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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静庐(1989-1969),原名张继良,生于浙江省镇海县后绪乡龙山城(今属宁波)。早年有报刊采编经验。1920年任泰东图书局编辑,之后相继创办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上海联合书店、上海杂志公司。解放前出版了大量进步书刊。著有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汇编》八册等。张静庐对于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试探讨出版家张静庐如何立于历史洪流中,结合自己的事业,推动文化发展。
【关键词】张静庐 出版家 新文化运动
中国现代出版家张静庐闻名于他在上世纪50年代苦心辑注的八大卷《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汇编》,这套史料是我国建国以来出版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仍为近现代出版史、文学史等众多领域研究者的必备参考。⑴史料的集成离不开编者30年出版生涯之基,张静庐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孤岛”上海转战中国腹地,任重庆联营书店总经理,建国后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和中华书局任要职,为新闻出版事业穷尽毕生心血。
然而在上海出版界自由从业、自发创业的二十年,才是张静庐从事出版行业最为重要的时期。其职业生涯起点,正逢五四运动点燃的星火四起燎原之始,此后,张静庐的出版事业便自觉与新文化的发展和普及紧密交织。他或独立或合作创办了上海杂志股份无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杂)、现代书局、上海联合书店、光华书局,这些出版发行机构的主营特色或是新书杂志、或是新文艺书刊、或是新社科书籍,无一不体现出创办者的高远追求——推动中国的新书事业、“编制通俗的大众读物”。⑵
著文须文德,治史须史德,从业也当以“业德”为先为要。张静庐和他的新书事业为中国推广新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可归纳成“理”、“义”、“情”三德。
一、“理”德:顺历史之运,应世局之新
张静庐萌发从事出版志向之后,逐步形成一种理性而客观的历史发展观。在这种清醒的认识下,他执历史之命,综览全局,紧跟时势,勤奋践新,不啻为出版界的一代时务俊杰。
(一)顺历史之运:“新”念来源时代洪流
张静庐出身乡曲屠夫,只接受了至多六年学校教育。凭借六年所学,张静庐在上海烧酒行当学徒的第一年里,几乎阅尽标点小说和志怪笔记。1913年春季,张静庐首次接触到的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对林纾的翻译小说痴醉至极,这是促成张静庐立志“做出版家”的直接原因。从1914年开始,他自行创办《小上海》等小型刊物,虽不外是“哥哥妹妹式的小说”,然风靡一时的“鸳蝴派”“礼拜六派”作品正是由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过渡形态,具有相当的反抗旧礼教精神,一个“棋盘街巡阅使”胆识可嘉。
(二)应世局之新:从“救国十人团”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
1919年上海“六三”运动后,爱国商人自发成立商界联合总会——“救国十人团”,张静庐被引荐主编总会宣传刊物《救国日报》。之后成为国民党组织的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宁波代表,并结识了上海各界联合会代表赵南公,受赵南公之邀出任泰东图书局襄理,由此正式踏入出版界。
通过泰东一年有余的磨练,亲见泰东从曾经激进的新文化摇篮到落寞的古旧书店,张静庐对于书局经营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如“不继续跟着时代的轮子前进,就会被时代所淘汰,被读者所遗忘”。⑶因此,光华书局、上海联合书店、现代书局等经营新文艺书和新社科书的出版机构相继诞生。
1937年战火烽燃,张静庐把亲手独立创办的“上杂”命运完全交由当时抗战国民党军队,以“国军的进退为转移”。⑷为了配合1938年3月成立于汉口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各地建立分会以及抗日宣传,张静庐亦分别在武汉、重庆、广州、桂林、昆明等设“上杂”分店达12处之多,⑸刊行“大时代丛书”、茅盾主编的《烽火》、邹韬奋主编的《抗战》等大量战时进步新书刊。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地内忧外患、存亡难料,警醒的政界和学界人士先知先觉,应新而动,张静庐是其中一员。与其说这是个体的审时度势,不如说是“因环境之变迁”而不期“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这也是上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观,将自己的命运融入家国运祚,将自己的事业建立在响应挽救中华的号召下,在毁灭的硝烟里寻觅迸发的新芽。
二、“义”德:明责任之重,举事业之新
张静庐深刻认识到正因为出版人扼社会精神需求之前沿,务必坚定正义,明悉在肩重任。在“应新”中洞察未现却将现的社会所需,补时代之缺,倡时代之新,引导文化的正确发展。
(一)明责任之重:创社会良性所需
抗日时期的国内出版界,缺乏统一管理和充足资金支持的出版物市场时时出现畸缩畸胀的混乱局面。张静庐的责任之举是在出版物全面萎缩的抗战时期,坚定创办《现代》等进步杂志,以纯文艺拯救国人精神以及在选题重复情形下毅然停止作为,避免市场恶意竞争。
1932年日军发动“12·8”袭击,使这一年的全国出版物总数降到了前后十年中的最低谷。⑹之前疲弱的杂志销售更差,文艺期刊极度匮乏,⑺国人空虚的精神状态岌岌可危。张静庐正欲重整现代书局,目睹此状,便沿着现代既有的经营特色,提出“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在业务上着想,也应该立刻出版一种纯文艺刊物”。张静庐亲信约请远在松江的施蛰存主编。⑻于是,《现代》创刊。这份纯文艺月刊的首期销量为一万四五千份,这个数字在战时萧条期是惊人的。⑼《现代》这份杂志带着出版人的希冀,烙着编辑者的理想,以“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为办刊宗旨,填补了当时的空白。⑽
张静庐经常自省,“我明白,我所负的责任的艰重,文化工作影响于民族社会的重大和深远!”⑾抗战转移内地前,他遭遇了一件痛事。1936年夏,张静庐征得译文社和鲁迅同意后,正在为计划用三年翻译出版《高尔基全集》而全力筹备。拟公告同行时被人捷足先登,为避免因选题重复,造成业界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张静庐停止了筹备。不料对方所谓的《高尔基全集》仅六册薄书,而张静庐的原定计划是六辑共六十部,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真是“丢尽中国出版家的脸!”张静庐怒不可遏,“他并不明白这是出版家的罪恶,更没有清楚什么是出版家的责任。”⑿之后,“上杂”才在战火中陆续刊出了《高尔基选集》。⒀
(二)举事业之新:创办“上杂”,全力支持进步杂志
“上杂”的诞生是张静庐出版生涯的一大壮举。1934年,国民党当局在农村实施的军事“围剿”和在城市发动的文化“围剿”,⒁导致城村凋敝。廉价的杂志成为一时热宠,造成畸态的“杂志年”。纷出的杂志泥沙俱下,纯粹贩卖只是消极之举,可能亏本甚至朝不保夕。“但是为事业前途的发展,为文化运动的普及”,张静庐决定独辟此径。⒂
1936年3月15日,鲁迅创编的《译文》在“上杂”的复刊,是谓张静庐又一明举。张静庐深知自己的经营对促进杂志界良形发展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在痛陈无聊画报等有毒消遣物推波助澜罪行时,积极接受了被生活书店停刊的《译文》。大型文艺读物的刊行,不为赚钱,为的是“提高出版物的水准”。“上杂”与《译文》善始善终的合作,⒃使公司从贩卖时期进入出版时期,张静庐也由此得以重回出版事业道路。
三、情:怀普世之心,启时代之新
出版是一种处于上层建筑的活动,有悬空而高寒之险。避免危况,长远立存,惟有心系立足之源——人。“十足的读者出身”⒄的张静庐,怀着此种悲悯情怀,敬慎世人,笃志启新。
(一)怀普世之心:“代理发行”和 “退订改订绝对自由”
张静庐在“上杂”极其重视“代理发行”业务,并创出“退订改订,绝对自由”办法。前项意欲帮助作者,后法旨在服务读者。
“上杂”的“代理发行”重在“代理”,即起中介搭桥作用。意在帮助出版者“属于私人出版的或没有多少基金的杂志”“于短时间里达到相当发行额”,从而“使这本刊物长命下去”。⒅这源起于上杂成立二十年前,张静庐首涉出版失败的教训。缺乏经验加之没有代理发行杂志之处,自办的小报销售收入被报摊书店占为己有。⒆二十年后张静庐特意以此作为发行第一要略,可见其护新人、惜贤才之怀。
“退订改订绝对自由”是张静庐独创的一项“危险”办法,这直接威胁公司盈亏。然而张静庐是“十足的读者出身”,他说“读者所尝的痛苦我都明白”,因此这套办法第一即不损订户本金、第二即退改自由,从创业制定之初便切实执行。⒇张静庐正是以己之遭遇,不忍后人复受苦痛,站在对方立场,体恤作者和读者。
(二)启时代之新:提倡新书事业,普及新文化
始于1906年的上海书业商会曾以出版商为主要会员,而后经国民党政府插手改组后,成了与各省市文具业合并的“图书文具业公会”之不伦不类畸胎。张静庐任改组书业团体负责人时提出会内务必分类底线是“新书业和旧书业”两个团体,终未通过。直到1943年建立的重庆市出版商业同业公会,才把“营出版事业之公司或经注册之商店”列为入会的首要资格,成为抗战中出版业集中重庆后,中国第一个由纯粹出版业组织的团体。(21)
随后,时任光华书局经理的张静庐与同事前往南昌,发现当地无论新式、旧式书店竟难得一份“新”书刊,旋即于南昌、杭州、北平、武昌设立光华分店。(22)并针对战时出版界只出“通俗小册子”和新闻性内容单薄书册的一窝蜂现象,张静庐不仅大声疾呼“抗战建国时代,我们需要有建设性的学术图书,国防性的专门典籍”,更身体力行“编制”属于人民自己的“通俗的大众读物”。(23)
铅椠辛勤廿五年,文坛几见斗芳妍。
是真名著千秋业,拣选刊行世始传。(24)
对出版事务谨小慎微,为出版事业勇辟新景,这就是老出版家——张静庐。■
参考文献
(1)吴永贵:《长于书业经营的张静庐》,《中国编辑》,2005年第1期,P89
(2)(3)(4)(7)(11)(12)(15)(17)(18)(19)(20)(22)(23)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P134,P98,P132,P101-102,P136,P123,P107,P114,P139-140,P31-33,P114-115,P91,P133-134
(5)舒兴文:《张静庐在武汉的出版活动》,《武汉文史资料》,1990年第2辑
(6)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P336-337
(8)金理:《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第1版,P94
(9)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见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P281-282
(10)施蛰存:《创刊宣言》,《现代》第1卷第1期,P2,1932年5月1日,见完颜绍元:《玻璃建筑——〈现代〉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P1
(13)《上海出版志第一篇 出版机构 第一章 解放前主要出版机构 第二节 民间出版机构》,http://www.pubhistory.com/img/text/8/1458.htm,2009年11月6日访问
(14)来新夏:《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P297-298
(16)姜德明:《张静庐与鲁迅》,《寻根》,2001年第5期,P52
(21)《出版商业同业公会章程——一九四三年》,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P619,P626-627
(24)俞筱尧:《书林随缘录》,中华书局,2002年5月第1版,P17
(作者: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传播学系出版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张静庐 出版家 新文化运动
中国现代出版家张静庐闻名于他在上世纪50年代苦心辑注的八大卷《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汇编》,这套史料是我国建国以来出版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仍为近现代出版史、文学史等众多领域研究者的必备参考。⑴史料的集成离不开编者30年出版生涯之基,张静庐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孤岛”上海转战中国腹地,任重庆联营书店总经理,建国后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和中华书局任要职,为新闻出版事业穷尽毕生心血。
然而在上海出版界自由从业、自发创业的二十年,才是张静庐从事出版行业最为重要的时期。其职业生涯起点,正逢五四运动点燃的星火四起燎原之始,此后,张静庐的出版事业便自觉与新文化的发展和普及紧密交织。他或独立或合作创办了上海杂志股份无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杂)、现代书局、上海联合书店、光华书局,这些出版发行机构的主营特色或是新书杂志、或是新文艺书刊、或是新社科书籍,无一不体现出创办者的高远追求——推动中国的新书事业、“编制通俗的大众读物”。⑵
著文须文德,治史须史德,从业也当以“业德”为先为要。张静庐和他的新书事业为中国推广新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可归纳成“理”、“义”、“情”三德。
一、“理”德:顺历史之运,应世局之新
张静庐萌发从事出版志向之后,逐步形成一种理性而客观的历史发展观。在这种清醒的认识下,他执历史之命,综览全局,紧跟时势,勤奋践新,不啻为出版界的一代时务俊杰。
(一)顺历史之运:“新”念来源时代洪流
张静庐出身乡曲屠夫,只接受了至多六年学校教育。凭借六年所学,张静庐在上海烧酒行当学徒的第一年里,几乎阅尽标点小说和志怪笔记。1913年春季,张静庐首次接触到的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对林纾的翻译小说痴醉至极,这是促成张静庐立志“做出版家”的直接原因。从1914年开始,他自行创办《小上海》等小型刊物,虽不外是“哥哥妹妹式的小说”,然风靡一时的“鸳蝴派”“礼拜六派”作品正是由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过渡形态,具有相当的反抗旧礼教精神,一个“棋盘街巡阅使”胆识可嘉。
(二)应世局之新:从“救国十人团”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
1919年上海“六三”运动后,爱国商人自发成立商界联合总会——“救国十人团”,张静庐被引荐主编总会宣传刊物《救国日报》。之后成为国民党组织的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宁波代表,并结识了上海各界联合会代表赵南公,受赵南公之邀出任泰东图书局襄理,由此正式踏入出版界。
通过泰东一年有余的磨练,亲见泰东从曾经激进的新文化摇篮到落寞的古旧书店,张静庐对于书局经营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如“不继续跟着时代的轮子前进,就会被时代所淘汰,被读者所遗忘”。⑶因此,光华书局、上海联合书店、现代书局等经营新文艺书和新社科书的出版机构相继诞生。
1937年战火烽燃,张静庐把亲手独立创办的“上杂”命运完全交由当时抗战国民党军队,以“国军的进退为转移”。⑷为了配合1938年3月成立于汉口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各地建立分会以及抗日宣传,张静庐亦分别在武汉、重庆、广州、桂林、昆明等设“上杂”分店达12处之多,⑸刊行“大时代丛书”、茅盾主编的《烽火》、邹韬奋主编的《抗战》等大量战时进步新书刊。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地内忧外患、存亡难料,警醒的政界和学界人士先知先觉,应新而动,张静庐是其中一员。与其说这是个体的审时度势,不如说是“因环境之变迁”而不期“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这也是上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观,将自己的命运融入家国运祚,将自己的事业建立在响应挽救中华的号召下,在毁灭的硝烟里寻觅迸发的新芽。
二、“义”德:明责任之重,举事业之新
张静庐深刻认识到正因为出版人扼社会精神需求之前沿,务必坚定正义,明悉在肩重任。在“应新”中洞察未现却将现的社会所需,补时代之缺,倡时代之新,引导文化的正确发展。
(一)明责任之重:创社会良性所需
抗日时期的国内出版界,缺乏统一管理和充足资金支持的出版物市场时时出现畸缩畸胀的混乱局面。张静庐的责任之举是在出版物全面萎缩的抗战时期,坚定创办《现代》等进步杂志,以纯文艺拯救国人精神以及在选题重复情形下毅然停止作为,避免市场恶意竞争。
1932年日军发动“12·8”袭击,使这一年的全国出版物总数降到了前后十年中的最低谷。⑹之前疲弱的杂志销售更差,文艺期刊极度匮乏,⑺国人空虚的精神状态岌岌可危。张静庐正欲重整现代书局,目睹此状,便沿着现代既有的经营特色,提出“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在业务上着想,也应该立刻出版一种纯文艺刊物”。张静庐亲信约请远在松江的施蛰存主编。⑻于是,《现代》创刊。这份纯文艺月刊的首期销量为一万四五千份,这个数字在战时萧条期是惊人的。⑼《现代》这份杂志带着出版人的希冀,烙着编辑者的理想,以“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为办刊宗旨,填补了当时的空白。⑽
张静庐经常自省,“我明白,我所负的责任的艰重,文化工作影响于民族社会的重大和深远!”⑾抗战转移内地前,他遭遇了一件痛事。1936年夏,张静庐征得译文社和鲁迅同意后,正在为计划用三年翻译出版《高尔基全集》而全力筹备。拟公告同行时被人捷足先登,为避免因选题重复,造成业界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张静庐停止了筹备。不料对方所谓的《高尔基全集》仅六册薄书,而张静庐的原定计划是六辑共六十部,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真是“丢尽中国出版家的脸!”张静庐怒不可遏,“他并不明白这是出版家的罪恶,更没有清楚什么是出版家的责任。”⑿之后,“上杂”才在战火中陆续刊出了《高尔基选集》。⒀
(二)举事业之新:创办“上杂”,全力支持进步杂志
“上杂”的诞生是张静庐出版生涯的一大壮举。1934年,国民党当局在农村实施的军事“围剿”和在城市发动的文化“围剿”,⒁导致城村凋敝。廉价的杂志成为一时热宠,造成畸态的“杂志年”。纷出的杂志泥沙俱下,纯粹贩卖只是消极之举,可能亏本甚至朝不保夕。“但是为事业前途的发展,为文化运动的普及”,张静庐决定独辟此径。⒂
1936年3月15日,鲁迅创编的《译文》在“上杂”的复刊,是谓张静庐又一明举。张静庐深知自己的经营对促进杂志界良形发展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在痛陈无聊画报等有毒消遣物推波助澜罪行时,积极接受了被生活书店停刊的《译文》。大型文艺读物的刊行,不为赚钱,为的是“提高出版物的水准”。“上杂”与《译文》善始善终的合作,⒃使公司从贩卖时期进入出版时期,张静庐也由此得以重回出版事业道路。
三、情:怀普世之心,启时代之新
出版是一种处于上层建筑的活动,有悬空而高寒之险。避免危况,长远立存,惟有心系立足之源——人。“十足的读者出身”⒄的张静庐,怀着此种悲悯情怀,敬慎世人,笃志启新。
(一)怀普世之心:“代理发行”和 “退订改订绝对自由”
张静庐在“上杂”极其重视“代理发行”业务,并创出“退订改订,绝对自由”办法。前项意欲帮助作者,后法旨在服务读者。
“上杂”的“代理发行”重在“代理”,即起中介搭桥作用。意在帮助出版者“属于私人出版的或没有多少基金的杂志”“于短时间里达到相当发行额”,从而“使这本刊物长命下去”。⒅这源起于上杂成立二十年前,张静庐首涉出版失败的教训。缺乏经验加之没有代理发行杂志之处,自办的小报销售收入被报摊书店占为己有。⒆二十年后张静庐特意以此作为发行第一要略,可见其护新人、惜贤才之怀。
“退订改订绝对自由”是张静庐独创的一项“危险”办法,这直接威胁公司盈亏。然而张静庐是“十足的读者出身”,他说“读者所尝的痛苦我都明白”,因此这套办法第一即不损订户本金、第二即退改自由,从创业制定之初便切实执行。⒇张静庐正是以己之遭遇,不忍后人复受苦痛,站在对方立场,体恤作者和读者。
(二)启时代之新:提倡新书事业,普及新文化
始于1906年的上海书业商会曾以出版商为主要会员,而后经国民党政府插手改组后,成了与各省市文具业合并的“图书文具业公会”之不伦不类畸胎。张静庐任改组书业团体负责人时提出会内务必分类底线是“新书业和旧书业”两个团体,终未通过。直到1943年建立的重庆市出版商业同业公会,才把“营出版事业之公司或经注册之商店”列为入会的首要资格,成为抗战中出版业集中重庆后,中国第一个由纯粹出版业组织的团体。(21)
随后,时任光华书局经理的张静庐与同事前往南昌,发现当地无论新式、旧式书店竟难得一份“新”书刊,旋即于南昌、杭州、北平、武昌设立光华分店。(22)并针对战时出版界只出“通俗小册子”和新闻性内容单薄书册的一窝蜂现象,张静庐不仅大声疾呼“抗战建国时代,我们需要有建设性的学术图书,国防性的专门典籍”,更身体力行“编制”属于人民自己的“通俗的大众读物”。(23)
铅椠辛勤廿五年,文坛几见斗芳妍。
是真名著千秋业,拣选刊行世始传。(24)
对出版事务谨小慎微,为出版事业勇辟新景,这就是老出版家——张静庐。■
参考文献
(1)吴永贵:《长于书业经营的张静庐》,《中国编辑》,2005年第1期,P89
(2)(3)(4)(7)(11)(12)(15)(17)(18)(19)(20)(22)(23)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P134,P98,P132,P101-102,P136,P123,P107,P114,P139-140,P31-33,P114-115,P91,P133-134
(5)舒兴文:《张静庐在武汉的出版活动》,《武汉文史资料》,1990年第2辑
(6)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P336-337
(8)金理:《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第1版,P94
(9)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见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P281-282
(10)施蛰存:《创刊宣言》,《现代》第1卷第1期,P2,1932年5月1日,见完颜绍元:《玻璃建筑——〈现代〉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P1
(13)《上海出版志第一篇 出版机构 第一章 解放前主要出版机构 第二节 民间出版机构》,http://www.pubhistory.com/img/text/8/1458.htm,2009年11月6日访问
(14)来新夏:《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P297-298
(16)姜德明:《张静庐与鲁迅》,《寻根》,2001年第5期,P52
(21)《出版商业同业公会章程——一九四三年》,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P619,P626-627
(24)俞筱尧:《书林随缘录》,中华书局,2002年5月第1版,P17
(作者: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传播学系出版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