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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救国：展所长结缘炼油
20世纪30年代，日寇的铁蹄践踏锦绣的中华山河。就是在那救亡图存的时刻，侯祥麟与石油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他回忆说：“我曾经受党的委派参加国民党学兵队，希望能奔赴抗日最前线。但是，国民党的消极不抵抗政策，让我救国无门。而当时内地汽油、柴油奇缺，直接影响到抗战，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当时我们遭遇了极度紧迫的‘能源危机’，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展可再生能源中的‘生物质能’，发挥替代能源的作用。我是学化工的，我十分渴望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投身炼油事业，为抗日做一点实际工作。”就这样，经过党组织批准，侯祥麟离开学兵队，投入到炼油生产中。
在重庆，他曾经用桐油、菜籽油做原料炼制汽油和柴油;在云南，他还曾经到一家煤炼油的公司工作。后来，这些炼油厂因为各种原因纷纷倒闭。当时已过而立之年的侯祥麟接受党组织的委派，到美国继续深造。
“当时离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不远，我们必须有一批技术人才来建设国家。我们党正考虑派一些技术人员出国学习深造。而我所学的专业也非常合适，我十分渴望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投身炼油事业，为祖国建设做一点实际工作。”
1945年1月，侯祥麟33岁，从印度加尔各答乘船去往美国留学。这一去就是5年。
1950年6月，侯祥麟再次踏上祖国的大地。“终于可以为祖国大干一场了，心情的那种痛快和兴奋真是难以形容！”时至今日，回忆起那段往事，侯祥麟的声音还激动得有些颤抖。
2 报国：倾力育“五朵金花”
1963年12月，人民大会堂，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在举行。周恩来总理庄严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台下掌声雷动。
可就在3年前，中国的石油化工工业还是举步维艰。侯祥麟清楚地记得，1960年时任副总理的聂荣臻给石油部部长余秋里的一封信：“……航空油料仍完全依赖进口，煤油的技术问题还未解决，汽油只能生产部分型号，润滑油也有不少问题。这些情况使人担心，一旦进口中断，飞机就可能被迫停飞，某些战斗车辆就可能被迫停驶。”
此时，担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侯祥麟已经52岁了。可他请缨挂帅，组织起6个研究室的力量，亲自带领科研人员日夜苦干，甚至连除夕夜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回忆起那段日子，一贯举重若轻的侯祥麟坦诚道：“在这种形势下，我所承受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
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不仅解决了航空煤油的技术问题，还研制出了氟油、硅油、脂类油等一系列高精尖特种润滑油品，满足了中国航空、航天、核工业发展的特殊需要。
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产生了。大庆原油虽然产量很高，但缺乏先进的炼制手段，不能加工成高质量的油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62年，石油部在香山召开了炼油工作会议。会议决定集中各方面的技術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发炼油新工艺、新技术，焦点集中在五个项目上：流化催化裂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及相关的催化剂、添加剂研制。在石油部副部长刘放的提议下，他们给这五项技术起了个美丽的名字——“五朵金花”。
作为石油部石油科学研究院主管炼油科技工作的副院长，侯祥麟可以说是研制“五朵金花”的直接领导者。1965年前后，“五朵金花”相继盛开。其中的四项工艺技术的工业化装置分别在大庆炼油厂、抚顺石油二厂、锦西石油五厂先后建成投产，各种催化剂、添加剂也投入生产和应用，使我国的炼油工业技术在60年代中期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并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为国：耄耋之年担重任
2003年5月25日一早，刚刚过完91岁生日的侯祥麟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陈设简朴的客厅里，温家宝认真听取侯祥麟的建议，并就一些技术问题与老人进行讨论。温家宝说，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石油消耗增长很快。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做出详尽的战略规划。他希望侯祥麟发挥自己的专长，在这方面多作贡献。
就这样，侯祥麟又一次站到了国家需要的最前沿，担任中国工程院“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咨询项目组组长。
之后的一年时间，侯祥麟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总理交给的任务中。历经一年多的调查，侯祥麟和他的同事们科学地分析了我国和世界油气资源的现状及供需发展趋势，提出了我国油气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指导原则、战略措施和政策建议。
2004年6月25日上午，中南海。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听取“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的汇报。作为课题的主要负责人，侯祥麟院士作了主要发言，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油气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受到温家宝总理和与会者的赞扬。
然而，就在同一天下午，与侯祥麟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的老伴李秀珍不幸与世长辞。听到老伴故去的消息，侯祥麟平生第一次对女儿大发雷霆。他的秘书张继先回忆道：“侯老一迭声地叫找车去医院，还未及出门就再也忍不住，抱头痛哭。”
亲人走了，可工作还要继续。一个月后，侯祥麟再次召集“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的原班人马，开始了“油气可持续发展与替代战略研究”。他说：“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发挥余热，再为国家多做点事。”
2005年侯祥麟仍旧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他经常到北京六铺炕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原石油部）办公楼上班。2005年上半年，他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他总是这样说：“我和祖国一起走过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祖国的成就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有着6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终身不悔;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齐芳
侯祥麟心语
搞科技，要看你追求什么，真正的快乐在创新和奉献中。科学就是要创新，科学家探索的是未知领域。搞科研也不仅仅是做论文，你的研究应该对人家有用，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而不是仅仅为了钱、为了名。
下围棋时，你搁个子儿，好像没什么用，但后来就用上了，靠它赢了。
异想不一定能天开，但没有异想，肯定开不了天。
我们是科技工作者，科学研究应该严谨务实，不要搞这些虚头。
我是学化工的，我十分渴望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投身炼油事业，为抗日做一点实际工作。
年轻时的动力来自爱国救国，想走科学救国的路。后来信仰马列主义，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当然距离目标还很远，但要从点点滴滴的事情做起。
得先办国家的事，再办自己的事。
不要总不高兴，不要斤斤计较，干工作对我是高兴的事……人活着要处理好两件事：一个是脑力劳动，一个是体力劳动，两者我都做一点。
我和祖国一起走过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祖国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有60多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员，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终身不悔;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我知道，我所经历的人生道路，也是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路，我的一生无处不打下深刻的时代烙印。所有这些，对未来的人们或许能有一点点启示。这就是我最真诚的愿望。
20世纪30年代，日寇的铁蹄践踏锦绣的中华山河。就是在那救亡图存的时刻，侯祥麟与石油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他回忆说：“我曾经受党的委派参加国民党学兵队，希望能奔赴抗日最前线。但是，国民党的消极不抵抗政策，让我救国无门。而当时内地汽油、柴油奇缺，直接影响到抗战，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当时我们遭遇了极度紧迫的‘能源危机’，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展可再生能源中的‘生物质能’，发挥替代能源的作用。我是学化工的，我十分渴望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投身炼油事业，为抗日做一点实际工作。”就这样，经过党组织批准，侯祥麟离开学兵队，投入到炼油生产中。
在重庆，他曾经用桐油、菜籽油做原料炼制汽油和柴油;在云南，他还曾经到一家煤炼油的公司工作。后来，这些炼油厂因为各种原因纷纷倒闭。当时已过而立之年的侯祥麟接受党组织的委派，到美国继续深造。
“当时离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不远，我们必须有一批技术人才来建设国家。我们党正考虑派一些技术人员出国学习深造。而我所学的专业也非常合适，我十分渴望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投身炼油事业，为祖国建设做一点实际工作。”
1945年1月，侯祥麟33岁，从印度加尔各答乘船去往美国留学。这一去就是5年。
1950年6月，侯祥麟再次踏上祖国的大地。“终于可以为祖国大干一场了，心情的那种痛快和兴奋真是难以形容！”时至今日，回忆起那段往事，侯祥麟的声音还激动得有些颤抖。
2 报国：倾力育“五朵金花”
1963年12月，人民大会堂，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在举行。周恩来总理庄严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台下掌声雷动。
可就在3年前，中国的石油化工工业还是举步维艰。侯祥麟清楚地记得，1960年时任副总理的聂荣臻给石油部部长余秋里的一封信：“……航空油料仍完全依赖进口，煤油的技术问题还未解决，汽油只能生产部分型号，润滑油也有不少问题。这些情况使人担心，一旦进口中断，飞机就可能被迫停飞，某些战斗车辆就可能被迫停驶。”
此时，担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侯祥麟已经52岁了。可他请缨挂帅，组织起6个研究室的力量，亲自带领科研人员日夜苦干，甚至连除夕夜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回忆起那段日子，一贯举重若轻的侯祥麟坦诚道：“在这种形势下，我所承受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
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不仅解决了航空煤油的技术问题，还研制出了氟油、硅油、脂类油等一系列高精尖特种润滑油品，满足了中国航空、航天、核工业发展的特殊需要。
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产生了。大庆原油虽然产量很高，但缺乏先进的炼制手段，不能加工成高质量的油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62年，石油部在香山召开了炼油工作会议。会议决定集中各方面的技術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发炼油新工艺、新技术，焦点集中在五个项目上：流化催化裂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及相关的催化剂、添加剂研制。在石油部副部长刘放的提议下，他们给这五项技术起了个美丽的名字——“五朵金花”。
作为石油部石油科学研究院主管炼油科技工作的副院长，侯祥麟可以说是研制“五朵金花”的直接领导者。1965年前后，“五朵金花”相继盛开。其中的四项工艺技术的工业化装置分别在大庆炼油厂、抚顺石油二厂、锦西石油五厂先后建成投产，各种催化剂、添加剂也投入生产和应用，使我国的炼油工业技术在60年代中期接近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并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为国：耄耋之年担重任
2003年5月25日一早，刚刚过完91岁生日的侯祥麟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陈设简朴的客厅里，温家宝认真听取侯祥麟的建议，并就一些技术问题与老人进行讨论。温家宝说，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石油消耗增长很快。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做出详尽的战略规划。他希望侯祥麟发挥自己的专长，在这方面多作贡献。
就这样，侯祥麟又一次站到了国家需要的最前沿，担任中国工程院“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咨询项目组组长。
之后的一年时间，侯祥麟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总理交给的任务中。历经一年多的调查，侯祥麟和他的同事们科学地分析了我国和世界油气资源的现状及供需发展趋势，提出了我国油气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指导原则、战略措施和政策建议。
2004年6月25日上午，中南海。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听取“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的汇报。作为课题的主要负责人，侯祥麟院士作了主要发言，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油气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受到温家宝总理和与会者的赞扬。
然而，就在同一天下午，与侯祥麟相濡以沫近半个世纪的老伴李秀珍不幸与世长辞。听到老伴故去的消息，侯祥麟平生第一次对女儿大发雷霆。他的秘书张继先回忆道：“侯老一迭声地叫找车去医院，还未及出门就再也忍不住，抱头痛哭。”
亲人走了，可工作还要继续。一个月后，侯祥麟再次召集“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的原班人马，开始了“油气可持续发展与替代战略研究”。他说：“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发挥余热，再为国家多做点事。”
2005年侯祥麟仍旧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他经常到北京六铺炕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原石油部）办公楼上班。2005年上半年，他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他总是这样说：“我和祖国一起走过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祖国的成就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有着6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终身不悔;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齐芳
侯祥麟心语
搞科技，要看你追求什么，真正的快乐在创新和奉献中。科学就是要创新，科学家探索的是未知领域。搞科研也不仅仅是做论文，你的研究应该对人家有用，对国家和人民有好处;而不是仅仅为了钱、为了名。
下围棋时，你搁个子儿，好像没什么用，但后来就用上了，靠它赢了。
异想不一定能天开，但没有异想，肯定开不了天。
我们是科技工作者，科学研究应该严谨务实，不要搞这些虚头。
我是学化工的，我十分渴望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投身炼油事业，为抗日做一点实际工作。
年轻时的动力来自爱国救国，想走科学救国的路。后来信仰马列主义，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当然距离目标还很远，但要从点点滴滴的事情做起。
得先办国家的事，再办自己的事。
不要总不高兴，不要斤斤计较，干工作对我是高兴的事……人活着要处理好两件事：一个是脑力劳动，一个是体力劳动，两者我都做一点。
我和祖国一起走过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祖国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有60多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员，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终身不悔;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我知道，我所经历的人生道路，也是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路，我的一生无处不打下深刻的时代烙印。所有这些，对未来的人们或许能有一点点启示。这就是我最真诚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