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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2008年第10期刊出作家章洁思的《美丽的樱花》一文，记述女作家、翻译家沉樱的有关情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研究著名诗人、学者梁宗岱，我从台湾作家林海音处获得沉樱与梁宗岱晚年的一些资料，了解到他们已不大为人所知的家庭生活。笔者将这些情况介绍出来，以使人们更多地了解这位仍然以其灵动、鲜活文字活在人们心中的女作家。
自从一次回老家理事、遇见身心备受折磨的粤剧女演员甘少苏后，富于诗人气质、一副侠义肝胆的梁宗岱便对这苦命的女子负起了不容推却的责任。但是，这样的作为，严重伤害了作为妻子的沉樱。在知道梁宗岱与甘少苏的交往情况后，沉樱便带着三个孩子从当时内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梁宗岱当时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主任)居处迁出，择地另住。
梁宗岱返回重庆后，仍然去找沉樱。但沉樱很难再回去了。结果是梁宗岱两处往来。1944年的冬天，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宣召”(蒋介石数次去信，召梁入其“智囊团”)，也为了个人的感情，梁宗岱辞去复旦大学教职，回到家乡广西百色隐居，与甘少苏生活在一起。
抗战胜利后，沉樱带着孩子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等处工作。此间，梁宗岱曾前往会面，见到三个孩子，并打算接他们母子四人去广州生活，但遭到沉樱拒绝。事后不久，沉樱便远走台湾。这一对有共同精神追求、十多年共同生活的夫妻，从此便水天相隔——三十多年，以至永远……
由于爱情引发的矛盾，结果常常是“怨”。彼此一旦离别，故人旧景时时“又上心头”，便加倍“不堪回首”。所谓“剪不断，理还乱”。这种情绪，也可以说是沉樱，这位敏感女作家长期纠结的情绪的逼真写照。
沉樱自尊心很强。她携带孩子到台湾后，在苗栗县头份镇著名的大成中学教书，靠并不丰厚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和三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刚到台湾时，梁宗岱与沉樱虽还偶尔通过香港朋友传递书信，但梁宗岱此时收入并不多，所以亦没有钱接济他们母子。随着大陆政治气候越来越严峻，梁宗岱与沉樱渐渐便无从通讯，以致音讯全无。
在台湾工作的沉樱，除去教学外，还开始从事翻译工作。由于她深厚的学养，作品选择精粹，加之译笔灵动优美，这项“副业”竟获得了意外的成功。60年代中期，她自己印行了奥地利著名小说家茨威格的《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译本。在台湾此书一年内竟印行了十次，先后印数达十多万。这收获鼓励了沉樱，她开始出版一套大多自译的“蒲公英译丛”。在愉快的翻译和成功出版中，沉樱不仅有了可以维持生活的经济保障，也创出了显示自己学识，给自己精神以支撑的事业。
在沉樱心灵深处，那难以言述又难以忘怀的情绪，却长久地纠结着。虽然在台湾的沉樱的亲戚都表现出对梁宗岱不忠的不满，可沉樱仍一直以“梁太太”自居。后来随孩子去美国居住后，给台湾友人如林海音等的通信中，信封上发信人都写着“梁陈瑛”(沉樱本名陈瑛)。可见，她心底是绝没有将梁宗岱排除在外的。
在公开的场合，沉樱又十分难于表述这种情绪，只有时对愈来愈长成人的孩子论及与他们有血肉联系的梁宗岱。一次，沉樱对大女儿思薇说：“说来你父亲其实不错，但实际上他要负大责任。”这话虽简洁但蕴含了非常多的内容。既表达了对梁宗岱的情思，又对他在婚姻上的不忠怀有深深的“怨”。这是多么矛盾、复杂!
沉樱一般是不提及梁宗岱的，但别人提及梁，她亦决不回避。据台湾作家琦君回忆，一次她与家人唐基在美国沉樱家作客，谈笑间，唐基说起梁宗岱教授是他复旦大学的老师，今天对她应当称“师母”时，沉樱微微笑了。琦君描述：“我偷眼看她双颊微红，笑靥里似乎充满了回忆的甜蜜。”唐基接着讲起梁宗岱轶事。他说梁是名教授，上课时除本班学生以外，旁听同学极多，门外都站满了人。梁宗岱时常穿英国式西装短裤和长及膝头的白袜，潇洒地慢步走向教室。他饲养的一只山羊，像狗一样，温顺地跟在他后面亦步亦趋，直跟他到课堂，才自己转身回去。讲这些时，沉樱听得入神，笑眯眯地说：“他就是那德性。”这话没有怨，只有关爱，是只有听到别人对最亲爱人赞扬时才会流露的昵语。
由于有了《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译本的成功，沉樱又陆续翻译出版了许多世界著名作家如毛姆、赫曼·赫塞、屠格涅夫、左拉等的精美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这时，她忽然起意要出版一本梁宗岱的译诗集《一切的峰顶》。她的朋友林海音觉得有些怪，为何梁宗岱有那么多译著，沉樱偏偏挑中这一部呢?原来，《一切的峰顶》中所收的诗歌，大部分是30年代中叶梁宗岱与沉樱到日本叶山旅居期间所译，译述过程自然是沉樱亲历。这部诗集此时由沉樱亲自来出版，内中包含的回忆与纪念情意，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1963年过年期间，远在美国的儿女给尚在台湾的沉樱寄信慰问。除夕，沉樱给大女儿思薇的信中，有这么几句话：“你们来信没有说什么‘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也没有想什么‘一夜乡心五处同’。此刻我想起这些千古名句，深深体会着往昔那种音讯不通生离近似死别的凄惨。”其实，与儿女是可以通信的，此时刻“音讯不通生离近似死别”的恐怕只是梁宗岱与自己了。“一夜乡心五处同”，这白居易伤凄的诗句，此时恰恰是沉樱一家的写照。所以，信末沉樱又重述了一遍：“我们这分散五处的一家人……”在美的子女三人，沉樱，当然还有梁宗岱。否则，怎么说“五处”一家人呢?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及夫人，是梁宗岱和沉樱共同的老朋友。1935年。马思聪第一次到北平演奏，就与妻子王慕理住在梁宗岱家，两对夫妇还留下珍贵的合影照片。1949年后，马思聪当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文革”中不堪侮辱。夫妻双双从大陆出奔。1968年他们到台湾演奏时，沉樱悄悄地去听了马思聪夫妇的音乐会，忆想当年成双的情景，“聆听那些美妙而耳熟的琴音，真是百感交集，成了座中泣下最多的人”。
时光流转，到了70年代末，国门终于可以打开一丝缝隙了。已经成年的二女儿思清与丈夫试探性地回到中国，“找我爸爸——找你”，女儿对着开门的父亲喊出几十年来的第一声。父女相见，是在长久的分别之后，那该有多少的话要谈啊!父亲拿出自己劫后所幸存·的写作、翻译手稿及其他资料，女儿答应回美国后将这些东西复制保存。这些故物便被带往美国。
当知道有梁宗岱的东西带出后，沉樱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赶去翻看。故物历历，连同女儿对父亲情形的追述。沉樱积郁几十年的情绪，再也不能压抑，如深藏却始终滚烫的熔岩，喷发而出，汩汩流动：
宗岱：
前两天思清找出你交她的资料去影印，使我又看见那些发黄的几十年前的旧物。时光的留痕那么显明，真使人悚然一惊。现在盛年早已过去，实在不应再继以老年的顽固……
这是目前所知道几十年后两人最 早的通信了。沉樱的态度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宽解。面对无情的时光老人和揪心的情状，沉樱更是万分伤感：
在这老友无多的晚年，我们总可称为故人的。我常对孩子们说，在夫妻关系上，我们是怨藕，而在文学方面，你却是影响我最深的老师……
“怨藕”，这是沉樱积蕴了多少年的感受啊!与梁宗岱共同生活的甘少苏读到这“怨藕”二字，亦竟自流起泪来。
唐人孟郊有两句诗：“妾心藕中丝，虽断犹连牵。”藕丝、莲子，它们总是与牵系和苦楚连在一起。沉樱的“怨藕”，道出了多少艰辛的心路历程!
接下来是告知情况，似乎没有因时光流逝产生的陌生。心灵是张开的，灵动的，仍然是对最亲的人的倾述：
我们之间有许多事是颠倒有趣的，就象你雄姿英发的年代在巴黎，而我却在这般年纪到美国，做一个大观园里的刘姥姥。不过，人间重晚情，看你来信所说制药的成功和施药的乐趣，再想想自己这几年译书印书的收获，我们都可以说晚景不错了。
这富于生气的文笔，反映出沉樱与梁宗岱通信时特有的愉悦，尽管此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
沉樱告诉梁宗岱：他的《一切的峰顶》也印了。还记得梁译出了歌德《浮士德》，请梁寄去让她出版。但她不知道，在“文革”中，梁宗岱的多部译稿被焚毁，其中就有这部《浮士德》。后来梁宗岱病中坚持译出上卷，但伤病终于夺去自称可以活到一百岁的才子，梁译的《浮士德》只能永远是一半残璧了。
沉樱在文学方面深受梁宗岱的影响。例如她在文章中常引用法国思想家蒙田的句子。信中还说，自己买到一册英译的蒙田全集，实在喜欢，但不敢译。她是深知梁宗岱最爱蒙田的。早在30年代梁宗岱便译出过部分蒙田随笔，以后常常捧书吟哦，并且起意要译出蒙田全集。沉樱说自己不敢译，当然包含了自谦的因素。沉樱还真诚地说：她的几本译书真想请他过过目。因为“至今在读和写两方面的趣味，还是不脱你当年的藩篱”。
不久，梁宗岱的信也飞到了美国。尽管在“文革”中、“五七”干校里，他的身体受到最严重的伤害，数种伤病一起纠缠着他，但他的精神一如既往。他认为：“我们每个人在这部书里都写就了大半了，而且不管酸甜苦辣，写得还不算坏……”他还引用英国诗人白朗宁的诗句：“跟我一起朝前走，最好景还在后头!”说这“仍是我最常哼的两句诗”。从这信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梁宗岱的部分精神性格。
不久，梁宗岱的病就十分严重了，但他们之间仍时有信件往来。所论生活及笔调，完全是最亲人之间特有的。信末相互署名，基本都是“岱”、“樱”单字，内容也多牵涉儿女情况。如沉樱说到小儿子思明时，有“任性不服输的毛病(像你)，和遇事过于和善迷糊(像我)”这样的句子。此时两人的情感，与其说恢复了，不如说升华了，将那难以解脱的“怨”超越了，完全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和谐。
沉樱还想给梁宗岱出书，甚至梁宗岱给甘少苏写的一本词集《芦笛风》也可以帮助出版，那种对梁宗岱文字的宝爱真正无以复加。梁宗岱晚年精心制药，发明了一两种极有名的特效药，此时也常常托人带到美国，或邮给沉樱，希望能对沉樱的病有所帮助。但他们彼此身体都愈来愈差，信也越写越短。虽然沉樱在可以“尽量看书，欣赏风景”时，十分“可惜你不能来此同游”，甚至透露出想回大陆居住的愿望，但梁宗岱能说什么呢?
沉樱并没有告诉儿女们与梁宗岱通信的事。1982年，沉樱在已经步履维艰的情况下，毅然退掉了在美国的住房，并对所有家具、衣物作了处理，虽说是回国探亲，但实际是想回国定居。她先后到上海、济南、北京等地，见到了赵清阁、阳翰笙、朱光潜、卞之琳、罗念生等文艺界老朋友。在国内徘徊数月时间，沉樱终于没有去广州，因此，她没有最后见到梁宗岱；再由于一些不尽如意的事，沉樱不得不带着无尽的思绪与怅惘，返回了那个并非自己故土的国家。
1983年11月，梁宗岱的生命被死神阻断。沉樱、梁宗岱这一对“怨藕”在人间相会的企愿，只能留待另一个世界去完成了。沉樱虽最后没有见到梁宗岱，但存留她印象中的，肯定仍然是他年轻时的潇洒，不致为宗岱最后衰老病残形象造成心灵更加的痛楚吧?
在美国的沉樱更加衰弱了。从其朋友的回忆可知，她的行动已异常缓慢，并常常不是十分清醒的。但也有意外，1986年沉樱八十岁生日时，林海音等一些文坛好友要写文章发表以示纪念，去信沉樱，要照片，尤其要沉樱与梁宗岱共同的照片。沉樱就急急地催着孩子并嘱咐：“赶紧找出来挂号寄去。”这似乎是她最后的一脉心火了。
就在这一年，好友林海音将所能集中到的沉樱散文收在一起，又加上沉樱为自己所译作品写的序言，出版了一册厚厚又精美的沉樱散文全集《春的声音》。书中插入了许多照片，其中有极可珍贵的梁宗岱与沉樱合影的数帧照片，这大约是这对“怨藕”几十年后象征性的共同“亮相”吧?但愿我们能从中窥到他们曾经、乃至升华后永远的精神灵境。
1988年4月，沉樱病逝于美国马里兰州老人疗养院。我们永远不能知晓这位极具才华、丰富敏感的女作家离世时的最终心情了。沉樱遗嘱将遗骨葬回故土，这恐怕不仅意味着对身体的安息，更要紧的，是想求得一方灵魂的栖息地吧?或许梁宗岱给沉樱信中所引陶渊明的名句可以表述他们共同的生命态度：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自从一次回老家理事、遇见身心备受折磨的粤剧女演员甘少苏后，富于诗人气质、一副侠义肝胆的梁宗岱便对这苦命的女子负起了不容推却的责任。但是，这样的作为，严重伤害了作为妻子的沉樱。在知道梁宗岱与甘少苏的交往情况后，沉樱便带着三个孩子从当时内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梁宗岱当时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主任)居处迁出，择地另住。
梁宗岱返回重庆后，仍然去找沉樱。但沉樱很难再回去了。结果是梁宗岱两处往来。1944年的冬天，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宣召”(蒋介石数次去信，召梁入其“智囊团”)，也为了个人的感情，梁宗岱辞去复旦大学教职，回到家乡广西百色隐居，与甘少苏生活在一起。
抗战胜利后，沉樱带着孩子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等处工作。此间，梁宗岱曾前往会面，见到三个孩子，并打算接他们母子四人去广州生活，但遭到沉樱拒绝。事后不久，沉樱便远走台湾。这一对有共同精神追求、十多年共同生活的夫妻，从此便水天相隔——三十多年，以至永远……
由于爱情引发的矛盾，结果常常是“怨”。彼此一旦离别，故人旧景时时“又上心头”，便加倍“不堪回首”。所谓“剪不断，理还乱”。这种情绪，也可以说是沉樱，这位敏感女作家长期纠结的情绪的逼真写照。
沉樱自尊心很强。她携带孩子到台湾后，在苗栗县头份镇著名的大成中学教书，靠并不丰厚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和三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刚到台湾时，梁宗岱与沉樱虽还偶尔通过香港朋友传递书信，但梁宗岱此时收入并不多，所以亦没有钱接济他们母子。随着大陆政治气候越来越严峻，梁宗岱与沉樱渐渐便无从通讯，以致音讯全无。
在台湾工作的沉樱，除去教学外，还开始从事翻译工作。由于她深厚的学养，作品选择精粹，加之译笔灵动优美，这项“副业”竟获得了意外的成功。60年代中期，她自己印行了奥地利著名小说家茨威格的《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译本。在台湾此书一年内竟印行了十次，先后印数达十多万。这收获鼓励了沉樱，她开始出版一套大多自译的“蒲公英译丛”。在愉快的翻译和成功出版中，沉樱不仅有了可以维持生活的经济保障，也创出了显示自己学识，给自己精神以支撑的事业。
在沉樱心灵深处，那难以言述又难以忘怀的情绪，却长久地纠结着。虽然在台湾的沉樱的亲戚都表现出对梁宗岱不忠的不满，可沉樱仍一直以“梁太太”自居。后来随孩子去美国居住后，给台湾友人如林海音等的通信中，信封上发信人都写着“梁陈瑛”(沉樱本名陈瑛)。可见，她心底是绝没有将梁宗岱排除在外的。
在公开的场合，沉樱又十分难于表述这种情绪，只有时对愈来愈长成人的孩子论及与他们有血肉联系的梁宗岱。一次，沉樱对大女儿思薇说：“说来你父亲其实不错，但实际上他要负大责任。”这话虽简洁但蕴含了非常多的内容。既表达了对梁宗岱的情思，又对他在婚姻上的不忠怀有深深的“怨”。这是多么矛盾、复杂!
沉樱一般是不提及梁宗岱的，但别人提及梁，她亦决不回避。据台湾作家琦君回忆，一次她与家人唐基在美国沉樱家作客，谈笑间，唐基说起梁宗岱教授是他复旦大学的老师，今天对她应当称“师母”时，沉樱微微笑了。琦君描述：“我偷眼看她双颊微红，笑靥里似乎充满了回忆的甜蜜。”唐基接着讲起梁宗岱轶事。他说梁是名教授，上课时除本班学生以外，旁听同学极多，门外都站满了人。梁宗岱时常穿英国式西装短裤和长及膝头的白袜，潇洒地慢步走向教室。他饲养的一只山羊，像狗一样，温顺地跟在他后面亦步亦趋，直跟他到课堂，才自己转身回去。讲这些时，沉樱听得入神，笑眯眯地说：“他就是那德性。”这话没有怨，只有关爱，是只有听到别人对最亲爱人赞扬时才会流露的昵语。
由于有了《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译本的成功，沉樱又陆续翻译出版了许多世界著名作家如毛姆、赫曼·赫塞、屠格涅夫、左拉等的精美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这时，她忽然起意要出版一本梁宗岱的译诗集《一切的峰顶》。她的朋友林海音觉得有些怪，为何梁宗岱有那么多译著，沉樱偏偏挑中这一部呢?原来，《一切的峰顶》中所收的诗歌，大部分是30年代中叶梁宗岱与沉樱到日本叶山旅居期间所译，译述过程自然是沉樱亲历。这部诗集此时由沉樱亲自来出版，内中包含的回忆与纪念情意，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1963年过年期间，远在美国的儿女给尚在台湾的沉樱寄信慰问。除夕，沉樱给大女儿思薇的信中，有这么几句话：“你们来信没有说什么‘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也没有想什么‘一夜乡心五处同’。此刻我想起这些千古名句，深深体会着往昔那种音讯不通生离近似死别的凄惨。”其实，与儿女是可以通信的，此时刻“音讯不通生离近似死别”的恐怕只是梁宗岱与自己了。“一夜乡心五处同”，这白居易伤凄的诗句，此时恰恰是沉樱一家的写照。所以，信末沉樱又重述了一遍：“我们这分散五处的一家人……”在美的子女三人，沉樱，当然还有梁宗岱。否则，怎么说“五处”一家人呢?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及夫人，是梁宗岱和沉樱共同的老朋友。1935年。马思聪第一次到北平演奏，就与妻子王慕理住在梁宗岱家，两对夫妇还留下珍贵的合影照片。1949年后，马思聪当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文革”中不堪侮辱。夫妻双双从大陆出奔。1968年他们到台湾演奏时，沉樱悄悄地去听了马思聪夫妇的音乐会，忆想当年成双的情景，“聆听那些美妙而耳熟的琴音，真是百感交集，成了座中泣下最多的人”。
时光流转，到了70年代末，国门终于可以打开一丝缝隙了。已经成年的二女儿思清与丈夫试探性地回到中国，“找我爸爸——找你”，女儿对着开门的父亲喊出几十年来的第一声。父女相见，是在长久的分别之后，那该有多少的话要谈啊!父亲拿出自己劫后所幸存·的写作、翻译手稿及其他资料，女儿答应回美国后将这些东西复制保存。这些故物便被带往美国。
当知道有梁宗岱的东西带出后，沉樱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赶去翻看。故物历历，连同女儿对父亲情形的追述。沉樱积郁几十年的情绪，再也不能压抑，如深藏却始终滚烫的熔岩，喷发而出，汩汩流动：
宗岱：
前两天思清找出你交她的资料去影印，使我又看见那些发黄的几十年前的旧物。时光的留痕那么显明，真使人悚然一惊。现在盛年早已过去，实在不应再继以老年的顽固……
这是目前所知道几十年后两人最 早的通信了。沉樱的态度是真挚的，也是令人感动的宽解。面对无情的时光老人和揪心的情状，沉樱更是万分伤感：
在这老友无多的晚年，我们总可称为故人的。我常对孩子们说，在夫妻关系上，我们是怨藕，而在文学方面，你却是影响我最深的老师……
“怨藕”，这是沉樱积蕴了多少年的感受啊!与梁宗岱共同生活的甘少苏读到这“怨藕”二字，亦竟自流起泪来。
唐人孟郊有两句诗：“妾心藕中丝，虽断犹连牵。”藕丝、莲子，它们总是与牵系和苦楚连在一起。沉樱的“怨藕”，道出了多少艰辛的心路历程!
接下来是告知情况，似乎没有因时光流逝产生的陌生。心灵是张开的，灵动的，仍然是对最亲的人的倾述：
我们之间有许多事是颠倒有趣的，就象你雄姿英发的年代在巴黎，而我却在这般年纪到美国，做一个大观园里的刘姥姥。不过，人间重晚情，看你来信所说制药的成功和施药的乐趣，再想想自己这几年译书印书的收获，我们都可以说晚景不错了。
这富于生气的文笔，反映出沉樱与梁宗岱通信时特有的愉悦，尽管此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
沉樱告诉梁宗岱：他的《一切的峰顶》也印了。还记得梁译出了歌德《浮士德》，请梁寄去让她出版。但她不知道，在“文革”中，梁宗岱的多部译稿被焚毁，其中就有这部《浮士德》。后来梁宗岱病中坚持译出上卷，但伤病终于夺去自称可以活到一百岁的才子，梁译的《浮士德》只能永远是一半残璧了。
沉樱在文学方面深受梁宗岱的影响。例如她在文章中常引用法国思想家蒙田的句子。信中还说，自己买到一册英译的蒙田全集，实在喜欢，但不敢译。她是深知梁宗岱最爱蒙田的。早在30年代梁宗岱便译出过部分蒙田随笔，以后常常捧书吟哦，并且起意要译出蒙田全集。沉樱说自己不敢译，当然包含了自谦的因素。沉樱还真诚地说：她的几本译书真想请他过过目。因为“至今在读和写两方面的趣味，还是不脱你当年的藩篱”。
不久，梁宗岱的信也飞到了美国。尽管在“文革”中、“五七”干校里，他的身体受到最严重的伤害，数种伤病一起纠缠着他，但他的精神一如既往。他认为：“我们每个人在这部书里都写就了大半了，而且不管酸甜苦辣，写得还不算坏……”他还引用英国诗人白朗宁的诗句：“跟我一起朝前走，最好景还在后头!”说这“仍是我最常哼的两句诗”。从这信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梁宗岱的部分精神性格。
不久，梁宗岱的病就十分严重了，但他们之间仍时有信件往来。所论生活及笔调，完全是最亲人之间特有的。信末相互署名，基本都是“岱”、“樱”单字，内容也多牵涉儿女情况。如沉樱说到小儿子思明时，有“任性不服输的毛病(像你)，和遇事过于和善迷糊(像我)”这样的句子。此时两人的情感，与其说恢复了，不如说升华了，将那难以解脱的“怨”超越了，完全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和谐。
沉樱还想给梁宗岱出书，甚至梁宗岱给甘少苏写的一本词集《芦笛风》也可以帮助出版，那种对梁宗岱文字的宝爱真正无以复加。梁宗岱晚年精心制药，发明了一两种极有名的特效药，此时也常常托人带到美国，或邮给沉樱，希望能对沉樱的病有所帮助。但他们彼此身体都愈来愈差，信也越写越短。虽然沉樱在可以“尽量看书，欣赏风景”时，十分“可惜你不能来此同游”，甚至透露出想回大陆居住的愿望，但梁宗岱能说什么呢?
沉樱并没有告诉儿女们与梁宗岱通信的事。1982年，沉樱在已经步履维艰的情况下，毅然退掉了在美国的住房，并对所有家具、衣物作了处理，虽说是回国探亲，但实际是想回国定居。她先后到上海、济南、北京等地，见到了赵清阁、阳翰笙、朱光潜、卞之琳、罗念生等文艺界老朋友。在国内徘徊数月时间，沉樱终于没有去广州，因此，她没有最后见到梁宗岱；再由于一些不尽如意的事，沉樱不得不带着无尽的思绪与怅惘，返回了那个并非自己故土的国家。
1983年11月，梁宗岱的生命被死神阻断。沉樱、梁宗岱这一对“怨藕”在人间相会的企愿，只能留待另一个世界去完成了。沉樱虽最后没有见到梁宗岱，但存留她印象中的，肯定仍然是他年轻时的潇洒，不致为宗岱最后衰老病残形象造成心灵更加的痛楚吧?
在美国的沉樱更加衰弱了。从其朋友的回忆可知，她的行动已异常缓慢，并常常不是十分清醒的。但也有意外，1986年沉樱八十岁生日时，林海音等一些文坛好友要写文章发表以示纪念，去信沉樱，要照片，尤其要沉樱与梁宗岱共同的照片。沉樱就急急地催着孩子并嘱咐：“赶紧找出来挂号寄去。”这似乎是她最后的一脉心火了。
就在这一年，好友林海音将所能集中到的沉樱散文收在一起，又加上沉樱为自己所译作品写的序言，出版了一册厚厚又精美的沉樱散文全集《春的声音》。书中插入了许多照片，其中有极可珍贵的梁宗岱与沉樱合影的数帧照片，这大约是这对“怨藕”几十年后象征性的共同“亮相”吧?但愿我们能从中窥到他们曾经、乃至升华后永远的精神灵境。
1988年4月，沉樱病逝于美国马里兰州老人疗养院。我们永远不能知晓这位极具才华、丰富敏感的女作家离世时的最终心情了。沉樱遗嘱将遗骨葬回故土，这恐怕不仅意味着对身体的安息，更要紧的，是想求得一方灵魂的栖息地吧?或许梁宗岱给沉樱信中所引陶渊明的名句可以表述他们共同的生命态度：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