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范用在一次批斗中被打断了肋骨。他到医院求治，坐在诊室外等候，此时。传来护士的高声大喊：“饭桶!”没人应答，护士再叫：“饭桶!”范用猛然醒悟，想到可能是护士把“用”字看成了“同”字，连忙大声答应：“有!”屋里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有人能起这样的名字?
　　范用是个经常自嘲的人。他写过一首短诗就叫《自嘲》：“我很丑，也不温柔。／一本正经，鬼都不相信。／谨防上当，跟着感觉走。／十足糊涂虫，左右拎勿清(编注：沪语，指脑子反应慢，不明亭理)。／曾经深爱过，曾经无奈过。／谁能告诉我，什么是什么。”
　　范用在三联70年，有人说，三联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就是范用的风格。
　　1969年，当范用和原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陈翰伯被下放到湖北成宁干校劳动时，仍不忘交谈读书感受，他们的美丽构想是，将来条件成熟的话，办一本读书杂志。
　　条件在10年后开始成熟。1979年，范用和朋友们办起了《读书》杂志。杂志一创办，就显示了与众不周的风格。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时任中宣部干部的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
　　此文激起巨大波澜。有的人很会联想，说《读书》此文是为提倡大家读《金瓶梅》这样的书，主张给“坏书”开绿灯。人民出版社党组在讨论《读书》杂志后决定，这本杂志如果出问题，由范用负责。随后多年，《读书》杂志的每期清样，范用都亲自过目，然后签字付印。直到退休。
　　范用在出版界给人的印象是大胆而有眼光，屡吃螃蟹。
　　“文革”后，巴金的《随想录》开始连载于香港《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有人为此向香港《大公报》施加压力，企图阻挠《随想录》的刊登。
　　范用得知后，气愤之极。他打电话给巴金，请求将《随想录》交由三联书店出版，他保证一字不改。巴金同意了。
　　全本《随想录》在三联的出版是轰动性的，直指对“文革”的反思。巴金也由此在时隔几十年后，重新被人关注和打量。这其实并非易事。要知道，直至199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巴金的《讲真话的书》时收有《随想录》，但其中《“文革”博物馆》只有存目，而没有正文。
　　谈到《随想录》的完整出版，范用曾经说过：“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应该去做。到现在我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好像听一个很有权威的人说过，巴金是个搞自由化的人，无稽之谈。什么叫‘自由化’?谁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小时候听说过：不自由毋宁死。”
　　范用还热衷于书籍的装帧艺术。他出过一本《叶雨书衣》，将书籍装帧娓娓道来。“叶雨”是他的笔名，谐音“业余”，自谦之说。对于书籍之装帧水准，张中行曾言：南有钟叔河，北有范用。
　　多年来，范用挨过不少批评，他常被批评的一点是做出版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凭其个人兴趣和爱好。范用的回应是：要做好工作，没有一点兴趣，行吗?恐怕做人也不行。
　　戈宝权描述范用说：个子不高，精明能干，爱书如命。他的藏书不亚于一个小型图书馆，而且颇多善本。每次去看望他，只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见其人。因为他完全被书柜给包围了。他是书的奴仆，又是书的主人。
　　范用也爱“爱书之人”。他跟黄苗子讲述过一次亲身经历。一名大学生偷了书，被工作人员押送到范用办公室，经“审问”，“窃书者”是个爱书之人。于是范用说，这次就算了，书你拿走，钱我替你付。下次想要什么书就来找我，千万不要再偷书了。
　　范用的读书法曾让王蒙感叹：今日书今日毕，好书读完不过夜，不好的书确认与搁置也不必过夜。千万不要把书放在一边待读，待下去就会愈来愈多，永无读日。
　　有人总结范用：书多、酒多、朋友多。夏衍说，范用哪里是在办出版社啊，他是在交朋友。
　　刘再复去美国多年，年年收到范用的贺卡。他评价范用说：“范用仅读过小学四年级，最后却成了博览群书、高立书林、独生夜响的书界风骨，这完全是得自乾坤造化之心。”
　　2010年9月14日，范用去世，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放上了范用的照片，旁边有一句巴金当年题赠给他的话：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温暖的脚印里。
　　还在上小学时，范用看了茅盾的小说《少年印刷工》，主人公元生做了一个梦：在印刷机旁读了很多书。他也想做这样的梦。几十年过去，他的梦成为了现实，“跟书打交道，过了愉快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