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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列宁的忠实信徒】
虽然距托洛茨基去世已超过70年，他的魅影仍在历史的烟尘中时隐时现。
他曾和列宁共同领导了十月革命，缔造了苏联红军，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托洛茨基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忠实信徒，概而言之，就是阶级斗争、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的原典信奉者。如今，他参与创造的党和政权已经瓦解和覆灭（当然，不是以他期待的形式），一切都将被重新审视，一切都将被重新评价，一切都将重新开始……这个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农民之子，旧世界不共戴天的敌人，无论在他生前和死后，无数的人——无论东方和西方——都和他命运相连。
托洛茨基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列宁不在苏联国内时，是他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缔造了苏联红军，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红色政权;他是1924年新经济政策的最早提出者，使千百万人免于饿死，从经济上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苏维埃，无论在理论建树和革命实践上，他的地位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曾和列宁并排悬挂在一起——没有人怀疑，他将是列宁的继任者。
1921年秋，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失灵，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列宁重新审查了联共（布）中央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事件，认为斯大林对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是虚假和错误的，斯大林有严重的作风粗暴、弄虚作假、冷酷专断的性格，但这一切为时已晚。在斯大林的蒙蔽和列宁的支持下，斯大林已由民族人民委员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列宁在病榻上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他除了赞扬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外，对斯大林还有如下评价：“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923年1月4日，列宁在信中再次补充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及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互相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列宁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常被后人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
1923年3月5日，列宁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他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但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已经攫取了“无限的权力”，而阴谋、谎言和权力狼狈为奸，就可以创造另一种历史。不消说，列宁的“政治遗嘱”不仅没有被执行，就连公布的可能也没有了。由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间的裂痕已深，列宁死后，忠于列宁的托洛茨基很快被扣上“反列宁主义”的帽子。
1926年，托洛茨基被褫夺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并被逐出中央委员会。由于托洛茨基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苏联各地不断爆发捍卫托洛茨基的游行，托洛茨基再次被斯大林加上一条罪名：“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并被开除出党。1928年初，托洛茨基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阿拉木图，从此开始了屈辱的流亡生活。
【从革命领袖到流放罪人】
托洛茨基曾因1898年组织南俄工人同盟，在工人中宣传推翻沙皇政府而被逮捕过，1902年秋才从监狱和流放地逃出，参与领导了十月革命。可是这次致命的迫害来自于他参与创建的党和政权，来自于曾经的“战友”和“自己的营垒”，他的敌人不仅是他立志要推翻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且增加了“自己人”。他腹背受敌，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加可怕。他的心境如何？怎样面对一次次致命的打击？谁使他走投无路？谁又使他死于非命？我们从何处去窥知这个殉道者复杂而隐微的心迹？
连托洛茨基自己都说：“关于流放中亚的情况，我完全引用妻子的记述。”的确，他的妻子写下了关于流放的大篇文字，从中可以得知：托洛茨基被开除后，从原来受人景仰的革命领袖变成了一个罪人，被从克里姆林宫赶了出来。他的妻子记述道：“1928年1月16日从清晨起来就包装东西。我发着高烧，在刚刚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无数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头晕目眩，这些东西也要打包随我们一同运走。到处是家具、箱子、内衣、书籍。”本来这一天，他們夫妇将被强行押解走，但是在车站，发生了支持托洛茨基的骚乱和示威：
人们一边等待，一边高呼：“托洛茨基万岁！”但是托洛茨基没有露面……在指定给我们乘坐的车厢旁边人如潮涌。年轻的朋友们在车厢顶上竖起一幅列·达（托洛茨基姓名简称）的巨幅肖像，人们对着他激动地高呼“乌拉”。列车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开始向前方行驶，突然又停了下来。示威的人们跑到火车头前，有的人抓住了车厢，拦住了火车。他们要见托洛茨基……示威者与警察和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简称，苏联的这个秘密警察组织后来几经变化，后来改称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发生冲突，双方都有损失。
这样的群众运动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反革命暴乱”，加重了托洛茨基的罪名，也使他的对手更加坚定了将其置之于死地的决心。这天，托洛茨基没有走成，行李被从车站运回，通知两天后出发。可次日清早，托洛茨基的房间里挤满了穿制服和便服的格别乌人员，他们向托氏出示了逮捕证，并宣布准备立即押往阿拉木图。秘密警察不许托洛茨基接电话，更不许他向过去的朋友和同志告别，想在群众中造成他自愿流放的假象，以欺骗公众舆论。托洛茨基把自己和妻子反锁在屋子里，格别乌人员请示上级后，打碎门上的玻璃破门而入，把他强行拖了出去并押解到火车上。随同流放的除了妻子外，还有他的大儿子廖瓦。
对异己分子采取冷酷无情的铁腕措施，托洛茨基当年也干过，现在终于落到自己头上。火车在风雪中行驶了近10天，在终端的伏龙芝车站下车后，再由汽车把他们接到流放地。1928年的阿拉木图偏远而落后，它在天山脚下，临近中国边界，离铁路线250公里，离莫斯科4000公里。城里没有自来水、电灯和马路，此外还不断地爆发疟疾、鼠疫和水灾。但阿拉木图也并非一无可取，冬日白雪融化后，草原上会开满绵延几公里的罂粟花，这里还盛产一种优质苹果，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人的苹果园很是诱人——在这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托洛茨基甚至生活得颇为快活。他们向当地的果园主人租了一间木屋，偶尔还去伊犁河边狩猎，如果仅从这方面看，托洛茨基的流放简直就是一次远游和度假。 但托洛茨基终归是一位革命家，他可不能把生命消磨在庸常的生活里。到达几个星期后，他的学术和政治工作就已开始“全速进行”。托洛茨基“口授着对共产国际提纲的批判，经过修改后，交付重抄”，“邮件很多，一天要有10到15封信，其中有许多是提纲、批判、国内论战、莫斯科的新闻，大量关于政治问题和询问健康的电报。重大的世界性问题和地方性的琐碎问题混杂在一起”。显然，托洛茨基的信念没有被摧毁，他还在以革命家的身份对世界和国内大事发言。他在给流放中的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在旅途中初次读到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为了驳倒卡尔·福格特的成打诋毁性的断言，马克思写下了200页密排铅字的书。其中收集了文件、证人证词、分析直接或间接的罪证……如果我们也用同样规模来驳斥斯大林一伙人的造谣诽谤会怎么样呢？那么想必要印一套千卷的百科全书了……
这种事情能实现吗？马克思是在自由的环境下和论敌作战，而托洛茨基已经成为一个强大权力的囚徒。他在遥远的边城自说自话，不久就会被迫闭嘴。从前，他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影响和指导着千百万人的行动，全世界都会听到他的声音，如今，只有随同流放的妻子和儿子是他的助手，他只能和失势的小圈子里的人通信，而且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和人身威胁，这个圈子还在不断缩小、分化。他的信件反映出他对此事的焦虑。托洛茨基在一封信中写道：
不能把当权派政治堕落的过程设想为连续下降的曲线。它的堕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具有深重的内部摩擦的阶级社会里进行的。党的基本群众完全不是铁板一块，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政治原料。在来自左的和右的阶级冲突的压力下，它的分解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他意识到，他所谓的“群众基础”会在对手的政治高压和欺骗下迅速瓦解，历史是胜利者写下的，即使是天使，权力也会把他变成人人厌恶的魔鬼。而群众不过是“政治原料”，会被加工成各种各样的政治产品，在各种势能的作用下会不断地分化瓦解，重新组合——这种认识真是深刻极了，如果没有反目成仇和落井下石等刻骨铭心的体验，托洛茨基是断不会说出这种话的。
斯大林血腥的清洗刚刚开头，坏消息不断传来，几千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被处决、流放和投入监狱。托洛茨基年仅26岁的女儿尼娜身患重病被开除出党，她参加红军的丈夫也被逮捕。由于邮路不畅和格别乌人员的检查和故意搁延，他在73天后才收到女儿告知病情的信，而父亲的回信还没到女儿手中，她就凄惨地死去了。身为父亲的托洛茨基固然十分悲痛，可这位“背负着沉重的革命十字架”的父亲仍然称呼女儿为“我那赤诚的同志”。
英美等西方报纸以及政治家对斯大林集团把他清除出党抱有幸灾乐祸的态度，这更加坚定了托洛茨基的政治信念：他是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忠实信徒和战友，他是共产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他领导着共产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和斯大林主义进行着斗争。但这个党允许反对派存在吗？显然，即使想象中的反对派也必须彻底消灭。作为早年的革命领袖，这些原则的确立和不断清除异己的斗争托洛茨基是有份的。但现在，他自己被作为异己给清除掉了。
在阿拉木图，托洛茨基在结肠炎、痛风和疟疾的折磨中，在亲人死亡和被捕的阴影下，不屈不挠地领导着反对派的斗争。
1928年12月16日，格别乌的一名官员向托洛茨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否则将改变他的生活条件和居住地点。这个严厉的警告意味着，托洛茨基将面临不测的命运。托洛茨基非常愤怒，向全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如下声明：“要求我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要求我停止为国际无产者的利益而斗争。而这一斗争我已孜孜不倦地进行了32年，也就是我的自觉生活的全部时间。”这话在斯大林集团听来无疑是可笑的。托洛茨基在致党中央的信中控诉了斯大林权力集团对自己的迫害，信心满满地写道：“反对派尽管目前表面软弱。它的伟大历史力量在于它把握了历史进程的脉搏，清楚地看到了阶级力量的发展变化，能预见到明天并自觉地为它做准备。放弃政治活动，无异于放弃为明天做準备。”
【惨死于墨西哥】
1929年1月20日，格别乌官员带着一伙全副武装的秘密警察，来到托洛茨基阿拉木图的住所，向他宣布了驱逐令。托洛茨基的反驳和申辩没起任何作用，夫妇俩被押解着，在大风雪和酷烈的严寒中翻越库伊达山口，在公路上坐上汽车，又在一处小火车站换乘火车。路上他被通知，他将被驱逐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在一个指定的地点，托洛茨基和次子谢尔盖和大儿媳作了简短的告别，囚禁托洛茨基的车厢停在一道铁路线上12个昼夜，每天以罐头充饥。托洛茨基靠读书打发时间，从报上得知，几百名党的主要活动家和十月革命的组织者遭到逮捕，其中有150名“托派核心”成员。
托洛茨基曾要求到德国去，但得到的官方通知是，德国拒绝为其办理签证。12天后，火车开动，把他押送至敖德萨。轮船伊里奇号紧急点火，只载着这名囚徒驶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接近土耳其边境时，土耳其警察登船检查旅客，托洛茨基请警察带给土耳其总统一封短信——
总统先生阁下：在君士坦丁堡大门口我有幸通知阁下，我之所以来到土耳其，实非出自本人选择。我是在暴力胁迫下跨越这条疆界的。
敬请总统先生阁下接受我的敬意。
列·托洛茨基
1929年2月12日
信发出后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经过22天航行，行驶了6000公里后，他还是被迫来到了一个不愿意踏足的陌生国度。
托洛茨基还试图要求英国、法国、挪威等几个国家给他避难权，但均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拒绝了。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发表言论，说托洛茨基是主张革命专政的人，为何要到民主国家寻找避难所？希望通过这件事情，使托洛茨基能够清醒地认识一下民主制度。但托洛茨基的信仰是坚定的，尽管德国政府中多数是社会民主党人，但他声明，他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是不变的。 由于托洛茨基的签证遭到拒绝，他既失望又愤怒，一方面不断重申自己的信仰，一方面对西方国家冷嘲热讽。他坚持以西方为敌，却又希望去那里避难，他甚至翻出旧账，历数他在苏联掌权时如何热情地接待那些资产阶级老爷，而如今这些老爷却在他落难时忘恩负义。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说避难权是民主制从基督教那里继承过来的……被追捕的罪犯只要进入教堂，有时甚至只要手触教堂的门环，就可免遭逮捕。因此，避难权应理解为宗教的避难权，是被追捕者寻求避难的权利。”他指责英国工党政府忘记了这条宗教原则。同时，他仍坚持维护自己的信仰和革命实践，为什么偏偏是他这样一个人需要到敌对的国家去申请避难？经过反复思考后，托洛茨基得到了如下答案：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起点，俄国的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重建生活，并为更高的文化奠定基础，革命专政将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天堂，这个任务要经过几十年才能完成，不能用眼前的挫折来否定伟大的革命理论和实践。
托洛茨基并不想在伊斯坦布尔那座民宅里久居，或许在那里并不适宜建立世界革命的司令部。他后来到过好几个国家，丹麦、挪威，一度还到过巴黎……苏联政府认为托洛茨基利用奥斯陆作为敌对活动的基地，对挪威政府施加压力，他只好被迫迁往南美的墨西哥。令人欣慰的是，墨西哥总统卡德南斯欢迎托洛茨基，派专列去迎接他，并在港口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宣布托洛茨基为政府的贵宾。他先是被安排住在一个画家的家里，后又被安顿在墨西哥城郊外一座名为“姚肯”的别墅里。
在托洛茨基漫长的流亡岁月里，发生了很多悲惨的事情。他的亲人和孩子在血腥的政治旋涡里几乎全部死去了。托洛茨基一生有过两次婚姻，前妻亚利山德拉·利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19岁时在沙皇的布特尔监狱里与托洛茨基举行了婚礼，和托洛茨基生下两个女儿后，被斯大林流放到西伯利亚，死于集中营。托洛茨基流放阿拉木图期间，二女儿尼娜死于肺病;大女儿季娜伊达被逐出苏联，1933年在德国自杀身亡。两位女婿沃尔科夫和涅维利松都是红军战士，参加过创建红色政权的斗争，其中涅维利松还是红军政委，但二人后来均死于斯大林的集中营。托洛茨基第二任妻子谢多娃给他留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列夫（廖瓦）曾随同父母一同流亡，成为父亲政治活动的主要助手，1938年在巴黎的一次阑尾炎手术中神秘地死去。托洛茨基清楚儿子死于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暗杀，尽管他发表声明，列举种种证据，却也无法挽回儿子的性命了。二儿子谢尔盖·谢多夫厌恶政治，喜爱体操和杂技，甚至想做一名杂技演员。后来他钻研机械技术，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发动机的书。他拒绝和父亲一同流亡，宣称与父亲的事业毫不相关，可他到底是托洛茨基的儿子，照样不能幸免。1932年1月《真理报》发表一则短讯，题为《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谢多夫企图毒死工人》，其实在这之前，他已被逮捕。这则短讯等于宣布了谢多夫的死刑，他最终死在集中营里。
在墨西哥，托洛茨基身边只剩下随同他流亡的第二任妻子谢多娃，和一个名叫谢瓦的八岁外孙了，这是他大女儿留下的唯一孩子。
颠沛流离的生活和亲人的死亡并没有摧毁这个人的意志，托洛茨基还在坚守着他的信念。1938年，他和一些支持者成立了第四国际，认为只有这个建立在列宁的先锋党理论基础之上的第四国际，才能领导世界革命，它的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他的信徒有多少？这个组织收获了多少政治成果呢？我们无从得知。但想必托洛茨基明白，无论消灭资本主义还是推翻斯大林，这两个目标都太过遥远，生命的黄昏正在降临，托洛茨基想到了后事。他亲历了一切，并掌握着大量资料，他要在死前留下一部斯大林的传记，把这个政治对手的本性昭告世人，要将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与此同时，苏维埃帝国的主人早就不耐烦了，斯大林下了追杀令。托洛茨基的周围早有一双双阴险而机警的眼睛在盯着他，他也感觉到了凶险正在临近，死亡的气息也越来越近——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早在挪威的奥斯陆，他的住所就曾遭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的袭击，企图抢走一些档案材料，也许还想抓走他。在巴黎，有人砸开他的一个保险柜，烧毁了70公斤的文件。他躲在墨西哥城外的姚肯别墅里深居简出，有荷枪实弹的保镖严加防守，外人不经允许进不去别墅的大门。尽管如此，1940年5月20日凌晨，他还是遭到了一伙穿军装和警服人员的袭击。当天约有20人潜入别墅，射出几百发子弹，他和妻子滚下床，趴在地板的角落里才幸免于难。后来查明，这次恐怖袭击的头目是墨西哥的著名畫家、艺术家、斯大林的忠实信徒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他受命启动的是行动的第一方案，只是没有成功。
但是，谋杀仍在进行，死神终于如期而至。
凶手的名字叫拉蒙·梅尔卡德尔，半年前，拉蒙持南斯拉夫护照来到墨西哥。他受命于由莫斯科领导的旨在消灭托洛茨基的特别处。他和托洛茨基身边的女秘书热恋，假装对托洛茨基主义充满理解和同情，还写过论述第四国际的文章，女秘书还将他的文章交给托洛茨基阅读。拉蒙很快得到了信任，可以自由进出姚肯别墅。他的任务原是为袭击方案提供别墅里道路及房间分布情况，但袭击失败，300发子弹没有干掉托洛茨基，只使他受了一场虚惊，因此，最后解决的使命就落在了拉蒙的身上。
1940年8月20日，拉蒙潜入姚肯别墅。托洛茨基正在书房里聚精会神阅读一篇文章，躲在椅子背后的拉蒙后退一步，从搭在手臂的斗篷下取出一把登山的冰镐，用它那锋利的镐尖，对准托洛茨基的头给以致命的一击。听到托洛茨基的惨叫，警卫们闻声冲进来，将杀手打倒在地。托洛茨基被送进医院，但因颅骨破裂，伤势过重，第二日死在了医院里。
所有参加此次行动的有功人员都受到了苏联国家的最高奖赏。
托洛茨基，这个自诩为世界革命“终身漂泊的船长”终于毙命。追随他的“船员”们——甚至在遥远的海面上遥望他桅杆的人，也全都遭遇了灭顶之灾。早在1937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打倒后，一些曾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参加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就已被处决，其中包括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等军队高级将领。所有与他有关系的亲人、部下甚至同情他的人都死于非命或被关进集中营。后来，参加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众多成员，不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牺牲，就是被斯大林出卖，死在法西斯分子手上……
逝者如斯。斯大林、托洛茨基生前不共戴天，死后同归尘土。在轰然倒塌的大厦的地基下，我们发现了太多太多无辜者的白骨，而曾经矗立其上的，决非他们曾经希冀的天堂……
（作者系文史学者）
虽然距托洛茨基去世已超过70年，他的魅影仍在历史的烟尘中时隐时现。
他曾和列宁共同领导了十月革命，缔造了苏联红军，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托洛茨基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忠实信徒，概而言之，就是阶级斗争、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的原典信奉者。如今，他参与创造的党和政权已经瓦解和覆灭（当然，不是以他期待的形式），一切都将被重新审视，一切都将被重新评价，一切都将重新开始……这个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农民之子，旧世界不共戴天的敌人，无论在他生前和死后，无数的人——无论东方和西方——都和他命运相连。
托洛茨基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列宁不在苏联国内时，是他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缔造了苏联红军，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红色政权;他是1924年新经济政策的最早提出者，使千百万人免于饿死，从经济上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苏维埃，无论在理论建树和革命实践上，他的地位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曾和列宁并排悬挂在一起——没有人怀疑，他将是列宁的继任者。
1921年秋，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失灵，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列宁重新审查了联共（布）中央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事件，认为斯大林对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是虚假和错误的，斯大林有严重的作风粗暴、弄虚作假、冷酷专断的性格，但这一切为时已晚。在斯大林的蒙蔽和列宁的支持下，斯大林已由民族人民委员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列宁在病榻上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他除了赞扬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外，对斯大林还有如下评价：“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923年1月4日，列宁在信中再次补充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及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互相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列宁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常被后人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
1923年3月5日，列宁的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他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但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斯大林已经攫取了“无限的权力”，而阴谋、谎言和权力狼狈为奸，就可以创造另一种历史。不消说，列宁的“政治遗嘱”不仅没有被执行，就连公布的可能也没有了。由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间的裂痕已深，列宁死后，忠于列宁的托洛茨基很快被扣上“反列宁主义”的帽子。
1926年，托洛茨基被褫夺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并被逐出中央委员会。由于托洛茨基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苏联各地不断爆发捍卫托洛茨基的游行，托洛茨基再次被斯大林加上一条罪名：“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并被开除出党。1928年初，托洛茨基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阿拉木图，从此开始了屈辱的流亡生活。
【从革命领袖到流放罪人】
托洛茨基曾因1898年组织南俄工人同盟，在工人中宣传推翻沙皇政府而被逮捕过，1902年秋才从监狱和流放地逃出，参与领导了十月革命。可是这次致命的迫害来自于他参与创建的党和政权，来自于曾经的“战友”和“自己的营垒”，他的敌人不仅是他立志要推翻的资产阶级政府，而且增加了“自己人”。他腹背受敌，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加可怕。他的心境如何？怎样面对一次次致命的打击？谁使他走投无路？谁又使他死于非命？我们从何处去窥知这个殉道者复杂而隐微的心迹？
连托洛茨基自己都说：“关于流放中亚的情况，我完全引用妻子的记述。”的确，他的妻子写下了关于流放的大篇文字，从中可以得知：托洛茨基被开除后，从原来受人景仰的革命领袖变成了一个罪人，被从克里姆林宫赶了出来。他的妻子记述道：“1928年1月16日从清晨起来就包装东西。我发着高烧，在刚刚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无数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头晕目眩，这些东西也要打包随我们一同运走。到处是家具、箱子、内衣、书籍。”本来这一天，他們夫妇将被强行押解走，但是在车站，发生了支持托洛茨基的骚乱和示威：
人们一边等待，一边高呼：“托洛茨基万岁！”但是托洛茨基没有露面……在指定给我们乘坐的车厢旁边人如潮涌。年轻的朋友们在车厢顶上竖起一幅列·达（托洛茨基姓名简称）的巨幅肖像，人们对着他激动地高呼“乌拉”。列车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开始向前方行驶，突然又停了下来。示威的人们跑到火车头前，有的人抓住了车厢，拦住了火车。他们要见托洛茨基……示威者与警察和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简称，苏联的这个秘密警察组织后来几经变化，后来改称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发生冲突，双方都有损失。
这样的群众运动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反革命暴乱”，加重了托洛茨基的罪名，也使他的对手更加坚定了将其置之于死地的决心。这天，托洛茨基没有走成，行李被从车站运回，通知两天后出发。可次日清早，托洛茨基的房间里挤满了穿制服和便服的格别乌人员，他们向托氏出示了逮捕证，并宣布准备立即押往阿拉木图。秘密警察不许托洛茨基接电话，更不许他向过去的朋友和同志告别，想在群众中造成他自愿流放的假象，以欺骗公众舆论。托洛茨基把自己和妻子反锁在屋子里，格别乌人员请示上级后，打碎门上的玻璃破门而入，把他强行拖了出去并押解到火车上。随同流放的除了妻子外，还有他的大儿子廖瓦。
对异己分子采取冷酷无情的铁腕措施，托洛茨基当年也干过，现在终于落到自己头上。火车在风雪中行驶了近10天，在终端的伏龙芝车站下车后，再由汽车把他们接到流放地。1928年的阿拉木图偏远而落后，它在天山脚下，临近中国边界，离铁路线250公里，离莫斯科4000公里。城里没有自来水、电灯和马路，此外还不断地爆发疟疾、鼠疫和水灾。但阿拉木图也并非一无可取，冬日白雪融化后，草原上会开满绵延几公里的罂粟花，这里还盛产一种优质苹果，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人的苹果园很是诱人——在这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托洛茨基甚至生活得颇为快活。他们向当地的果园主人租了一间木屋，偶尔还去伊犁河边狩猎，如果仅从这方面看，托洛茨基的流放简直就是一次远游和度假。 但托洛茨基终归是一位革命家，他可不能把生命消磨在庸常的生活里。到达几个星期后，他的学术和政治工作就已开始“全速进行”。托洛茨基“口授着对共产国际提纲的批判，经过修改后，交付重抄”，“邮件很多，一天要有10到15封信，其中有许多是提纲、批判、国内论战、莫斯科的新闻，大量关于政治问题和询问健康的电报。重大的世界性问题和地方性的琐碎问题混杂在一起”。显然，托洛茨基的信念没有被摧毁，他还在以革命家的身份对世界和国内大事发言。他在给流放中的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在旅途中初次读到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为了驳倒卡尔·福格特的成打诋毁性的断言，马克思写下了200页密排铅字的书。其中收集了文件、证人证词、分析直接或间接的罪证……如果我们也用同样规模来驳斥斯大林一伙人的造谣诽谤会怎么样呢？那么想必要印一套千卷的百科全书了……
这种事情能实现吗？马克思是在自由的环境下和论敌作战，而托洛茨基已经成为一个强大权力的囚徒。他在遥远的边城自说自话，不久就会被迫闭嘴。从前，他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影响和指导着千百万人的行动，全世界都会听到他的声音，如今，只有随同流放的妻子和儿子是他的助手，他只能和失势的小圈子里的人通信，而且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和人身威胁，这个圈子还在不断缩小、分化。他的信件反映出他对此事的焦虑。托洛茨基在一封信中写道：
不能把当权派政治堕落的过程设想为连续下降的曲线。它的堕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具有深重的内部摩擦的阶级社会里进行的。党的基本群众完全不是铁板一块，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政治原料。在来自左的和右的阶级冲突的压力下，它的分解过程是不可避免的。
他意识到，他所谓的“群众基础”会在对手的政治高压和欺骗下迅速瓦解，历史是胜利者写下的，即使是天使，权力也会把他变成人人厌恶的魔鬼。而群众不过是“政治原料”，会被加工成各种各样的政治产品，在各种势能的作用下会不断地分化瓦解，重新组合——这种认识真是深刻极了，如果没有反目成仇和落井下石等刻骨铭心的体验，托洛茨基是断不会说出这种话的。
斯大林血腥的清洗刚刚开头，坏消息不断传来，几千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被处决、流放和投入监狱。托洛茨基年仅26岁的女儿尼娜身患重病被开除出党，她参加红军的丈夫也被逮捕。由于邮路不畅和格别乌人员的检查和故意搁延，他在73天后才收到女儿告知病情的信，而父亲的回信还没到女儿手中，她就凄惨地死去了。身为父亲的托洛茨基固然十分悲痛，可这位“背负着沉重的革命十字架”的父亲仍然称呼女儿为“我那赤诚的同志”。
英美等西方报纸以及政治家对斯大林集团把他清除出党抱有幸灾乐祸的态度，这更加坚定了托洛茨基的政治信念：他是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忠实信徒和战友，他是共产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他领导着共产党内反对派的力量，和斯大林主义进行着斗争。但这个党允许反对派存在吗？显然，即使想象中的反对派也必须彻底消灭。作为早年的革命领袖，这些原则的确立和不断清除异己的斗争托洛茨基是有份的。但现在，他自己被作为异己给清除掉了。
在阿拉木图，托洛茨基在结肠炎、痛风和疟疾的折磨中，在亲人死亡和被捕的阴影下，不屈不挠地领导着反对派的斗争。
1928年12月16日，格别乌的一名官员向托洛茨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否则将改变他的生活条件和居住地点。这个严厉的警告意味着，托洛茨基将面临不测的命运。托洛茨基非常愤怒，向全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如下声明：“要求我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要求我停止为国际无产者的利益而斗争。而这一斗争我已孜孜不倦地进行了32年，也就是我的自觉生活的全部时间。”这话在斯大林集团听来无疑是可笑的。托洛茨基在致党中央的信中控诉了斯大林权力集团对自己的迫害，信心满满地写道：“反对派尽管目前表面软弱。它的伟大历史力量在于它把握了历史进程的脉搏，清楚地看到了阶级力量的发展变化，能预见到明天并自觉地为它做准备。放弃政治活动，无异于放弃为明天做準备。”
【惨死于墨西哥】
1929年1月20日，格别乌官员带着一伙全副武装的秘密警察，来到托洛茨基阿拉木图的住所，向他宣布了驱逐令。托洛茨基的反驳和申辩没起任何作用，夫妇俩被押解着，在大风雪和酷烈的严寒中翻越库伊达山口，在公路上坐上汽车，又在一处小火车站换乘火车。路上他被通知，他将被驱逐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在一个指定的地点，托洛茨基和次子谢尔盖和大儿媳作了简短的告别，囚禁托洛茨基的车厢停在一道铁路线上12个昼夜，每天以罐头充饥。托洛茨基靠读书打发时间，从报上得知，几百名党的主要活动家和十月革命的组织者遭到逮捕，其中有150名“托派核心”成员。
托洛茨基曾要求到德国去，但得到的官方通知是，德国拒绝为其办理签证。12天后，火车开动，把他押送至敖德萨。轮船伊里奇号紧急点火，只载着这名囚徒驶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接近土耳其边境时，土耳其警察登船检查旅客，托洛茨基请警察带给土耳其总统一封短信——
总统先生阁下：在君士坦丁堡大门口我有幸通知阁下，我之所以来到土耳其，实非出自本人选择。我是在暴力胁迫下跨越这条疆界的。
敬请总统先生阁下接受我的敬意。
列·托洛茨基
1929年2月12日
信发出后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经过22天航行，行驶了6000公里后，他还是被迫来到了一个不愿意踏足的陌生国度。
托洛茨基还试图要求英国、法国、挪威等几个国家给他避难权，但均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拒绝了。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发表言论，说托洛茨基是主张革命专政的人，为何要到民主国家寻找避难所？希望通过这件事情，使托洛茨基能够清醒地认识一下民主制度。但托洛茨基的信仰是坚定的，尽管德国政府中多数是社会民主党人，但他声明，他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是不变的。 由于托洛茨基的签证遭到拒绝，他既失望又愤怒，一方面不断重申自己的信仰，一方面对西方国家冷嘲热讽。他坚持以西方为敌，却又希望去那里避难，他甚至翻出旧账，历数他在苏联掌权时如何热情地接待那些资产阶级老爷，而如今这些老爷却在他落难时忘恩负义。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说避难权是民主制从基督教那里继承过来的……被追捕的罪犯只要进入教堂，有时甚至只要手触教堂的门环，就可免遭逮捕。因此，避难权应理解为宗教的避难权，是被追捕者寻求避难的权利。”他指责英国工党政府忘记了这条宗教原则。同时，他仍坚持维护自己的信仰和革命实践，为什么偏偏是他这样一个人需要到敌对的国家去申请避难？经过反复思考后，托洛茨基得到了如下答案：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新起点，俄国的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重建生活，并为更高的文化奠定基础，革命专政将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天堂，这个任务要经过几十年才能完成，不能用眼前的挫折来否定伟大的革命理论和实践。
托洛茨基并不想在伊斯坦布尔那座民宅里久居，或许在那里并不适宜建立世界革命的司令部。他后来到过好几个国家，丹麦、挪威，一度还到过巴黎……苏联政府认为托洛茨基利用奥斯陆作为敌对活动的基地，对挪威政府施加压力，他只好被迫迁往南美的墨西哥。令人欣慰的是，墨西哥总统卡德南斯欢迎托洛茨基，派专列去迎接他，并在港口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宣布托洛茨基为政府的贵宾。他先是被安排住在一个画家的家里，后又被安顿在墨西哥城郊外一座名为“姚肯”的别墅里。
在托洛茨基漫长的流亡岁月里，发生了很多悲惨的事情。他的亲人和孩子在血腥的政治旋涡里几乎全部死去了。托洛茨基一生有过两次婚姻，前妻亚利山德拉·利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19岁时在沙皇的布特尔监狱里与托洛茨基举行了婚礼，和托洛茨基生下两个女儿后，被斯大林流放到西伯利亚，死于集中营。托洛茨基流放阿拉木图期间，二女儿尼娜死于肺病;大女儿季娜伊达被逐出苏联，1933年在德国自杀身亡。两位女婿沃尔科夫和涅维利松都是红军战士，参加过创建红色政权的斗争，其中涅维利松还是红军政委，但二人后来均死于斯大林的集中营。托洛茨基第二任妻子谢多娃给他留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列夫（廖瓦）曾随同父母一同流亡，成为父亲政治活动的主要助手，1938年在巴黎的一次阑尾炎手术中神秘地死去。托洛茨基清楚儿子死于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暗杀，尽管他发表声明，列举种种证据，却也无法挽回儿子的性命了。二儿子谢尔盖·谢多夫厌恶政治，喜爱体操和杂技，甚至想做一名杂技演员。后来他钻研机械技术，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发动机的书。他拒绝和父亲一同流亡，宣称与父亲的事业毫不相关，可他到底是托洛茨基的儿子，照样不能幸免。1932年1月《真理报》发表一则短讯，题为《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谢多夫企图毒死工人》，其实在这之前，他已被逮捕。这则短讯等于宣布了谢多夫的死刑，他最终死在集中营里。
在墨西哥，托洛茨基身边只剩下随同他流亡的第二任妻子谢多娃，和一个名叫谢瓦的八岁外孙了，这是他大女儿留下的唯一孩子。
颠沛流离的生活和亲人的死亡并没有摧毁这个人的意志，托洛茨基还在坚守着他的信念。1938年，他和一些支持者成立了第四国际，认为只有这个建立在列宁的先锋党理论基础之上的第四国际，才能领导世界革命，它的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他的信徒有多少？这个组织收获了多少政治成果呢？我们无从得知。但想必托洛茨基明白，无论消灭资本主义还是推翻斯大林，这两个目标都太过遥远，生命的黄昏正在降临，托洛茨基想到了后事。他亲历了一切，并掌握着大量资料，他要在死前留下一部斯大林的传记，把这个政治对手的本性昭告世人，要将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与此同时，苏维埃帝国的主人早就不耐烦了，斯大林下了追杀令。托洛茨基的周围早有一双双阴险而机警的眼睛在盯着他，他也感觉到了凶险正在临近，死亡的气息也越来越近——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早在挪威的奥斯陆，他的住所就曾遭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的袭击，企图抢走一些档案材料，也许还想抓走他。在巴黎，有人砸开他的一个保险柜，烧毁了70公斤的文件。他躲在墨西哥城外的姚肯别墅里深居简出，有荷枪实弹的保镖严加防守，外人不经允许进不去别墅的大门。尽管如此，1940年5月20日凌晨，他还是遭到了一伙穿军装和警服人员的袭击。当天约有20人潜入别墅，射出几百发子弹，他和妻子滚下床，趴在地板的角落里才幸免于难。后来查明，这次恐怖袭击的头目是墨西哥的著名畫家、艺术家、斯大林的忠实信徒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他受命启动的是行动的第一方案，只是没有成功。
但是，谋杀仍在进行，死神终于如期而至。
凶手的名字叫拉蒙·梅尔卡德尔，半年前，拉蒙持南斯拉夫护照来到墨西哥。他受命于由莫斯科领导的旨在消灭托洛茨基的特别处。他和托洛茨基身边的女秘书热恋，假装对托洛茨基主义充满理解和同情，还写过论述第四国际的文章，女秘书还将他的文章交给托洛茨基阅读。拉蒙很快得到了信任，可以自由进出姚肯别墅。他的任务原是为袭击方案提供别墅里道路及房间分布情况，但袭击失败，300发子弹没有干掉托洛茨基，只使他受了一场虚惊，因此，最后解决的使命就落在了拉蒙的身上。
1940年8月20日，拉蒙潜入姚肯别墅。托洛茨基正在书房里聚精会神阅读一篇文章，躲在椅子背后的拉蒙后退一步，从搭在手臂的斗篷下取出一把登山的冰镐，用它那锋利的镐尖，对准托洛茨基的头给以致命的一击。听到托洛茨基的惨叫，警卫们闻声冲进来，将杀手打倒在地。托洛茨基被送进医院，但因颅骨破裂，伤势过重，第二日死在了医院里。
所有参加此次行动的有功人员都受到了苏联国家的最高奖赏。
托洛茨基，这个自诩为世界革命“终身漂泊的船长”终于毙命。追随他的“船员”们——甚至在遥远的海面上遥望他桅杆的人，也全都遭遇了灭顶之灾。早在1937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打倒后，一些曾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参加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就已被处决，其中包括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等军队高级将领。所有与他有关系的亲人、部下甚至同情他的人都死于非命或被关进集中营。后来，参加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众多成员，不是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牺牲，就是被斯大林出卖，死在法西斯分子手上……
逝者如斯。斯大林、托洛茨基生前不共戴天，死后同归尘土。在轰然倒塌的大厦的地基下，我们发现了太多太多无辜者的白骨，而曾经矗立其上的，决非他们曾经希冀的天堂……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