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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北约”和“华约”联考能够成为SAT和ACT式的开放性竞争,那么我们就能形成一个多元的高考系统,在竞争中优化考试效率。但如果大学拿着纳税人的钱,以联考的名义削弱对考生的服务、建立垄断性权力,那就成了问题。
北大、清华各自牵头组成“北约”、“华约”两大联考集团,引来媒体排山倒海般的批评。有论者说,这是在高考之上叠床架屋,在高考之外设立“小高考”,增加了考生的负担。更有人说这是大学“抱团掐尖”的“圈地运动”。
在高考之外自设联考对不对?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民愤?在我看来,联考本身可以是个进步。问题是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进行联考、联考本身如何设计。在讨论联考的好坏之前,一些基本的制度问题需要厘清,否则就会越说越乱。
目前高等教育界流行的两大学说,一曰加强高校自主权,一曰打破一考定终身。“北约”、“华约”的联考,一开始也是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形成的。我们如果不喜欢这样的联考,就应该分析一下其背后的指导原则错在哪里。
首先,“加强高校自主权”的说法本身就似是而非。现在的高校,至少北大、清华这种名牌高校,基本是靠纳税人的钱来支持。拿了纳税人的钱,还有什么资格要自主权?中国的荒唐事就在这里。有人呼吁不给廉租房修私人厕所,但大学教授的办公室居然修起私人厕所来。事实上,高校的一系列怪现象,从教授的私人厕所,到豪华校门、豪华电梯、五星饭店等等,都是高校自主权行使的结果。怎么舆论不大声疾呼限制高校自主权,反而要扩大高校自主权?看看美国的例子:高校想要自主权,那就私立好了。一旦公立,就不要想太多自主权的问题。比如,州立大学如果从州政府拿了大笔财政拨款,那么从招生到学费标准等等,都要和州议会商量,哪里能独行其事?即使是私立大学,一旦拿了联邦的钱,自主权就会相应减少,就必须对联邦政府履行义务。
第二,“一考定终身”听起来不好。但在中国目前这种国家集权管理高校的制度架构内,“一考定终身”如同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却很香。刚刚恢复高考制度时,这种举措给那一代人带来希望。现在呢?到处呼吁打破“一考定终身”,今天弄个加分,明天弄个实名推荐,高考的廉正性越来越差。在官员纷纷成了陶艺大师、桂冠诗人的时代,若再搞个什么面试,走后门拉关系的空子就更大。“一考定终身”当然不是好制度。但是,只要高校在权力的绝对垄断之下,“一考定终身”就是限制这种权力的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能轻易破除。所以,高考制度的改革,还要围绕着考试做文章。比如,我们可以放弃“一考定终身”,改为“多考定终身”。
澄清这两点后,联考问题的症结就能看得明白。联考是在“加强高校自主权”和“打破一考定终身”这两面大旗下设计的。这两面迎风飘扬的大旗,看起来很理直气壮。但是,北大、清华等等大学,全镶嵌在官僚的行政等级中。官僚等级体系中的每个具体部门,都会本能地扩张自己的权力。好的制度,是要限制这种权力的扩张。提高高校自主权,实际上是给了这些官僚机构自我扩张的理由。北大、清华等高校都很明白:大家全是靠国家拨款过日子,抢夺的生源越多、质量越优,日后就有更多的要钱理由。我们过去的高考制度,基本上都是学校挑考生,而考生不能挑学校,这不是为考生提供教育服务,而是权力对考生的人身控制。此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北约”、“华约”的联考准备设在同日进行,使考生必须在两者中作出选择。这很符合官僚体系中部门竞争的逻辑。
但是,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两联盟最终决定把各自的联考时间错开。这是公众的一个胜利,也是网络民意的良好作用的体现。错开了时间,就为一个考生一年参加两个考试创造了条件。高考制度,也应该进行顺理成章的调整:容许考生既报考“北约”的学校,又报考“华约”的学校。如果最后两头都录取了,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挑选。这样就促使“北约”、“华约”围绕着如何提供优质教育服务而竞争。同时,联考要具备有别于高考的特色,以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这不仅体现在考试的内容上,也应该体现在考试的方式上。比如,联考可以一年两次,成绩两年有效,对成绩不满意者可以重考等等,打破“一考定终身”的格局。另外,在保证考试廉正性的前提下,各高校有决定承认哪个考试成绩的自主权。“华约”已经表示,其联考成绩未必限于成员学校之内,可以开放使用。这必然会提高“华约”联考的权威性,逼着“北约”响应。
为什么说这样的联考是个进步呢?毕竟,“一考定终身”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过于单一,大有改进的潜力。改进的办法,不是取消或削弱考试在录取中的作用,而是以多元竞争的方式确立更有效的考试手段。现在大家动不动就谈美国的“高考”—“学术能力测试”(SAT)。其实,SAT不过是民间教育机构自设的考试。只要这个机构有办法证明其测试效率,那么各高校在人才竞争时,就越来越愿意以之作为参考。从SAT的主办方看,要把SAT办得权威,就必须给考生提供足够的方便,比如有足够多的考点,一年可以有几次参考机会等等,以占据“市场份额”。而SAT也并非只此一家,还有“美国大学考试”(即ACT)与之竞争。许多大学录取时,对SAT和ACT都承认。考生可以根据自身利益而自由选择。
如果“北约”和“华约”联考能够成为SAT和ACT式的开放性竞争,那么我们就能形成一个多元的高考系统,在竞争中优化考试效率。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学录取对外语的要求应该是什么比重,对语文能力是否应该强调,教育界实际上并无定见,大家各有一套哲学。如果把这些不同的哲学贯穿于各种考试体系中互相竞争,就更容易分出优劣。十几年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追踪研究看出:究竟是那些重外语的考试还是那些不重外语的考试更能准确地预测考生日后的成就?这样就可以为日后的教育改革提供一个理性的参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空对空地清谈。
总之,联考本身不是洪水猛兽。但如果大学拿着纳税人的钱,以联考的名义削弱对考生的服务、建立垄断性权力,那就成了问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必须限制而不是加强大学的自主权,保证大学必须向纳税人负责。比如,假设“北约”、“华约”的联考真设在同一天,那么,不仅纳税人要抗议,教育部也应该明令禁止。这是政府捍卫纳税人权利的基本职责。大学在这方面也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自主权。
北大、清华各自牵头组成“北约”、“华约”两大联考集团,引来媒体排山倒海般的批评。有论者说,这是在高考之上叠床架屋,在高考之外设立“小高考”,增加了考生的负担。更有人说这是大学“抱团掐尖”的“圈地运动”。
在高考之外自设联考对不对?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民愤?在我看来,联考本身可以是个进步。问题是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进行联考、联考本身如何设计。在讨论联考的好坏之前,一些基本的制度问题需要厘清,否则就会越说越乱。
目前高等教育界流行的两大学说,一曰加强高校自主权,一曰打破一考定终身。“北约”、“华约”的联考,一开始也是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形成的。我们如果不喜欢这样的联考,就应该分析一下其背后的指导原则错在哪里。
首先,“加强高校自主权”的说法本身就似是而非。现在的高校,至少北大、清华这种名牌高校,基本是靠纳税人的钱来支持。拿了纳税人的钱,还有什么资格要自主权?中国的荒唐事就在这里。有人呼吁不给廉租房修私人厕所,但大学教授的办公室居然修起私人厕所来。事实上,高校的一系列怪现象,从教授的私人厕所,到豪华校门、豪华电梯、五星饭店等等,都是高校自主权行使的结果。怎么舆论不大声疾呼限制高校自主权,反而要扩大高校自主权?看看美国的例子:高校想要自主权,那就私立好了。一旦公立,就不要想太多自主权的问题。比如,州立大学如果从州政府拿了大笔财政拨款,那么从招生到学费标准等等,都要和州议会商量,哪里能独行其事?即使是私立大学,一旦拿了联邦的钱,自主权就会相应减少,就必须对联邦政府履行义务。
第二,“一考定终身”听起来不好。但在中国目前这种国家集权管理高校的制度架构内,“一考定终身”如同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却很香。刚刚恢复高考制度时,这种举措给那一代人带来希望。现在呢?到处呼吁打破“一考定终身”,今天弄个加分,明天弄个实名推荐,高考的廉正性越来越差。在官员纷纷成了陶艺大师、桂冠诗人的时代,若再搞个什么面试,走后门拉关系的空子就更大。“一考定终身”当然不是好制度。但是,只要高校在权力的绝对垄断之下,“一考定终身”就是限制这种权力的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能轻易破除。所以,高考制度的改革,还要围绕着考试做文章。比如,我们可以放弃“一考定终身”,改为“多考定终身”。
澄清这两点后,联考问题的症结就能看得明白。联考是在“加强高校自主权”和“打破一考定终身”这两面大旗下设计的。这两面迎风飘扬的大旗,看起来很理直气壮。但是,北大、清华等等大学,全镶嵌在官僚的行政等级中。官僚等级体系中的每个具体部门,都会本能地扩张自己的权力。好的制度,是要限制这种权力的扩张。提高高校自主权,实际上是给了这些官僚机构自我扩张的理由。北大、清华等高校都很明白:大家全是靠国家拨款过日子,抢夺的生源越多、质量越优,日后就有更多的要钱理由。我们过去的高考制度,基本上都是学校挑考生,而考生不能挑学校,这不是为考生提供教育服务,而是权力对考生的人身控制。此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北约”、“华约”的联考准备设在同日进行,使考生必须在两者中作出选择。这很符合官僚体系中部门竞争的逻辑。
但是,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两联盟最终决定把各自的联考时间错开。这是公众的一个胜利,也是网络民意的良好作用的体现。错开了时间,就为一个考生一年参加两个考试创造了条件。高考制度,也应该进行顺理成章的调整:容许考生既报考“北约”的学校,又报考“华约”的学校。如果最后两头都录取了,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挑选。这样就促使“北约”、“华约”围绕着如何提供优质教育服务而竞争。同时,联考要具备有别于高考的特色,以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这不仅体现在考试的内容上,也应该体现在考试的方式上。比如,联考可以一年两次,成绩两年有效,对成绩不满意者可以重考等等,打破“一考定终身”的格局。另外,在保证考试廉正性的前提下,各高校有决定承认哪个考试成绩的自主权。“华约”已经表示,其联考成绩未必限于成员学校之内,可以开放使用。这必然会提高“华约”联考的权威性,逼着“北约”响应。
为什么说这样的联考是个进步呢?毕竟,“一考定终身”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过于单一,大有改进的潜力。改进的办法,不是取消或削弱考试在录取中的作用,而是以多元竞争的方式确立更有效的考试手段。现在大家动不动就谈美国的“高考”—“学术能力测试”(SAT)。其实,SAT不过是民间教育机构自设的考试。只要这个机构有办法证明其测试效率,那么各高校在人才竞争时,就越来越愿意以之作为参考。从SAT的主办方看,要把SAT办得权威,就必须给考生提供足够的方便,比如有足够多的考点,一年可以有几次参考机会等等,以占据“市场份额”。而SAT也并非只此一家,还有“美国大学考试”(即ACT)与之竞争。许多大学录取时,对SAT和ACT都承认。考生可以根据自身利益而自由选择。
如果“北约”和“华约”联考能够成为SAT和ACT式的开放性竞争,那么我们就能形成一个多元的高考系统,在竞争中优化考试效率。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学录取对外语的要求应该是什么比重,对语文能力是否应该强调,教育界实际上并无定见,大家各有一套哲学。如果把这些不同的哲学贯穿于各种考试体系中互相竞争,就更容易分出优劣。十几年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追踪研究看出:究竟是那些重外语的考试还是那些不重外语的考试更能准确地预测考生日后的成就?这样就可以为日后的教育改革提供一个理性的参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空对空地清谈。
总之,联考本身不是洪水猛兽。但如果大学拿着纳税人的钱,以联考的名义削弱对考生的服务、建立垄断性权力,那就成了问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必须限制而不是加强大学的自主权,保证大学必须向纳税人负责。比如,假设“北约”、“华约”的联考真设在同一天,那么,不仅纳税人要抗议,教育部也应该明令禁止。这是政府捍卫纳税人权利的基本职责。大学在这方面也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