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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克服“洗具性”，我们更需要创造“给力”的生活
年尾将近，部分媒体开始盘点2010年网络流行语。在国人可以较为充分自我表述的网络空间中，流行语能够即时性地折射出社会心理的变迁，自然受到大众媒体的青睐。通过对2010年网络流行语的整体解读，我发现它们在将诸多社会感受化为“洗具”（喜剧）的同时，表达了一种对“给力”（带劲）生活的渴望，反映了当下社会心理的矛盾品格。
面对中国当代网络文化，研究者时常注意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绝大多数网民都不善于正面表达自己的严肃情感；即使在试图叙述某种悲剧性经历时，他们的文字传达出的东西却几乎总是喜剧性的。喜剧性乃是当下网络文化的主旋律。2010年网络流行语无疑延续了这种喜剧风格：“我爸是李刚”本来源于生命之殇，直指转型期社会体制的深层弊端，却最终泛化为搞笑式的调侃；令人痛苦的压力变成了“鸭梨”；“蒜你狠”“糖高宗”“姜你军”“油你涨”“苹神马”（凭什么）“海豚族”（海囤族）系列，与其说表达了对物价上涨的愤怒，毋宁说透露出一种屈服的姿态；被以“凡客体”解构的人和文化现象几乎均属于民间范畴，调侃它们等于民间的自我调侃；“神马（什么）都是浮云”式的断言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对“给力”的渴望，展现了对任何严肃追求的不信任态度。最终，不但悲剧感消失了，就连喜剧也化为卑微之至的“洗具”。不过，隐藏在“洗具”后面的并非仅仅是滑稽意识，而是远为复杂的社会心理。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悲剧模仿的是比一般人“好”的人。他们的“好”体现为一种承担精神、一种抗争命运的勇气、一种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严肃意识。要成为这种意义上的悲剧英雄，个体就必须独立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成为自己生活的舵手。一个人如果不能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那么，他就不可能具有自我决定、自我塑造、自我承担的悲剧精神。他所能做的不是喜剧性的嘲讽和戏谑，就是把任何苦难都改造成甜蜜的记忆。然而，半是由于体制的制约，半是由于缺乏自我指导的能力，国人还普遍不具有这种自立品格。绝大多数网民不但无力以主体的姿态审视世界，而且不能把自己的悲剧性经历转化为悲剧语言。“我爸是李刚”“鸭梨”“蒜你狠”“神马都是浮云”之列的流行语都是一种喜剧性表述。它在表面轻松的语气中体现了一种深重的无力感和荒诞感。
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力，网民们开始向往和赞美“给力”的生活。然而，即使在向往和赞美“给力”的生活时，网民们的无力状态依然显现出来：在有关“给力”的网络话语中，“给力”的主体几乎总是他者而非言说者自己。言说它们的人知道自己不过是权贵眼中的屁民，其声音会如动物的尾气般随风飘散，生成不了什么“给力”的严肃后果。作为卑微的个体，“被……”是他们生存的常态。在以“被……”为特征的生存中，他们难以站立为“给力”的主体。由于长期处于“不给力”的状态，他们只能以戏仿、搞笑、调侃、反讽的方式曲折地暗示自己的无力。这种卑微的表达方式总是牵连出自怜、自嘲、自虐的复杂情感，传播网络流行语则成为人们撒娇、博得同情、宣泄情感的重要方式。利用谐音将严肃的语词滑稽化，既敞开了他们对权力的不信任和疏远态度，又展示了他们对自己无力品格的嘲讽。它是一种病灶显示、一种对所欠缺之物的向往、一种对存在之轻的不满和无奈。与之相关的滑稽之笑“显现的是人在矛盾、倒错、荒谬中的不自由境况”。然而，不信任权力而又无力自我实现，网民们最终只能选择“洗洗睡吧”。于是，“喜剧”变成了“洗具”。显然，2010年网络流行语显示了一种与“给力”正相反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暴露了当下社会心理的矛盾品格。
总体上看，2010年网络流行语可以分为三个系列：以“我爸是李刚”“蒜你狠”“苹神马”为代表的反讽系列；由“神马都是浮云”牵头的解构语系；强调“给力”状态的感慨句家族。其中，“给力”系列超越了单纯的反讽和解构，表达了对生活、他者、体制的期待，展示了网络主体试图站立起来的欲望。不过，这种站立的意志还很孱弱，尚未形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网络行动。包括“给力”系列的这三类流行语均具有浓厚的喜剧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洗具”的变形。
在将一切都化为“洗具”之后，“洗具”自身就凸现出来。“洗具”不仅仅是“喜剧”的谐音，还是洗什么的器具。洗的对象既包括普通网民自己，还包括权力、体制、强势个体。“洗具”系列流行语敞开了社会与个体的双重欠缺。在调侃性的语句背后，阅读者可以体验到一种对法治和民主化进程的隐秘期盼。普通人之所以对“我爸是李刚”“蒜你狠”“姜你军”等现象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他们不能充分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
人生活在社会中，被社会所制约和成全，“给力”的终极保障是人人可以做主的社会体制。没有人人做主的社会机体，大多数人注定无力与李刚们抗衡，最终只能发出“神马都是浮云”的感慨。
渴望过一种“给力”的生活却又要忍受当下生活的无力品格，这正是大多数国人生存的“洗具性”所在。要克服这种“洗具性”，国人不能仅仅期待“给力”的人生，更需要亲自创造一种“给力”的生活。为此，我们必须作许多“艰难的决定”。
编辑 姜雪
年尾将近，部分媒体开始盘点2010年网络流行语。在国人可以较为充分自我表述的网络空间中，流行语能够即时性地折射出社会心理的变迁，自然受到大众媒体的青睐。通过对2010年网络流行语的整体解读，我发现它们在将诸多社会感受化为“洗具”（喜剧）的同时，表达了一种对“给力”（带劲）生活的渴望，反映了当下社会心理的矛盾品格。
面对中国当代网络文化，研究者时常注意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绝大多数网民都不善于正面表达自己的严肃情感；即使在试图叙述某种悲剧性经历时，他们的文字传达出的东西却几乎总是喜剧性的。喜剧性乃是当下网络文化的主旋律。2010年网络流行语无疑延续了这种喜剧风格：“我爸是李刚”本来源于生命之殇，直指转型期社会体制的深层弊端，却最终泛化为搞笑式的调侃；令人痛苦的压力变成了“鸭梨”；“蒜你狠”“糖高宗”“姜你军”“油你涨”“苹神马”（凭什么）“海豚族”（海囤族）系列，与其说表达了对物价上涨的愤怒，毋宁说透露出一种屈服的姿态；被以“凡客体”解构的人和文化现象几乎均属于民间范畴，调侃它们等于民间的自我调侃；“神马（什么）都是浮云”式的断言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对“给力”的渴望，展现了对任何严肃追求的不信任态度。最终，不但悲剧感消失了，就连喜剧也化为卑微之至的“洗具”。不过，隐藏在“洗具”后面的并非仅仅是滑稽意识，而是远为复杂的社会心理。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悲剧模仿的是比一般人“好”的人。他们的“好”体现为一种承担精神、一种抗争命运的勇气、一种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严肃意识。要成为这种意义上的悲剧英雄，个体就必须独立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成为自己生活的舵手。一个人如果不能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那么，他就不可能具有自我决定、自我塑造、自我承担的悲剧精神。他所能做的不是喜剧性的嘲讽和戏谑，就是把任何苦难都改造成甜蜜的记忆。然而，半是由于体制的制约，半是由于缺乏自我指导的能力，国人还普遍不具有这种自立品格。绝大多数网民不但无力以主体的姿态审视世界，而且不能把自己的悲剧性经历转化为悲剧语言。“我爸是李刚”“鸭梨”“蒜你狠”“神马都是浮云”之列的流行语都是一种喜剧性表述。它在表面轻松的语气中体现了一种深重的无力感和荒诞感。
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力，网民们开始向往和赞美“给力”的生活。然而，即使在向往和赞美“给力”的生活时，网民们的无力状态依然显现出来：在有关“给力”的网络话语中，“给力”的主体几乎总是他者而非言说者自己。言说它们的人知道自己不过是权贵眼中的屁民，其声音会如动物的尾气般随风飘散，生成不了什么“给力”的严肃后果。作为卑微的个体，“被……”是他们生存的常态。在以“被……”为特征的生存中，他们难以站立为“给力”的主体。由于长期处于“不给力”的状态，他们只能以戏仿、搞笑、调侃、反讽的方式曲折地暗示自己的无力。这种卑微的表达方式总是牵连出自怜、自嘲、自虐的复杂情感，传播网络流行语则成为人们撒娇、博得同情、宣泄情感的重要方式。利用谐音将严肃的语词滑稽化，既敞开了他们对权力的不信任和疏远态度，又展示了他们对自己无力品格的嘲讽。它是一种病灶显示、一种对所欠缺之物的向往、一种对存在之轻的不满和无奈。与之相关的滑稽之笑“显现的是人在矛盾、倒错、荒谬中的不自由境况”。然而，不信任权力而又无力自我实现，网民们最终只能选择“洗洗睡吧”。于是，“喜剧”变成了“洗具”。显然，2010年网络流行语显示了一种与“给力”正相反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暴露了当下社会心理的矛盾品格。
总体上看，2010年网络流行语可以分为三个系列：以“我爸是李刚”“蒜你狠”“苹神马”为代表的反讽系列；由“神马都是浮云”牵头的解构语系；强调“给力”状态的感慨句家族。其中，“给力”系列超越了单纯的反讽和解构，表达了对生活、他者、体制的期待，展示了网络主体试图站立起来的欲望。不过，这种站立的意志还很孱弱，尚未形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网络行动。包括“给力”系列的这三类流行语均具有浓厚的喜剧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洗具”的变形。
在将一切都化为“洗具”之后，“洗具”自身就凸现出来。“洗具”不仅仅是“喜剧”的谐音，还是洗什么的器具。洗的对象既包括普通网民自己，还包括权力、体制、强势个体。“洗具”系列流行语敞开了社会与个体的双重欠缺。在调侃性的语句背后，阅读者可以体验到一种对法治和民主化进程的隐秘期盼。普通人之所以对“我爸是李刚”“蒜你狠”“姜你军”等现象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他们不能充分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
人生活在社会中，被社会所制约和成全，“给力”的终极保障是人人可以做主的社会体制。没有人人做主的社会机体，大多数人注定无力与李刚们抗衡，最终只能发出“神马都是浮云”的感慨。
渴望过一种“给力”的生活却又要忍受当下生活的无力品格，这正是大多数国人生存的“洗具性”所在。要克服这种“洗具性”，国人不能仅仅期待“给力”的人生，更需要亲自创造一种“给力”的生活。为此，我们必须作许多“艰难的决定”。
编辑 姜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