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因其世界性和权威性成为世界文学中的最高荣誉。在其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有不少获奖者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但绝大多数获奖者作品都在历史的变迁中成为文学经典载入文学史册。诺贝尔文学奖的创始人诺贝尔在1895年写下遗嘱，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授予“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同时“评奖不考虑候选人之国籍”。的确，与英国的布克奖、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奖这些地域性奖项相比，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更公平、更公众，具有“跨文化”色彩。然而，一百多年间评选出的获奖者及其作品却并不一如诺贝尔所愿。根据统计，截止到2012年，各大洲的获奖人次数分别是：欧洲81人（其中8人为女性）、美洲18人（其中3人为女性）、亚洲5人、非洲4人（其中1人为女性）、大洋洲1人。从这个数字可见，特别是在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落在欧洲、北美国家作家头上，东方和女性毫无疑问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中的“他者”。
　　一、何为“他者”
　　“他者”（the Other）这一概念在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等众多学科或流派中频繁出现，已成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他者”并非是第三人称的“他”，而是一个包含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种族、民族、宗教、性别、年龄、地域等诸多内涵的一个复合性概念。虽然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他者”一词经常出现，但真正开启了现代意义上“他者”概念的则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只有通过对自己的对方或差异者设定为“非存在”也就是“他者”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1]（P121）。在自我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对立方之间“其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1]（P127）。后殖民批评家和女性主义思想家将黑格尔的“他者”理论运用于文化和文学批评中，将其作为理论斗争工具，强调平等、差异和多元，反对种族或性别歧视，力图挖掘出“他者”理论中的巨大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
　　二、诺贝尔文学奖中的“他者”
　　自1901年法国诗人普吕多姆首次获奖，到目前为止共有109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大多数获奖者都是西方人和男性。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就如同一个旋转的陀螺，中心轴是西方和男性。自1909年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1913年印度作家泰戈尔获奖起，这只陀螺才开始将“他者”旋进去。但在这只不停旋转的陀螺中，西方和男性中心始终是主脉，“他者”只是偶尔被光顾下。即便如此，拨开这些获奖者身上的光环，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发现获奖者身上被灌注的身份标签——“他者”。一方面，以东方和女性为身份的文学家很难被旋进诺贝尔文学奖这只陀螺中；另一方面，那些荣幸被旋进陀螺中的文学家又成了诺贝尔文学奖中的“他者”。
　　在大多数获奖的“他者”文学家作品中，西方和男性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着相似的特点：白人和男人都以积极、勇敢、诚实、现代、进步、开放、文明、理性、道德的形象出现，而有色人种和女人则被魔化成消极、胆小、被动、顺从、懦弱、落后、封闭、非理性、淫荡等刻板性的形象。正因为如此，西方对东方、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以及东方对西方、女性对男性的反抗也往往有着相同的主题：强暴。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库切的作品中，“强暴”一词就具有明显的文化政治含义。在其代表作《耻》中，卢里教授作为男性、白人的代表对有色人和女性的统治正是通过“强暴”（强暴学生梅拉妮）这一与“性”相关的方式来完成的。同样在萨莱姆镇，黑人对白人的反抗也是通过对白人的强暴来完成的：三个黑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了卢里的女儿露西。正因为如此，后殖民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有了相同的话语内容和研究对象。
　　在诺贝尔文学奖中的“他者”，即那些具有东方和女性色彩的获奖者中，其作品中往往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帮助完成西方中心和男性中心的自我框架。通过对历年获奖者代表作品赏析发现，这些获奖者的作品呈现出两个方向：一部分是具有反抗意识的作品。这些作品试图通过揭示西方中心和男性中心的文化霸权，以作品为反抗工具来取得自身的话语权。为了获得话语权，这些作品冒充男性口吻，以一种虚拟的方式暂时得以发声，其“女性”身份却一再强化。另一部分作品则强化了东方和女性的特点，以自我身份的展示来满足和帮助完成西方对东方的规定、描述和想象，成为“悦己者”的女性。
　　在诺贝尔文学奖中，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表现反抗意识的“他者”身份作品获奖的频率越来越高。如1966年女作家萨克斯通过对苦难的描绘进而表现犹太民族的大悲剧；1991年南非女作家戈迪默的作品直接讴歌反抗种族隔离制度人物；2003年南非作家库切的作品充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情感；2004年的获奖者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对当代奥地利社会问题、伊拉克问题、反犹主义所持的立场，作品中“发出的反抗之声”；2010年获奖者秘鲁作家略萨对权力结构制图般地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以及反独裁的主题；等等。从表面上来看，对这些作家和作品的肯定似乎是在努力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男性主义的桎梏，实际上，“他者”身份无论是在作品中还是作家本身都无法获得真正的话语权，充分和真实地表现自身。
　　一方面，在这些获奖者的作品中，反抗和斗争虽然是作品的主题，但在反抗和斗争中“他者”始终处于沉默状态中，在非“他者”的世界中他们根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抗和斗争只是主体的自说自话和自我想象。如《等待野蛮人》中的野蛮女孩，《耻》中的梅拉妮、佩特鲁斯。1993年获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在自己的作品中力图构建女性的叙事声音，展现黑人女性这一“他者”在白人社会中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主体实现，然而，斯坦纳在评论《黑暗中的游戏》时指出：“莫里森以一个女性和一个黑人的身份说话，恰恰强化了她以一个美国人身份说话的能力。”[2]另一方面，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和评选过程中，“他者”的身份往往削弱了获奖的可能性。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时瑞典文学院以“公然批评《圣经》”为由拒绝了托尔斯泰；拒绝提名高尔基的原因是认为“他从事和他祖国文化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活动”；1938年赛珍珠获奖是因为评委们“不愿意过度干预欧洲事务或触怒世界当权人物”[3]；而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则是连续多年获得提名但一直未获奖，直到2010年为了避免“欧洲化”才实至名归。 　　三、“他者”——西方和男性主体身份的自我构建
　　事实上，在 “他者”的获奖者中，其获奖的根本原因往往并不是对“他者”主体身份的肯定，而是因为“他者”作品中以东方和女性的身份完成了西方对东方的想象，仍然是西方和男性主体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作品中出现的大量东方情节和东方描述，用符合西方和男性思维、文化的东方和女性形象来完成这种“他者”构建。如《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逆来顺受、邪恶、闪烁着阴性灵魂的黑奴托比；在《最蓝的眼睛》中，大量使用黑人的方言土语、布鲁斯、爵士乐等；《秀拉》中黑人家庭的死亡与自我毁灭；《耻》中佩特鲁斯与强暴、阴险密切相关；等等。在很多作品中，东方人和女性都是以小眼睛、高颧骨、突眼球的丑陋、“黄祸”、魔鬼的形象出现。
　　除了作品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者”作家中，大多数获奖者都有着多国游历和生活的经历，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历。他们的身份复杂，并不是单一、纯粹的“他者”身份。如泰戈尔出生在一个有深厚印度文化底蕴又完全接受西方文化的家族；赛珍珠是生在美国长在中国；奈莉·萨克斯是生于柏林一个犹太家庭的德国女作家；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父亲是立陶宛的犹太移民，母亲是英国人；奈保尔是一位出生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具有英国国籍的印度裔作家；库切出生于南非一个中产阶级白人家庭，是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后裔；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有着多年的美国访学经历；多丽丝·莱辛出生于伊朗，后移居英国；略萨出生于秘鲁，先后移居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等等。这些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一方面为他们扩展了艺术创作的领域，以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视角理解文化冲突和政治冲突，另一方面又无形中受到西方主流意识和主体身份的影响，成为西方想象中的“他者”。
　　中国作家莫言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界当前的一大焦点。对西方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关注本身就是潜意识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而其获奖原因中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其作品被大量翻译成外文，莫言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家中作品被译介至国外数量最多的。这些作品的翻译不仅是语言与语言间的沟通，更是文化与文化间的交融。莫言本人也承认，自己的作品在被翻译成他国文字时往往会根据他国的文化和阅读习惯进行变动。由此，陈安娜（莫言作品在瑞典的翻译者）在将其作品翻译并介绍给瑞典诺贝尔委员会时就不可避免地介入西方文化，委员们所看到的仍是西方语言和西方文化视域中的作品，而这恰恰是莫言获奖的一个隐形却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诺贝尔文学奖发展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随着东方的崛起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作为东方和女性的“他者”也开始逐步走进诺贝尔文学奖的游戏中来，但这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西方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西方/东方、男性/女性并不仅仅是地域区别、种族区别、性别区别，而是表现在文化差异、思维方式等方面，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文化霸权，只要不平等的经济基础存在，这种文化上的帝国统治、文化上的“他者”就无法完全消失。
　　参 考 文 献
　　[1]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等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 斯坦纳. 最清澈的眼睛[N]. 纽约时报书评，1992-04-05.
　　[3] 黄发有. 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当代文学[J]. 天津社会科学，2008，（2）.
　　[责任编辑 杜桂萍 马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