不刿是谓义，垂而坠不飞扬是谓礼，缜密坚实是谓智，质地明晰是谓信。五德即五义：仁、义、礼、智、信。五义为《易经》之道理，对应《黄帝内经》之医理——人体五脏：肝、心、肺、肾、脾。五脏对应五行：木、火、金、水、土。五行对应五方东、南、西、北、中。五方对应五季：春、夏、秋、冬、长夏。五季对应无色：青、赤、白、黑、黄。五色对应五味，五味对应五谷，五谷对应五虫……这些传统文化要素均源自天子在王城及其国家对天地、自然、城市、人生的感悟。人与城市一样，其生命的轨迹都遵循着春（生发）、夏（生长）、秋（收敛）、冬（收藏）的机理，一直随着周围事物的变化在不断地运化着。对于西安来说，在空间维度上，划分为五区之象与上述各五种属性皆有一定的内在机制的关联；在时间维度上，西安历史变迁和发展变化之相与五季交替、五方变化都有相关的联系。《易经》之道，《黄帝内经》之医，同理同源。“天人长安”强调中国王者之城的天人合一（天、地、人合一）。
长安是中国西安的名片，过去、现在与未来一直都是。西安以“唐文化”为切入点，开始启动“唐皇城复兴计划”。“复”：即忠于历史；“兴”：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唤醒华夏文明精神。复兴不是复古，更不是守旧，而是一种对自己的坚守，一种本性的回归。“唐皇城”是世人的一个全新的愿景，一个动态的蓝图，是“长安梦”。源自生命最本真的力量，西安开始寻回并追赶曾一度失落而又被寄以厚望的自己——“华夏古都，天人长安”。最可贵的就是自己从未改变，城市生命之美贵在历史文化可持续。西安以“唐”作为时间坐标，以“长安”作为空间坐标，力求复兴自周以来，直至明清，以贯穿于近现代的城市历史的完整轴线来保护城市结构，延续城市肌理，体现传统文化内涵，焕发并展现古城魅力。西安的城市特色未来主要在空间布局、历史保护、文化建设、建筑风格、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等六个方面进行打造，表现为“九宫格局、传承文脉”，“保护发展、有机结合”，“城市精神、文化复兴”，“唐风汉韵、和谐共生”，“山水城市、天人合一”，“板块经济、发展引擎”六大城市特色。西安的城市特色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气、神，是西安最巨大、最现实、最理想的城市资源，其可以推动西安城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城市创新，进而实现城市复兴。
三、大连百年城市规划文化
大连是中国北方海岸的明珠港城，在近代殖民文化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知名魅力之城。大连近现代100余年的城市规划建设历程可分为帝俄占领时期的建设、日本占领时期的建设、新中国建设时期、新世纪转型发展的四个发展阶段。[8]
（一）帝俄占领时期的建设
1898年，大连依港建市。帝俄侵占东北、登陆旅大后，旅顺为军事要塞，在大连湾的青泥洼沿海岸开辟新港。经选址、定址以及下令建设，同年9月沙俄政府通过了萨哈罗夫和盖尔贝茨编制的大连港和大连城市规划方案，期间聘请德国两位建筑师引用了德国郊区的规划模式。[9]俄政府计划在此建设一座新的大型港口城市，为各国工商业创建新的活动中心。1901年，达里尼（即大连）特别行政区的第一部城市总体规划图成型。规划对城市定位为港口、商贸城市，用地规模约为6.5平方公里，是当时远东颇具规模的殖民城市。规划中严格采用功能分区的规划概念，将城市划分为3个功能区：行政区、欧罗巴区和中国区。三大分区通过莫斯科大街（人民路与中山路东段）贯穿（图4），大连老城中心发端于此。
1903年，莫斯科大街及围绕中山广场的干道已基本成形。当时俄国人想把大连规划建设为联结欧亚大陆的水陆交通枢纽城市，所以城市规划的重点放在城市结构布局和交通运输上，采用盛行欧洲的巴洛克式城市设计手法，放射线的大街、林荫大道以及圆形广场为其显著表征。港口与城市的联系首先发生在港湾广场，港湾广场是交通广场。火车站与城市的联系首先发生在欧洲广场（青泥洼桥胜利广场），这里为当时城市商业中心。城市公共活动中心为尼古拉耶夫广场（今中山广场），也是城市核心的交通广场。莫斯科大街（东段为中山广场至港湾广场的人民路，西段为中山广场至青泥洼桥的人民路东段）是城市交通干道，从东侧的港湾广场经过中山广场、友好广场，连接西侧欧洲广场。作为标志性大道的莫斯科大街贯穿城市东西，把城市交通枢纽（大连港、大连火车站）和重要的公共活动中心（港湾广场、中山广场、欧洲广场）通过直线干道的形式串联起来，为商港城市的经济繁荣与高效运转打下基础，同时创造了大连特有的城市景观。
（二）日本占领时期的建设
1905年将“达里尼”改称为大连。日本军政当局一方面积极维修既有市政设施，一方面沿袭俄国的城市规划方案，对急需的设施进行了建设。地区划分略有改动，将市区分为军用区、日本人住区、中国人住区三部分。1909年大连的市区规划中，现人民路、中山路以北地区的道路大体形态已经形成，所以未作变動。广场、直线道路保留，规划将中山广场作为景观标志，以加强其作为城市公共中心的地位。1919年，城市规划引入用途地域制（即功能分区理念）。规划的功能分区包括：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混合用地。东部的老城区未作变动，西部的新城区采用方格网作为道路网规划的基本形式，以适应机动车交通不断增长的新形势。
在原基础之上，中山路与人民路从中山区的港湾桥延长到了沙河口区的太原街，串联起了今日的中山广场、友好广场、希望广场、人民广场、奥林匹克广场（图5）。大道两侧用地功能从东到西分别为海陆交通枢纽中心、商务金融中心、商业中心、行政办公中心以及居住用地。 （三）新中国建设时期
大连城市是伴随港口和工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1958年规划确定大连为工业城市，城市发展规模、规划布局、用地指标和功能分区等要素得到基本确定，当时全市干道系统已基本形成。1985年的总体规划是大连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的规划。城市布局、功能分区进一步明确。工业区北移，居住区向西南方转移，文教区在城市西部，商业、贸易中心在城市东部形成。道路按功能划分为交通性干道和生活性干道。先后规划、优化了7条城市干道，改道、拓宽了8条城市干道，逐步形成完整的道路系统，改善了交通安全状况，提高了道路能力。1984年国家批准大连为沿海开放城市，承担着东北经济区的窗口作用，这要求总体规划应尽快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城市中心区为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三个区以及甘井子区的城区部分。规划中要求控制中心城市规模，重点发展第三产业，把大连建设成为吸引力与辐射力强的中心城市。这次规划明确了大连城市的结构模式（图6），规划要求在中山广场周围建设金融、证券交易、信息、展览、保险等机构，形成金融活动中心。
（四）新世纪转型发展
进入21世纪，“浪漫之都”便成为魅力大连的代名词。不仅是因为大连老城中心延续法国古典主义肌理形态，更是因为大连结合放射状道路系统设置林荫道、广场绿地等城市开敞空间，同时结合特有的道路结构组织新时期先进的绿色交通体系，积极倡导生态低碳城市与绿色交通出行。为了提高街道的通行能力，中山路与人民路将成为该中心区服务的城市干道，连接多个城市广场。为了适应未来城市发展的需要，调整现有的公共交通结构，重点发展轨道交通，建设综合性公共交通体系。人民路与中山路从东向西来沟通各个核心功能区的联系。绿地广场、林荫大道是“浪漫之都·魅力大连”城市文化的特征性要素。
四、结语
城市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经过时间打磨而形成的生活空间会聚体。[10]西安是由中国古典城市规划文化一脉相承的城市，大连是受西方古典主义规划文化深刻影响的城市。
井田制方格网与巴洛克放射状是两座城市规划文化的现状表征，两者的城市形态与结构功能遵循着各自的规划设计特性。西安的城市结构体现着周礼井田营城制，棋盘路网表达了方正通达的中国城市美学文化特征；大连的城市结构是典型的西方巴洛克式风格，以放射性秩序美的形式体现。西安是由中华古典城市营建文化打磨出的中国古都，井田制方格网的城市结构形态是西安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连是受西方古典主义规划思想影响的中国海港城，巴洛克式放射状路网是大连城市结构形态特有的文化表达。
参考文献：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发展规律——知与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韩帅.城市标志性大道的交通规划与设计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6.
张冠增.西方城市建設史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16.
文国玮.城市交通与道路系统规划[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6.
徐斌.秦咸阳——汉长安象天法地规划思想与方法研究[D].清华大学，2014.
徐斌，武廷海，王学荣.秦咸阳规划中象天法地思想初探[J].城市规划，2016（12）：65-7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古代考古学（秦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韩帅，蔡军，王凯.论城市标志性大道与城市规划的互动发展关系——以大连市为例[C].//第六届“21世纪城市发展”国际会议论文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759-772.
刘长德.大连城市规划100年[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9：41.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倪文彦，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许 丹
引言
中国城市文化源远流长，对人类城市文明的发展史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座城市的活力、魅力，在于其所处区域的特色文化与其所处时代的历史内涵。城市历史文化彰显着城市气质灵魂。城市文化与城市规划素来交互共生，城市发展具有历史性与时代性，区域性与地方性，物质形态与精神内涵等多重属性。[1]在中国本土不同地域的城市展现出了两种互为观照的城市规划文化模式：中国传统规划思想影响下的城市文化与西方古典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城市文化，经过多个城市对标遴选，笔者对西安千年城市规划文化与大连百年城市规划文化展开论述，尝试探究中国传统与中西合璧两种文化语境下规划的城市结构形态与文化内涵。
一、两种城市规划文化范式
中国古典都城规划形制与西方古典主义城市模式是城市规划文化的两种典型范式。
《周礼·考工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管子》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周礼的营城制度与管子的营城思想是中国传统城建文化的精粹样板，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营城形制，前者注重人文秩序而多用于方正的王城、都城的规划建设（图1），后者强调因地制宜而适用于地形变化丰富的一般城市。
巴洛克（Baroque）城市设计是西方古典主义规划思想演变的产物，发端于意大利罗马教堂轴线大道，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设计堪称经典之作。巴洛克城市文化主张运用主从关系、对称轴线的设计手法，极力强调运动与变化，表征为放射状道路系统的城市形态（图2）。典型代表城市：法国巴黎市中心城市设计、美国华盛顿的郎方规划方案、中国大连老城区中心等。巴洛克城市强调开放与清晰，彰显权力与秩序，支持道路与交通；巴黎是巴洛克城市设计的典范，城市中重要的主体象征是大道，马车与大车的轮式车辆交通对城市规划遵循线性发展的特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巴洛克城市规划的特点是把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的审美单元，把用地划分成为几何图形，道路按直线型发展，一方面是因为要满足轮式车辆交通和运输，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城市生活美学。[3]
二、西安千年城市规划文化
西安，古称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中国四大古都之首，曾连续几度作为中国的“首善之城”，拥有着3 100年城市建设历史与1 100多年的都城文化史。周秦汉唐是西安城市規划文化的主要历史发展轴线。
（一）西周时期
西安作为首都始于西周时期的沣河两岸的沣镐二京。周礼营城制度为城市规划实践的理论总结。井田营城形制，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西周王城中选择的交通轴线，是为了分割与联系不同功能区，道路网采用交通集散的方式有秩序地组织城市交通。周王城道路是历史上最早形成车走中央、人走两旁的具有人车分流思想与功能的城市道路系统。规划的道路系统中，专供帝王使用的一条经涂和一条纬涂构成了城市的十字形中轴线，以强调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和绝对权威。[4]
（二）秦汉时期
秦咸阳城建于现西安北郊的泾渭双河两岸。中国传统都城营建的文化标识表征为“象天法地”的整体观念与普遍联系，秦咸阳与汉长安对其进行了具体的诠释。具有居中求正、天地对应的空间秩序结构，五宫四象、天极地中的都城规划布局。[5]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定都咸阳，秦都咸阳的规划建设文化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对后世都城营建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历史地理的考古研究成果揭示出秦咸阳的发展由渭北向渭南延拓，主要遗址包括渭北的咸阳宫、甘泉宫、望夷阡陌，渭南的宗庙社稷、上林苑、阿房宫、骊山帝陵等，形成“渭水灌都”的总体布局。[7]
（三）隋唐时期
唐长安城（原隋大兴城）是唐朝京城，城内一共108个街坊，王公大臣、文人雅士对不同坊里按文化特征进行命名（图3）。城市功能分区明确，城市形态方正不阿。皇城居中坐北朝南，朱雀门至明德门之间的朱雀大街是帝王的驰道御道、官方的通衢大道。大唐东、西两市分别居于宫城内、皇城外的两侧。大明宫是大唐皇帝的宫殿，位于城北的龙首原上。唐长安是世界第一大都市，城市面积约84km?，城市人口超过100万人。
（四）近现代发展
现在西安的古城墙是明城墙，是在唐长安皇城的基础上修筑的，之后基本城市范围都是以明城墙为主体的封建城市；近代西安的首轮总体规划为之后的城市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城市从本土化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西安城传承着周、秦、汉城市精神，延续隋唐的城市肌理，延用明清的城市结构，布置现代的城市功能，规划思路一脉相承、古今结合、和谐有序。城市发展强调尊重历史文化、结合现状地形和自然资源，合理规划城市总体布局和路网系统，使得西安的古城格局得以延续，城墙、护城河及古建等众多遗址得以保护。古都西安、特色城市、九宫格局、虚实相当、经纬龙骨、汉唐精神、八水绕城、天人合一，对这座城市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格调进行了高度概括。 （五）长安城文化释义
长安乃都城，即王之城。“王”字，三横一竖。三横为天地人，一竖乃参通天地人者，是谓君谓王。上古造字，玉王同体。王佩玉，玉不光是王身上一点缀装饰品，更是王者、王城应持有的内在品质和高贵气质。玉有五德：润泽以温是谓仁，廉而不刿是谓义，垂而坠不飞扬是谓礼，缜密坚实是谓智，质地明晰是谓信。五德即五义：仁、义、礼、智、信。五义为《易经》之道理，对应《黄帝内经》之医理——人体五脏：肝、心、肺、肾、脾。五脏对应五行：木、火、金、水、土。五行对应五方东、南、西、北、中。五方对应五季：春、夏、秋、冬、长夏。五季对应无色：青、赤、白、黑、黄。五色对应五味，五味对应五谷，五谷对应五虫……这些传统文化要素均源自天子在王城及其国家对天地、自然、城市、人生的感悟。人与城市一样，其生命的轨迹都遵循着春（生发）、夏（生长）、秋（收敛）、冬（收藏）的机理，一直随着周围事物的变化在不断地运化着。对于西安来说，在空间维度上，划分为五区之象与上述各五种属性皆有一定的内在机制的关联；在时间维度上，西安历史变迁和发展变化之相与五季交替、五方变化都有相关的联系。《易经》之道，《黄帝内经》之医，同理同源。“天人长安”强调中国王者之城的天人合一（天、地、人合一）。
长安是中国西安的名片，过去、现在与未来一直都是。西安以“唐文化”为切入点，开始启动“唐皇城复兴计划”。“复”：即忠于历史；“兴”：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唤醒华夏文明精神。复兴不是复古，更不是守旧，而是一种对自己的坚守，一种本性的回归。“唐皇城”是世人的一个全新的愿景，一个动态的蓝图，是“长安梦”。源自生命最本真的力量，西安开始寻回并追赶曾一度失落而又被寄以厚望的自己——“华夏古都，天人长安”。最可贵的就是自己从未改变，城市生命之美贵在历史文化可持续。西安以“唐”作为时间坐标，以“长安”作为空间坐标，力求复兴自周以来，直至明清，以贯穿于近现代的城市历史的完整轴线来保护城市结构，延续城市肌理，体现传统文化内涵，焕发并展现古城魅力。西安的城市特色未来主要在空间布局、历史保护、文化建设、建筑风格、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等六个方面进行打造，表现为“九宫格局、传承文脉”，“保护发展、有机结合”，“城市精神、文化复兴”，“唐风汉韵、和谐共生”，“山水城市、天人合一”，“板块经济、发展引擎”六大城市特色。西安的城市特色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气、神，是西安最巨大、最现实、最理想的城市资源，其可以推动西安城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城市创新，进而实现城市复兴。
三、大连百年城市规划文化
大连是中国北方海岸的明珠港城，在近代殖民文化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知名魅力之城。大连近现代100余年的城市规划建设历程可分为帝俄占领时期的建设、日本占领时期的建设、新中国建设时期、新世纪转型发展的四个发展阶段。[8]
（一）帝俄占领时期的建设
1898年，大连依港建市。帝俄侵占东北、登陆旅大后，旅顺为军事要塞，在大连湾的青泥洼沿海岸开辟新港。经选址、定址以及下令建设，同年9月沙俄政府通过了萨哈罗夫和盖尔贝茨编制的大连港和大连城市规划方案，期间聘请德国两位建筑师引用了德国郊区的规划模式。[9]俄政府计划在此建设一座新的大型港口城市，为各国工商业创建新的活动中心。1901年，达里尼（即大连）特别行政区的第一部城市总体规划图成型。规划对城市定位为港口、商贸城市，用地规模约为6.5平方公里，是当时远东颇具规模的殖民城市。规划中严格采用功能分区的规划概念，将城市划分为3个功能区：行政区、欧罗巴区和中国区。三大分区通过莫斯科大街（人民路与中山路东段）贯穿（图4），大连老城中心发端于此。
1903年，莫斯科大街及围绕中山广场的干道已基本成形。当时俄国人想把大连规划建设为联结欧亚大陆的水陆交通枢纽城市，所以城市规划的重点放在城市结构布局和交通运输上，采用盛行欧洲的巴洛克式城市设计手法，放射线的大街、林荫大道以及圆形广场为其显著表征。港口与城市的联系首先发生在港湾广场，港湾广场是交通广场。火车站与城市的联系首先发生在欧洲广场（青泥洼桥胜利广场），这里为当时城市商业中心。城市公共活动中心为尼古拉耶夫广场（今中山广场），也是城市核心的交通广场。莫斯科大街（东段为中山广场至港湾广场的人民路，西段为中山广场至青泥洼桥的人民路东段）是城市交通干道，从东侧的港湾广场经过中山广场、友好广场，连接西侧欧洲广场。作为标志性大道的莫斯科大街贯穿城市东西，把城市交通枢纽（大连港、大连火车站）和重要的公共活动中心（港湾广场、中山广场、欧洲广场）通过直线干道的形式串联起来，为商港城市的经济繁荣与高效运转打下基础，同时创造了大连特有的城市景观。
（二）日本占领时期的建设
1905年将“达里尼”改称为大连。日本军政当局一方面积极维修既有市政设施，一方面沿袭俄国的城市规划方案，对急需的设施进行了建设。地区划分略有改动，将市区分为军用区、日本人住区、中国人住区三部分。1909年大连的市区规划中，现人民路、中山路以北地区的道路大体形态已经形成，所以未作变動。广场、直线道路保留，规划将中山广场作为景观标志，以加强其作为城市公共中心的地位。1919年，城市规划引入用途地域制（即功能分区理念）。规划的功能分区包括：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混合用地。东部的老城区未作变动，西部的新城区采用方格网作为道路网规划的基本形式，以适应机动车交通不断增长的新形势。
在原基础之上，中山路与人民路从中山区的港湾桥延长到了沙河口区的太原街，串联起了今日的中山广场、友好广场、希望广场、人民广场、奥林匹克广场（图5）。大道两侧用地功能从东到西分别为海陆交通枢纽中心、商务金融中心、商业中心、行政办公中心以及居住用地。 （三）新中国建设时期
大连城市是伴随港口和工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1958年规划确定大连为工业城市，城市发展规模、规划布局、用地指标和功能分区等要素得到基本确定，当时全市干道系统已基本形成。1985年的总体规划是大连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的规划。城市布局、功能分区进一步明确。工业区北移，居住区向西南方转移，文教区在城市西部，商业、贸易中心在城市东部形成。道路按功能划分为交通性干道和生活性干道。先后规划、优化了7条城市干道，改道、拓宽了8条城市干道，逐步形成完整的道路系统，改善了交通安全状况，提高了道路能力。1984年国家批准大连为沿海开放城市，承担着东北经济区的窗口作用，这要求总体规划应尽快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城市中心区为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三个区以及甘井子区的城区部分。规划中要求控制中心城市规模，重点发展第三产业，把大连建设成为吸引力与辐射力强的中心城市。这次规划明确了大连城市的结构模式（图6），规划要求在中山广场周围建设金融、证券交易、信息、展览、保险等机构，形成金融活动中心。
（四）新世纪转型发展
进入21世纪，“浪漫之都”便成为魅力大连的代名词。不仅是因为大连老城中心延续法国古典主义肌理形态，更是因为大连结合放射状道路系统设置林荫道、广场绿地等城市开敞空间，同时结合特有的道路结构组织新时期先进的绿色交通体系，积极倡导生态低碳城市与绿色交通出行。为了提高街道的通行能力，中山路与人民路将成为该中心区服务的城市干道，连接多个城市广场。为了适应未来城市发展的需要，调整现有的公共交通结构，重点发展轨道交通，建设综合性公共交通体系。人民路与中山路从东向西来沟通各个核心功能区的联系。绿地广场、林荫大道是“浪漫之都·魅力大连”城市文化的特征性要素。
四、结语
城市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经过时间打磨而形成的生活空间会聚体。[10]西安是由中国古典城市规划文化一脉相承的城市，大连是受西方古典主义规划文化深刻影响的城市。
井田制方格网与巴洛克放射状是两座城市规划文化的现状表征，两者的城市形态与结构功能遵循着各自的规划设计特性。西安的城市结构体现着周礼井田营城制，棋盘路网表达了方正通达的中国城市美学文化特征；大连的城市结构是典型的西方巴洛克式风格，以放射性秩序美的形式体现。西安是由中华古典城市营建文化打磨出的中国古都，井田制方格网的城市结构形态是西安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连是受西方古典主义规划思想影响的中国海港城，巴洛克式放射状路网是大连城市结构形态特有的文化表达。
参考文献：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发展规律——知与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韩帅.城市标志性大道的交通规划与设计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6.
张冠增.西方城市建設史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16.
文国玮.城市交通与道路系统规划[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6.
徐斌.秦咸阳——汉长安象天法地规划思想与方法研究[D].清华大学，2014.
徐斌，武廷海，王学荣.秦咸阳规划中象天法地思想初探[J].城市规划，2016（12）：65-7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古代考古学（秦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韩帅，蔡军，王凯.论城市标志性大道与城市规划的互动发展关系——以大连市为例[C].//第六届“21世纪城市发展”国际会议论文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759-772.
刘长德.大连城市规划100年[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9：41.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倪文彦，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许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