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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戴高乐眼中的欧洲由两部分组成:“多祖国的欧洲”和“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他重新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欧共体的巩固和发展,但他的欧洲政策始终以法国利益为中心,为了法国的利益又不惜牺牲欧共体的整体利益。
关键词:戴高乐;欧洲一体化;利益
目前学术界对于戴高乐与欧洲联合建设的研究颇多,但更多的只是研究戴高乐的欧洲观,如齐世荣、许陵、许新华等。而本文不仅阐述了戴高乐的欧洲联合构想,而且通过阅读大量的资料归纳总结出戴高乐执政时期实际采取的欧洲联合措施,进而从思想和行动两个层面上得出了对戴高乐欧洲联合政策的评价。
一、戴高乐对欧洲联合的构想
戴高乐将军是一位为法国的光荣和伟大奋斗终身的政治家。在1958—1969年他重新执政的11年中,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被称为“戴高乐主义”,其核心是维护法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1]戴高乐的“欧洲观”,即戴高乐对欧洲联合的看法或构想,是戴高乐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体现了戴高乐法国利益至上的主旨。
戴高乐的欧洲观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在西欧建立一个由法国领导的“多祖国的欧洲”,这是一个小欧洲;二是建设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2]
首先,我们看他的小欧洲观。戴高乐拥护欧洲联合,但他显然不赞同将法国交给一个超国家机构来管理,他所设想的欧洲联合以主权国家间的合作为基础,是一个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欧洲邦联。所以他激烈地批判舒曼计划和《罗马条约》中的超国家主义因素,将两个计划指责成“一堆碎煤烂钢”,“一个骗局”,“假象”。超国家机构在他眼里成了“怪物”,“机器人”。[1]
他的欧洲联合思想,除了考虑到西欧各个民族国家客观存在的现实差异外,更重要的还是出于法国自身利益的考虑。一方面,戴高乐追求的是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戴高乐担忧的是,如果放弃主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欧洲国家被这个机构之外的国家——美国,所操控,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戴高乐不仅坚决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而且进一步明确提出“多祖国欧洲”应是“欧洲人的欧洲”。所谓“欧洲人的欧洲”,就是要在欧洲建设中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影响,使欧洲能够真正独立自主。这是法国保证大国地位的重要保证。
其次,戴高乐欧洲联合的长远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大欧洲”或“泛欧”联盟。将苏联也加入到欧洲之内,决不是戴高乐思想中轻易得出的幻想。1944年11月22日,他在法国临时协商议会上就说过:“我们深信……我们向往的欧洲是可以建立的,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联结莫斯科、伦敦、巴黎的重要标志。” 1949年3月29日,他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人们应该尝试一下,建立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体欧洲,那怕要改变制度。这才是真正欧洲人的纲领。这也是我的纲领。” 从1950年3月16日记者招待会开始,戴高乐使用“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这个提法,从此“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就不时出现在戴高乐关于欧洲建设的谈话中,据统计,经过从1550份文件资料中查找,出现不下21处。[3]那么戴高乐提出的这个构想究竟是个什么打算呢?
在戴高乐看来,如果不能解决德国的分裂以及由此带来的东西欧之间的分裂,欧洲和平始终是脆弱的,法国因此仍然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由于德国问题造成的欧洲紧张局势,西欧国家必然本能地会寻求美国的保护,东欧国家也不能离开苏联的控制。在东西方对立的情况下,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的存在就可能永恒化,只要这种状况不变,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就不能得到加强。因此,法国在摆脱美国的控制以降低美国影响的同时,还应发展与苏联的关系。在最终出现一个欧洲人的欧洲后,法国将作为西欧的唯一强国与苏联一起在欧洲起主导作用。
戴高乐在1960年接待赫鲁晓夫的访问时向赫鲁晓夫解释了他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设想,以及“缓和、谅解、合作”的三部曲政策。他说:“我们应寻求解决的办法,不是通过建立两个对立的铁板一块集团,而是应该着手在我们大陆范围内依次实行缓和,互相谅解和合作。这样,我们将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建立起欧洲人之间的往来联系,并创造一种气氛,首先是去掉包括柏林问题在内的德国问题这个毒瘤,然后引导联邦共和国和你的东德民主共和国相互接近并实现联合,最后,让处于和平进步的欧洲中的统一的德国能够开始新的事业。”[4]他的这个构想突破了冷战思维下东西欧对峙分裂的格局,表达了实现东西方缓和的愿望。
戴高乐的两个欧洲设想乍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协调,但在戴高乐的观念中两者并不矛盾。就像他在1960年5月31日广播讲话中阐明的:建立一个西欧集团只是向一个联合的大欧洲发展的第一步。“在我们的旧大陆上,组织一个至少应该与东方存在的那个集团相当的西方集团,才能够使得有朝一日在不致损害彼此的独立和自由,也考虑到政权制度大概会有演变的情况下,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之间的欧洲协调。那时,整个欧洲就不再存在着由于过了时的野心和意识形态而分割为二的局面,整个欧洲就可能重新成为文明的主要中心”。[5]
二、戴高乐政府影响欧洲联合的措施
1958—1969年戴高乐重新执政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推动了关税同盟的提前实现。
关税同盟是实行欧洲一体化的起点。《罗马条约》也明确提出,“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建立在关税同盟之上的”。[6]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后,就集中精力实行关税同盟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取消关税及贸易限额,对非成员国实行统一关税,以建立工业品和农业品两个排他性市场。但是,六国的工业实力毕竟存在着差异,它们对关税同盟的支持程度也有所不同。其中,联邦德国工业实力最强,它从关税同盟中受益最大,因此也最积极。比、荷、卢三小国对外贸易依赖程度最高,迫切希望扩大商品出口,因此对关税同盟也抱积极态度。而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业实力相对较弱,工业品竞争力较差,历来实行高关税以保护本国市场,特别是法国,国内要求特别照顾的呼声一直较强烈。
面对法国的严峻形势,戴高乐在经济领域实行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如发行公债,冻结工资,法郎贬值并发行新法郎等措施使得法国收支平衡恢复,经济形势好转,缓解了国内压力,为实行条约创立了条件。1962年,六国间的工业品限额提前取消;1968年7月1日,关税同盟也提前一年半实现,成员国之间的工业品关税全部取消,另外,六国也实行了共同的对外关税。
关税同盟的实施,大大密切了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提高了共同体整体的经济实力。戴高乐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第二,建立农产品共同市场,推动农业进入共同体市场。
罗马条约在推动工业品建立关税同盟方面是很得力的,但对农产品几乎不起作用,这是因为那些农产品竞争能力较弱的国家担心开放市场“会降低本国农产品收入”,甚至导致本国农业的崩溃。尤其是对联邦德国,市场开放势必使其农业生产者遭到严重冲击,甚至大量破产。法国是六国中农产品竞争力最强的农业大国,国内要求为剩余农产品寻找外部市场的呼声很高,但联邦德国对农产品共同体市场抱抵制态度,引起戴高乐的不满,他警告说“共同市场必须是完整的,否则必须取消”,声言如不满足法国的要求,法国将退出欧洲共同体。”[6]此举迫使六国重新考虑建立农产品共同市场的问题,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制定出为各成员国都接受的共同农业政策。1968年8月开始实行农产品统一价格,1969年取消农产品的内部关税,农产品在成员国间自由流通,农业共同市场正式形成。
农产品进入共同市场符合法国的经济利益,是法国力争的结果,也是共同体其他成员对法国妥协的结果。同时也应看到,农产品共同市场所体现的排它性,也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特别是与美国因此而发生了一系列贸易战,造成欧洲国际环境的紧张。
第三,实现法德和解,推动法德结盟,缔结《法德合作条约》。
出于历史的原因和对战后法国自身利益的考虑,戴高乐一度主张对德采取强硬政策。但战后不久,在美苏操纵下,德国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国家,1947年9月7日,联邦德国成立。戴高乐充分认识到肢解德国的计划已成为过去,并适时转变了看法。法德和解在他的欧洲政策中的地位日益重要。1949年9月25日,戴高乐在波尔多发表演说,指出:“欧洲的统一,假如可能,而且无论如何都非包括德国不可”,“将来会不会有一个欧洲,就要看在日耳曼和高卢人之间会不会直接达成协议” 。1950年6月25日,他在法兰西人民联盟代表大会上说:“欧洲的统一要求德国人民和法国人民相互之间签订一个行之有效的统一行动的协议。”1952年2月25日在演说中,又指出:“在法国人和德国直接协议的基础上产生欧洲的统一,它将为和平带来最大的希望。”[7]戴高乐上台后,抓紧同阿登纳开展首脑外交,积极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1958年9月14、15日,戴高乐同来访的阿登纳首次会晤,双方都表达了和解的诚意,揭开了法德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同年的11月,戴高乐对阿登纳进行了回访,加强了信任,之后阿登纳成了与戴高乐关系最密切一位政治家。据统计,仅从1958年下半年到1962年中,他们两人共会见15次,谈话达100小时,交换信函40件。[4]虽然在交往过程中,两国也发生过不愉快,但他们都能以大局为重,尽量不让这些事情影响两国的和解进程。1963年1月22日,戴高乐和阿登纳举行了《法德合作条约》签定仪式,“法德轴心”开始运转。法德结盟意义重大,构成了西欧联合的基础和推动西欧共同体向前发展的动力。
第四,倡导建立欧洲政治联盟。
戴高乐重新执政后,积极倡导共同体六国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实现各国政府间在外交、防务等领域的合作。戴高乐在1962年5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从法国的观点看,仅仅有经济上的建设是不够的。西欧不论从它对其他各国人民的行动方面看,或是从它自己的防御体系方面来看,或者从它对需要援助的地区的发展作出贡献来看,或是从它对保持均衡、缓和国际局势的责任来看,都应该从政治上来进行建设。此外,如果不能在政治上建设欧洲,那末,经济集团本身最后也不能得到巩固,甚至不能坚持下去。换句话说,在欧洲必须有一些机构领导它形成一个整体,正像它已经在经济上结成的整体一样。”[5]在他的推动下,1961年2月7日,共同体举行了两次首脑会议,讨论建立政治联盟问题,就一般原则性的意见达成了一致,并指定法国驻丹麦大使伏歇领导一个特别委员会起草联盟方案。1961年11月2日提出的第一个“伏歇计划”,不提大西洋联盟,有明显的反美排英倾向,一些成员国以为没有反映首脑会议的精神,要求修改。1962年1月18日提出的第二个“伏歇方案”,反美排英的倾向反而更强。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争吵,谈判于4月14日宣告破裂。
“伏歇方案”的破产是必然的,因为法国与欧共体其他成员国间在政治联盟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心目中的政治联盟是一种联邦式的、超越国家的联盟,而戴高乐显然希望建立国家合作基础上的政治联盟;另一方面,反对者认为:只要英国还没加入共同市场,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戴高乐的反美排英倾向是很明显的。戴高乐积极倡导建立的欧洲联盟,是一个有助于西欧摆脱美国的控制,有助于六国在外交和防务方面发展一种体现法国意志的欧洲政策,有助于抑制无论是经济的和政治的超国家倾向的政治联盟。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使得共同体内部关系很紧张,为共同体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戴高乐力图借共同体来实现法国领导作用的意图也暴露无疑。
三、对戴高乐欧洲联合思想和措施的评价
应该看到,戴高乐的欧洲联合政策,说到底,是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这个崇高目标的一部分。戴高乐很清楚,在战争中遭到削弱的法国,只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欧洲立足的,更不用说在世界舞台上争取大国地位了。正如埃德蒙•儒弗所说:“只有一个原则支配着法国共和国总统的政策,不是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也不是建立一个在两大势力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的欧洲。这些目标都是第二位的,他唯一明确无误的打算是要让法国重新回到最前列。这个迫切的需要,使国家元首在战争期间、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政策紧密地协调一致起来。”[6]
他处处以法国为中心的做法,引起了盟国内部其他成员国的不满和戒备,使法国在共同体内部陷于孤立,最终也没能实现法国在共同体的支配地位。他推动了共同体的建立和巩固,却不能使共同体从经济上的联合走向他所要的国家之间的政治合作;他发展了与西德阿登纳政府的特殊关系,实指望共同体其他成员国亦步亦趋,但终成一种空想。随着亲美的艾哈德的上台,甚至连以德法轴心代替西欧联合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了。在西欧受挫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东方,谋求实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构想,结果也只是徒劳。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在苏联依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况下,凭借戴高乐一人去瓦解雅尔塔体系,实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
[参考文献]
[1]周荣耀.戴高乐主义论[J].世界历史,2003(6):2-22.
[2]周琪 ,王国明.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英、法、西德、意大利)1945年-1980年[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200.
[3]周荣耀.戴高乐评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245.
[4] 布莱恩•克罗译.戴高乐传[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679-685;826.
[5]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5:171-172.
[6]方连庆 ,刘金质 ,王炳元.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6—228;338-339.
[7]罗歇•马西普.戴高乐与欧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49-56.
关键词:戴高乐;欧洲一体化;利益
目前学术界对于戴高乐与欧洲联合建设的研究颇多,但更多的只是研究戴高乐的欧洲观,如齐世荣、许陵、许新华等。而本文不仅阐述了戴高乐的欧洲联合构想,而且通过阅读大量的资料归纳总结出戴高乐执政时期实际采取的欧洲联合措施,进而从思想和行动两个层面上得出了对戴高乐欧洲联合政策的评价。
一、戴高乐对欧洲联合的构想
戴高乐将军是一位为法国的光荣和伟大奋斗终身的政治家。在1958—1969年他重新执政的11年中,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被称为“戴高乐主义”,其核心是维护法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1]戴高乐的“欧洲观”,即戴高乐对欧洲联合的看法或构想,是戴高乐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体现了戴高乐法国利益至上的主旨。
戴高乐的欧洲观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在西欧建立一个由法国领导的“多祖国的欧洲”,这是一个小欧洲;二是建设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2]
首先,我们看他的小欧洲观。戴高乐拥护欧洲联合,但他显然不赞同将法国交给一个超国家机构来管理,他所设想的欧洲联合以主权国家间的合作为基础,是一个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欧洲邦联。所以他激烈地批判舒曼计划和《罗马条约》中的超国家主义因素,将两个计划指责成“一堆碎煤烂钢”,“一个骗局”,“假象”。超国家机构在他眼里成了“怪物”,“机器人”。[1]
他的欧洲联合思想,除了考虑到西欧各个民族国家客观存在的现实差异外,更重要的还是出于法国自身利益的考虑。一方面,戴高乐追求的是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戴高乐担忧的是,如果放弃主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欧洲国家被这个机构之外的国家——美国,所操控,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戴高乐不仅坚决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而且进一步明确提出“多祖国欧洲”应是“欧洲人的欧洲”。所谓“欧洲人的欧洲”,就是要在欧洲建设中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影响,使欧洲能够真正独立自主。这是法国保证大国地位的重要保证。
其次,戴高乐欧洲联合的长远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大欧洲”或“泛欧”联盟。将苏联也加入到欧洲之内,决不是戴高乐思想中轻易得出的幻想。1944年11月22日,他在法国临时协商议会上就说过:“我们深信……我们向往的欧洲是可以建立的,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联结莫斯科、伦敦、巴黎的重要标志。” 1949年3月29日,他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人们应该尝试一下,建立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体欧洲,那怕要改变制度。这才是真正欧洲人的纲领。这也是我的纲领。” 从1950年3月16日记者招待会开始,戴高乐使用“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这个提法,从此“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就不时出现在戴高乐关于欧洲建设的谈话中,据统计,经过从1550份文件资料中查找,出现不下21处。[3]那么戴高乐提出的这个构想究竟是个什么打算呢?
在戴高乐看来,如果不能解决德国的分裂以及由此带来的东西欧之间的分裂,欧洲和平始终是脆弱的,法国因此仍然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由于德国问题造成的欧洲紧张局势,西欧国家必然本能地会寻求美国的保护,东欧国家也不能离开苏联的控制。在东西方对立的情况下,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的存在就可能永恒化,只要这种状况不变,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就不能得到加强。因此,法国在摆脱美国的控制以降低美国影响的同时,还应发展与苏联的关系。在最终出现一个欧洲人的欧洲后,法国将作为西欧的唯一强国与苏联一起在欧洲起主导作用。
戴高乐在1960年接待赫鲁晓夫的访问时向赫鲁晓夫解释了他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设想,以及“缓和、谅解、合作”的三部曲政策。他说:“我们应寻求解决的办法,不是通过建立两个对立的铁板一块集团,而是应该着手在我们大陆范围内依次实行缓和,互相谅解和合作。这样,我们将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建立起欧洲人之间的往来联系,并创造一种气氛,首先是去掉包括柏林问题在内的德国问题这个毒瘤,然后引导联邦共和国和你的东德民主共和国相互接近并实现联合,最后,让处于和平进步的欧洲中的统一的德国能够开始新的事业。”[4]他的这个构想突破了冷战思维下东西欧对峙分裂的格局,表达了实现东西方缓和的愿望。
戴高乐的两个欧洲设想乍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协调,但在戴高乐的观念中两者并不矛盾。就像他在1960年5月31日广播讲话中阐明的:建立一个西欧集团只是向一个联合的大欧洲发展的第一步。“在我们的旧大陆上,组织一个至少应该与东方存在的那个集团相当的西方集团,才能够使得有朝一日在不致损害彼此的独立和自由,也考虑到政权制度大概会有演变的情况下,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之间的欧洲协调。那时,整个欧洲就不再存在着由于过了时的野心和意识形态而分割为二的局面,整个欧洲就可能重新成为文明的主要中心”。[5]
二、戴高乐政府影响欧洲联合的措施
1958—1969年戴高乐重新执政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推动了关税同盟的提前实现。
关税同盟是实行欧洲一体化的起点。《罗马条约》也明确提出,“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建立在关税同盟之上的”。[6]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后,就集中精力实行关税同盟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取消关税及贸易限额,对非成员国实行统一关税,以建立工业品和农业品两个排他性市场。但是,六国的工业实力毕竟存在着差异,它们对关税同盟的支持程度也有所不同。其中,联邦德国工业实力最强,它从关税同盟中受益最大,因此也最积极。比、荷、卢三小国对外贸易依赖程度最高,迫切希望扩大商品出口,因此对关税同盟也抱积极态度。而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业实力相对较弱,工业品竞争力较差,历来实行高关税以保护本国市场,特别是法国,国内要求特别照顾的呼声一直较强烈。
面对法国的严峻形势,戴高乐在经济领域实行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如发行公债,冻结工资,法郎贬值并发行新法郎等措施使得法国收支平衡恢复,经济形势好转,缓解了国内压力,为实行条约创立了条件。1962年,六国间的工业品限额提前取消;1968年7月1日,关税同盟也提前一年半实现,成员国之间的工业品关税全部取消,另外,六国也实行了共同的对外关税。
关税同盟的实施,大大密切了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提高了共同体整体的经济实力。戴高乐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第二,建立农产品共同市场,推动农业进入共同体市场。
罗马条约在推动工业品建立关税同盟方面是很得力的,但对农产品几乎不起作用,这是因为那些农产品竞争能力较弱的国家担心开放市场“会降低本国农产品收入”,甚至导致本国农业的崩溃。尤其是对联邦德国,市场开放势必使其农业生产者遭到严重冲击,甚至大量破产。法国是六国中农产品竞争力最强的农业大国,国内要求为剩余农产品寻找外部市场的呼声很高,但联邦德国对农产品共同体市场抱抵制态度,引起戴高乐的不满,他警告说“共同市场必须是完整的,否则必须取消”,声言如不满足法国的要求,法国将退出欧洲共同体。”[6]此举迫使六国重新考虑建立农产品共同市场的问题,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制定出为各成员国都接受的共同农业政策。1968年8月开始实行农产品统一价格,1969年取消农产品的内部关税,农产品在成员国间自由流通,农业共同市场正式形成。
农产品进入共同市场符合法国的经济利益,是法国力争的结果,也是共同体其他成员对法国妥协的结果。同时也应看到,农产品共同市场所体现的排它性,也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特别是与美国因此而发生了一系列贸易战,造成欧洲国际环境的紧张。
第三,实现法德和解,推动法德结盟,缔结《法德合作条约》。
出于历史的原因和对战后法国自身利益的考虑,戴高乐一度主张对德采取强硬政策。但战后不久,在美苏操纵下,德国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国家,1947年9月7日,联邦德国成立。戴高乐充分认识到肢解德国的计划已成为过去,并适时转变了看法。法德和解在他的欧洲政策中的地位日益重要。1949年9月25日,戴高乐在波尔多发表演说,指出:“欧洲的统一,假如可能,而且无论如何都非包括德国不可”,“将来会不会有一个欧洲,就要看在日耳曼和高卢人之间会不会直接达成协议” 。1950年6月25日,他在法兰西人民联盟代表大会上说:“欧洲的统一要求德国人民和法国人民相互之间签订一个行之有效的统一行动的协议。”1952年2月25日在演说中,又指出:“在法国人和德国直接协议的基础上产生欧洲的统一,它将为和平带来最大的希望。”[7]戴高乐上台后,抓紧同阿登纳开展首脑外交,积极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1958年9月14、15日,戴高乐同来访的阿登纳首次会晤,双方都表达了和解的诚意,揭开了法德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同年的11月,戴高乐对阿登纳进行了回访,加强了信任,之后阿登纳成了与戴高乐关系最密切一位政治家。据统计,仅从1958年下半年到1962年中,他们两人共会见15次,谈话达100小时,交换信函40件。[4]虽然在交往过程中,两国也发生过不愉快,但他们都能以大局为重,尽量不让这些事情影响两国的和解进程。1963年1月22日,戴高乐和阿登纳举行了《法德合作条约》签定仪式,“法德轴心”开始运转。法德结盟意义重大,构成了西欧联合的基础和推动西欧共同体向前发展的动力。
第四,倡导建立欧洲政治联盟。
戴高乐重新执政后,积极倡导共同体六国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实现各国政府间在外交、防务等领域的合作。戴高乐在1962年5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从法国的观点看,仅仅有经济上的建设是不够的。西欧不论从它对其他各国人民的行动方面看,或是从它自己的防御体系方面来看,或者从它对需要援助的地区的发展作出贡献来看,或是从它对保持均衡、缓和国际局势的责任来看,都应该从政治上来进行建设。此外,如果不能在政治上建设欧洲,那末,经济集团本身最后也不能得到巩固,甚至不能坚持下去。换句话说,在欧洲必须有一些机构领导它形成一个整体,正像它已经在经济上结成的整体一样。”[5]在他的推动下,1961年2月7日,共同体举行了两次首脑会议,讨论建立政治联盟问题,就一般原则性的意见达成了一致,并指定法国驻丹麦大使伏歇领导一个特别委员会起草联盟方案。1961年11月2日提出的第一个“伏歇计划”,不提大西洋联盟,有明显的反美排英倾向,一些成员国以为没有反映首脑会议的精神,要求修改。1962年1月18日提出的第二个“伏歇方案”,反美排英的倾向反而更强。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争吵,谈判于4月14日宣告破裂。
“伏歇方案”的破产是必然的,因为法国与欧共体其他成员国间在政治联盟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心目中的政治联盟是一种联邦式的、超越国家的联盟,而戴高乐显然希望建立国家合作基础上的政治联盟;另一方面,反对者认为:只要英国还没加入共同市场,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戴高乐的反美排英倾向是很明显的。戴高乐积极倡导建立的欧洲联盟,是一个有助于西欧摆脱美国的控制,有助于六国在外交和防务方面发展一种体现法国意志的欧洲政策,有助于抑制无论是经济的和政治的超国家倾向的政治联盟。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使得共同体内部关系很紧张,为共同体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戴高乐力图借共同体来实现法国领导作用的意图也暴露无疑。
三、对戴高乐欧洲联合思想和措施的评价
应该看到,戴高乐的欧洲联合政策,说到底,是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这个崇高目标的一部分。戴高乐很清楚,在战争中遭到削弱的法国,只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欧洲立足的,更不用说在世界舞台上争取大国地位了。正如埃德蒙•儒弗所说:“只有一个原则支配着法国共和国总统的政策,不是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也不是建立一个在两大势力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的欧洲。这些目标都是第二位的,他唯一明确无误的打算是要让法国重新回到最前列。这个迫切的需要,使国家元首在战争期间、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政策紧密地协调一致起来。”[6]
他处处以法国为中心的做法,引起了盟国内部其他成员国的不满和戒备,使法国在共同体内部陷于孤立,最终也没能实现法国在共同体的支配地位。他推动了共同体的建立和巩固,却不能使共同体从经济上的联合走向他所要的国家之间的政治合作;他发展了与西德阿登纳政府的特殊关系,实指望共同体其他成员国亦步亦趋,但终成一种空想。随着亲美的艾哈德的上台,甚至连以德法轴心代替西欧联合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了。在西欧受挫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东方,谋求实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构想,结果也只是徒劳。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在苏联依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况下,凭借戴高乐一人去瓦解雅尔塔体系,实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
[参考文献]
[1]周荣耀.戴高乐主义论[J].世界历史,2003(6):2-22.
[2]周琪 ,王国明.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英、法、西德、意大利)1945年-1980年[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200.
[3]周荣耀.戴高乐评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245.
[4] 布莱恩•克罗译.戴高乐传[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679-685;826.
[5]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5:171-172.
[6]方连庆 ,刘金质 ,王炳元.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6—228;338-339.
[7]罗歇•马西普.戴高乐与欧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4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