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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蛋,问题在于经济。”(It’s the economy, stupid.)
1992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这句竞选口号,至今也能穿破迷雾,阐释美国很多行为背后的原因。只要经济在增长,美国就能保证其在全球的霸主地位,美国人就会容忍总统的“道德缺陷”。
不到250年的建国历程,美国从一个尚未开垦的原始大陆,摇身一变为人类社会里最强大的经济体。它并非没有遭遇过强大的挑战者,除去军事上的对手苏联之外,日本曾在经济上严重威胁过其霸主地位。
针对后来居上者的威胁,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在近三十年间,对日本的六大行业发起了数次贸易战争。逼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升值日元,成功实现强势美元向弱势美元转向。对内则靠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控制通胀,疏通了国家内部的经济内循环。
最终结局是明了的。日本在经济上被绞杀至“失去的X十年”,至今未能缓过气。美国则保持了经济上的领导地位,培育了后来大放异彩的互联网“新经济”,进而维持了其在科技、军事、文化输出上的霸主地位。
改革开放后,中国借助于全球化实现了迅速崛起,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美国搬出“找茬神器”301条款,如法炮制对中国掀起贸易战,旨在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随后战火蔓延。科技领域,通信、半导体、互联网等高科技领域的中国企业遭到美国围堵。
贸易战究竟要打多久?当年的日本为什么会败,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中国企业能从中学到什么?
从棉花到钢铁
美日贸易战的发生,要比多数人想象的更早。
最开始的贸易摩擦发生在纺织业。1955年春天,在美国市场上,出现了日本生产、每件售价为1美元的廉价女衬衫,引起了市场的疯狂抢购,史称“1美元衬衫事件”。
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为了推销过剩棉花,开始扶持日本纺织业做“顺水人情”—美国借款给日本企业购买棉花和机器设备,并开放其国内市场。第一个需求高潮是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日本出口这些棉纺制品,获得了外汇偿还借款。听上去是一件双赢的买卖。
但日本当时穷,人力不值钱,就把价格压得特别低,做出了每件只要1美元的女衬衫。1955年,日本对美国出口的女棉衬衫增加20倍,日本棉织品占美国棉织品进口市场的一半以上。面对这样的竞争,美国纺织工会组织受不了了,掀起了反倾销运动。
最终这场贸易摩擦以日本政府和纺织业界的“自肃”结束,日本于1956年实行了自愿出口限制,美日于1962年签订了《日美棉制品协定》。
这样的“自肃”行为,后来在美日解决贸易争端中多次出现。日本做出这样的决定,既有避免摩擦进一步增大的考量,也有现实中安防需要依附美国盟友的委曲求全。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头的经济快速回复后,有了一定根基后,日本开始着手建立全套型产业结构—即独立生产所有的工业品、进口仅限于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并将“贸易立国”确立为基本国策。
在60年代日本发表的《关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中,政府计划先围绕石油、化工、钢铁等原材料型产业发展重工业, 之后以制造业为核心产业。后来的历史也的确是按照计划走的,日本在钢铁和家用电器领域里接连成为美国的进口大户。
1955年,美国在日本钢铁出口的市场构成中仅占6%,十年之后日本输出美国的钢铁占到了美国进口总量一半。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成为衔接日本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标志,前期日本需要加大交通设施和体育场馆的基建投入,钢铁需求旺盛。到了奥运会开幕后,日本人对于电视的需求又刺激了家电产业的发展。
但到了1978年,日本的丰田、日产、本田汽车在美国的销量全部超过德国大众。1979年,日本对外输出了450万辆汽车,其中在美国销售了近200万辆。
日本的电器厂家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扩大设备投资、确立量产化体制,从而使电视机的竞争力迅速增强,以“物美价廉”的优势横行国际市场。之后日本的家电接棒钢铁,成为对美出口主力。
可以说,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正是由重化工业和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带动起来的。由此日本迎来了三大景气时期,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和伊奘诺景气,在 1968年成为了仅次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汽车的“反败为胜”
和纺织品战一样,钢铁和家电,最终也以行业“自肃”结束了美国的贸易制裁。
以“贸易立国”的外向型经济体,被贸易制裁三次,范围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家电行业,一般来说气数也尽了。
但曾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击败过清政府和俄国的日本,在经济上的“战斗力”也不错。在美国约六年一周期的贸易战的空档,日本积极地投资新领域,不断开垦出了新的出口“处女地”。
美国被称为“车轮上的国家”,本土车企实力强大,以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家为典型代表的车企年产销量就达到美国市场的90%,按理说海外公司是非常难以打进的。但70年代的两次全球石油危机,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本土汽车的发展,给了日本节油型汽车弯道超车的机会。
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产油地产量巨减,油价上涨,每桶石油价格十年间从不到3美元涨至30美元。美国为了摆脱中东的石油控制,1978年公布了燃油稅法案。要求车企生产的车型平均油耗达到现在的13升/百公里的水平,并且在1985年达到约8.5升/百公里。
以前的美国车是出了名的“油老虎”,这样严苛的节油标准对本土车企影响是空前的。现有产品线的研发和制造必须重新规划,从原有单一大排量、大功率类的产品转向提升小排量汽车的生产。但因在小型车研发方面缺乏经验,美国汽车质量严重下滑。 长期钻研小型节油车的欧洲品牌和日本品牌,在此法案公布后空前利好,大众甲壳虫和本田花冠在美国市场开始崭露头角。在小型车市场尝到甜头后,日企继续扩展自己的产品线,开始投入到中型车的研发上。以耐用节油为特性的丰田凯美瑞、本田雅阁等产品接连站稳脚跟,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神车”。
70年代初期,德国大众生产的汽车是美国最畅销的外国车。但到了1978年,日本的丰田、日产、本田汽车在美国的销量全部超过德国大众。1979年,日本对外输出了450万辆汽车,其中在美国销售了近200万辆。
回顾这段惊人的成绩,其背后并非是日本科技的“一日之功”,而是长时间的未雨绸缪。1949年,刚刚成立的日本通产省对本土汽车市场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性政策,限制整车进口以及海外厂家直接投资本土汽车工业。由政府牵头,通过金融机构向日本车企发出了大量的优惠贷款。为促进本土汽车消费,国民不但免税还享有政策补贴。
如此之大的保护性政策下,日本车企也足够争气。特别是丰田,搞出了一套后来影响所有制造业领域的“精益生产”—不要库存,按需生产,追求精简实用,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压缩成本。在这个模式下,日本工人在9个工作日就能制造出一辆价值1000英镑的汽车。
美国的车企,则是另一番光景。因工会的存在,汽车工人的权益被最大化完善,这在另一方面“伤害”了車企自身的竞争力。车企利润不佳,忍受不了收入下降的工人通过大规模罢工迫使雇主提高工资和工作条件。但雇工成本的上涨最终促使资方放弃了这些城市,底特律等城市最终沦为“锈带”。
从自身找对策
与以往如出一辙,自家企业斗不过,美国政府出手干预了。
美国给日本设置了一系列配额,超过配额后,就不允许继续出口汽车了。已身经数战的日本,这回提早想好了对策。既然不让出口,那就在美国本土生产,80年代初,本田、日产、丰田依次在美国建厂,避开了美国的出口配额。
此外在有限的配额中赚更多的钱,日本车企开始品牌升级,丰田的雷克萨斯、本田的讴歌、日产的英菲尼迪都是那时候的产物。利用高附加值,牟取更多的利润。
因汽车产业属于国家支柱型产业,其上下游连成的巨大的产业链条,对国家经济意义重大。虽处于弱势地位,对于汽车方面的制裁,日本进行了死命地防守。汽车,也是日本少有的在贸易战中最终没有失败的领域。
日本当然也有“大出血”,仅丰田一家就在美国投资超过220亿美元,雇用近14万员工。但这种本土化生产化解了部分贸易摩擦,也增加了美国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认同度。日本车企注重全球化布局的海外发展战略,也使得其成了真正意义上行销全球的常青树。
原日本大藏省副相行天丰雄也出面驳斥过此观点。他认为,日本遭遇的失落,原因首先在于自身。日本在80年代有多次改革机会,但都没有抓住,失去了经济和社会结构性改革最佳时机。
日本采取限制出口、对美投资等的种种手段,虽缓解了贸易紧张情绪,但实际上日本产品对美国的优势越来越大,美日贸易逆差在逐年扩大。
之后的贸易战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集中在以半导体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通讯服务和金融为首的第三产业。同时美日叫板的领域,也由经济层面,扩大到了文化输出的层面。
在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分析中,一直流传着一个经久不衰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日本被逼签订广场协议,被迫升值日元,进而形成泡沫经济,广场协议是造成日本经济萧条的最根本原因。
但这个观点在日本并非主流观点。许多日本金融学家,包括原日本大藏省副相行天丰雄也出面驳斥过此观点。他认为,日本遭遇的失落,原因首先在于自身。日本在80年代有多次改革机会,但都没有抓住,失去了经济和社会结构性改革最佳时机。
在日本“失去的X十年”一说之外,需要看到日本借助强势日元而进行的海外投资成果。这段时间,日本海外净资产从1万多亿美元上升到3万多亿美元,这些是并未算入GDP之内的。
此外,还有日企的上游转型。在终端市场上败退的日本企业,剥离家电、电子等终端及亏损业务,向上游核心技术领域转型,在工业原材料等领域服务国际厂商。不少企业从B2C领域转到了B2B领域,完成了从中下游到上游企业的转变。
旷日持久的美日贸易战,首先带给中国最大的启示就是,未来这样的贸易摩擦很可能是常态化的。美国对于威胁到自身经济地位的国家,尤其是保有贸易顺差的国家习惯使用贸易制裁的方式。
与日本不同,中国的安防和政治完全独立,因此比日本有着更大的操作空间。那么如何在这种常态化的贸易战中,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维护自身利益呢?智慧与魄力,改革与开放,无疑十分重要。
责任编辑谭保罗 tdb@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