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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初期，他凭着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精神，作为全国道路养护工人的代表，于1956年获得全国第一批劳动模范称号，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他没有什么学历，却凭着自己的好学和钻研，先后研究发明了现代塔吊的雏形“杠杆吊板法”和自动清洁汽车的原型“马拉清扫车”；他遭受了挫折，却依然拼劲十足，将天津市武清区的雍阳宾馆建设成为年营业额超1000万元的高级宾馆，时任天津市市委书记的李瑞环还前去参观访问并与他会谈。他就是李景禄。而今，已经80高龄的他仍然活跃在社区当中，凭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社会的责任感，默默地做着奉献。
翻开天津市武清区区志，有一位老人的传奇经历让我们印象深刻，他就是首批“全国先进工作者”获得者李景禄，本刊记者于4月赶赴天津武清区寻找这位20世纪50年代的劳动楷模。
“李老爷子在我们武清是个名人，他把雍阳宾馆搞得非常好，很有名啊。老爷子人很好，爱管闲事。”在武清区的一辆出租车上，司机李德秋告诉记者。我们来到了李景禄所住的小区，这里草木青青，环境幽雅。
“你们好啊！我是李景禄。”刚进入房门，李老爷子就神采奕奕地向记者走来。在李景禄家客厅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张大幅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20出头，浓眉大眼，脸庞白净，胸前佩戴着4枚奖章，双眼炯炯地注视着前方。这位帅小伙就是当年获奖时的李景禄。他指着相片中的奖章说：“这是当时天津市、国家交通部以及党中央分别授予的，中间那个奖章是交通部部长章伯钧颁发的，最上面的那个白色奖章是‘全国先进工作者’。”
与德国公路主席切磋铺路技艺
李景禄，天津人，1929年出生于河北省青苑县。解放前期出生贫困的他在河北省蠡县大百尺区工所先是给人家做饭，后来担任了通讯员。解放后，由于在养路工作中表现积极，年仅21岁他就担任了京塘国道管理局第二养路工区区长。
“当时修筑公路没有今天这么多的现代化机器设备，全靠人工完成。当时搅拌沥青和石子时由于高温会产生大量有害气体刺激眼睛，工作效率很低，每天只能炒料1立方米。所以那时我就将圆底锅换成平底锅，一个炒石子另一个加热沥青，等到石子炒好后将其扣到另一个灶上，同时还可以和运料、铺油等联合作业，工作效率由原来的每天1立方米激增到每天16立方米~18立方米，而且还避免了沥青飞溅损伤皮肤的情况发生。”仅此一项发明，就为国家节约了20余万元工程款，工期也由原来的6个月缩短到4个多月。这项技术在当时没有铺路机的情况下已经很先进了。为此，当时德国公路主席翟福德（音）还会见了李景禄。
不仅如此，李景禄发明的“杠杆吊板法”还解决了厚重水泥板的搬运问题。解放初期，修路用的水泥板长、宽各1米，厚18厘米，重达200多公斤，要靠4个人才能抬动，而且天气冷时根本无法移动。通过使用“杠杆吊板法”，200多公斤的水泥板只要两人就可以轻松抬动，而且还使施工受天气的影响程度降到了最低，打破了冬天不能修路的常规。这让人不禁想起现在常用的“塔吊”。
李景禄处处以身作则，严以律己，重活、难活抢着干，熟悉李景禄的人都说他是“拼命三郎”。他出身贫农、文化程度不高，“是因为我在工作中的优秀表现才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的。”李老骄傲地说道。
1956年，27岁的李景禄凭借着吃苦耐劳、勤勤恳恳的精神、忘我的工作态度、开拓创新的工作思想和出色的工作业绩成为全国国道管理的楷模，被第一批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那是我这辈子最激动的时刻
1956年4月28日，李景禄与全国其他先进工作者受邀来到中南海，并在怀仁堂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当时我们来到中南海吃饭、看戏、参观，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当听到毛主席和周总理马上要接见我们时，每个人的心都沸腾了。”李老激动地说，“那是我这辈子最激动的时刻！毛主席和周总理穿着银灰色大衣，走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一一握手，那时心里别提多激动了，主席、总理他们那种伟人的气质在那一刻我们都能够深深感受到。我们当中有一位同志跟毛主席握手后3天没洗手。”
“休息的时候，我们还看了梅兰芳主演的《霸王别姬》，那时因为自身文化修养不高，看不懂他表演的京剧，不过还是很热闹的。当时还举办了舞会，那时人们的思想哪有现在这么开放，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没跳。”李老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讲述着当时的情况，时不时还模仿几句。“5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劳动节游行，我们全国先进工作者和全国480多名工人代表扛着大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从北京回来，李景禄成了武清区的“明星”，各单位争相邀请他作演讲、介绍工作经验、描述主席和总理接见的场景，并传达中央的指示和精神。
当年的回忆只剩下毛毯了
当记者提出想看看当年的奖章时，李老直摇着头叹气：“前几年搬家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我还让我孙子给我找了好几天也没找见，实在可惜。”
此时，李景禄的老伴拿出一条毛毯给记者看，她说：“这就是当时获奖后颁发的奖品，现在都过去52年了。”这是一条暗红色的毛毯，保存得十分完好，看上去还比较新，在毛毯的底部还清晰地写着“全国先进工作者奖品”。
李老向记者介绍道：“当时的奖品还有一个箱子，这条毛毯我们没舍得用几回，就一直保存着，它是那个时代工作经历的见证。”
“当时在中南海我们还跟主席和总理照相了，但是那时一张照片要3元钱，我当时一个月工资才18元，要养活全家，所以没有要。”说到此处，老人流露出一点遗憾。
此时，一只鹩哥从阳台上飞进来落在老人的身边，像是安慰老人似的发出了悦耳的叫声，李老慈爱地叫着鸟儿的名字将其放到笼中，然后对记者说：“这鸟会学人说话，现在我在家没事就养养花、逗逗鸟，儿女孙子们都已经各有所成，我现在感觉到自己很幸福、很满足，没有什么要求了。”
“虽然与这个奖章有关的实物不多了，但是它一直激励着我在工作中更加积极努力，为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特点，国家和社会是最重要的，只讲奉献不求个人回报。”李景禄朴实的话语听来是那么铿锵有力。
聪明小伙的蜕变
1956年以后，获得荣誉的李景禄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他发明的“活钩簸箕倒土法”，替代了原来运送土料用的圆形篮子，采用簸箕形式的篮筐大大提高了效率；他发明了清扫道路时用的“马拉清扫车”，利用车轴转动带动扫帚进行清扫，大大加快了工作进度，“这样的话工人们就不会很累啦。现在北京、天津城市清洁用的清扫汽车就是我发明的那种，只不过马车换成了汽车。”如今，“李景禄马拉清扫车”的升级版依然在工作着。
然而在“文革”中，他却遭到批斗，后又被下放到农村，一直到1970年才调到当时的县招待所工作。在那里，李景禄并没有受到“文革”遭遇的影响，依然拼命地去工作。
他说：“我这一生最遗憾的事就是没上过几年学。小时候家里特穷，上不起学，参加了工作后才慢慢自学了一些文化，但是我爱动脑子，因为穷孩子能有工作已经很知足了，所以对于工作上的事情就比较用心，工作也很努力，干一行就爱一行。”
后来县招待所要改建为雍阳宾馆，“雍阳宾馆要修建成中式复古的四合院建筑，而图纸设计描绘却需要3年时间，但是我们要当年投产开业，所以我们到北京故宫去参观，将其建筑的各种结构和装饰拍成照片，然后让木工等专业人员根据照片研究其结构、尺寸、用料等等，确定后放大复制，这样将时间大大缩短，工程提前完成，而且还节省了经费。”李景禄解说着他的另一大成就。
经过多年的努力，李景禄将当时只有30余间客房和一间只可同时容纳5桌人就餐的县招待所，发展成可同时容纳500人就餐、住宿，年营业额1000多万元的雍阳宾馆。李景禄因建设雍阳宾馆四合院的“百日工程”和成功经验，受到了当时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的高度评价。
1994年，李景禄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可他并没有真的清闲下来，而是坚持服务社会，自愿到一些新开张的饭店帮助他们培养人才，一直干到70岁。
幸福像花儿一样
如今，80岁的李景禄每天早晚坚持锻炼身体，《新闻联播》和军事节目是他的最爱。老人每天都要拿着放大镜一动不动地看《参考消息》，一坐就是两个小时。李老说：“我每天看《新闻联播》要关心国内外发生的事件，军事节目让我了解国家的军事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强大。”
在李景禄平静的生活中还发生过一件让人不平静的事。2003年，武清区工会不承认“全国先进工作者”是“全国劳动模范”待遇，这让李景禄老人感到疑惑。当时李景禄听孙子李方说武清区的全国劳模名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他就致电武清区工会主席询问情况，并让其打电话给全国总工会确认此事。“后来北京方面说当时1956年还没有‘全国劳模’这一奖项，到1958年后才有的，1956年颁发的全国先进工作者就是‘全国劳模’的前身，这才确认了我也是全国劳动模范。”李老说这些时有些激动。
随着年龄增大，李老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多，去医院的次数不断增加，吃药的种类也不断增多，这样的经济负担让老人逐渐承受不了。李老说：“我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基本上全部买药了，老伴又没有退休金，而‘全国劳模’每年可以报销一部分医药费，另加500元的补助金，这时候我才真正享受到‘劳动模范’的待遇。”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据李老讲，原来当时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后只颁发了一些奖品，再没有任何物质上的补助，一直到2003年。而低调的李景禄老人也没有过多地去炫耀这些荣誉，哪怕到了新单位雍阳宾馆他也没向任何人提起过，用李老的话说：“那时身体也健康，没有毛病，干吗要给组织添麻烦呢？”
2006年，同样发生了一件让李景禄感动万分的事情。这一年他的老伴不幸得了肺癌，需要很大一笔花销去做手术，武清区工会知道这件事情后，向李景禄老人资助了5000元，“当时我很感激武清区工会，为此我还特地写了一封感谢信给他们。”说着李老拿出了那封感谢信，上面朴素的话语却承载着李老一颗感恩的心。
现在，李景禄老人义务承担起小区居委会的调解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卫生检查小组和党员生活小组中的一些工作，“我爱管闲事，哪儿出了事情我就去帮帮忙。”如今每当武清区的发展需要进言献策时，区里领导都要前来问问李景禄老人的意见。
当问他现在还有什么困难时，李老不假思索地说：“我现在过得很幸福，很知足，没有什么困难，党和国家对我已经很好了。”
记者问道：“您觉得现在的青年和您当时那会的青年有什么不同？”李老说：“那时我们的偶像是为国家奉献的英雄们，大家都在讲爱国，讲为人民服务，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比较强，我们追求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荣誉。而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更多以个人为中心，追求物质上的东西，缺少我们那会儿的奉献精神。”
翻开天津市武清区区志，有一位老人的传奇经历让我们印象深刻，他就是首批“全国先进工作者”获得者李景禄，本刊记者于4月赶赴天津武清区寻找这位20世纪50年代的劳动楷模。
“李老爷子在我们武清是个名人，他把雍阳宾馆搞得非常好，很有名啊。老爷子人很好，爱管闲事。”在武清区的一辆出租车上，司机李德秋告诉记者。我们来到了李景禄所住的小区，这里草木青青，环境幽雅。
“你们好啊！我是李景禄。”刚进入房门，李老爷子就神采奕奕地向记者走来。在李景禄家客厅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张大幅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20出头，浓眉大眼，脸庞白净，胸前佩戴着4枚奖章，双眼炯炯地注视着前方。这位帅小伙就是当年获奖时的李景禄。他指着相片中的奖章说：“这是当时天津市、国家交通部以及党中央分别授予的，中间那个奖章是交通部部长章伯钧颁发的，最上面的那个白色奖章是‘全国先进工作者’。”
与德国公路主席切磋铺路技艺
李景禄，天津人，1929年出生于河北省青苑县。解放前期出生贫困的他在河北省蠡县大百尺区工所先是给人家做饭，后来担任了通讯员。解放后，由于在养路工作中表现积极，年仅21岁他就担任了京塘国道管理局第二养路工区区长。
“当时修筑公路没有今天这么多的现代化机器设备，全靠人工完成。当时搅拌沥青和石子时由于高温会产生大量有害气体刺激眼睛，工作效率很低，每天只能炒料1立方米。所以那时我就将圆底锅换成平底锅，一个炒石子另一个加热沥青，等到石子炒好后将其扣到另一个灶上，同时还可以和运料、铺油等联合作业，工作效率由原来的每天1立方米激增到每天16立方米~18立方米，而且还避免了沥青飞溅损伤皮肤的情况发生。”仅此一项发明，就为国家节约了20余万元工程款，工期也由原来的6个月缩短到4个多月。这项技术在当时没有铺路机的情况下已经很先进了。为此，当时德国公路主席翟福德（音）还会见了李景禄。
不仅如此，李景禄发明的“杠杆吊板法”还解决了厚重水泥板的搬运问题。解放初期，修路用的水泥板长、宽各1米，厚18厘米，重达200多公斤，要靠4个人才能抬动，而且天气冷时根本无法移动。通过使用“杠杆吊板法”，200多公斤的水泥板只要两人就可以轻松抬动，而且还使施工受天气的影响程度降到了最低，打破了冬天不能修路的常规。这让人不禁想起现在常用的“塔吊”。
李景禄处处以身作则，严以律己，重活、难活抢着干，熟悉李景禄的人都说他是“拼命三郎”。他出身贫农、文化程度不高，“是因为我在工作中的优秀表现才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的。”李老骄傲地说道。
1956年，27岁的李景禄凭借着吃苦耐劳、勤勤恳恳的精神、忘我的工作态度、开拓创新的工作思想和出色的工作业绩成为全国国道管理的楷模，被第一批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那是我这辈子最激动的时刻
1956年4月28日，李景禄与全国其他先进工作者受邀来到中南海，并在怀仁堂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当时我们来到中南海吃饭、看戏、参观，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当听到毛主席和周总理马上要接见我们时，每个人的心都沸腾了。”李老激动地说，“那是我这辈子最激动的时刻！毛主席和周总理穿着银灰色大衣，走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一一握手，那时心里别提多激动了，主席、总理他们那种伟人的气质在那一刻我们都能够深深感受到。我们当中有一位同志跟毛主席握手后3天没洗手。”
“休息的时候，我们还看了梅兰芳主演的《霸王别姬》，那时因为自身文化修养不高，看不懂他表演的京剧，不过还是很热闹的。当时还举办了舞会，那时人们的思想哪有现在这么开放，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没跳。”李老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讲述着当时的情况，时不时还模仿几句。“5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劳动节游行，我们全国先进工作者和全国480多名工人代表扛着大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从北京回来，李景禄成了武清区的“明星”，各单位争相邀请他作演讲、介绍工作经验、描述主席和总理接见的场景，并传达中央的指示和精神。
当年的回忆只剩下毛毯了
当记者提出想看看当年的奖章时，李老直摇着头叹气：“前几年搬家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我还让我孙子给我找了好几天也没找见，实在可惜。”
此时，李景禄的老伴拿出一条毛毯给记者看，她说：“这就是当时获奖后颁发的奖品，现在都过去52年了。”这是一条暗红色的毛毯，保存得十分完好，看上去还比较新，在毛毯的底部还清晰地写着“全国先进工作者奖品”。
李老向记者介绍道：“当时的奖品还有一个箱子，这条毛毯我们没舍得用几回，就一直保存着，它是那个时代工作经历的见证。”
“当时在中南海我们还跟主席和总理照相了，但是那时一张照片要3元钱，我当时一个月工资才18元，要养活全家，所以没有要。”说到此处，老人流露出一点遗憾。
此时，一只鹩哥从阳台上飞进来落在老人的身边，像是安慰老人似的发出了悦耳的叫声，李老慈爱地叫着鸟儿的名字将其放到笼中，然后对记者说：“这鸟会学人说话，现在我在家没事就养养花、逗逗鸟，儿女孙子们都已经各有所成，我现在感觉到自己很幸福、很满足，没有什么要求了。”
“虽然与这个奖章有关的实物不多了，但是它一直激励着我在工作中更加积极努力，为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特点，国家和社会是最重要的，只讲奉献不求个人回报。”李景禄朴实的话语听来是那么铿锵有力。
聪明小伙的蜕变
1956年以后，获得荣誉的李景禄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他发明的“活钩簸箕倒土法”，替代了原来运送土料用的圆形篮子，采用簸箕形式的篮筐大大提高了效率；他发明了清扫道路时用的“马拉清扫车”，利用车轴转动带动扫帚进行清扫，大大加快了工作进度，“这样的话工人们就不会很累啦。现在北京、天津城市清洁用的清扫汽车就是我发明的那种，只不过马车换成了汽车。”如今，“李景禄马拉清扫车”的升级版依然在工作着。
然而在“文革”中，他却遭到批斗，后又被下放到农村，一直到1970年才调到当时的县招待所工作。在那里，李景禄并没有受到“文革”遭遇的影响，依然拼命地去工作。
他说：“我这一生最遗憾的事就是没上过几年学。小时候家里特穷，上不起学，参加了工作后才慢慢自学了一些文化，但是我爱动脑子，因为穷孩子能有工作已经很知足了，所以对于工作上的事情就比较用心，工作也很努力，干一行就爱一行。”
后来县招待所要改建为雍阳宾馆，“雍阳宾馆要修建成中式复古的四合院建筑，而图纸设计描绘却需要3年时间，但是我们要当年投产开业，所以我们到北京故宫去参观，将其建筑的各种结构和装饰拍成照片，然后让木工等专业人员根据照片研究其结构、尺寸、用料等等，确定后放大复制，这样将时间大大缩短，工程提前完成，而且还节省了经费。”李景禄解说着他的另一大成就。
经过多年的努力，李景禄将当时只有30余间客房和一间只可同时容纳5桌人就餐的县招待所，发展成可同时容纳500人就餐、住宿，年营业额1000多万元的雍阳宾馆。李景禄因建设雍阳宾馆四合院的“百日工程”和成功经验，受到了当时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的高度评价。
1994年，李景禄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可他并没有真的清闲下来，而是坚持服务社会，自愿到一些新开张的饭店帮助他们培养人才，一直干到70岁。
幸福像花儿一样
如今，80岁的李景禄每天早晚坚持锻炼身体，《新闻联播》和军事节目是他的最爱。老人每天都要拿着放大镜一动不动地看《参考消息》，一坐就是两个小时。李老说：“我每天看《新闻联播》要关心国内外发生的事件，军事节目让我了解国家的军事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强大。”
在李景禄平静的生活中还发生过一件让人不平静的事。2003年，武清区工会不承认“全国先进工作者”是“全国劳动模范”待遇，这让李景禄老人感到疑惑。当时李景禄听孙子李方说武清区的全国劳模名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他就致电武清区工会主席询问情况，并让其打电话给全国总工会确认此事。“后来北京方面说当时1956年还没有‘全国劳模’这一奖项，到1958年后才有的，1956年颁发的全国先进工作者就是‘全国劳模’的前身，这才确认了我也是全国劳动模范。”李老说这些时有些激动。
随着年龄增大，李老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多，去医院的次数不断增加，吃药的种类也不断增多，这样的经济负担让老人逐渐承受不了。李老说：“我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基本上全部买药了，老伴又没有退休金，而‘全国劳模’每年可以报销一部分医药费，另加500元的补助金，这时候我才真正享受到‘劳动模范’的待遇。”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据李老讲，原来当时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后只颁发了一些奖品，再没有任何物质上的补助，一直到2003年。而低调的李景禄老人也没有过多地去炫耀这些荣誉，哪怕到了新单位雍阳宾馆他也没向任何人提起过，用李老的话说：“那时身体也健康，没有毛病，干吗要给组织添麻烦呢？”
2006年，同样发生了一件让李景禄感动万分的事情。这一年他的老伴不幸得了肺癌，需要很大一笔花销去做手术，武清区工会知道这件事情后，向李景禄老人资助了5000元，“当时我很感激武清区工会，为此我还特地写了一封感谢信给他们。”说着李老拿出了那封感谢信，上面朴素的话语却承载着李老一颗感恩的心。
现在，李景禄老人义务承担起小区居委会的调解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卫生检查小组和党员生活小组中的一些工作，“我爱管闲事，哪儿出了事情我就去帮帮忙。”如今每当武清区的发展需要进言献策时，区里领导都要前来问问李景禄老人的意见。
当问他现在还有什么困难时，李老不假思索地说：“我现在过得很幸福，很知足，没有什么困难，党和国家对我已经很好了。”
记者问道：“您觉得现在的青年和您当时那会的青年有什么不同？”李老说：“那时我们的偶像是为国家奉献的英雄们，大家都在讲爱国，讲为人民服务，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比较强，我们追求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荣誉。而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更多以个人为中心，追求物质上的东西，缺少我们那会儿的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