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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1913—1992）是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赴法国留学，从事核物理学的研究工作，1940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从1955年起担任我国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工作，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计划和学术领导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享有“中国原子能之父”的美誉。其父钱玄同（1887—1939）是著名的国学大师、语言学教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那么，钱玄同是怎样教育他的呢？钱三强的人生之路又有何特点呢？
鼓励求新学
钱玄同小时候吃过不少封建礼教的苦头，曾经为偷看《桃花扇》，挨了塾师一戒尺，在其眉心留下一个疤痕。他对封建礼教深恶痛绝。他说：“我们以后绝不许再把三条麻绳（三纲）缠在孩子们的头上！……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和孩子！”
钱玄同对儿子的教育持趋新开放的态度：让他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自己选择学习的专业。这也是和当年钱玄同公开言论的主张一致的。1919年，虚岁刚满7岁的钱三强入小学了，这一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此等小学生，自从今年五四运动以来，也颇受了一些激刺，似乎比到从前，颇添许多活泼气象。但愿以后少受他们的家庭教育，少读圣经贤传，少读那些“文以载道”的古文，多听些博爱、互助、平等、自由的真理的演讲，尽两手之能而常事工作。如此，则庶几可为将来新中国的新人物。
钱三强在孔德学校，识字从学国语和罗马字母开始，读的是“人、手、足、刀、斥”和注音字母，钱玄同为他订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朋友》《儿童世界》作为课外读物。五四运动之后，钱玄同给他的课外读物，还有《小说月报》《创造季刊》《语丝》；旧小说如《儒林外史》《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新小说如《呐喊》《彷徨》《鲁滨逊漂流记》《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等。这些课外读物丰富了钱三强的课外生活，而且帮助他开阔了视野，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提高了写作能力。
一个国学大师的儿子为何转向自然科学呢？这是同他父亲的支持鼓励分不开的。钱玄同教育钱三强要认真学好外语和自然科学，参加体育运动，锻炼好身体。少年时代的钱三强兴趣广泛，各科知识都使他感到新奇、有趣。他喜欢演算数学，也喜欢画画、唱歌，还酷爱篮球和乒乓球。钱玄同经常对儿子讲：“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该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研求真相，判断其是非、对错，然后定改革的措施。”这些话深深地印在钱三强的脑海里。
“别忘记，你是属牛的，要拿出一股牛劲来。”这是钱玄同鼓励儿子最常用的一句话。1933年，20岁的钱三强正在清华大学学习，那年的“双十”节，钱玄同题赠儿子“从牛到爱”四个字，鼓励儿子要学习牛顿和爱因斯坦。这四个字体现了钱玄同期望儿子成为与父辈完全不同的“新人物”的心情，体现了钱玄同对儿子知识教育重心的转移，从以国学为主转向以科学为主。钱三强把这四个字当作座右铭，终生挂在室内举目可及的地方。正是父亲的鼓励，给了钱三强极大的鼓励和动力，一次次坚定了信心，从而不断攀登科学高峰，取得一次次成功。
对国学外行的核物理专家
钱三强赴法国留学，走向原子物理学领域。他具有良好的核物理专业训练，但他对国学知识却显得非常外行。
1955年，钱三强在向毛泽东汇报原子能问题的餐桌上，毛泽东对钱三强说，他最近读过其父钱玄同的一篇文章《新学伪经考序》，并表扬钱玄同实事求是、敢于批判前辈的勇气。钱三强回答道：“父亲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读高中，曾经听他说过，是花了不少工夫写成的。”他的回答显然是为了应付毛泽东主席对其父的抬爱。实际上钱玄同于1931年11月写这篇长文时，钱三强已经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了。由于从小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他的知识体系和父亲完全不同，导致他对上一代人的国学知识既不感兴趣，也不关心。1986年，有人找钱三强用毛笔题字，钱三强只能用粗碳水笔应付交差，在给秘书写的纸条中他说：“总之，我父亲当初的革命性主张：白话，横写，自左到右，并且主张用钢笔写字。看来，‘五四’时期的主张可能过头了一点，但对我这个‘五四’时期入小学的人，更改过来还是不容易的。”对于他而言，1919年入小学，不仅学的是白话、横写、钢笔这些形式上的东西，而且整个知识结构、思想观念乃至生活方式，与上一代人相比，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他而言，具有强烈的不可逆性，晚年回头想弥补当初丢下的国学知识时，才发现已经恍若隔世了。
重视亲情与家庭
也许，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思想观念虽然压倒了东方，但家庭伦理情感也许是传统文化和家族制度的最后一块领地了。钱玄同虽然主张儿子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教育，把他培养成物理学家，但也同时把他培养成一个重视亲情和家庭道德的人。他曾经对钱三强写信说：“吾家三世业儒，故料量（打理、经营——笔者注）田产及经营米盐之事非所谙悉。我才尤短，更绌于治生之道，此致近年生活日趋贫困。你有志求学，作显亲扬名、荣宗耀祖之想，自是吾家之孝子顺孙。数年以后，领得学位文凭，博得一官半职，继承祖业，光大门楣，便足以上对祖先，下亦慰我老怀，娱我晚景矣……”钱玄同要他忠于家庭，孝顺父母，光宗耀祖，为家族增光添彩。
1937年，钱三强参加公费留法考试，并成功考取了巴黎大学。要赴法国留学了，可此时钱玄同的身体已经很差了，又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钱三强为是否要漂洋过海、远离父母而犹豫。老父再三劝说：“你还是出国学习吧！不要管我，你是属牛的，学习要拿出一股牛劲来！”他这才赴巴黎大学学习。到法国后，他对父亲的身体十分牵挂，通过多种渠道一再打听。1939年2月，他接到老父去世的噩耗，使得身在巴黎未能在父亲身边尽孝的他深感愧疚。也正是此因，1947年11月，他的长女出生，他为她取名为钱祖玄，以纪念女儿的祖父钱玄同。也是在此年，他作出了回国的决定。而他在回国之前，谢绝了南京国民党当局的挽留，把工作地选择在北平，原因之一是想能在母亲身边，陪伴老母度过晚年。到了1948年底，他接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机票，但他拒绝南下，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家母重病在身”。1949年2月，母亲去世，钱三强终于为老母养老送终了。
1992年，钱三强不幸病逝，骨灰分三处存放，一部分安葬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内；一部分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一部分安放在北京福田公墓钱玄同夫妻的墓旁，墓盖上是钱玄同写的“从牛到爱”四个字。这种煞费苦心的安排，表明钱三强既是科学家、祖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领导者，也是爸妈的孝顺儿子。
（责编 雷蕾）
鼓励求新学
钱玄同小时候吃过不少封建礼教的苦头，曾经为偷看《桃花扇》，挨了塾师一戒尺，在其眉心留下一个疤痕。他对封建礼教深恶痛绝。他说：“我们以后绝不许再把三条麻绳（三纲）缠在孩子们的头上！……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和孩子！”
钱玄同对儿子的教育持趋新开放的态度：让他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自己选择学习的专业。这也是和当年钱玄同公开言论的主张一致的。1919年，虚岁刚满7岁的钱三强入小学了，这一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此等小学生，自从今年五四运动以来，也颇受了一些激刺，似乎比到从前，颇添许多活泼气象。但愿以后少受他们的家庭教育，少读圣经贤传，少读那些“文以载道”的古文，多听些博爱、互助、平等、自由的真理的演讲，尽两手之能而常事工作。如此，则庶几可为将来新中国的新人物。
钱三强在孔德学校，识字从学国语和罗马字母开始，读的是“人、手、足、刀、斥”和注音字母，钱玄同为他订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朋友》《儿童世界》作为课外读物。五四运动之后，钱玄同给他的课外读物，还有《小说月报》《创造季刊》《语丝》；旧小说如《儒林外史》《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新小说如《呐喊》《彷徨》《鲁滨逊漂流记》《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等。这些课外读物丰富了钱三强的课外生活，而且帮助他开阔了视野，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提高了写作能力。
一个国学大师的儿子为何转向自然科学呢？这是同他父亲的支持鼓励分不开的。钱玄同教育钱三强要认真学好外语和自然科学，参加体育运动，锻炼好身体。少年时代的钱三强兴趣广泛，各科知识都使他感到新奇、有趣。他喜欢演算数学，也喜欢画画、唱歌，还酷爱篮球和乒乓球。钱玄同经常对儿子讲：“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该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研求真相，判断其是非、对错，然后定改革的措施。”这些话深深地印在钱三强的脑海里。
“别忘记，你是属牛的，要拿出一股牛劲来。”这是钱玄同鼓励儿子最常用的一句话。1933年，20岁的钱三强正在清华大学学习，那年的“双十”节，钱玄同题赠儿子“从牛到爱”四个字，鼓励儿子要学习牛顿和爱因斯坦。这四个字体现了钱玄同期望儿子成为与父辈完全不同的“新人物”的心情，体现了钱玄同对儿子知识教育重心的转移，从以国学为主转向以科学为主。钱三强把这四个字当作座右铭，终生挂在室内举目可及的地方。正是父亲的鼓励，给了钱三强极大的鼓励和动力，一次次坚定了信心，从而不断攀登科学高峰，取得一次次成功。
对国学外行的核物理专家
钱三强赴法国留学，走向原子物理学领域。他具有良好的核物理专业训练，但他对国学知识却显得非常外行。
1955年，钱三强在向毛泽东汇报原子能问题的餐桌上，毛泽东对钱三强说，他最近读过其父钱玄同的一篇文章《新学伪经考序》，并表扬钱玄同实事求是、敢于批判前辈的勇气。钱三强回答道：“父亲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读高中，曾经听他说过，是花了不少工夫写成的。”他的回答显然是为了应付毛泽东主席对其父的抬爱。实际上钱玄同于1931年11月写这篇长文时，钱三强已经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了。由于从小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他的知识体系和父亲完全不同，导致他对上一代人的国学知识既不感兴趣，也不关心。1986年，有人找钱三强用毛笔题字，钱三强只能用粗碳水笔应付交差，在给秘书写的纸条中他说：“总之，我父亲当初的革命性主张：白话，横写，自左到右，并且主张用钢笔写字。看来，‘五四’时期的主张可能过头了一点，但对我这个‘五四’时期入小学的人，更改过来还是不容易的。”对于他而言，1919年入小学，不仅学的是白话、横写、钢笔这些形式上的东西，而且整个知识结构、思想观念乃至生活方式，与上一代人相比，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他而言，具有强烈的不可逆性，晚年回头想弥补当初丢下的国学知识时，才发现已经恍若隔世了。
重视亲情与家庭
也许，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思想观念虽然压倒了东方，但家庭伦理情感也许是传统文化和家族制度的最后一块领地了。钱玄同虽然主张儿子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学教育，把他培养成物理学家，但也同时把他培养成一个重视亲情和家庭道德的人。他曾经对钱三强写信说：“吾家三世业儒，故料量（打理、经营——笔者注）田产及经营米盐之事非所谙悉。我才尤短，更绌于治生之道，此致近年生活日趋贫困。你有志求学，作显亲扬名、荣宗耀祖之想，自是吾家之孝子顺孙。数年以后，领得学位文凭，博得一官半职，继承祖业，光大门楣，便足以上对祖先，下亦慰我老怀，娱我晚景矣……”钱玄同要他忠于家庭，孝顺父母，光宗耀祖，为家族增光添彩。
1937年，钱三强参加公费留法考试，并成功考取了巴黎大学。要赴法国留学了，可此时钱玄同的身体已经很差了，又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钱三强为是否要漂洋过海、远离父母而犹豫。老父再三劝说：“你还是出国学习吧！不要管我，你是属牛的，学习要拿出一股牛劲来！”他这才赴巴黎大学学习。到法国后，他对父亲的身体十分牵挂，通过多种渠道一再打听。1939年2月，他接到老父去世的噩耗，使得身在巴黎未能在父亲身边尽孝的他深感愧疚。也正是此因，1947年11月，他的长女出生，他为她取名为钱祖玄，以纪念女儿的祖父钱玄同。也是在此年，他作出了回国的决定。而他在回国之前，谢绝了南京国民党当局的挽留，把工作地选择在北平，原因之一是想能在母亲身边，陪伴老母度过晚年。到了1948年底，他接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机票，但他拒绝南下，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家母重病在身”。1949年2月，母亲去世，钱三强终于为老母养老送终了。
1992年，钱三强不幸病逝，骨灰分三处存放，一部分安葬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内；一部分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一部分安放在北京福田公墓钱玄同夫妻的墓旁，墓盖上是钱玄同写的“从牛到爱”四个字。这种煞费苦心的安排，表明钱三强既是科学家、祖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领导者，也是爸妈的孝顺儿子。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