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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在财政压力下从行政层面对医药行业进行了改革，并大幅下调了药价，引发行业十年低谷；而目前，中国医药行业的各方面特征都与当年的日本非常相似。同样由于医保控费压力凸显，中国政府以往温和的降价政策走向从2011年开始发生明显转向，政策威力在2013年下半年已初见锋芒，相关政策走向对2014年医药股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
医保基金缺口“压”药价
11月7日，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下称“南方所”）所长林建宁在国家药监局南方所第25届信息发布会上表示，粗略估算，目前医保基金缺口达300亿元左右，预计缺口还将不断扩大。
林建宁据此预测，政府着手三保合一和下调药价的可能性极大，医保基金缺口压力将转移到医药产业，药价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下跌。
城镇医保包括职工和居民两部分，再加上新农合，三保基金共同构成中国医保基金。林建宁认为，基金缺口压力主要来自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主要是因为在宏观经济形势不乐观、通货膨胀压力大和企业利润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个人缴费率没有调整，居民出现有病才参保的取向，而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均用药水平上升、大病统筹报销比例上升又导致医保基金支出压力加大。
人保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城镇医保基金总收入6939亿元，支出5544亿元，结余为1395亿元。虽然近期屡有地方新农合基金出现缺口的消息传出，即使假设2013年城镇居民医保收入明显下降、医保基金支出明显上升，但从2012年的1395亿元结余到2013年的300亿元缺口，未免还是让人感叹形势变化如此之快。
对此，有医改专家对《证券市场周刊》记者指出，近几年医保基金日趋紧张，医保控费是大势所趋，这已是业内共识。就全国来看，医保基金总体上还有结余，但部分地区已现缺口。比如，北京和上海的医保基金比较紧张，而深圳的情况就好很多。300亿元缺口的说法，应是推算部分地区缺口合计额得来。
其实，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医保控费的政策威力已初见锋芒。
在2012年底出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卫生部关于开展基本医疗保险付费总额控制的意见》中，规定医药总额预付制度于2013年向全国推广。对此，著名医药股投资人姜广策2013年6月向记者指出，“这个文件的威力在2013年下半年就会显现，目前行业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医保控费下的降药价压力，建议适当降低医药股配置比例。”如今看来，这一预判一语成谶。
2013年前三季度，中国医药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速为18%，是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净利润同比增速为16%，较一季度的23%明显下降，且为2007年以来的低点。
在此背景下，如果政府再着手三保合一，医保部门权力扩大带来的降药价压力加码，药价下降将不可避免。
不少发达国家都已走过医保控费的医改必经阶段。国金证券认为，从人口结构、医保政策、药价政策各方面来看，日本与中国最具相似性。
日本1990-2000年间的经验表明，在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由于财政压力明显加剧，政府采取的强力降药价政策让行业步入了“失去的十年”，这一幕是否会在中国重演？
日本的前车之鉴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1990-2010年的20年间是日本老龄化的加速阶段，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不到9%上升至超过21%，这与目前中国所处的阶段相似。
此外，日本实行的是全民医保政策，这一点也与中国相似。为应对日益增长的财政压力，从1988年开始，日本政府每两年进行一次医保目录品种的价格调整，涉及13000多种药物，每次平均降幅超过6%，这让日本民生得到很大改善，表现为药品支出下降、公费医疗覆盖面提升。
在药品降价与需求增长中，前者的表现更为明显。在改革实施的最初十年间，日本医药行业的平均增长率仅4.24%，据测算，除去药价调整政策后的自然增长率应为9.6%。受医药市场规模下降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医药股指表现不佳。
美国的情况刚好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老年人口增速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医疗需求增量小，政府的医疗负担可控，因此美国实行的是鼓励创新的药价政策，依靠不断推出新药，美国医药行业市场规模一直保持着年均10%以上的平稳快速增长，在市场持续扩容推动下，行业股指表现优异。
国金证券根据对日美各国的研究认为，医药市场规模=需求量×价格+创新溢价。除需求量外，价格和创新亦是关键要素。
据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医药市场规模将从全球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老龄化带来的医疗需求扩容推动医药市场持续扩容，成为医药股近期被推崇的主要逻辑。但是，从美日经验来看，这一逻辑并不完美。
除了人口结构和全民医保外，中国一直奉行的降价政策也与日本相似。但有趣的是，2001-2010年间，由发改委主导的行政降价政策却造就了医药市场和医药股的黄金十年。
2000年11月，中国《药品政府定价办法》生效。此后十年间，发改委共对药品实施了26轮降价。由于此次改革的矛头一开始明显对准药企，致行业估值明显下降。但后来政策落地的效果却是，行业在这十年间实现了快速发展，年均净利润增速接近25%，2010年为30%。在此背景下，中信医药指数在2010年11月创下6079点的历史新高。
降价政策效果迥异的背后，是中日降价力度的不同。
中国10年间经历了26轮药品降价，日本每两年降价一次。表面看，中国次数上占优，但平均每次药品降价范围才100种左右，而日本是13000多种医保目录药物的全范围降价；据统计，日本药品平均每次降价幅度在6%左右，而中国药品平均每次降价幅度为10%-15%，但每种药品一般4-5年才降一次，如上次中药价格调整是在2009年。 其次，日本政府直接确定医保药品的零售价，医保基金据此补偿药品费用，同时医疗机构还会采用医院联合体的采购模式获得更好的采购价；中国只强制降低医保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由于不少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起初非常高，出现了有些药品限价不断下降、零售价却走高的怪现象。
另外，2007年之前新药申请非常容易，不断推出新品种也成为企业规避药品最高限价下调的利器。
然而，在医保控费压力日益凸显以及民众抱怨药价高企的舆论压力渐浓的背景下，上述温和的降价政策走向从2011年开始发生明显转向。时隔十年，发改委于2010年6月再发《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被认为是A股医药股表现转向两年低迷的触发点。
控费压力空前下的政策转向
在发改委主导的温和降价继续的同时，药品招标政策变得异常严厉。
与日本的医院自主采购不同，中国实行以省为单位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在2009版基药目录推出后，从2010年底开始，“唯低价论”的“安徽模式”在全国逐渐推广，使得行业受到重创。
2011-2012年，医药制造业净利润的同比增速分别降至23.5%和20%，中信医药指数也展开了为期近两年的调整，较2010年11月的历史高点一度跌去近40%。
之后，由于2012年“毒胶囊”事件爆发，极端降价的“安徽模式”弊端被逐渐认识，“唯低价论”的政策取向有所纠正，在医药股估值较低、政策转向带来的盈利改善预期下，医药股从2012年底开始走出一波强劲升势，中信医药指数在2013年10月15日再度创下6122点的历史新高。
然而，期待中的盈利回升并未到来，虽然2013年一季度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速小幅回升至23%，但之后一路下滑。
“现在看来，虽然政府纠正了安徽模式极端的降药价倾向，但招标降价的力度仍在收紧，在财政压力下，政府从2010年开始的强烈降药价愿望今后一段时间内恐难发生变化，广东和上海招标政策的变化就是明证。未来如果政府着手三保合一、加码医保控费，医药行业很可能面临日本式的降价压力，那些以往降价中几乎未被伤及的独家产品恐也在劫难逃。”有业内资深人士对记者指出。
2013年下半年，广东和上海陆续出台新的招标政策。其中，广东拟通过建立全省集中的第三方药品交易平台，实现全省县及县以上医院网上采购，形成了实质上的电子模式下的“二次议价”，这很可能导致药价螺旋式下降。
医保基金缺口“压”药价
11月7日，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下称“南方所”）所长林建宁在国家药监局南方所第25届信息发布会上表示，粗略估算，目前医保基金缺口达300亿元左右，预计缺口还将不断扩大。
林建宁据此预测，政府着手三保合一和下调药价的可能性极大，医保基金缺口压力将转移到医药产业，药价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下跌。
城镇医保包括职工和居民两部分，再加上新农合，三保基金共同构成中国医保基金。林建宁认为，基金缺口压力主要来自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主要是因为在宏观经济形势不乐观、通货膨胀压力大和企业利润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个人缴费率没有调整，居民出现有病才参保的取向，而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均用药水平上升、大病统筹报销比例上升又导致医保基金支出压力加大。
人保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城镇医保基金总收入6939亿元，支出5544亿元，结余为1395亿元。虽然近期屡有地方新农合基金出现缺口的消息传出，即使假设2013年城镇居民医保收入明显下降、医保基金支出明显上升，但从2012年的1395亿元结余到2013年的300亿元缺口，未免还是让人感叹形势变化如此之快。
对此，有医改专家对《证券市场周刊》记者指出，近几年医保基金日趋紧张，医保控费是大势所趋，这已是业内共识。就全国来看，医保基金总体上还有结余，但部分地区已现缺口。比如，北京和上海的医保基金比较紧张，而深圳的情况就好很多。300亿元缺口的说法，应是推算部分地区缺口合计额得来。
其实，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医保控费的政策威力已初见锋芒。
在2012年底出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卫生部关于开展基本医疗保险付费总额控制的意见》中，规定医药总额预付制度于2013年向全国推广。对此，著名医药股投资人姜广策2013年6月向记者指出，“这个文件的威力在2013年下半年就会显现，目前行业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医保控费下的降药价压力，建议适当降低医药股配置比例。”如今看来，这一预判一语成谶。
2013年前三季度，中国医药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速为18%，是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净利润同比增速为16%，较一季度的23%明显下降，且为2007年以来的低点。
在此背景下，如果政府再着手三保合一，医保部门权力扩大带来的降药价压力加码，药价下降将不可避免。
不少发达国家都已走过医保控费的医改必经阶段。国金证券认为，从人口结构、医保政策、药价政策各方面来看，日本与中国最具相似性。
日本1990-2000年间的经验表明，在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由于财政压力明显加剧，政府采取的强力降药价政策让行业步入了“失去的十年”，这一幕是否会在中国重演？
日本的前车之鉴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1990-2010年的20年间是日本老龄化的加速阶段，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不到9%上升至超过21%，这与目前中国所处的阶段相似。
此外，日本实行的是全民医保政策，这一点也与中国相似。为应对日益增长的财政压力，从1988年开始，日本政府每两年进行一次医保目录品种的价格调整，涉及13000多种药物，每次平均降幅超过6%，这让日本民生得到很大改善，表现为药品支出下降、公费医疗覆盖面提升。
在药品降价与需求增长中，前者的表现更为明显。在改革实施的最初十年间，日本医药行业的平均增长率仅4.24%，据测算，除去药价调整政策后的自然增长率应为9.6%。受医药市场规模下降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医药股指表现不佳。
美国的情况刚好相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老年人口增速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医疗需求增量小，政府的医疗负担可控，因此美国实行的是鼓励创新的药价政策，依靠不断推出新药，美国医药行业市场规模一直保持着年均10%以上的平稳快速增长，在市场持续扩容推动下，行业股指表现优异。
国金证券根据对日美各国的研究认为，医药市场规模=需求量×价格+创新溢价。除需求量外，价格和创新亦是关键要素。
据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医药市场规模将从全球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老龄化带来的医疗需求扩容推动医药市场持续扩容，成为医药股近期被推崇的主要逻辑。但是，从美日经验来看，这一逻辑并不完美。
除了人口结构和全民医保外，中国一直奉行的降价政策也与日本相似。但有趣的是，2001-2010年间，由发改委主导的行政降价政策却造就了医药市场和医药股的黄金十年。
2000年11月，中国《药品政府定价办法》生效。此后十年间，发改委共对药品实施了26轮降价。由于此次改革的矛头一开始明显对准药企，致行业估值明显下降。但后来政策落地的效果却是，行业在这十年间实现了快速发展，年均净利润增速接近25%，2010年为30%。在此背景下，中信医药指数在2010年11月创下6079点的历史新高。
降价政策效果迥异的背后，是中日降价力度的不同。
中国10年间经历了26轮药品降价，日本每两年降价一次。表面看，中国次数上占优，但平均每次药品降价范围才100种左右，而日本是13000多种医保目录药物的全范围降价；据统计，日本药品平均每次降价幅度在6%左右，而中国药品平均每次降价幅度为10%-15%，但每种药品一般4-5年才降一次，如上次中药价格调整是在2009年。 其次，日本政府直接确定医保药品的零售价，医保基金据此补偿药品费用，同时医疗机构还会采用医院联合体的采购模式获得更好的采购价；中国只强制降低医保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由于不少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起初非常高，出现了有些药品限价不断下降、零售价却走高的怪现象。
另外，2007年之前新药申请非常容易，不断推出新品种也成为企业规避药品最高限价下调的利器。
然而，在医保控费压力日益凸显以及民众抱怨药价高企的舆论压力渐浓的背景下，上述温和的降价政策走向从2011年开始发生明显转向。时隔十年，发改委于2010年6月再发《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被认为是A股医药股表现转向两年低迷的触发点。
控费压力空前下的政策转向
在发改委主导的温和降价继续的同时，药品招标政策变得异常严厉。
与日本的医院自主采购不同，中国实行以省为单位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在2009版基药目录推出后，从2010年底开始，“唯低价论”的“安徽模式”在全国逐渐推广，使得行业受到重创。
2011-2012年，医药制造业净利润的同比增速分别降至23.5%和20%，中信医药指数也展开了为期近两年的调整，较2010年11月的历史高点一度跌去近40%。
之后，由于2012年“毒胶囊”事件爆发，极端降价的“安徽模式”弊端被逐渐认识，“唯低价论”的政策取向有所纠正，在医药股估值较低、政策转向带来的盈利改善预期下，医药股从2012年底开始走出一波强劲升势，中信医药指数在2013年10月15日再度创下6122点的历史新高。
然而，期待中的盈利回升并未到来，虽然2013年一季度行业净利润同比增速小幅回升至23%，但之后一路下滑。
“现在看来，虽然政府纠正了安徽模式极端的降药价倾向，但招标降价的力度仍在收紧，在财政压力下，政府从2010年开始的强烈降药价愿望今后一段时间内恐难发生变化，广东和上海招标政策的变化就是明证。未来如果政府着手三保合一、加码医保控费，医药行业很可能面临日本式的降价压力，那些以往降价中几乎未被伤及的独家产品恐也在劫难逃。”有业内资深人士对记者指出。
2013年下半年，广东和上海陆续出台新的招标政策。其中，广东拟通过建立全省集中的第三方药品交易平台，实现全省县及县以上医院网上采购，形成了实质上的电子模式下的“二次议价”，这很可能导致药价螺旋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