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已过，伴随着高校录取工作，“寒门再难出贵子”话题又被提及。而一些人更将这种讨论引向深入，认为是阶层的固化影响到了教育的质量，因为，作为阶层流动最大通道的高考制度，很难再像以前一样，能为寒门子弟提供向上流动的通途。
　　我在此想提出的是，倘若寒门真的再难出贵子，那么今后的教育趋势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首先援引一组数据。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参加高考人数570万，录取人数27万，录取率4.8%。这个数字后来逐渐上升，随着1999年启动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录取率一直攀升。2016年，录取率高达82.15%。这是包括本专科高校的录取率，那么本科录取率呢？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7年参加高考人数同样是940万，仅全国本科院校就计划招生372萬人，招生率高达39.57%。也就是说，全国考生10个人中有4个可以考上本科。
　　这意味着什么？上大学的难度，比40年前要低太多了，因为学位增加的速度大大高于考生增加的速度。高考这条曾经被誉为“独木桥”的道路，已成了康庄大道。也就是说：高考作为一种社会人才优胜劣汰的工具的作用，大大减低了。
　　这其实是个好事，表明我们这个社会更多元化了，选择的机会更多了。然而，这带来了一个新问题。
　　高考录取率连年上升，本应意味着升学空间增加，竞争减少，但为什么孩子们的负担却连年加重，家长的焦虑愈来愈严重？
　　有人说，正是因为上大学的机会多了，高等教育的含金量降低了，所以家长无法抓住能够让自己孩子在竞争中胜出的那一个点—最后只能向着最好的大学各种拼爹拼房。
　　我认为不对。不是说寒门再难出贵子吗？即使上了最好的大学，随着阶层固化的加剧，好大学并不就意味着好工作，好学位并不意味着孩子在社会竞争中的优势—这在40年前甚至是20年前的金科玉律，到了今天已是过去式。
　　还有人说：因为中小学之间竞争太激烈了，学校之间为了抢夺教育资源拼升学率，老师之间为了竞争绩效也拼升学率。
　　这个观点指出了现行教育体制下一个重要的却常常被忽视的变量：学校的竞争。本来在体制下，行政部门、学校、老师、学生、家长之间，就存在着各种利益的纠结。本来简单的教学关系，也就是师生关系，加入了其他三个变量之后，变得越加难以把控，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升学率定输赢。升学率高了，家长有面子、焦虑减轻了；老师绩效提高了；学校牌子响了，资源和生源增加了；行政部门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教育质量，有了把控感。而学生的需求反而被放在了最后一位。
　　这个循环往复的游戏中，学校特别是中学花了许多精力来抢夺最好的生源，无形中加剧了应试竞争的激烈甚至是惨烈程度—尽管这种激烈或是惨烈已经被国家越来越加大的高等教育资源投入力度所稀释，却无可奈何地在中学阶段被重新加剧了。这样一来，被牺牲的反而是孩子的休息和玩耍时间，进而是身心健康—他们本来可以快快乐乐不用很辛苦就通过高考，却因为学校之间的竞争而被来来去去的应试教育折腾。在这种框架下的“素质教育”，不但没有减负反而增加了学生的负担。
　　说到这里，我却并不感到悲观。为什么？
　　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社会竞争越来越被限制在某个阶层内部，因为阶层之间流动的可能性减小，也减低了这种流动所可能引起的剧烈竞争。也就是说，越来越多人会发现，阶层之间的流动困难以后，社会竞争会以一种更为缓慢的、稳定的形式来出现。最终人们所比拼的范围，是在同一个阶层内部。而在这种场域中，学历的相似度会高度趋同，比拼的重点变成人才的素质，也就是包括了品格、性格、能力等综合因素在内的素质。只有在这个时候，教育部门推广了多年的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才会凸显。而这个时候的素质教育，不再会是外在的点缀，而变成一种真实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