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欧中心史观”到“文明形态史观”和“全球史观”20世纪世界历史的理论、方法与编纂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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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自1954年第1期发刊,到2004年第1期的50年来,共发表有关世界历史和中外关系史文章数百篇,从最初重点介绍和研究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运、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到今天已经发展到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各国各地区的、从古至今的、涉及中外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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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历史研究》创刊50周年,本刊编辑部于2004年4月27日召开“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学术座谈会,邀请部分在京学者参加。与会者就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以及其他涉及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的诸多问题,如历史学的时代特点与学科定位、中学与西学、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史实重建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探讨。这里发表的是15位与会学者的笔谈。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这样的说法曾经被认定为胡适的话,反复受到批判。已经有人指出,胡适其实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根据文化学者谢泳的分析,这句话是由胡适的长篇演讲稿《实验主义》中的一种说法变化过来的,然而与胡适的原意恰好相反。胡适的这篇演讲稿最
以上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有些耸人听闻,在人们的记忆中,“政治史”曾经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叙述系谱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社会经济史因论题内容与之相呼应,可以配合其某些讨论而拥有较为显赫的位置外,“历史学”几乎完全可以和“政治史”划等号。但进入20世纪80
《历史研究》创办50周年,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也没有营造热热闹闹的场面,而是召开这样一个小型的、实实在在的学术座谈会,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我很赞同。
历史研究,首重求真。从古至今,中国史学研究的这一精神一以贯之。但随着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引入,影响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学用来求真的方法,早已是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路数。这种情况难免会使重视中国史学传统的学者慨叹人心不古,担心中国的史学会失了自
从理论与方法上看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个经常被历史学者津津乐道而往往为社会科学家所忽略不顾的问题!它反映了历史学界对自身发展前途的关切,也流露出沉寂持重的史界对热闹欢腾的社会科学界的向往。
这些天来,我在看黎澍先生的《集外集》。其中有一篇文章,也是他的一篇宣言,名为《我的主要学术观点》,开宗明义般地写道:
傅斯年在20世纪20年代讨论解读往昔的作品当注重其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时,附带提出了学术作品的“对手方”(即接受者)对学术的影响问题,他说:“《论语》对手方是有限的人,他的环境是窄的;《诗经》的对手方是人人,他的环境是个个的。所以《诗经》虽然为是韵文的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