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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也是我在光明日报社宁夏记者站工作的第32个年头。
就在我即将退休之际，光明日报社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在银川举办了我的新闻作品研讨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政协领导和几十位专家学者到会，十多个人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报社李春林副总编辑、记者部周立文主任、人事部邓海云主任、新闻研究部马兴宇主任、内蒙古记者站高平站长等专程赴会。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建华为此做出指示，刚刚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杜飞进，一直计划参会，因实在无法抽身，以贺信作为补偿。
算起来，这已是我在光明日报当记者以来，有关部门为我举办的第五次作品研讨会了。有人说：这是我人生的丰收时刻。
我有何德何能，我怎么能承受这么多、这么高的礼遇？
说起来，有的人可能不信，我并不是科班出身，此前没有当过记者、写过新闻稿件，也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我甚至没有令人羡慕的学历。
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在这巨大的反差背后，当然有我不计代价的付出，还应该有我明智的取舍。
在研讨会上，宁夏大学年届八旬的老教授王庆同说，30多年前，光明日报社在众多应征者中选中庄电一，是正确的；庄电一选择到光明日报社当记者，且一直干了30多年，也是正确的！
曾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当过副部长、后来又出任宁夏新闻出版局局长的朱昌平，也在研讨会上旧话重提。他透露：我在20年前曾放弃了到宣传部担任副部长的机会。他认为，没有当年的放弃，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他还就此引出了得与失、谁吃亏与谁占便宜的议论。
其实，他提到的是一个尘封已久的往事了，我本人几乎没有对外人提起过。既然他在公开场合讲了这件事，我再说一说也就无妨了。那是1997年，也就是我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界有了一点名气之后，自治区确实有让我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的动议，有位领导同志就此还专门找我谈了话，他透露，有关领导就此做过专门研究。自治区党委一位副书记认为，宣传部很需要一位懂新闻的副部长，而我则被认为是合适的人选。但我当时对此不“领情”，当即婉拒。我的理由是：我不合适，因为我当记者太久了，“自由散漫”惯了。那位领导同志很有耐心，让我不要急于拒绝，再好好考虑考虑。但此后我并没有反馈“考虑”的结果，也没有再询问过此事。但不知怎么回事，这件事竟然在一些单位传开了。有一次，我到宣传部开会，一进会场，宁夏记协一位工作人员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听说你要当副部长，我们今后就都归你管了。”几个月后，一位记者朋友在街头碰到我，把我喊住，劝我 “不要太死板，该动就要动。”但我“一意孤行”，没有听劝，此事就此泡汤，而我对此并不感到遗憾。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放弃不期而遇的机遇。在30年前，也就是我刚到光明日报社工作不久，当地有位负责人就“看上”了我，并向时任记者站站长王广华提出，要让我去他们那里工作，许诺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王广华站长当即回绝了，因为报社不可能放我。当他事后告诉我这件事时，我并没有为他“擅自”“替我做主”表示任何不快，因为我根本不会为此动心。他的拒绝，倒为我省去了麻烦。
跨行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同业之间的跨越，也没有打动过我。
大约是在1992年，那时，我已被任命为宁夏记者站副站长，人民日报人事局负责人率领4位同志到宁夏，要找我聊一聊，因为当时人民日报驻宁夏首席记者临近退休，正在物色接班人。我开始不明来意，欣然前往，并毫不顾忌地与他们进行了深入交谈。我发现，他们对我的了解还真不少，我写的许多稿件，他们也都读过。最后，他们问了我的想法，直接问我“想不想在升一格？”我并没有做出肯定的回答，他们见我没有准备“跳槽”的表示，也就作罢了。又过了几年，新华分社一位快要退居二线的负责人又动员我过去，并作出明确的许诺，见我毫不动心，此后也就不提了。事后，光明日报领导听说此事，明确地对我说，报社是不会放你走的。
十年前，自治区党委一位部门负责人多次向我透露：某某领导看上你了！希望你认真对待。他还向我透露：这位领导不止一次向他询问我的情况，对我很欣赏。我一笑置之，在心里说：“看上我又怎样？难道我会放弃轻车熟路的工作，去谋个一官半职、干自己不熟悉、也不喜欢的工作？”我依然我行我素，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更没有前去“套近乎”，我甚至连这位领导办公室的们都没有跨进去一步。唾手可得的“位置”，自然也与我无缘了。
我也不是没有机会离开宁夏。特别是我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之后，人民日报两次报道了我，我在“百佳”揭晓座谈会和“全国新闻奖获奖者研修班”上的两次发言还引起一定关注和反响，有关领导多次在大会上提到我和我的发言，我“乘此东风”提一点个人要求，大概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但我“没有想法”，也没有向任何单位、任何领导提出任何要求。有位已经退休多年的老记者向我透露：他曾多次向报社领导推荐过我，希望报社能够“重用”我。也有部门负责人与我谈过，希望我去哪个大省工作。私下里向我提建议、替我做职业规划的人也不少。总之，有人认为在哪里干都比在宁夏干强、干什么都比当记者好。
在2011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部长座谈会上，一位领导同志在听了宁夏有关同志对我的介绍之后，当即对在场的光明日报主要领导说：“这样的干部要破格重用！”会后，宁夏有关领导在本地传达会议精神时讲了这件事，还有朋友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我一听了之，并没有向外人說过，更没有向报社负责人求证。当然，我也没有因此被“破格重用”。
回顾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我遇到过多少机遇、面临过多少诱惑、接受过多少挑战，又做出过多少选择！其中，有些选择是错误的，让我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终生都难以弥补；有些选择是正确的，我也因此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踏上更大的人生舞台，到光明日报社当记者，就是我人生最成功的一次选择。
我“顽固不化”，“固步自封”，没有听别人的建议、采取任何行动，更没有乘机“改换门庭”“攀高枝”。结果，我哪个地方都没去，始终留在宁夏，留在光明日报社，一直干到了退休。用有人的话说就是：在一棵树上吊死。是的，我既没有“大富”，也没有“大贵”，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始终没有离开采访第一线，所有业务活动都得亲力亲为。说起来，我是记者站站长，实际上就是个“大头兵”：手下无人可差，身边无力可借，只能自己指挥自己、自己驱使自己、自己苛求自己。 不追求官位、不追求待遇、不追求收入、不为写稿而写稿、不为稿费而写稿，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也是我心甘情愿做出的选择。当然，我的舍弃不止于此。我不吸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热衷应酬。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我不仅放弃了个人的爱好，而且放弃了大量休息时间，我常常把别人休息、娱乐的时间用在工作上，许多节假日都是我写稿的“丰收时刻”。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前面讲到的都是我的放弃，似乎我失去了很多，但实际上，我在失去这些的同时也获得了很多。我获得的大大小小的荣誉都不说了，单说我在全国近200种报刊发表的500万字、5000篇各类稿件，就让我有了一点充实感。现在，我已经出了九本书，第十本书也即将面世，有二三十家中央、地方媒体推介过我，高等院校新闻专业教材《新闻采访学》中提到我，有关我的新闻报道和文字介绍很多，而5次作品研讨会更是对我莫大的鼓舞。
而且，有些荣誉背后的故事也足以令我感动一生。
2000年，我获得了由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本来，我认为凭我的业绩和表现，是不大可能与这个荣誉结缘的，所以根本就没有这个奢望。是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鼓励，才让我有了萌发这个想法，但一看评审条件，我就泄气了，因为我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我连表都没填，就决定放弃。过了一段时间，那位负责人还没看到我报送的材料，便打电话催我，我这才填了表。没想到，我的申报材料竟然一路绿灯。在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上，也是毫无争议地通过。事后得知，当年宁夏推荐的人选还不到20人，当地居然十分慷慨地把这个荣誉给了我这个“外人”（我的人事关系、工资关系均不在宁夏）。
我不仅被评为自治区劳模，还被评为全国劳模，其中自治区劳模还被评过两次。我第一次获得“宁夏先进工作者”称号是2000年，记得那次评选大家都很关注，有些人甚至为此四处活动，而我始终没有为此找过任何人，但有关部门最后还是排除干扰，在申报即将截止的时刻决定把这个机会给我。
在我看来，无论什么荣誉，如果掺杂了乌七八糟的东西，如果是个人刻意求来的，那它就会贬值，甚至变得一文不值！即使拿到了，内心也是虚的，腰杆也挺不起来！
10年之后的2010年，我再次被评为“宁夏先进工作者”。不仅如此，我在获得“宁夏先进工作者”之后，又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模）。“全国先进工作者”是在“宁夏先进工作者”中产生的，宁夏有幸成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的只有14个人，对每一个入选者，各级部门都是斟酌再三。我十分感动：宁夏人民对我真是厚爱有加！
入选“宁夏当代名人”，也是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评选出来的。那个评选，经过社会各界一轮又一轮推荐、有关部门一次又一次筛选，而我并没有提供任何材料，有关部门也没有向我索要过任何材料，直到有关人员索要我的签名手迹，我才得知自己入选了。随后，我应邀参加了揭碑仪式，发现我的名字居然与张贤亮等文化名人的名字刻在一个雕塑上，而这次跨度超过百年的评选总共才评出66人，包括革命先烈和见义勇为英雄，而在世的只有30多人，在职的则更少。名列其中，我感到很是不安。
成为“感动宁夏年度人物”，我事先也是毫不知情，从没有想到自己会入选，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能够“感动”别人的地方。
2000年获得的“地球奖”，也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我是由时任宁夏环保局总工程师杨春兰推荐的，此前我与她并没有过多的交往，甚至可以说不熟悉，她只是比较留意我的报道而已，但她却为我提供了这个难得的参评机会。最终，我是从全国各地推荐的数百人中“脱颖而出”。
2013年，我被评为全国“走转改”十佳记者，我至今不知道我是被谁推荐的。
许多机遇，我放弃了；许多荣誉，对我从天而降。
我没有令人赞叹的天赋，没有出类拔萃的才能，我没有接受过令人羡慕的教育，也没有经过系统的职业培训，从小到大都没有优越的成长环境，我所面对的又是一个地方小、人口少、基础差、在有些人眼里甚至处处不如人的工作环境。摆在我面前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向命运屈服，自暴自弃、自甘落后，就是这样，谁也不会为此指责我，我也可以活得轻松自在、心安理得；另一种是，甘于放弃，拒绝诱惑，心无旁骛，聚精会神，不遗余力，像聚光镜一样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都聚焦到工作上，在不利的客观条件下开创有利的工作局面，奋勇争先。
不要小看聚光镜的威力，同样在阳光下照射，一般物体只是升温而已，而它却可以点燃可燃物，进而燃起熊熊大火。聚焦，可以发生奇迹，可以实现理想！我就是将自己的精力聚焦到了一个点上，生命之火也因此而燃烧。于是，我这样一个平庸的人，居然因势利导，变劣势为优势，进而摆脱了平庸。
我之所以“顽固不化”“不听劝诫”，屡屡放弃机遇，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有什么“强项”、有什么“弱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认为自己就不是当官的料，我对权力也没有兴趣，当然，更不想借助权力为自己谋求什么。如果非要让我有个一官半职，那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享受，甚至会让我难以适应、感到痛苦。而我的兴趣是在写作上，我怎么会放弃自己想做的，而去干自己不想做的呢？
我认为，一个人在一生中如果能够有点作为，除了条件、机遇和主观努力之外，还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要有自知之明，要对自己的志趣、能力、潜質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否则，经受不住各种诱惑，非要干自己没兴趣、也不擅长的事，那会贻误终生的。
回顾几十年的“舍”与“得”，我惊讶地发现：我所舍弃的确实很多，但我所获得的也不少。现在想一想，如果我离开宁夏，离开光明日报社，离开采访一线，如果不是这么不遗余力地工作，那么，很多事都无从谈起，已有的荣誉也不会属于我，尽管我不是为了获得什么才这样舍弃。
获取与舍弃，将是伴随人一生的问题。
人的一生，总会有“舍”有“得”，“舍”与“得”都会成为常态，关键是要“舍”其当“舍”，“得”其该“得”。如果“舍”的是自己轻视的东西，那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对我个人来说，如果说还有遗憾的话，那就是我的业务能力还有很多欠缺，驾驭有些文体还不能游刃有余，有些文章还写得不够好——虽然我已经退休。
（作者为光明日报高级记者。）
就在我即将退休之际，光明日报社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在银川举办了我的新闻作品研讨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政协领导和几十位专家学者到会，十多个人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报社李春林副总编辑、记者部周立文主任、人事部邓海云主任、新闻研究部马兴宇主任、内蒙古记者站高平站长等专程赴会。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建华为此做出指示，刚刚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杜飞进，一直计划参会，因实在无法抽身，以贺信作为补偿。
算起来，这已是我在光明日报当记者以来，有关部门为我举办的第五次作品研讨会了。有人说：这是我人生的丰收时刻。
我有何德何能，我怎么能承受这么多、这么高的礼遇？
说起来，有的人可能不信，我并不是科班出身，此前没有当过记者、写过新闻稿件，也没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我甚至没有令人羡慕的学历。
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在这巨大的反差背后，当然有我不计代价的付出，还应该有我明智的取舍。
在研讨会上，宁夏大学年届八旬的老教授王庆同说，30多年前，光明日报社在众多应征者中选中庄电一，是正确的；庄电一选择到光明日报社当记者，且一直干了30多年，也是正确的！
曾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当过副部长、后来又出任宁夏新闻出版局局长的朱昌平，也在研讨会上旧话重提。他透露：我在20年前曾放弃了到宣传部担任副部长的机会。他认为，没有当年的放弃，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他还就此引出了得与失、谁吃亏与谁占便宜的议论。
其实，他提到的是一个尘封已久的往事了，我本人几乎没有对外人提起过。既然他在公开场合讲了这件事，我再说一说也就无妨了。那是1997年，也就是我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界有了一点名气之后，自治区确实有让我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的动议，有位领导同志就此还专门找我谈了话，他透露，有关领导就此做过专门研究。自治区党委一位副书记认为，宣传部很需要一位懂新闻的副部长，而我则被认为是合适的人选。但我当时对此不“领情”，当即婉拒。我的理由是：我不合适，因为我当记者太久了，“自由散漫”惯了。那位领导同志很有耐心，让我不要急于拒绝，再好好考虑考虑。但此后我并没有反馈“考虑”的结果，也没有再询问过此事。但不知怎么回事，这件事竟然在一些单位传开了。有一次，我到宣传部开会，一进会场，宁夏记协一位工作人员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听说你要当副部长，我们今后就都归你管了。”几个月后，一位记者朋友在街头碰到我，把我喊住，劝我 “不要太死板，该动就要动。”但我“一意孤行”，没有听劝，此事就此泡汤，而我对此并不感到遗憾。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放弃不期而遇的机遇。在30年前，也就是我刚到光明日报社工作不久，当地有位负责人就“看上”了我，并向时任记者站站长王广华提出，要让我去他们那里工作，许诺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王广华站长当即回绝了，因为报社不可能放我。当他事后告诉我这件事时，我并没有为他“擅自”“替我做主”表示任何不快，因为我根本不会为此动心。他的拒绝，倒为我省去了麻烦。
跨行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同业之间的跨越，也没有打动过我。
大约是在1992年，那时，我已被任命为宁夏记者站副站长，人民日报人事局负责人率领4位同志到宁夏，要找我聊一聊，因为当时人民日报驻宁夏首席记者临近退休，正在物色接班人。我开始不明来意，欣然前往，并毫不顾忌地与他们进行了深入交谈。我发现，他们对我的了解还真不少，我写的许多稿件，他们也都读过。最后，他们问了我的想法，直接问我“想不想在升一格？”我并没有做出肯定的回答，他们见我没有准备“跳槽”的表示，也就作罢了。又过了几年，新华分社一位快要退居二线的负责人又动员我过去，并作出明确的许诺，见我毫不动心，此后也就不提了。事后，光明日报领导听说此事，明确地对我说，报社是不会放你走的。
十年前，自治区党委一位部门负责人多次向我透露：某某领导看上你了！希望你认真对待。他还向我透露：这位领导不止一次向他询问我的情况，对我很欣赏。我一笑置之，在心里说：“看上我又怎样？难道我会放弃轻车熟路的工作，去谋个一官半职、干自己不熟悉、也不喜欢的工作？”我依然我行我素，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更没有前去“套近乎”，我甚至连这位领导办公室的们都没有跨进去一步。唾手可得的“位置”，自然也与我无缘了。
我也不是没有机会离开宁夏。特别是我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之后，人民日报两次报道了我，我在“百佳”揭晓座谈会和“全国新闻奖获奖者研修班”上的两次发言还引起一定关注和反响，有关领导多次在大会上提到我和我的发言，我“乘此东风”提一点个人要求，大概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但我“没有想法”，也没有向任何单位、任何领导提出任何要求。有位已经退休多年的老记者向我透露：他曾多次向报社领导推荐过我，希望报社能够“重用”我。也有部门负责人与我谈过，希望我去哪个大省工作。私下里向我提建议、替我做职业规划的人也不少。总之，有人认为在哪里干都比在宁夏干强、干什么都比当记者好。
在2011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部长座谈会上，一位领导同志在听了宁夏有关同志对我的介绍之后，当即对在场的光明日报主要领导说：“这样的干部要破格重用！”会后，宁夏有关领导在本地传达会议精神时讲了这件事，还有朋友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我一听了之，并没有向外人說过，更没有向报社负责人求证。当然，我也没有因此被“破格重用”。
回顾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我遇到过多少机遇、面临过多少诱惑、接受过多少挑战，又做出过多少选择！其中，有些选择是错误的，让我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终生都难以弥补；有些选择是正确的，我也因此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踏上更大的人生舞台，到光明日报社当记者，就是我人生最成功的一次选择。
我“顽固不化”，“固步自封”，没有听别人的建议、采取任何行动，更没有乘机“改换门庭”“攀高枝”。结果，我哪个地方都没去，始终留在宁夏，留在光明日报社，一直干到了退休。用有人的话说就是：在一棵树上吊死。是的，我既没有“大富”，也没有“大贵”，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始终没有离开采访第一线，所有业务活动都得亲力亲为。说起来，我是记者站站长，实际上就是个“大头兵”：手下无人可差，身边无力可借，只能自己指挥自己、自己驱使自己、自己苛求自己。 不追求官位、不追求待遇、不追求收入、不为写稿而写稿、不为稿费而写稿，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也是我心甘情愿做出的选择。当然，我的舍弃不止于此。我不吸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热衷应酬。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我不仅放弃了个人的爱好，而且放弃了大量休息时间，我常常把别人休息、娱乐的时间用在工作上，许多节假日都是我写稿的“丰收时刻”。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前面讲到的都是我的放弃，似乎我失去了很多，但实际上，我在失去这些的同时也获得了很多。我获得的大大小小的荣誉都不说了，单说我在全国近200种报刊发表的500万字、5000篇各类稿件，就让我有了一点充实感。现在，我已经出了九本书，第十本书也即将面世，有二三十家中央、地方媒体推介过我，高等院校新闻专业教材《新闻采访学》中提到我，有关我的新闻报道和文字介绍很多，而5次作品研讨会更是对我莫大的鼓舞。
而且，有些荣誉背后的故事也足以令我感动一生。
2000年，我获得了由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本来，我认为凭我的业绩和表现，是不大可能与这个荣誉结缘的，所以根本就没有这个奢望。是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鼓励，才让我有了萌发这个想法，但一看评审条件，我就泄气了，因为我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我连表都没填，就决定放弃。过了一段时间，那位负责人还没看到我报送的材料，便打电话催我，我这才填了表。没想到，我的申报材料竟然一路绿灯。在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上，也是毫无争议地通过。事后得知，当年宁夏推荐的人选还不到20人，当地居然十分慷慨地把这个荣誉给了我这个“外人”（我的人事关系、工资关系均不在宁夏）。
我不仅被评为自治区劳模，还被评为全国劳模，其中自治区劳模还被评过两次。我第一次获得“宁夏先进工作者”称号是2000年，记得那次评选大家都很关注，有些人甚至为此四处活动，而我始终没有为此找过任何人，但有关部门最后还是排除干扰，在申报即将截止的时刻决定把这个机会给我。
在我看来，无论什么荣誉，如果掺杂了乌七八糟的东西，如果是个人刻意求来的，那它就会贬值，甚至变得一文不值！即使拿到了，内心也是虚的，腰杆也挺不起来！
10年之后的2010年，我再次被评为“宁夏先进工作者”。不仅如此，我在获得“宁夏先进工作者”之后，又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模）。“全国先进工作者”是在“宁夏先进工作者”中产生的，宁夏有幸成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的只有14个人，对每一个入选者，各级部门都是斟酌再三。我十分感动：宁夏人民对我真是厚爱有加！
入选“宁夏当代名人”，也是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评选出来的。那个评选，经过社会各界一轮又一轮推荐、有关部门一次又一次筛选，而我并没有提供任何材料，有关部门也没有向我索要过任何材料，直到有关人员索要我的签名手迹，我才得知自己入选了。随后，我应邀参加了揭碑仪式，发现我的名字居然与张贤亮等文化名人的名字刻在一个雕塑上，而这次跨度超过百年的评选总共才评出66人，包括革命先烈和见义勇为英雄，而在世的只有30多人，在职的则更少。名列其中，我感到很是不安。
成为“感动宁夏年度人物”，我事先也是毫不知情，从没有想到自己会入选，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能够“感动”别人的地方。
2000年获得的“地球奖”，也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我是由时任宁夏环保局总工程师杨春兰推荐的，此前我与她并没有过多的交往，甚至可以说不熟悉，她只是比较留意我的报道而已，但她却为我提供了这个难得的参评机会。最终，我是从全国各地推荐的数百人中“脱颖而出”。
2013年，我被评为全国“走转改”十佳记者，我至今不知道我是被谁推荐的。
许多机遇，我放弃了；许多荣誉，对我从天而降。
我没有令人赞叹的天赋，没有出类拔萃的才能，我没有接受过令人羡慕的教育，也没有经过系统的职业培训，从小到大都没有优越的成长环境，我所面对的又是一个地方小、人口少、基础差、在有些人眼里甚至处处不如人的工作环境。摆在我面前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向命运屈服，自暴自弃、自甘落后，就是这样，谁也不会为此指责我，我也可以活得轻松自在、心安理得；另一种是，甘于放弃，拒绝诱惑，心无旁骛，聚精会神，不遗余力，像聚光镜一样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都聚焦到工作上，在不利的客观条件下开创有利的工作局面，奋勇争先。
不要小看聚光镜的威力，同样在阳光下照射，一般物体只是升温而已，而它却可以点燃可燃物，进而燃起熊熊大火。聚焦，可以发生奇迹，可以实现理想！我就是将自己的精力聚焦到了一个点上，生命之火也因此而燃烧。于是，我这样一个平庸的人，居然因势利导，变劣势为优势，进而摆脱了平庸。
我之所以“顽固不化”“不听劝诫”，屡屡放弃机遇，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有什么“强项”、有什么“弱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认为自己就不是当官的料，我对权力也没有兴趣，当然，更不想借助权力为自己谋求什么。如果非要让我有个一官半职，那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享受，甚至会让我难以适应、感到痛苦。而我的兴趣是在写作上，我怎么会放弃自己想做的，而去干自己不想做的呢？
我认为，一个人在一生中如果能够有点作为，除了条件、机遇和主观努力之外，还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要有自知之明，要对自己的志趣、能力、潜質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否则，经受不住各种诱惑，非要干自己没兴趣、也不擅长的事，那会贻误终生的。
回顾几十年的“舍”与“得”，我惊讶地发现：我所舍弃的确实很多，但我所获得的也不少。现在想一想，如果我离开宁夏，离开光明日报社，离开采访一线，如果不是这么不遗余力地工作，那么，很多事都无从谈起，已有的荣誉也不会属于我，尽管我不是为了获得什么才这样舍弃。
获取与舍弃，将是伴随人一生的问题。
人的一生，总会有“舍”有“得”，“舍”与“得”都会成为常态，关键是要“舍”其当“舍”，“得”其该“得”。如果“舍”的是自己轻视的东西，那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对我个人来说，如果说还有遗憾的话，那就是我的业务能力还有很多欠缺，驾驭有些文体还不能游刃有余，有些文章还写得不够好——虽然我已经退休。
（作者为光明日报高级记者。）