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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1月初，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这是文中的一句话。
温总理的这句话却让我思考了一个月，让我这个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农民儿子想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我看来，农村大学生比例大幅下降，不是一般问题，而是未来中国之大问题。农村大学生比例大幅下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牵涉到中国的繁荣富强，这不是危言耸听。
首先，我们要寻找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的根源，寻找这个根源其实并不难。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上大学不再是农村人的梦想，农村的孩子不再像过去那样，考取了大学就端上了金饭碗，进机关当干部，不愁没工作，而现在是农民的孩子大学毕业后相当一部分难就业，不就业，读大学欠的一屁股债何时才能还清？二是大学“产业化”，农民子弟进大学的门槛高了，许多农民家庭是“一人上大学，全家人受穷”，而受穷之后，大学毕业后还不能就业，不能回报家庭，这是对他们最大的打击。教育“产业化”养肥了多少“著名”大学，却又让多少农民家庭徘徊在教育的朱红大门外“望门兴叹”？三是农村整体师资力量下降，好的老师都进城了，改行了，没有好老师咋教好学生，城乡师资力量的失衡，又怎能不造成城乡大学生比例的失衡呢？过去乡村把读中专、考大学当做是“跳龙门”，尽管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几十人、甚至是上百人考一个大学生，但那时真正体现了公平、公正，城乡的师资力量也相对平衡，农村的孩子多，加上吃苦耐劳，所以考取大学的人数却是农村孩子占多数。孩子考上大学，不仅改变了孩子的命运，而且也使家庭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就是千千万万农民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大学的根本原因。现在扩招了，几个人考一个大学生，农村的孩子反而占少数，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乡村这条“跳龙门”的路越来越窄。邻村吴大叔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却在帮他推车送大粪，他悲叹地说：“没想到儿子这个学力学的，最后还是把力用在这土地上，就是学得再好又有啥用？”
成本意味着对于产出的期许，高成本必然带来高期许，这是一种经济理性。由于孩子读大学成本太高，当全家人受穷之后，读了大学还难以改变命运，不能回报家庭，这就会让家庭所有辛苦打拼的人感到失望，也会让周围的人产生读书不能改变命运的想法，而不重视孩子的教育。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却是非常可怕的，吴大叔的儿子大学毕业在家推大粪之后，这个村几年没有出一个大学生，有的孩子初中还没毕业就进入打工行列。农村大学生比例大幅下降，直接导致了农村青年文化结构的变化。如今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是凤毛麟角。原因是读了高中的几乎都上大学去了，没有读高中的早就走上了打工之路。高中文化在我国农村悄然形成一个“断层”，这个“断层”凸显的是农民文化素质整体急下。我下乡调查时，一位乡党委书记对我说，市里要求乡里送两位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去培训农技知识，结果是跑遍了全乡也没找到。二十多年前，我在家乡种田时，村里的青年有一半多是高中文化，我们这些村里的文化人是科学种田、致富的顶梁柱，如今村里的年轻人文化水平高的也只有初中文化。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说过，目前在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约占4.2亿人。近九成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下，不仅制约了我国农业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和技术的快速推广，也影响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就业的进程。近九成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下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断层”的形成，势必影响新一代农民素质的提高，阻碍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农村的孩子，莫不是广袤土地的最大希望，莫不是改变自身命运、改变家庭命运、进而改变农村面貌的根本希望。农村青年文化素质的下降，除了影响新农村建设外，也造成了他们进城就业难。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真正受波及的却不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农民工，而是那些缺乏知识，没技术的农民工。如果他们回城市找不到工作，就可能成“盲流”。因此说，农民文化素质的下降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农民这个群体虽然是中国最大的，13亿人口9亿农民，但话语权却是最少最小的。农村大学生少，导致的是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少，进入专家领域的就更少。过去农民的儿子当官的不少，是专家的就更不少，他们由于父母在农村，常回家看看，显然了解农村就多了，再说父母、兄弟姐妹也是农民，他们就会代表农民说话。如果农民的儿子当官员、专家的越来越少，听取农民的声音就更少。懂得农民与不懂农民其决策是不一样的。而那些专家假如都是从小在城市长大，他们没有乡村情怀，尽管他们关注乡村，在写“三农”文章时，也像当今某些专家那样写到具体农事时，也只能用“ABCD”来代写，缺乏生动，讲不到实处。这样的建议很难真正解决“三农”问题。
教育公平不仅影响人的一生，而且还会影响下一代。中国乃是农业国，农民素质整体下降，实质上是中国整个人口的素质在下降，这必将影响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因此，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来源：新华网）
温总理的这句话却让我思考了一个月，让我这个长期关注“三农”问题的农民儿子想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我看来，农村大学生比例大幅下降，不是一般问题，而是未来中国之大问题。农村大学生比例大幅下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牵涉到中国的繁荣富强，这不是危言耸听。
首先，我们要寻找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的根源，寻找这个根源其实并不难。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上大学不再是农村人的梦想，农村的孩子不再像过去那样，考取了大学就端上了金饭碗，进机关当干部，不愁没工作，而现在是农民的孩子大学毕业后相当一部分难就业，不就业，读大学欠的一屁股债何时才能还清？二是大学“产业化”，农民子弟进大学的门槛高了，许多农民家庭是“一人上大学，全家人受穷”，而受穷之后，大学毕业后还不能就业，不能回报家庭，这是对他们最大的打击。教育“产业化”养肥了多少“著名”大学，却又让多少农民家庭徘徊在教育的朱红大门外“望门兴叹”？三是农村整体师资力量下降，好的老师都进城了，改行了，没有好老师咋教好学生，城乡师资力量的失衡，又怎能不造成城乡大学生比例的失衡呢？过去乡村把读中专、考大学当做是“跳龙门”，尽管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几十人、甚至是上百人考一个大学生，但那时真正体现了公平、公正，城乡的师资力量也相对平衡，农村的孩子多，加上吃苦耐劳，所以考取大学的人数却是农村孩子占多数。孩子考上大学，不仅改变了孩子的命运，而且也使家庭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就是千千万万农民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大学的根本原因。现在扩招了，几个人考一个大学生，农村的孩子反而占少数，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乡村这条“跳龙门”的路越来越窄。邻村吴大叔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却在帮他推车送大粪，他悲叹地说：“没想到儿子这个学力学的，最后还是把力用在这土地上，就是学得再好又有啥用？”
成本意味着对于产出的期许，高成本必然带来高期许，这是一种经济理性。由于孩子读大学成本太高，当全家人受穷之后，读了大学还难以改变命运，不能回报家庭，这就会让家庭所有辛苦打拼的人感到失望，也会让周围的人产生读书不能改变命运的想法，而不重视孩子的教育。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却是非常可怕的，吴大叔的儿子大学毕业在家推大粪之后，这个村几年没有出一个大学生，有的孩子初中还没毕业就进入打工行列。农村大学生比例大幅下降，直接导致了农村青年文化结构的变化。如今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是凤毛麟角。原因是读了高中的几乎都上大学去了，没有读高中的早就走上了打工之路。高中文化在我国农村悄然形成一个“断层”，这个“断层”凸显的是农民文化素质整体急下。我下乡调查时，一位乡党委书记对我说，市里要求乡里送两位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去培训农技知识，结果是跑遍了全乡也没找到。二十多年前，我在家乡种田时，村里的青年有一半多是高中文化，我们这些村里的文化人是科学种田、致富的顶梁柱，如今村里的年轻人文化水平高的也只有初中文化。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说过，目前在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约占4.2亿人。近九成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下，不仅制约了我国农业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和技术的快速推广，也影响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就业的进程。近九成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下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断层”的形成，势必影响新一代农民素质的提高，阻碍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农村的孩子，莫不是广袤土地的最大希望，莫不是改变自身命运、改变家庭命运、进而改变农村面貌的根本希望。农村青年文化素质的下降，除了影响新农村建设外，也造成了他们进城就业难。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真正受波及的却不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农民工，而是那些缺乏知识，没技术的农民工。如果他们回城市找不到工作，就可能成“盲流”。因此说，农民文化素质的下降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农民这个群体虽然是中国最大的，13亿人口9亿农民，但话语权却是最少最小的。农村大学生少，导致的是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少，进入专家领域的就更少。过去农民的儿子当官的不少，是专家的就更不少，他们由于父母在农村，常回家看看，显然了解农村就多了，再说父母、兄弟姐妹也是农民，他们就会代表农民说话。如果农民的儿子当官员、专家的越来越少，听取农民的声音就更少。懂得农民与不懂农民其决策是不一样的。而那些专家假如都是从小在城市长大，他们没有乡村情怀，尽管他们关注乡村，在写“三农”文章时，也像当今某些专家那样写到具体农事时，也只能用“ABCD”来代写，缺乏生动，讲不到实处。这样的建议很难真正解决“三农”问题。
教育公平不仅影响人的一生，而且还会影响下一代。中国乃是农业国，农民素质整体下降，实质上是中国整个人口的素质在下降，这必将影响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因此，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