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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82周年。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文学社团。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团体在中央文委和文总的统一领导下，结成了一支汇聚各方进步力量、生机勃勃的文化新军，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左翼革命文化运动。
一、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左联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积极宣传者和勇敢坚持者。左联成立时通过的行动纲领明确提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相应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要求左翼作家诚实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成为一个始终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者。左联为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立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
左联创建之初就出版了冯乃超主编的文艺理论专集《文艺讲座》，收入朱镜我《艺术形态论》、彭康《新文化概论》、洪灵菲《普罗列塔利亚小说论》、冯乃超《艺术概论》等，论述了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及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1932年苏联共产主义学院《文学遗产》第一、二集首次公开发表了珍藏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论述文艺的有关信件，瞿秋白很快将其整理编译成《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这是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山之作，也是我国文艺运动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结合的第一部论著。详细论述了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信，就席勒化和莎士比亚化的问题谈到文艺创作与生活、思想性与艺术性、概念与形象等。对恩格斯提出的“不应该为了理想而忘掉了现实，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的艺术原则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瞿秋白认为由于席勒的作品“用一些抽象思想，例如善与恶、勇敢与懦弱、公德与自私等来支配的作品中的”英雄，从作品与生活关系的角度，犯了“不看见广大的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注意阶级斗争”的错误，在作品与艺术的关系上则犯了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针对左联早期创作中存在的“左”的状况，瞿秋白批评了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的主观主义理想和革命的罗曼蒂克情绪。注重根据革命需要文艺要为大众服务的倾向。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文艺方面的论著的引进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文坛的迅速传播，使左翼作家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起源、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文艺的阶级性、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理论问题有了全面而准确的认识，纠正了“左”的傾向和一些模糊观点，提高了自身的文艺理论水平，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日趋成熟，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创建、领导并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
细看30年代左翼文学的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左联作家以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为指导而进行的创作中，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到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之中，在题材选择、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显现出无比的丰富和多样，创作出形式千变万化、充斥着战斗激情与时代风貌的文艺作品，其中的精品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的瑰宝，至今仍散射出无穷的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由此足以看出左翼文艺颠扑不破的愈久弥坚的生命力。
左联文学成就最为突出的当首推杂文，尤以左联旗手鲁迅的杂文堪称中国杂文艺术的至高境界。面临极其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鲁迅以“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作为战斗武器，在大革命失败后近10年的时间里，写下了卷帙浩繁的杂文，汇集出版的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鲁迅先生文风气势恢宏、爱憎分明、锋芒毕露、泼辣犀利、凛然不可侵犯，深刻的思想性、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后人无不为之折服。在鲁迅的扶植下，唐弢、聂绀弩等青年杂文作家脱颖而出，为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盛极一时的杂文除刊登在左联或其他进步刊物上，还出版了以杂文为主的《新语林》、《芒种》等刊物。
小说创作是左联文学中收获最为丰实的，左联作家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逐渐摆脱了无产阶级文学创建之初所存在的标语口号化、概念公式化的倾向，向革命的现实主义方面转化。革命文学的开拓者蒋光慈继反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短裤党》之后，又创作了《野祭》、《冲出重围的月亮》等。《田野的风》是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描写农民在觉醒了的矿工和知识分子领导下，组织农会、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土豪劣绅、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之后奔向金刚山（实指井冈山）。真实地再现了党领导下的早期农民运动的面貌。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而蜚声文坛的丁玲加入左联后，把笔锋由小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转向劳苦工农群众的生活，她以1931年全国16个省遭受水灾，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惨痛一幕为题材，写成短篇小说《水》。在鲁迅、茅盾等文学前辈的关怀下，左翼文坛新人辈出。叶紫的《丰收》、艾芜的《南行记》、沙汀的《代理县长》等，都通过各自不同的个性反映了共同的政治倾向和艺术追求。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把无产阶级文学推向现实主义高峰。小说围绕民族资本家吴荪甫这条主线，展示了30年代中国社会的巨幅社会画卷。小说出版后，立即受到进步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3个月内重印四次，在当时出版界是罕见的。《子夜》是五四以来新文学沿着革命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的里程碑。
现实主义文艺观同样影响着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使他们的艺术倾向发生着转化，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在追求光明、渴望进步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爱与恨、信仰与爱情、思想与行动、理智与情感的茅盾冲突。而他的《激流三部曲》既是对垂死的封建制度的控诉，又是一曲对叛逆者的青春赞歌。其中《家》吸引了众多富于正义感的青年，激起了他们精神上的共鸣。
左联文学中诗歌的生命在于它那强烈的喷薄欲出的使命感。左联初期最具代表性的是殷夫的“红色鼓动诗”。他的诗既充满政治激情，又富于抒情个性。由他翻译的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芬的《格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更是激励了无数有志青年走上为民族解放而呐喊吟唱的道路。
报告文学因其鲜明的群众性、战斗性和时代性，及时反映大众关注的焦点，被称为“文学战线上的轻骑兵”。左联号召盟员“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战的罢工斗争当中、如火如荼的乡村斗争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小报壁报、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1936年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报告文学作品，即夏衍的《包身工》。在创作之前，夏衍亲往工厂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的有关包身工的资料和可靠数据，在作品中将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与包工头沆瀣一气，用极端野蛮、原始的手段对包身工进行的压榨剥削揭露的淋漓尽致。夏衍在晚年曾自我评价称，这是他一生创作中“最能经得起时光考验的一篇作品”。 左联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同时，始终把文艺大众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成立了“大众文艺研究会”，围绕大众文艺的内容、形式及其相互关系，作家与大众文艺的关系、如何推进大众文艺运动等问题，左联开展了几年的讨论。在大众化讨论的后期，针对社会上复古逆流的回潮，有人公然提倡文言文，左联成员和进步作家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并就文字的改革和拉丁化问题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见解。
文艺大众化讨论对提高左翼作家认识大众化的意义，促进无产阶级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方向发展，对抗战时期通俗化救亡文学和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创作起了积极作用。《卢沟桥演义》、《虾球传》、《王贵与李香香》、《吕梁英雄传》等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成为文艺大众化的楷模。
三、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配合了领导工农红军军事上的反围剿斗争，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左联是一个文学家的组织，但它从未局限于文艺的范畴。尤其在民族危亡、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左联毅然把参加实际革命运动放在首位，要求盟员投身政治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左联就意味着参加党领导的革命。
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左联的活动极为恼怒，几次下令取缔，缉拿主谋分子。1931年初左联青年作家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国民党政府逮捕，惨遭杀害。应修人、洪灵菲、潘默华也相继牺牲。敌人的屠刀阻挡不了左联战士前进的脚步。左联将《前哨》创刊号定名为“纪念战死者专号”，强烈控诉国民党政府的无耻罪行。专号经史沫特莱传到国外，引起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法捷耶夫、巴比塞、辛克莱等28为著名作家联名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捕杀中国同志。
眼看仅凭血腥高压难以扼制左联，国民党反动政府只得用所謂的“文学武器”。1930年6月，潘公展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警备司令部的一批政客组成六一社打着“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发起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他们煞费苦心的炮制了一份《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攻击无产阶级文艺使文坛“深深地陷入畸形的病态的发展进程中”，“是陷民族于灭亡的陷阱”，“把文艺囚在阶级上”这是“中国文艺的危机”。他们提出“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文艺的全部内容在于要有一个“中心意识”，即“民族意识”，为蒋介石投降卖国政策摇旗呐喊。
左联对喧嚣一时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予以迎头痛击。不久，这场由国民党御用文人勉强拼凑起来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便偃旗息鼓了。
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主力的左翼文化战士，拿起笔作刀枪，无所畏惧，奋勇反击，赢得了文化围剿斗争的胜利，而左翼文艺阵营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壮大，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小说、话剧、电影、歌曲，在抗日救亡的高潮中产生，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唤醒民众，为挽救民族危亡奔走呼号，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30年代由于左倾路线在党内相当长的时间内占主导地位，致使党和革命事业特别是白区党组织与工作受到严重损失。然而，“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作为白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大发展的左翼文艺运动更显可贵。
虽然左联存在仅仅6年，时间短暂，但以鲁迅为旗手的左联及其追随者以杰出的成就在现代文学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一、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左联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积极宣传者和勇敢坚持者。左联成立时通过的行动纲领明确提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相应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要求左翼作家诚实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成为一个始终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者。左联为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立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
左联创建之初就出版了冯乃超主编的文艺理论专集《文艺讲座》，收入朱镜我《艺术形态论》、彭康《新文化概论》、洪灵菲《普罗列塔利亚小说论》、冯乃超《艺术概论》等，论述了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及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1932年苏联共产主义学院《文学遗产》第一、二集首次公开发表了珍藏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论述文艺的有关信件，瞿秋白很快将其整理编译成《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这是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山之作，也是我国文艺运动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结合的第一部论著。详细论述了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信，就席勒化和莎士比亚化的问题谈到文艺创作与生活、思想性与艺术性、概念与形象等。对恩格斯提出的“不应该为了理想而忘掉了现实，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的艺术原则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瞿秋白认为由于席勒的作品“用一些抽象思想，例如善与恶、勇敢与懦弱、公德与自私等来支配的作品中的”英雄，从作品与生活关系的角度，犯了“不看见广大的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注意阶级斗争”的错误，在作品与艺术的关系上则犯了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针对左联早期创作中存在的“左”的状况，瞿秋白批评了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的主观主义理想和革命的罗曼蒂克情绪。注重根据革命需要文艺要为大众服务的倾向。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文艺方面的论著的引进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文坛的迅速传播，使左翼作家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起源、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文艺的阶级性、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理论问题有了全面而准确的认识，纠正了“左”的傾向和一些模糊观点，提高了自身的文艺理论水平，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日趋成熟，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创建、领导并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
细看30年代左翼文学的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左联作家以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为指导而进行的创作中，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到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之中，在题材选择、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显现出无比的丰富和多样，创作出形式千变万化、充斥着战斗激情与时代风貌的文艺作品，其中的精品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的瑰宝，至今仍散射出无穷的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由此足以看出左翼文艺颠扑不破的愈久弥坚的生命力。
左联文学成就最为突出的当首推杂文，尤以左联旗手鲁迅的杂文堪称中国杂文艺术的至高境界。面临极其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鲁迅以“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作为战斗武器，在大革命失败后近10年的时间里，写下了卷帙浩繁的杂文，汇集出版的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鲁迅先生文风气势恢宏、爱憎分明、锋芒毕露、泼辣犀利、凛然不可侵犯，深刻的思想性、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后人无不为之折服。在鲁迅的扶植下，唐弢、聂绀弩等青年杂文作家脱颖而出，为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盛极一时的杂文除刊登在左联或其他进步刊物上，还出版了以杂文为主的《新语林》、《芒种》等刊物。
小说创作是左联文学中收获最为丰实的，左联作家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逐渐摆脱了无产阶级文学创建之初所存在的标语口号化、概念公式化的倾向，向革命的现实主义方面转化。革命文学的开拓者蒋光慈继反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短裤党》之后，又创作了《野祭》、《冲出重围的月亮》等。《田野的风》是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描写农民在觉醒了的矿工和知识分子领导下，组织农会、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土豪劣绅、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之后奔向金刚山（实指井冈山）。真实地再现了党领导下的早期农民运动的面貌。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而蜚声文坛的丁玲加入左联后，把笔锋由小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转向劳苦工农群众的生活，她以1931年全国16个省遭受水灾，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惨痛一幕为题材，写成短篇小说《水》。在鲁迅、茅盾等文学前辈的关怀下，左翼文坛新人辈出。叶紫的《丰收》、艾芜的《南行记》、沙汀的《代理县长》等，都通过各自不同的个性反映了共同的政治倾向和艺术追求。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把无产阶级文学推向现实主义高峰。小说围绕民族资本家吴荪甫这条主线，展示了30年代中国社会的巨幅社会画卷。小说出版后，立即受到进步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3个月内重印四次，在当时出版界是罕见的。《子夜》是五四以来新文学沿着革命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的里程碑。
现实主义文艺观同样影响着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使他们的艺术倾向发生着转化，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在追求光明、渴望进步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爱与恨、信仰与爱情、思想与行动、理智与情感的茅盾冲突。而他的《激流三部曲》既是对垂死的封建制度的控诉，又是一曲对叛逆者的青春赞歌。其中《家》吸引了众多富于正义感的青年，激起了他们精神上的共鸣。
左联文学中诗歌的生命在于它那强烈的喷薄欲出的使命感。左联初期最具代表性的是殷夫的“红色鼓动诗”。他的诗既充满政治激情，又富于抒情个性。由他翻译的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芬的《格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更是激励了无数有志青年走上为民族解放而呐喊吟唱的道路。
报告文学因其鲜明的群众性、战斗性和时代性，及时反映大众关注的焦点，被称为“文学战线上的轻骑兵”。左联号召盟员“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战的罢工斗争当中、如火如荼的乡村斗争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小报壁报、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1936年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报告文学作品，即夏衍的《包身工》。在创作之前，夏衍亲往工厂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的有关包身工的资料和可靠数据，在作品中将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与包工头沆瀣一气，用极端野蛮、原始的手段对包身工进行的压榨剥削揭露的淋漓尽致。夏衍在晚年曾自我评价称，这是他一生创作中“最能经得起时光考验的一篇作品”。 左联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同时，始终把文艺大众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成立了“大众文艺研究会”，围绕大众文艺的内容、形式及其相互关系，作家与大众文艺的关系、如何推进大众文艺运动等问题，左联开展了几年的讨论。在大众化讨论的后期，针对社会上复古逆流的回潮，有人公然提倡文言文，左联成员和进步作家提出了“大众语”的口号，并就文字的改革和拉丁化问题发表了许多有益的见解。
文艺大众化讨论对提高左翼作家认识大众化的意义，促进无产阶级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方向发展，对抗战时期通俗化救亡文学和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创作起了积极作用。《卢沟桥演义》、《虾球传》、《王贵与李香香》、《吕梁英雄传》等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成为文艺大众化的楷模。
三、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配合了领导工农红军军事上的反围剿斗争，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左联是一个文学家的组织，但它从未局限于文艺的范畴。尤其在民族危亡、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左联毅然把参加实际革命运动放在首位，要求盟员投身政治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左联就意味着参加党领导的革命。
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左联的活动极为恼怒，几次下令取缔，缉拿主谋分子。1931年初左联青年作家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国民党政府逮捕，惨遭杀害。应修人、洪灵菲、潘默华也相继牺牲。敌人的屠刀阻挡不了左联战士前进的脚步。左联将《前哨》创刊号定名为“纪念战死者专号”，强烈控诉国民党政府的无耻罪行。专号经史沫特莱传到国外，引起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法捷耶夫、巴比塞、辛克莱等28为著名作家联名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捕杀中国同志。
眼看仅凭血腥高压难以扼制左联，国民党反动政府只得用所謂的“文学武器”。1930年6月，潘公展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警备司令部的一批政客组成六一社打着“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发起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他们煞费苦心的炮制了一份《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攻击无产阶级文艺使文坛“深深地陷入畸形的病态的发展进程中”，“是陷民族于灭亡的陷阱”，“把文艺囚在阶级上”这是“中国文艺的危机”。他们提出“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文艺的全部内容在于要有一个“中心意识”，即“民族意识”，为蒋介石投降卖国政策摇旗呐喊。
左联对喧嚣一时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予以迎头痛击。不久，这场由国民党御用文人勉强拼凑起来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便偃旗息鼓了。
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主力的左翼文化战士，拿起笔作刀枪，无所畏惧，奋勇反击，赢得了文化围剿斗争的胜利，而左翼文艺阵营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壮大，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小说、话剧、电影、歌曲，在抗日救亡的高潮中产生，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唤醒民众，为挽救民族危亡奔走呼号，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30年代由于左倾路线在党内相当长的时间内占主导地位，致使党和革命事业特别是白区党组织与工作受到严重损失。然而，“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作为白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大发展的左翼文艺运动更显可贵。
虽然左联存在仅仅6年，时间短暂，但以鲁迅为旗手的左联及其追随者以杰出的成就在现代文学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